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山楚简释地三篇

　　包山楚简中记载的地名，或可证明史籍记载的准确，或可补充其缺佚，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经过古文字与历史地理等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在地名考证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是，部分地名的考释或可加以补充说明，或需要订正不当之处。本文拟对包山简文中的三个地名进行考释。

（一）

　　《包山楚简》（以下均简称《包山》）第93、183号简有“人”。另外，包山楚墓出土的马甲上有漆书“公”二字。[1]从包山简文中称“某地人”以及楚县长官称“公”的情况来判断，“”应是楚县名。但是“”为何地，整理者未作解释。
　　李运富先生将包山简的“”字隶定为“”，认为《说文》所云“肙”字“从肉囗声”可能是从“О（圆）”声，楚文字中已异化为“口”形并被置换为音近之“占”，并认为“”为“郧”字异构，其地即古郧国、楚郧县所在地。[2]刘信芳先生也将“”隶定为“”，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从“占”得声。[3]陈伟先生根据《包山》简138反有“有悁（怨）不可证”以及“肙”、“夗”二字古音同为元部影纽字，从而将“”读为“宛”。[4]此外，汤余惠先生曾将包山以及郭店楚简中的“”字都视为从“厌”省声。[5]

　　从《包山》简261、268的“绢”字、木牍一的“”字以及《望山》Μ2简12“肙”字[6]的字形来看，包山简此字还是隶定为“”更合适一些。也就是说，包山简与郭店简中的“”、“肙”偏旁在字形上是混同的。[7]包山简中的地名“”，无疑可读为“宛”，但用的是通假字。其实，战国文字有直接写作地名“宛”的情况，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中，只不过以往被误释为“邻”。[8]
　　曾侯乙墓竹简第12号简文中，有一字右半部分与“令”字很相似。该偏旁也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缁衣》中。[9]整理者隶定为“命”或“令”，今本作“怨”。李零先生已指出，《缁衣》的“怨”都是假“宛”为之。[10]（引按：准确地说，都是假“夗”为之）。赵平安先生根据上博简“夗”字的写法将上引曾侯乙墓竹简之字改释为“（宛）”，[11]可信。这个从邑的“”就是地名“宛”的专字。

　　宛原为西周申国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战国早期属楚。《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五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史学界多据此认为，战国中期今河南南阳的“宛”地一度为韩所占领。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异议。主要证据有二：一是《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说韩宣王云：“（韩）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可见韩国的“宛”应与洧水一样位于国境之东，而不是偏在西南的今南阳市一带；二是《秦本纪》记载秦昭王十五年“攻楚，取宛”（《战国策·魏策四》则说穰侯“攻楚，得宛、穰以广陶”），因此《韩世家》“秦拔我宛”（时在秦昭王十六年）的“宛”肯定不会在今南阳市的宛地。[12]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班固自注云：“故申伯国。”《水经·淯水注》：“（淯水）又南径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灭以为县也。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为南阳郡，改县曰宛。…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今按，楚地“申”改称“宛”的时间似不自战国晚期始。检《春秋》经传，见不到楚地“宛”，而只有“申”（《传》哀公十七年）以及“申、息之师”（《传》僖公二十五年、成公六年）；而据《说苑·指武》，到了悼王时期吴起“为宛守，行县适息”，名称即已发生了变化。从上引曾侯乙墓竹简称“宛连嚣”来看，由“申”改称为“宛”的时间其实可以提早到战国早期。《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楚吴越”部分将申、宛一并画出，[13]不知根据如何。
　　《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以下简称《集成》）第8册第4189号着录一件《南申伯太宰仲爯父簋》，河南南阳市出土。[14]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铭文中，也有一个“申”国。南阳之申系于西周宣王时改封，见《诗经·大雅·崧高》、《左传·隐公九年》。由于申国在春秋早期灭于楚文王，裘锡圭先生推测“申灭亡后曾复国。曾侯钟铭中的‘申’可能就是指复国后的申而言的”。[15]曾侯乙墓钟铭中出现的南阳“申”国，与本文所说的战国早期“申”地已改称为“宛”的推测并不矛盾：前者是说原申国的律名，并不意味着战国早期申国还存在。
　　从“申”改称“宛”的问题，还可据以讨论战国兵器铭文中的“申”地。《集成》17·11356着录一件“二十四年阴令戈”。黄盛璋先生认为“”即申，故城在今南阳县北，后灭于楚；公元前301年，韩、魏取得了南阳一带以北地区，宛及南阳主要为韩所有；在宛、叶以北归韩魏后，韩有二十四年以上者只有桓惠王，所以此戈是桓惠王廿四年造。[16]后来，苏辉先生提出，此戈的“申”地待考，从“申”字写法较为原始以及戈的形制两个方面考虑，可以推断戈的时代应为韩昭侯二十四年。[17]
　　苏辉先生否认戈铭“申”在南阳的意见是可取的（苏文没有具体解释其理由），但以字形写法来推断戈的年代，局限性较大。黄盛璋先生的观点存在着两个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首先，根据黄先生的研究，自韩桓惠王九年起韩国兵器的监造者中在“令”之后出现了“司寇”一职，[18]如果“二十四年阴令戈”的年代属桓惠王，监造者却没有“司寇”，这就与他的研究结论出现了矛盾；其次，根据上引《水经注》、曾侯乙墓竹简等资料可知，战国初期河南南阳的“申”即已改称“宛”。因此“二十四年阴令戈”既不会是韩桓惠王时器，其中的“申”地也不会是在今河南南阳。
　　今按，春秋时郑国有“申”地，见于《左传·文公八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四引《汇纂》云：“申地，当在开封府汜水县界。”大约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韩哀侯灭郑后，此地入韩。戈铭“申阴”或与此“申”地有关，附此待考。 

（二）

　　《包山》第200、203等号简文中有“郚公子春”。其中“郚”字或写作“”（简206）、“吾”（简248）等。整理者认为： 

　　郚，地名。《春秋·文公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郚。”注：“鲁邑，卞县南有郚城，备邾难。”鲁被楚灭后，郚地属楚。（《包山》第54页，注释364）。 

　　刘信芳先生认为：“郚公子春略与楚简王同时，其时鲁并未被灭”，因而不同意整理者的意见。他认为简文“郚”就是《左传》襄公十年的“梧”，地在今河南荥阳西。[19]今按：《春秋》经文中“郚”地有二，一为纪邑（见于庄公元年），后入于齐，在今山东安丘县西南；一为鲁邑（见于文公七年），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南。这两处“郚”地，在包山楚简的时代均不属于楚领土范围之内（楚灭鲁是在战国晚期）。因此，刘信芳先生否认《包山》简的“郚”地在今山东境内的意见是可取的。
　　吴郁芳先生读“郚”为“圉”。《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杜预注：“圉阳，楚地。”地在今安徽巢湖市南境。[20]今按，郚（敔）、圉上古音均在疑母鱼部，文献中也有相通假的例证。[21]但是，吴文所定的圉在今安徽巢湖市一带，战国早期处于吴、楚边界，与楚简王约略同时的楚国贵族“郚公子春”的封地或任职地能否在那里还是一个疑问。况且《左传》原文说的是“圉阳”而不是“圉”。从传文下面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来看，“圉阳”也未必如《春秋大事表》所言在今巢湖市南境。
　　“郚”、“梧”二字均从“吾（五）”声。“梧”地见于《左传》襄公十年：“晋师城梧及制，士鲂、魏绛戍之。”杜预注：“梧、制，皆郑旧地。”未指明地望。《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引《隋书·地理志》荥阳郡荥阳县有“梧桐涧”。今人杨伯峻推测：“当在虎牢北。”[22]此说近是。刘信芳先生据此将《包山》简的“郚（梧）”定在今河南荥阳西（同注19文）。但是，此说显然也是不足信的，因为楚国领土根本不曾抵达今河南荥阳一带。所以包山简中的“郚”地也不会是今荥阳县西的“梧”。
　　《战国策·韩策一》“观鞅谓春申”章云：“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余年未尝见攻。今秦欲踰兵于渑隘之塞，不使；假道两周倍韩以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且亡矣，不能爱其许、鄢陵与梧，割以与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见者，秦、楚斗之日已。”这段文字也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后半部分作“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等，没有“与梧”的内容。尽管如此，《战国策》的异文还是不能轻易忽视的。
　　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丛书集成初编本）引严启隆曰：“梧为虎牢旁邑”，不确。此处的“梧”，与《左传》的郑地“梧”应不是一地。黄盛璋先生推断它“应在许、鄢陵附近，去陈不远”（同注16文，第33页），可信。位于今河南鄢陵县附近的“梧”，战国早、中期一直属于楚领土，公元前301年孟尝君联合韩、魏破楚之后，才为魏国所占据。包山简中“郚公子春”的时代约略与战国早期的楚简王相当，他的封地或任职地“郚”应当就是此邑。

　　《集成》17·11299有一件“二十三年郚令戈”，黄盛璋先生定为魏器（见注16文），可信。魏占据梧地之后在位时间超过二十三年的国君有魏襄王、魏安厘王，这件铜戈的制作年代也只能属于这二位魏王的二十三年。不过，从戈铭拓本第一个字的笔划来看，似乎是“三十”而不是“二十”的合文。此疑如果属实，则戈的年代只能是魏安厘王时期。

（三）

　　《包山》简107的“羕陵”，简126作“漾陵”。“漾陵”还见于楚器《曾姬无恤壶》（《集成》15·9710），该地名不直接见于文献记载。不过，学界在将 “羕（漾）陵”的“羕（漾）”读为“养”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因为《说文解字》谓“漾”古文从“养”，典籍中也有二字相通假的例证。
　　文献中记载的“养”地有两处。一见于《左传》昭公三十年，吴二公子奔楚后居于养，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四等定位于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一见于《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襄”县之养阴里，地在今河南宝丰县与郏县间。
　　何浩先生认为，漾陵的“漾”即颍水中下游的“东养”，在今河南沈丘县、安徽界首县之间；《后汉书》襄县之“养阴里”与应国都城相近，西周至春秋早期当为应国境地，而位于沈丘县东的楚养邑，处于胡、顿、项、沉、厉诸国间的大片空隙之地，应为古养国所在。[23]这实际是《读史方舆纪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等书的意见。黄盛璋先生则不同意此说，认为《曾姬无恤壶》的“漾”就是《水经注》汝水支流的养水，漾陵应当在养水之上，地在今河南省宝丰县与郏县间。[24]徐少华先生根据《伯簠》（《集成》9·4599）铭文中有伯受为其元妹叔嬴作媵簠的内容，判定养国为嬴姓，属淮夷支系，与江、黄等同族，其地应该居东，因而同意何浩先生的意见。[25]
　　《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国二公子奔楚后居于养，楚国“取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其后“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己卯，灭徐。”同一件事的记载也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两相对照就可以知道，楚国用来安排吴二公子的养地，不会远在今河南宝丰县境内，所以清代学者的意见是可信的。
　　黄盛璋先生将“养”定位于今河南宝丰县界，除了《水经注》的资料外，还有一个较重要的依据，那就是今河南襄城县出土了包括“羕陵”金版（引按，实为金饼）在内的一批窖藏金币：“羕陵版金窖藏出土的地点在襄城北15公里北宋村，而襄城自春秋晚期皆为楚境，并为汝水所径，养水就在它的西北面”；“羕陵金版，仅此一块，过去从未发现，铸造当少，此地首见，是流通不远，故可推断其为附近地方所造，如非养城或养阴，亦当在此附近。”（同注24文，第110、112页）今按，这种论证方法是有一定片面性的。金币作为流通货币，不可能只在铸造地附近流通使用。虽然目前只在河南襄城发现过“羕陵”金饼，但同样是钤有“陈”、“郢”等地名的金币，其出土的范围几乎遍及战国晚期楚国的领土范围，[26]并不局限于一地。所以，尽管“漾陵”宝丰说有《后汉书》及《水经注》的记载为证，但缺乏同时代的直接证据，因而很大程度上是后出现的地名。
　　曾侯乙墓竹简中有“君”（简119、192），裘锡圭、李家浩先生以为其封即今河南沈丘县东的“养”（同注8文，第520页注释174）。包山简中还有“”一地，见于简128、143等。对于包山简中的“羕陵”和“”，何浩、刘彬徽先生认为是一地：战国初期的楚惠王时该地单称为“养”，后来置养陵县，才有“漾陵公”。[27]徐少华先生也以为“养陵”与“养”是一地。[28]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说。比如，刘信芳先生云：

　　包山简除“羕陵”外，又有地名“”，见简177、184、186。其中简177记有“羕陵公”，又记有“令絑”；简186记有“羕陵少甸尹烧”，又记有“正公”，足证“羕陵”、“”是两处地名。“羕陵”之“羕”或从“水”作“漾”，应与《水经注》养水有关。是“羕陵”地望应在襄城“养阴里”，而“”之地望乃在今河南沈丘东。如是则“羕”、“”各有其封地，其势不得牵混为一。（同注22文，第19页） 

今按，根据“羕陵”之“羕”或作“漾”就得出“应与《水经注》养水有关”、“羕陵”应在襄城养阴里的结论（其实，今河南沈丘一带的“养”也位于颖水旁边），这样的论证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羕陵”也见于楚金版，此外金版文字中还有“”、“陈”等地名。如果“羕陵”是在襄城的“养阴里”，该地在战国中期晚段的前301年之后即已归属三晋，这就与楚金版主要流通于战国晚期出现了矛盾。虽然《包山》简43、44表明楚怀王（前328年——前299年在位）时楚国就有了金版，但是“漾陵”或“”等地当时是否已开始铸造金币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包山简中的“羕陵”与“”暂视为一地，其具体位置，以河南沈丘说相对可靠。 

　　本文初稿完成后，承吴振武师、李家浩先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原刊于《汉字研究》第一辑，中国文字学会、河北大学汉字研究中心编，学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出版。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课题“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03JZD001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