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山楚墓簽牌文字補釋

作者:劉國勝  發布時間:2005-11-11 00:00:00

（首发）　　

　　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了31枚竹签牌，其中有字签牌30枚[1]。从书写材料的角度上来说，竹、木签牌也属简牍一类的文字资料，只是由于其形式比较特别，一般并未作为简牍看待。包山签牌是目前战国墓葬出土签牌数量最多的一次，是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木签牌之后楚地出土的又一批重要的签牌文字资料。
　　《包山楚墓》报告了这批签牌出土、整理方面的一些情况，刊登了有字签牌的照片，在相关的章节中还释读了部分文字，报告同时指出：“竹笥上的签牌均书有所盛食物的名称，与简文记载多相吻合”，“陶罐签牌上所书文字与简文中所记菹菜名称也可相互印证” [2]。黄锡全先生《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发表了所有包山签牌的释文[3]。李家浩先生也在相关论述中考释了部分签牌文字[4]。这些都为后续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包山签牌全部是记录物品名称，属检、楬之类的标签。包山签牌保存情况较好，形制大体分二种，一种是一端平直，一端削尖，个别的在靠近平端处修有单边契口，使用时插系在竹笥、陶罐一类盛具上；一种是两端不削尖，在一端修有单边或对称契口，使用时缚系。这批签牌上的大多数文字都已经考释。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利用红外线照片，对签牌文字考释试作一点补充，供参考。
　　一．释“枣”
　　2：46-2号签牌有字作：
　　　　A1
　　　　　
　　2：47-2号签牌有字作：
　　　　A2
　　　　　 
A1、A2二字写法不太一样，我们认为是同一个字，皆从“木” 从“枣”省声，应释为“”，读为“枣”，指枣果。
　　郭店《老子》乙1号简有字作[5]：
　　　　A3
　　　　　
郭店简整理者认为是“”字的异体，读为“早”[6]  。
　　仰天湖楚简13号有字作[7]：
　　　　A4
　　　　　
黄德宽、徐在国俩先生释“”，读为“枣”，简文“一十二”即“枣一十二”[8]。
　　A1、A 2所从“枣”，与A 4 的“”所从“枣”写法大体相同，是“枣”的省形。2：46号与2∶47竹笥内均存有大量枣核，与签牌记“枣”符合。
　　值得注意的是，包山遣策258号简有字作：
　　　　A6
　　　　　
　　此字下部作“木”形，上部疑为“”之省变，其所从“枣”旁省作“朿”形。此字旧释“椇”、释“枭”恐不确，似当释作“”，“”字异体，读为“枣”。遣策所记“枣二”，应当就是指2∶46号、2∶47号这二件竹笥。
　　二．释“梼”
　　2：54-2号签牌有字作：
　　　　B1
　　　　　
B1  字漫泐，其左旁从“木”，右旁当是“寿”的省形，应释为“梼”。“梼”字又见于包山遣策258号简，写作：
　　　　B2
　　　　　
包山楚简整理者疑“梼”为“桃”字[9]。刘信芳先生读“梼”为“擣”，《仪礼·有司》“取糗与腶脩”，郑玄注：“腶脩，擣肉之脯。”[10]
　　此签牌上写有“梼（脯）”二字。遣策上记“梼（脯）一笲”，应与系“梼脯” 签牌的竹笥对应。不过，2：54号竹笥内盛的是莲藕六节，与签牌记“梼脯”未能相应。
　　三．释“姜”
　　2：187-2号签牌有字作：
　　　　C1
　　　　　
　　
C1字不太清晰，细审当为“”字，“”所从“疆”旁的二“土”分别写在二“田”之上，“”在此当读为“姜”，指生姜。
　　“”也见于2∶53-2号签牌，写作：
　　　　C2
　　　　　
　　
C2 与C1形同。
　　包山遣策简258号记有“（姜）二”，应与系 “（姜）” 签牌的二件竹笥对应。2∶53号竹笥内盛生姜，可以对应。但2∶187号竹笥内存柿核16颗，与签牌记“姜”未能对应。不过，在出土竹笥中，另有2∶49号竹笥内也盛姜24块，但2∶49号竹笥未见报道系有签牌。
　　四．释“佩”
　　2：431-9号签牌有字作：
　　　　D1
　　　　　
　　
D1 ，黄锡全先生释作“”[11]，不误。
　　“”，从“糸”“備”声，在此疑当读为“佩”，指佩饰。包山231号简“归佩”之“佩”写作：
         D2
       　　
      
望山1号墓28号简“归佩玉”之“佩”亦作D2 [12] ，D1与D2  当为一字异体。
　　2：431-9号签牌上写有“（佩）笲”二字。2：431号竹笥内盛有角雕、根雕动物及玉条、玉块、骨饰和假发等饰件。
　　五．释“亳”
　　2：479-5号签牌有字作：
　　　　E1  
　　　　　
　　
E1  左旁从“邑”，右旁似从“亳”，疑当释为“亳”，大概是亳地之亳的专字。
    郭店《语丛一》33号简“亳”字写作[13]：
         E2
　　　　　

可参看。
　　2：479-5号签牌出土于覆盖在内棺盖面上的479号衣服内，其上书写“亳君纺衣”四字，大概这件纺衣是亳君赠丧送左尹的禭衣。这件禭衣被用作覆棺之幕。
　　六．释“廷志”
　　2：440-1号签牌有字作：
　　　　F1 
　　　　　
　　
F1 字迹不很清楚，滕壬生先生释作“廷”[14]，我们同意。包山7号简“廷”字写作：
         F2
　　　　　
可参看。此签牌上书写“廷”二字。
　　“廷”又见于包山9号简。该简共五字，第一字，滕壬生先生释“廷”[15]。第二字“”，学者多读为“等”，陈伟先生后来改释为“志”，看作记录或文书[16]。第三字，经红外照像，字作：
　　　　F3
　　　　　
F3显然是“所”字。包山9号简简文当作“廷所以内”。
   2：479－5号签牌的“廷”，疑当读为“廷志”。郭店《缁衣》4号简“为下可頪而也”，郭店整理者读“”为“志”[17]，今本《缁衣》正作“志”。《国语·晋语四》“夫先王之法志”，韦昭注：“志，记也。” “廷志”，可能即指治狱办案的记录。包山9号简“廷志所以内”，陈伟先生曾认为其“难以与其他简书连读，或许也属于篇题”[18]，这一意见是合理的。我们还能见到与之措辞相类似的标题名，如包山258号简“相徙之器所以行”、256号简“食室所以宾”，以及放马滩秦简《日书》与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禹须臾所以见人日” [19]。内，读为“纳”，《尚书·益稷》“以出纳五言”，蔡沈《集传》：“自下达上谓之纳。” “廷志所以内”大概是指要上报的案件记录。
　　2：440-1号“廷志”签牌出土于文书简的上面，它可能是这批文书的“楬”，也就是说“廷志”是为这批文书起的一个标题，可能系左尹属下整理卷宗档案时所备。包山文书简还有两种标题，一种是单独写在一支简的正面，如1号简“集书”、14号简“集书言”、9号简“廷志所以内”，标题一般顶格书写，所用的简不修契口。另一种是写在已经记录有内容的简的背面，如33号简“受期”、84号简“疋狱”，标题一般写在简中间，简修有契口。这两种标题大概都是对某一类别文书所作的标识，有的可能就是该类文书的名称。就包山文书简而言，它们应该分别统领一部分简。不过，由于这两种标题在取名用词、书写形式方面有一些差异，大概相互间存在着从属关系，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
　　
　　[论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03JZD001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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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3、151-155、198-199、266页。2：415号竹笥内出土的5块记“五祀”名的小木牌不在我们所说的签牌之内。
[2] 《包山楚墓》，第276页。
[3] 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5-146页。
[4] 李家浩：《信阳楚简中的“枳”》，《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5]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页。
[6] 《郭店楚墓竹简》，第119页。
[7]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图版一六二。
[8] 黄德宽、徐在国：《郭店楚简文字考释》，《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9] 《包山楚墓》，第393页。
[10]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第266页。
[11]《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第145页。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第70页。
[13]《郭店楚墓竹简》，第79页。
[14]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15]《楚系简帛文字编》，第165页。
[16]陈伟：《包山楚司法简131－139号补释》，《简帛研究集刊》第一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2003年，第327－329页
[17]《郭店楚墓竹简》，第132页。
[18]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19]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