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日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

一

　　利用占卜来预测疾病，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常见礼俗，在甲骨文中已屡有所见。而在以巫鬼淫祀著称的楚地则更不待言，《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并且派使者“问诸周太史”。史掌卜筮之吉凶兆卦，楚昭王生病后请周之太史来为其卜祟，卜得祟源为黄河之神，楚昭王虽然最终以“三代命祀，祭不过望”为由，拒绝祭祀方外之神，但楚人染疾时求诸史卜的习惯是确信无疑的。
　　疾病占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卜定病祟的源头，古人认为疾病为鬼神作祟所致，但对于每次具体的病患究竟系何种鬼神作祟，则需要具体的卜解，此即所谓“卜筮求崇”[1]。二是占卜患者是否可以治愈，卜定其痊愈之期或死亡之期。这就是来自楚地的卜筮圣手司马季主所说的“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2]。
　　楚人究竟有哪些进行疾病占卜的方法，目前尚不得其详，所幸《史记·龟策列传》略有所述。《龟策列传》为褚少孙所补，其内容历来备受攻讦，正如《史记索隐》所讥：“所取太卜杂占卦体及命兆之辞，义芜，辞重沓，殆无足采。”然而，褚少孙为西汉元、成帝（一说宣帝）时人，距司马迁去世不久，又长居沛地，深受流衍其时的楚文化影响，多少为今天保存了当时南方楚地占卜的部分信息。
　　据《史记·龟策列传》，当时用神龟占卜疾病求祟（“卜病祟者”）时的祝辞是：

　　今病有祟，无呈；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意谓：如果此病是由祟所致，龟兆则无所表现（“无呈”）；如果不是由祟所致，则龟兆要有所表现（“有呈”）。如果病祟在家内，则其卜兆在内侧；如果病祟在家外，则卜兆在外侧。在用神龟占卜疾病之轻重或病人之死活时，其祝辞是：

　　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不死，首仰足肣。

　　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所引，“骇”当作“駮”（交叉）。该祝辞大意是：今某病重，如果他将死于此病，则龟兆之头向上展开，内外相交，身子按节折回；如果不死于此病，则兆纹便仰起头，敛起（“肣”）脚。
　　有关病卜的术语和兆象，如“呈兆”“柱彻”“横吉”“榆仰”“狐狢”等等，十分复杂，历代皆不能得其通释，这也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现只将《龟策列传》中有关病卜的条目用表格略加胪列，以展示当时病卜之复杂：

由上表可以看出，对龟兆所显示的疾病情况，存在着四种程度不同的解释：

　　Ａ，立即死亡，最严重的是“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其次，或占卜的次日即死，或过一日不瘳即死；
　　Ｂ，不可治愈而死，但延时稍长，一般没有具体的死期，简称“死”，或“病笃”、“病甚”、“毋瘳”而死，或称“病久死”；
　　Ｃ，久病甚至病笃、病甚，然而明确地表示不会因此而至于死亡，称为“不起”、“难起”，或称“数起”；
　　Ｄ，疾病得以治愈，称为“起”、“不死”，或称“有瘳”“有瘳无死”，最快的是“卜日瘳”。

　　根据以上表格，还可对这四种程度的病卜做出概率统计：Ｃ类最多，约占55%多；其次是Ｂ类，约占21%；再次是Ｄ类，占13%多；Ａ类最少，约占9%。这一概率，与古今中外人类患病之后的结果也是大致相符的——生病暴死的概率毕竟最小，大多数患者的情况是难以一时痊愈却又不至于濒临死亡。值得注意的是，《龟策列传》的占卜系统显示出，在医药不发达的古代，患病后的死亡率（Ｂ类）要高于治愈率（Ｄ类）。我们自然不能根据古代占卜的机率，来研究古人的健康状况，但如果我们对当时卜筮系统的灵验程度不是抱着绝对否定的态度（否则在当时就不会流行民间），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时祝史们所设定的病卜选择比例，与当时民间病患者的生死可能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
　　在《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龟筮”类中，有《南龟书》二十八卷，明言“南龟”者，当是南方楚地的龟占手册，其内容想必与上述《龟策列传》所载相仿佛。

二 

　　除了《龟策列传》之外，出土文献也是复原楚人疾病占卜系统的重要线索。近年来，我国南方楚地出土了大量有关时日选择的古文献，在九店楚墓、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云梦１１号秦墓、王家台１５号秦墓、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汉初江陵张家山２４９号西汉墓等地均有发现，一般称之为《日书》，其内容类似于后世通行的“黄历”，对于婚嫁、丧忌、出行、疾病、亡盗等方面的吉凶选择，其上都标之甚明。为了阐明当时疾病占卜的相关原理，现将在关疾病吉凶选择的内容稍加整理，大致归为如下几种系统：
　　1·Ａ．云梦秦简《日书（甲）·病》（简６８正贰－７７正贰）。该篇是按日期和十干用来占卜疾病的病源、病愈时间等内容的，今引一例如下：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漆器。戊、己病，庚有间，辛酢，若不酢（简６８正贰），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简６９正贰）[3]

意思是说：甲、乙日生疾，其病源在于父母作祟，是因进食了来自东方的漆器中的肉食而致[4]。到戊、己日，其病稍加重（《说文》：“病，疾加也。”），到庚日病情见好（“间”），到辛日将痊愈（“酢”，即楚简之“瘥”），若还不能痊愈，则不可居于东方，因此时岁在东方，青色当死。
　　很明显，这是用五行学说来进行疾病占卜的方术，它将十天干分配到五行中，又与五方和五色相搭配，这种理论与战国秦汉间流传的《月令》是基本一致的。为了直观起见，现将云梦《日书》（甲）中该部分疾病占卜的内容转换为表格形式：

众所周知，动物的种类、器物的质地、流行的颜色等等，都与五行所居有关。上述疾病占卜时所指出的病因（“得之于某某”）[5]，都是与生疾时的干日产生冲突的内容，例如火气中的丙、丁日生疾，此两日属于火气，那么属于火气的物品如赤肉、雄鸡和酒等，便与之相犯，并对当时岁星所居的位置也产生冲犯，因而导致生病。正由于此，所以要避居（“烦居”）该方位，避离该颜色（“某色死”）[6]。此种吉凶判断的思考方法，直到近代仍然影响着中国民间的择吉占卜术。值得注意的是，居五行之中的土气（黄色），其方位居中，其时岁星的位置也应当居中，而《日书》（甲）则将其列为居于西方，想必是秦人西来观念的反映。

　　１·B．云梦睡虎地《日书（乙）·有疾》。其内容与《日书（甲）·病》大致相同，兹不赘述[7]。

　　２．睡虎地秦简《日书》（乙）还有一种占卜系统，是以十二地支来排列的，它占卜的内容相继包括方位吉凶、朝启夕闭、出入吉凶等，接下来是疾病吉凶。例如：

　　子以东吉，北得，西闻见凶，朝启夕闭，朝兆不得，昼夕得。以入，见疾。以有疾，辰少瘳，午大瘳，死生在申，黑肉从北方来，把者黑色，外鬼父世为眚，高王父谴谪，豕?。（简157-158）

　　该种日书从子到亥，十二地支的疾病占卜均有排列（简１５７－１８０），现只将疾病吉凶的部分用表格表示如下：

由此表与上表对照可以看出，卜法２与卜法１·Ａ和１·Ｂ在疾病巫术的解释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略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其解释的理论背景都是五行学说，通过干支、方位与物牲、颜色的搭配来判断疾病之吉凶。《日书》（甲）将疾病的发展过程解释为：疾→病→间→酢（瘥），进而作死生选择；而《日书》（乙）将疾病的发展过程解释为：疾→少瘳→大瘳，进而作死生选择。
　　但是，卜法２与卜法１·Ａ和１·Ｂ最大的不同是，它增加了对致病祟源的提示。从简文和上表排列中，可以将其致病的祟源分作以下几类：第一，亡人鬼魂，从死亡之地点上区别为中鬼（室鬼）和外鬼（外死）两类，从亲属辈份上区别为高王父、王父、父世、母世、兄世等。第二，社神，包括社和野位两种。第三，巫，又包括单纯的巫施盅（“巫为眚”）和他种神附体于巫而为祟两种。此种病祟源的提示无疑极具南方特色，作者将另文阐释，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赘论。

　　３．九店５６号楚墓竹简中的《占出入盗疾》（简６０－７６）。与睡虎地《日书》（乙）的占卜系统２（简１５８－１６９）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启闭、盗亡、疾瘳几个部分，关于疾病的部分，也是“以有疾，某少瘳，某大瘳，死生在某”的格式。整理者已指出，主要区别是秦简每条“死生在某”之后的文字在九店简中没有，也就是说，九店《日书》中进行疾病占卜时未指明此疾病的病因和祟源[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占辞中提到“凡五子”、“凡五寅”、“凡五酉”之类，与尚未公布的王家台秦简《日书》有相当的渊源关系。

　　４．王家台１５号秦墓所出《日书》，其内容大部分与睡虎地秦简相同，二者可以相互校正和补充。王家台《日书》中有《疾》《病》二篇，由之可总结出两种占病体系[9]：

　　４·Ａ．《病》有二种体系：其一，以十天干配五行、五色、五方来判断病情，如：

　　甲、乙木，青，东方，甲、乙病，鸡别日出笃，不死?。（简49）……丙、丁有瘳，毋复□?（简50，《病》）。

　　戊、己有疾，黄色，中子死；不黄色，甲有瘳，乙汗。（简397，《疾》）

　　丙、丁有疾，赤色当，日出死；不赤色，壬有瘳，癸汗。（简401，《疾》）

　　４·Ｂ．以十二支每日生病配合时辰来判断病情。如：

　　子有病，不五日乃七日有瘳。鸡鸣病，死。（简379，《病》）　

　　丑有病，不四日乃九日有瘳。平旦病，死。（简396，病）

　　五子有疾，四日不瘳，乃七日。鸡鸣有疾，死。五丑有疾，三日不瘳，乃九日?（简360）死。五寅有疾，四日不瘳乃五日，日出有疾，死。五卯有疾，三日不瘳乃?。（简373，《疾》）

从上引几条材料可初步看出，４·Ａ与１·Ａ和１·Ｂ的占卜原理大致相似，而４·Ｂ近似于系统２，但又与系统３中“五某（十二支）”的占法相同。

　　５．周家台30号秦墓《日书》。

　　５·Ａ．该《日书》中有一幅由26枚竹简拼成的《线图（一）》，内圈是二十八时分，中圈是二十八宿，外圈是五行和四方，这实际上是一幅早期的式盘图，在其解释文字，主要是指天盘上北斗柄指向地盘上二十八宿的某星时，此时所占问事物的吉凶情况，如：

    斗乘角，门有客，所言者急事也。狱讼，不吉；约结，成；逐盗，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未发；占来者（简187），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黄、白；占斗，不合（简188）。[10]

此条意谓，当天盘上的北斗柄指向地盘上的角宿时，疾病为痊愈（“已”）。根据该图的其它简文，可将这种用星宿占卜疾病吉凶的预测系统绘列如下：

　　５·Ｂ．周家台30号秦墓《日书》中，还有另外一幅线图（四），画有始皇三十六年的地支神位图，十二地支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占据十二角。其第叁部分的占辞是：

    甲子，其下有白衣之菆，黔首火（从疒）疾。

    丙子，其下有旱。

    戊子，其下有大败。

    庚子，其下有兴。

    壬子，其下有水。

　　简文中提到的 “黔首火（从疒）疾”的甲子，不知是指年份，还是指月或日，疑当指前者。整理者认为这些文字所反映的占卜之法可能为《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古五子》[11]，这与上述系统３中的“凡五子”、“凡五寅”、系统４·Ｂ中的“五子有疾”均应有着直接渊源关系。

　　６．根据建除日期判断疾病吉凶。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中所记的《秦除》有：

　　除日，有瘇病，不死。（简15正贰）

　　盈日，有疾，难起。（简16正贰）

　　７．根据人日判断疾病吉凶。当时广泛流行的人日中有男日和女日的区别，云梦秦简《日书》（甲）谓：“子、卯、巳、酉、戌，是谓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谓女日”（简３０－３１正贰）。《日书》乙种的人日干名与之稍有增减，男日包括子、卯、寅、酉，女日包括午、未、申、丑、亥。《日书》（乙）规定：“以女子日病，病瘳，必复之。……男子日如是”（简１０８）。这说明生病的日期与其痊愈的可能性及复发的可能性之间也有某种联系。

　　综上可见，东周至汉初在南方楚地曾流行过多种疾病占卜的方法，除了前节提到的《龟策列传》中的龟占之外，还有根据五行（包括方位、颜色、材质等）、建除、星辰、人日等原理进行的多种病占方法。

三 

　　上文择吉文献所提供的疾病占卜的知识背景，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包山和望山简所出现的疾病占卜，或许有所助益。
　　在包山Ｍ２的２６条卜筮祭祷记录中，有１１条是关于疾病占卜的，有学者将它们剥析出来，称为“疾病贞”，以与一般的“岁贞”相区别[12]。从包山Ｍ２的全部占卜简文可以看出，分别有苛光、许吉、苛光、弄（从阝）羊、屈宜、盬吉、陈乙、观绷、五生、许吉、观义１１等人依次以长则、保家、长则、少宝、彤笿、保家、共命、长灵、丞德、驳灵、保家等１１种卜具为墓主邵佗进行了占卜，排除重复占卜的贞人和重复使用的占具，实则只有９种占具被使用来进行疾病占卜。丞德和共命两种属于蓍占已属无疑，因为简文中摹写有卦画，它们分别是《易》中的随卦、离卦和颐卦、无妄卦[13]。这样，除了上述各种病占的方法之外，楚人用《易》占病的事实得到确认，证明以前一些学者认为楚人占卜惟龟独独尊的说法是错误的[14]。
　　那么，包山Ｍ２的疾病占卜方式中，剩余的７种呢？从字面看来，长灵和驳灵可能是龟占，这已为不少学者指出[15]。那么剩余的５种呢？目前仍无法确定。不过，假如我们不仅仅把保家、长则、少宝等看作是９种占具，而把它们视为９种占卜的方式，或许会对打开思路有所帮助。众所周知，包山简中的疾病占卜集中在公元前３１７的远？之月癸卯之日和？月己酉之日，以及公元前316年刑？之月己卯之日和夏？之月己亥之日，这四个日子如果纳入上述诸《日书》的疾病占卜体系中思考，会有何种结果呢？这中间必然会有某种联系。
　　例如，首次为邵佗占病的癸卯之日，若按照上述日书１·Ａ和１·Ｂ的系统看来，当有“外鬼”之祟，而按照日书系统２的占法，其祟源则是“中鬼见社”，而包山简文的记载是，该日病占之后对野地主和宫地主作了“荐一豭”的攻解，正好与日书所占相合。又如，在系统２中，酉日的祟源是“外鬼父世”、“巫”和“室鬼”，而包山病占简第２、３、４条都是在己酉日占卜的，而这一天由三个人分别进行了不同的病卜，占卜时这三个人的占辞都提到“有祟”，祷祝和攻解的对象分别是太、地主、行、二天子和新王父、殇，这些祷祝和攻解的对象都没有超出系统２所规定的祟源范围。再如，按照日书系统７的规定，子、卯、寅、酉为男子日，而为邵佗举行病占的四个日子（癸卯、己酉、己卯、己亥）中就有两个（癸卯、己酉）属于男日，而根据该系统日书的说法，男子以男日病，即使有瘳，也会“必复之”，再对比这两个日子的占辞，不难发现或多或少都与男日的忌讳原则相关。
　　上述思考只是一种推论，可以印证这种推论的是，在望山Ｍ１残损严重的卜筮祭祷简中，存在着以日书进行病卜的部分孑遗，请看下面的简文[16]：

　　?疾，丙、丁有□（从疒，当为瘳），辛?（简66）

　　?己未有间，辛、壬瘥。?（简67）

　　?乙、丙少［瘳］。?（简68）

　　?壬、癸大有瘳。?（简69）

　　?牙（下从口）间，庚申?（简70）

　　应当感谢整理者将它们大致归拢，排列在一起，使我们一眼即可看出，简67、70的格式与日书系统１·Ａ和１·Ｂ大致相同，只不过已识读的日书中是以一个干日名来预测“有间”、“瘥”之类病情，而望山简６７则是以两个天干名来进行预测。而简66、68、68的格式则与上述日书系统２和系统３相类，都使用了“有瘳”“少瘳”“大瘳”（简６９的“大有瘳”当为“有大瘳”）等词，但不同的是，已识读的日书是用单个的地支名来进行渐进的预测（如“辰少瘳，午大瘳，死生在申”），而望山简则是用两个天干名（如丙丁、壬癸）来进行预测。我们认为，如果排除这几支竹简本身就是日书的可能性，那么望山Ｍ１墓主在进行疾病占卜时必定使用了某种日书，而且，这种日书的占卜系统与１·Ａ、１·Ｂ和２、３等系统相类似却又有所区别。不过大致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两个日书占卜系统被运用于望山Ｍ１墓主的疾病占卜之中。
　　不仅如此，在包山Ｍ２疾病卜筮简文中也可见到“蛛丝马迹”。简２１８－２１９是采用“保家”方法进行的占卜，其中提到“甲寅之日，病良瘥”，甲寅是一个干支日，这透露出保家占卜原则与日书之间的内在关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简２２０谓：

　　……苛光以长则为左尹邵佗贞，以其下心而疾，少气。恒贞吉。庚、辛有间，病速瘥。不逗于疋阳，同敚。

其中的“庚、辛有间”，注释者认为庚辛为庚申之误[17]，已有学者指出这种解释的不确[18]。“庚、辛有间”当指庚日和和辛日疾病好转，这种用两个干日（而不是干支配合日）来预测疾病的方法，正与上引望山简６６的“丙、丁有瘳”和简６９的“壬、癸大有瘳”相同，以上１·Ａ和４·Ａ两种日书系统也是以此种方法来进行疾病预测的。如此说来，包山卜筮简中以“长则”命名的占卜方法，与已知日书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换言之，包山Ｍ２的墓主往往在同一天延请多个占卜者，他们分别采用各自的方法同时进行占卜，这其中有采用蓍占、龟占者，同时也应当有日占者参与了吉凶预测。包山Ｍ２是如此，望山Ｍ１也是如此。因为目前最早的楚地日书只见于战国晚期早段的九店墓中，所以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先生认为，以建除为核心的日书的出现要晚于卜筮祭祷简，也就是说楚地用日书占卜的习俗脱胎于卜筮祭祷[19]。但本文上述的研究或许会对此一观点有所修正，因为在早于九店日书的包山和望山简中已存在着用日书进行病占的记录。
　　关于日书系统与疾病占卜的关系，若要做进一步研究，尚有待于几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这包括：第一，楚历和楚月相的复原；第二，楚日书和秦日书关系的重构。目前，相关研究正处于争论之中，尚未有定论，所以，用日书的占卜系统来复原楚地疾病占卜和疾病攻解的思路也只能处于推测阶段。不过可以相信的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出土文献的进一步增加，用楚人当时的日书系统来查验当年楚人的各类占卜记录，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就目前的出土资料看来，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包山病占的四个日子中为什么己日占了三个？望山楚简中用于病占的日子有乙酉（简１）、丙辰（简９），其意义何在？进而扩大之，包山楚简中不能确定为疾病占卜的“岁贞”的日子还有乙未、癸丑、乙丑、丙辰、己卯等，望山楚简中不能确定为病占的日子还有癸未、癸丑、丁巳、己酉等，这些日子又意味着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