郭店楚簡“六德”篇思想源流探析

       《六德》是郭店楚简所载先秦儒家文献中十分重要的一篇，竹简整理者和裘锡圭先生已对这批材料做了初步整理和研究[1]，为学术界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自材料公布以来，也有部分学者就此篇中的文字识读和思想大意发表了一些有益的见解，然予以全面、系统研究和探索的还未见，本文结合传世典籍以及这批简文中有关儒家文献的其它篇章，就《六德》篇中所反映的先秦儒学思想资源以及对汉代儒学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索，以助于进一步认识其在中国早期儒学发展及流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当之处，敬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

　　《六德》所论，是先秦两汉各派儒家学说出于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经常探讨的一些核心话题，若将其与早期儒家经典仔细对读、比较，可见其主要思想资源大多上承于孔门而加以系统发挥，许多论点和段落在儒家经典中可以找到对应和类似之处，并为汉儒的有关思想和立论，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资源和依据，在早期儒家学说的发展中，明显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六德”之说，文献中有数例可资比较：
　　《论语·阳货》载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六言”指仁、知（智）、信、直、勇、刚六种品行，今人杨伯峻先生注释说：“这个‘言’字…实指‘德’”[2]，“六言”即为“六德”。《荀子·非十二子》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唐人杨倞注：“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说，谓之五行，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伪古文《尚书·益稷》有“以出纳五言”，伪孔传：“又以出纳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即以“五德”训“五言”，也就是子思、孟子等所倡和的“五行”。准此，孔子所说的“六言”，也就是“六德”，即为人处世的六种德行，杨先生所注可信。
　　《周礼·地官·大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智）、仁、圣、义、忠、和。
所论“六德”与简文有五项一致，与《论语》所载有三项相合。
　　贾谊《新书·道德说》载：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六德者，德之有六理。
其对“六德”未能具体说明，“六理”，即“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又同书《六术》说：
　　　　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
以上述《荀子·非十二子》及杨倞注，《尚书·益稷》及伪孔传和杨伯峻先生的注释，贾谊此所言之“六行”也就是“六德”，即六种伦理德行。
　　近世发现的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孝经注》残片，其于“卿大夫章第四”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句下注：
　　古者六德之行：仁、义、礼、智、忠、信，是为六德。好生恶死曰仁；临财不欲，有难相济曰义；尊卑慎序曰礼；智深识远曰智；平直不移曰忠；信义可复曰信[3]。
　　与《周礼》和《新书》之说相近。关于这篇《孝经注》的年代，目前难以确知，估计不晚于唐与五代[4]，其有关“六德”之说的渊源，应是上承先秦两汉而来。现将各家之说排列如下，以作比较：
　　《论语》   “六言（德）” ：仁  知（智） 信  直  勇  刚
　　《周礼》   “六德”       ：仁  知（智） 圣  义  和  忠 
　　《新书》    “六行（德）”：仁  智       信  义  礼  乐
　　《孝经注》    “六德”    ：仁  智       信  义  礼  忠
　　《郭店楚简》“六德”      ：仁  智       信  义  圣  忠
　　由此可见，“六德”是先秦以降至唐五代儒家学说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提法，此后文献（包括宋明理学著作）基本不再见这类说法，说明其间的学术变故。比较而言，《郭店楚简》“六德”与《周礼》和《孝经注》所言更为接近，而与《论语》之说有一些出入，这一现象，是孔子之后不同儒家学派的反映，还是另有其它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简文所论圣、智、仁、义、忠、信六德，是孔子及其后学所反复倡导的核心话题，如“圣”，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道德标准，《论语·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仁”，是儒学的核心，《论语》中出现频率最多，上述两例已可概见，又如《卫灵公》篇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里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好仁者，无以尚之”。“义”、“智”、“忠”、“信”四德亦常见于孔门师徒的言谈和倡导，《卫灵公》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公冶长》言“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又《雍也》篇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里仁》“择不处仁，焉得知（智）”；另《学而》、《子罕》、《颜渊》、《公冶长》诸篇则多次强调“主忠信”和“有忠信”。由于《论语》只是孔子的部分语录及与其门弟子的有关对话，言辞简略，篇幅不长，所以对有关提法和论点大都是点到为止，未作展开论述，缺乏系统性，这大概是早期儒学的特点和实际。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到战国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儒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比较系统的思想，尤以孟、荀两系为代表。如这批竹简所载的《五行》篇，七十年代亦见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经庞朴先生研究论证，即《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言为儒家思孟一系代表作之“五行”[5]，今为郭店楚简所证实。《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社会伦理的五种主要德行，并对各自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有详细地论证，与《六德》篇的学术动机和风格非常接近，不同的是，《五行》篇重在宏观的论述，从大处着眼，而《六德》篇则将六种德行作具体地对应，规范，两篇的思想理路存在一些差异，可能出自儒家不同的流派。
　　《孟子》对各种伦理德行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如《公孙丑上》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括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又《告子上》讲：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尽心上》曰：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又《尽心下》说：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其思想、内容和《五行》篇比较一致，与《六德》篇亦有较多相似之处，尤其在学术风格和系统性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当处在儒学发展的同一阶段，它们的成书时间亦应相近。
　　另《大戴礼记·四代》载子曰：
　　　　圣，知之华也；知，仁之实也；仁，信之器也；信，义之重也；义，利之本。
　　与上述《论语》、《孟子》及《六德》、《五行》亦相呼应。
　　与孟、荀之辈差相同时的庄子则对这些儒家伦理提出批判说：
　　　　……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6]。
　　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儒道学说之间的歧异，另一方面也说明战国中后期儒学伦理德行论的流行，以致庄子对其提出针锋相对的批判。

二

　　《六德》篇所论“六德”，虽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常见于记载，然其对六位、六职、六德等作出如此具体和系统地安排、对应，则是文献中所不见的。细检各类典籍，也能发现一些散见而又大致相近的章句和段落，可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简文的内容和渊源提供帮助。
       关于“六位”，文献中亦有线索可寻。
　　《庄子·盗跖》说：“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清人郭庆藩《疏》：
　　　　六位：君、臣、父、子、夫、妇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7]。
　　《吕氏春秋·处方》（卷25）载：
　　　　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踰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
　　所言与《郭店楚简·六德》的记载基本一致。又《白虎通·三纲六纪》曰：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
　　实为“六位”说的变体。
　　提出“六位”说的目的，依简文所言是为了“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讪誇无由作也。”亦即上述《吕氏春秋·处方》所说的“下不踰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其反，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昏所由作也。”也就是下会逾节僭上，上则胡作妄为，少者野蛮强悍，长者简惰怠慢。证之《论语·颜渊》所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不得而食诸？”
　　《六德》、《吕氏春秋》、《白虎通》所论均是上承于《论语》而加以系统发挥的，而《六德》的中间作用十分清楚。
　　《郭店楚简》“六位”与“六德”的具体安排和对应，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思想理路，而“六职”则是由六位与六德的对应而派生的，传世文献中，未见如此系统而具体的安排和对应，但也有一些相近的片段可作参证。
　　《论语·八佾》载：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又《公冶长》曰：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简文《六德》“义者，君德也”，“以义使人多”和“忠者，臣德也”，“以忠事人多”之说，当由此发挥而来，只是将孔子不同的说法如“君使臣以礼”和“其使民也义”等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左传》隐公三年说：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所言君之德行与简文一致。
　　又《礼记·祭统》曰：
　　　　明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义，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不全。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虽使人也，君不失其义者，君明其义故也。
　　亦可与简文互证、发微。
　　对“父”、“子”二位所对应的“德”与“职”，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
　　《论语·学而》载孔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孟子》之《告子下》和《尽心上》均曰：“亲亲，仁也”，“仁”应是“子”德，与《论语》之“亲仁”和《郭店楚简·五行》“爱父，其继爱人，仁也”的理路相一致。又《孟子·尽心下》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亦可呼应。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语：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贾谊《新书·礼》则曰：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另《管子·五辅》亦有类似的记载）。
　　上述记载多以“慈”为父德，“教”为父职；子德有“仁”、“孝”两说，子职亦有“箴”、“协”两种，与简文的记载有同有异，可能是出于儒家后学不同流派的原因。简文以父德为“圣”，至高无上，当与《孟子·万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和《仪礼·丧服》“父，至尊也。……父者，子之天也。”及《白虎通·丧服》“父至尊，母至亲”之类的思想有相近的关系。《礼记·哀公问》载孔子曰“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章说：“事父与天，同礼也”，将父（亲）与天等同，至高无上，则其为“圣”德，是情通义顺的。
关于“夫”、“妇”二位与德（智、信）和职（率、从）的对应，文献中有类似记载，现摘录如下加以比较：
　　《郭店楚简·六德》：
　　　　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谓之夫，以智率人多。智也者，夫德也。能与之齐，终身弗改之矣，是故夫死有主，终身不变，谓之妇，以信从人多。信也者，妇德也。
　　《大戴礼记·本命》：
　　　　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审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智）。所以正夫德者。……妇人，伏于人，。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谓之信也。所以正妇德也。
　　《礼记·郊特牲》：
　　　　信，事人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以知（智）帅人者也。
　　二戴《礼记》与简文《六德》所载基本一致，应出于相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流派。相比而言，简文的记载更加清楚、系统，而二戴《礼记》则显得零散、迂曲一些，可能是长期传承、转抄的缘故。另《白虎通·嫁娶》亦有类似之说，更为杂芜。

三

　　《六德》篇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男女辨生言，父子亲生言，君臣义生言。”并强调“男女不辨，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最后将其归结为“君子”的“立身大法三”，还要“生与之立，死与之敝”，其重要性在作者眼里无疑是生死攸关的。这一命题在儒家典籍中有较多的反映，如《易·说卦》载：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二戴《礼记·哀公问》并载：
　　　　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
　　又《礼记·郊特牲》曰：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
　　同书《昏义》说：
　　　　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妇夫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孟子·滕文公上》曰：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荀子·天论》
　　　　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
　　《韩诗外传》卷五第十四章载： 
　　　　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
　以上记载可见，这一思想最初源于《易》及孔子，经《礼记》，到孟、荀及汉代传承不息，特别是《韩诗》“此儒者之谨守，日切蹉而不舍也”与简文“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之语意如出一辙，反映了其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吕氏春秋·处方》“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之论亦与此相近。
简文将“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归结为“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间关系是“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当上承孔门之“三者正”而开汉儒“三纲六纪”之先河，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曰：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说：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者，张也，…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由此可见，汉儒之论与孔子所言和简文记载一脉相承，不同的是，简文记载比较纯正、单一，而汉儒之说则掺杂有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源与流、元典与后论的区别。
　　又《六德》曰：
　　　　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悌）。…孝，本也。下修其本，可以断讪。
　　简文《唐虞之道》亦曰：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孝，仁之冕也。
　　据《论语·学而》载孔门弟子有子语：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同时又载孔子语：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与简文的渊源关系非常明确。《孟子·告子下》说：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又《尽心上》说：
　　　　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
　　与《论语》和简文同出一辙。
　　《六德》篇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就是简文所言的“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以此为基点，与仁、义两德相对应的子和君两位亦就分属于内和外，从而又有“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的扩展。从一般的礼仪而言，子于父和君，夫于兄弟和妻，以及于宗族和朋友要给予相同的对待，服一样的丧礼（即简文所言为父和君要“疏斩布绖、杖”，为兄弟和妻要“疏衰齐牡麻绖”,为宗族和朋友要“袒免”[8]），但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矛盾，则应该“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也就是简文后面所归纳的“人有六德，三亲不断”，要内、外有别，即按血缘为纽带所产生的亲疏远近加以区别。
　　对这一命题及其引出的一系列关系，我们可从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仁内义外之说亦见于《郭店楚简·语丛一》，其简22—23曰：
　　　　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两者当出于同一思想资源。据《孟子·告子上》引告子曰：
　　　　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又《管子·戒篇》说：
　　　　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
　　所论与简文一致。从《孟子》所载孟子与告子的对话看，显然孟子不赞成这种说法，而主张仁义不分内外。又《墨子·经说下》曰：
　　　　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内外。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
　　观点与孟子一致，说明仁义有否内外之别，是当时学者中讨论较多的热门话题之一，并且涉及到儒、墨等不同的学术流派。
　　其次，简文明确提出“三亲”（即父、昆弟、宗族）与君、妻、朋友之间的区别，特别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之说，以后来封建社会时期所提倡的忠孝两全的儒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来看，颇有点轻君重孝之嫌，然若以孔、孟之元典加以考察和比较，又可见其间密切的内在联系。
　　仁义，虽都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相比而言，“仁”多用指父子关系，“义”多用于君臣和上下关系，仁的地位又更为　　　　　重要一些，如《论语·泰伯》：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卫灵公》-篇曰：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孟子·尽心上》：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尽心下》“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又《告子上》曰：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礼记·中庸》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又同书《礼运》篇曰：
　　　　仁者，义之本也。
在儒家以“仁”为核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9] 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的伦理学说中，“亲亲”理当先于“尊贤”，敬父必当重于敬君。简文所言“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正是反映了早期儒家学说最本质、最基础的伦理内容，正如《礼记·大传》所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亲亲也。”又《新书·大政下》曰：
　　　　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
其间关系和道理十分明白。
　　简文“门内之治纫（恩）掩宜（义），门外之治宜（义）斩纫（恩）”并见于《礼记·丧服四制》和《大戴礼记·本命》，《本命》曰：
　　　　故以四举，有恩，有义，有节，有权。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　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服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这是就一般的原则而论，若以“亲亲为大”和“修身然后可以理家，家理然后可以治官”[11] 的原理，“门内之治”当先于“门外之治”，“恩”当重于“义”。从这一意义出发，简文《六德》和告子等“仁内（事父）”、“义外（事君）”的主张，似更能反映早期儒家学说的本色，上述《孟子》所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仁”为核心（即内在），以“义”为光明正路（外在）亦体现了这一实质。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使我们对简文和早期儒家学说的发展有了近一步的认识：
　　其一，简文《六德》所提出的六位、六德、六职；“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男女别，父子亲，君臣义；仁内、义外，“孝，本也”等一系列命题都是早期儒家学说所讨论的中心内容，在儒家典籍中皆可发现对应和相近的章句和内容，尤其是与《论语》、《孟子》和二戴《礼记》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六德》比《论语》全面、细密，所论多在《论语》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并系统化，其间的渊源关系十分清楚，而与《孟子》的思想内容、论说方式及语句最为相近，表明它们应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阶段和学术流派，一些学者将《郭店楚简》中部分文献作为儒学思孟学派的佚篇[12]，颇有道理。
　　其二，《六德》的有关论述上承孔门，下启汉儒，具有明显的中间桥梁作用，如六位、六德、六职的对应及其相互关系，“立身大法三”之类的命题等，在孔子言谈中有源可寻，而又开汉儒“三纲六纪”、“三从四德”之先河；不同的是，简文所论和语意皆较纯朴，未见汉儒所极力宣扬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这一方面反映《郭店楚简》对孔学的传承和发扬，体现了早期儒家学说的特点，同时可见汉代儒学的兼容和庞杂，这大概是随着秦汉一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学术上的变化，由此可见儒家学说源与流的区别。
　　其三，通过《郭店楚简》的发现和有关篇章的研究，使我们对我国学术史上长期争论不清的问题，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如关于“六经（六艺）”地位的确立，一直是学术史上争论的焦点，《郭店楚简》中有两处将其并提，对其要诣有简略的归纳，与《庄子》、《荀子》及二戴《礼记》和汉儒的有关说法类似，由于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比较明确，即公元前300年左右，可见“六经”地位的确立，当在此前，而它们的成书，自然更早，以前有些学者因《庄子》的《天下》和《天运》等篇有“六经”之说而认为其晚出的观点，似不能成立。对于二戴《礼记》有关篇章的认识，亦是如此。
　　其四，对《六德》篇的分析及其与简文相关篇章和传世典籍的比较可见，简文各篇之间既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亦有一些区别，如《六德》与《五行》，两者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原理均有系统论述，与《孟子》和《礼记》的有关说法接近而更加清楚，可互相补充、启发；不同的是，《五行》篇重在宏观论述，从大处着眼，而《六德》篇则将六种德行作具体地对应、规范，显得细微一些，它们的思想理路不太一样。又简文与《孟子》、《礼记》等亦有差别，如仁内义外的观点，关于六位、六德、六职的对应，事父与事君的态度等，这一方面是文献典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佚漏、訛误和几经修订的缘故，同时也反映了儒学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认识早期儒学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说明：本课题的研究，曾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和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资助与帮助，1998年11月中旬，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小规模郭店楚简研讨会上，笔者曾就《六德》作过专题发言，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等对有关论点和材料提出过有益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作者1999年12月于武汉大学谨识。） 

　　（原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1] 参阅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楚简》，所引简文资料均出于此书，不另注），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