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越公其事》的取材與抄寫問題

壹、前言

　　《越公其事》是清華簡中，長度僅次於《繫年》的史料類文獻，尤其該主題是越王句踐復國滅吳的過程，歷代均受到文人雅士的重視，直到今日“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會稽之恥”、“稽顙肉袒”、“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等用語，均出自吳越爭霸故事，成為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
　　職是之故，清華簡《越公其事》在公布之後，便備受重視。除了聚焦於簡文釋讀外，也有學者透過用字樣貌、簡背劃痕、每簡字數等問題，進而分析《越公其事》的書寫型態。竹田健二首先指出《越公其事》有“逆次簡冊背劃綫”，金卓透過此點，更深入的分析問題。在“取材”方面，他主張《越公其事》的書手在抄錄時選取多種來源不同的材料；在“抄寫”方面，他認為書手分成多次抄寫而成。
　　筆者認為清華簡《越公其事》的書手是原作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身份更可能是一位專業的書手。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能與《越公其事》對讀，可見《越公其事》只是戰國時代眾多版本中的一個。《越公其事》的取材，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透過“於”、“于”的用字情況，而主張“五政”的創作時代比首尾諸章來得早，這是個大膽的推論。《越公其事》的書手用多少時間抄完全篇，這個問題難有定論，但利用簡背痕跡，主張書手有意分成多次抄寫，恐不可信。《越公其事》應當是書手依據單一底本，花一個或數個工作天抄寫完成的作品。簡背劃痕與契口的整治是竹簡的前置作業，與書寫並無絕對關係。

 貳、問題的提出

　　竹簡可以大略分成“文書類”與“書籍類”兩種，“文書類”指遣冊、卜祀祭禱、公文簡、法律類，[1]是日常生活所用竹簡，時間橫跨的幅度較大，書手情況也比較複雜。[2]“書籍類”作品除非一篇簡文由多位書手完成，[3]才會有分多次抄寫而成的問題。《越公其事》是由一位書手所完成的作品，共計75簡，在清華簡的史料類文獻中僅次於《繫年》（138簡），比上博簡簡數最多的《曹沫之陣》（65簡）還長。《越公其事》的書手花多久時間完成本篇簡文？在線索有限的情況下，這幾乎是無解的問題。[4]那麼，《越公其事》如何會出現“分多次抄寫”的疑義呢？這個問題必須要從《越公其事》簡背的斜劃情況說起。
　　竹田健二首先發現《越公其事》的簡背斜線劃痕，有兩種不同的樣貌，他將簡1-33稱為“劃痕B”，簡34-68稱為“劃痕A”，而劃痕B具有異於常態的“逆次簡冊背劃綫”的現象，圖示如下：
　　【圖一】

劃痕Ｂ（簡1-33）	劃痕Ａ（簡34-68）

　　劃痕B與劃痕A的差別在於，正常劃痕是一道由左上右至下的斜痕，筆畫基本連貫，對簡文排序具有輔助功能。而“逆次簡冊背劃綫”則每簡均是左側高、右側低，形成無法連貫的樣貌。[5]
　　金卓在竹田健二的基礎上，有更進一步的推論。他透過用字習慣、稱謂與敘述觀點，主張《越公其事》取材於多種不同材料；透過劃痕與下契口的位置，認為本文分成多次書寫。我們可以用一張圖表呈現其構想：
　　【圖二】

　　以下區分“取材”和“抄寫”兩個面向說明金卓的論述：

　　  一、“取材”問題（一）：于、於的使用情況
　　金卓將《越公其事》十一章分成三個部分：開頭三章（Ａ類）、五政部分（Ｂ類）、結尾二章（Ｃ類），並分析裏頭“於”、“于”的用字情況，如下：
　　【圖三】

　　金卓認為“於”在開頭三章與結尾兩章使用的比例較高，而“于”則在五政部分使用比例較高，他進而據此主張：“（用“于”與“於”的差異）是由其抄錄時選取的原始文獻材料不同造成的”、“《越公其事》簡文中部有關五政內容的部分，和首尾部分的其他內容，分別參考自不同時期或地域的原始文獻，五政部分的材料在時代上很可能要更早於首尾部分的材料，並且可能是由同一書寫者分若干次分別抄錄而成。”[9]他認為書手抄錄時選取的原始材料不同，五政部分採用“于”的情況較“於”來得多，故Ｂ類材料的時間比Ａ、Ｃ兩類來得早。

　　  二、“取材”問題（二）：稱謂與敘述視角
　　【圖四】

　　金卓認為《越公其事》第四章與第十章在敘述視角轉變時，都再次使用“越王勾踐”全稱，他主張“因記載內容而特意更換視角與稱謂，恰恰說明了簡文選材上的不同，乃抄寫者依原材料直接抄錄所致”、“體現了《越公其事》材料來源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筆者認爲，這也是其根據多份材料或分多次書寫而成的證明之一。”[10]他再次強調，《越公其事》的書手依據不同來源的材料進行抄錄，使得敘事觀點多次轉變。

　　  三、“抄寫”問題（一）：劃痕A、B的書寫字數
　　【圖五】

　　由金卓所整理的資料顯示，劃痕B的字數在30~34字之間，而劃痕A字數則在33~36之間。因此金卓認為“筆者發現簡33前各簡和簡34後各簡，在各簡書寫字數……，也都恰好展現出兩分性。”[11]藉此論證《越公其事》乃分批書寫。

　　  四、“抄寫”問題（二）：下契口的位置
　　【圖六】
　　
　　透過圖示可知左半（即劃痕A）下契口較右半（劃痕B）略高，因此金卓表示“可以看出左右兩組在下契口的高度、形狀上都有明顯的差別。”[12]
　　綜上所述，竹田健二先生依據簡背劃痕將《越公其事》分成A、B兩類，金卓則從“取材”與“抄寫”兩個角度入手，“取材”方面，他認為前三章與末二章的內容，較五政部分來得晚，敘事角度多次轉變，是基於抄寫者材料複雜且分多次抄寫之故。“抄寫”部分，他從簡背斜痕形態、用字情況、竹簡字數、契口位置等，可以發現A、B兩類的差異。綜合上述觀點，他主張《越公其事》的書手在抄錄時擇取不同材料，並且全文分若干次抄錄而成。

參、筆者的質疑

　　金卓提出多項數據與圖示，尤其是劃痕、下契口的位置、字數等處，確實能展現《越公其事》文本內在的歧異情況，所言確實有所本。
　　但是，《越公其事》的書手只有一位，金卓主張這位書手在抄寫時擇取各種不同來源的原始文獻，又分成多次進行抄寫，也就是書手一邊抄錄，一邊編輯內文，這樣的情況在書籍類楚簡中，誠屬罕見。
　　就“取材”來說，勾踐與夫差爭霸是春秋晚期重大事件，春秋以後應該有許多關於二人的史料文獻流傳，《越公其事》的作者（請留意，這裡所說的“作者”，是指撰寫文本的人，而不是在戰國中晚期書寫清華簡《越公其事》竹簡的那位“書手”）確實可能依據各種來源不同的資料加以整理編輯，但在有限的資料中，我們很難考究這位作者到底參考了哪些資料。在底本來源不確定的情況下，金卓依據“于”、“於”的使用，以及敘事觀點的轉換，把《越公其事》來源分成Ａ、Ｂ、Ｃ三類，並論述Ｂ類比另外兩類時間來得早，這就不免令人困惑。“于”、“於”以及敘述觀點的轉換，確實可以做為決定文本來源的判準嗎？
　　就“抄寫”而言，金卓所提出“（《越公其事》）在簡34・簡35前後、簡68・簡69前後，乃各自分開抄寫的猜想”，它所呈現的意義已非書手花幾個工作天的問題，而是作者有意分成數個時段進行抄寫，所以才產生前後不同的樣貌。金卓所提出的依據是劃痕位置的差異和下契口的位置，這個猜想是否合理，則必須檢視證據是否可信才能判定。
　　另外，金卓認定《越公其事》的書手在“取材”時，抄錄自多種來源，又分成多次“抄寫”，也就是這位書手一邊書寫，一邊思考編輯，那麼這位書寫者已經不單純負責“抄寫者”（或“書手”）的腳色。他既可決定《越公其事》的取材方式，那麼實質上已可以視為《越公其事》的原作者。
　　    金卓所提出的數據與圖示確實有所本，但推論又有違一般對於楚簡的理解，職是之故，筆者興起逐一檢視相關數據與圖示的念頭。

肆、關於《越公其事》的“取材”問題

　　 一、“于”、“於”的使用情況

　　先將《越公其事》各章“于”和“於”的出現次數羅列如下：
　　 
　　【圖七】

　　金卓利用“于”和“於”出現次數的分析，主張前三章、五政、後二章可分成Ａ、Ｂ、Ｃ三類，而Ｂ類比Ａ、Ｃ類時代要更早。那麼，我們必須先說明古文字中“于”和“於”的問題。
　　“于”在甲骨文就已經出現，它是表意字“竽（後2.16.2）”，“於”則是由“烏”所分化，而“烏”與“鳥”在西周金文中同形，[13]“烏（於）”早在金文中多當感嘆詞“嗚呼”使用，但至少在春秋中期“烏（於）”已經可以當介詞使用，[14]與“于”同時存在，在楚簡中，二字的用法無別，故《說文》：“于，於也。”
　　“于”和“於”是古漢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介詞，它們原本是兩個初形、本義、古音均不同的字，王力認為“‘于’是‘於’的較古形式”，[15]裘錫圭則依據二字古音不同，[16]主張不能簡單地看成同一詞的不同書寫形式。[17]但“于”和“於”都可以當介係詞使用，後頭都可以加動作、時間或處所，用法幾無差別，相關討論的人非常多，學者們普遍的結論是：“于”的來源較古，“於”比較後起；“于”所在句式保留較古用法，“於”則反映戰國時代的語言特色。[18]應該要留意的是：“于”字時代早，“於”字時代較晚，戰國時代“於”比“于”來得多，這是二字的長期演變的時代趨勢，乃以宏觀角度分析後所得到的結果，但絕不能反推成：使用“于”的文獻，就必定比使用“於”的文獻來得早，這犯了“倒果為因”（Causal Fallacy）的謬誤。細審竹簡使用情況，會發現許多古老文獻，但卻使用“於”字，或是文獻新穎而採用“于”字等非典型現象。例如清華伍《封許之命》是呂丁受周王冊命的實錄，文字保留許多西周金文的古樸色彩，文本創作年代應該可上溯至西周初期，[19]但該篇“於”、“于”卻各出現一次，出現“於”字並不妨礙它來源於西周材料的推論。相反的，屬於文學作品的〈蘭賦〉，其文本創作與竹簡書寫的時間應該不會差異太遠，卻出現一次“于”，而沒有用“於”。《曹沫之陣》記載春秋前期曹沫對於政治與兵法的理念，全文出現28次“於”，而沒有任何“于”字，目前所見的安大簡的《曹沫之陣》也依然使用“於”。[20]《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準》使用10次“於”，而未見“于”；《陳公治兵》使用17次“於”，而未見“于”；《姑成家父》使用11次“於”，而僅出現1次“于”，以上諸篇所記述的史事都比勾踐復國的時間要來得早，但這些簡文卻大量出現“於”而罕用“于”，可見用“於”、“于”出現次數的多寡判斷文本時代，只舉有參考性質，絕非唯一判準。
　　“於”、“于”甚至出現用法沒有差別的例子，〈民之父母〉有這樣的文例：
　　 
　　1.以皇於天下（簡2）
　　2.以此皇于天下（簡6）
　　 
　　這兩句話實質上什麼差別，但是介詞的使用情況卻大不同。這說明應靈活看待“‘于’早‘於’晚”的現象，而不是受到字面文字的制約，利用若干字詞便推斷文本的時間。陳民鎮曾經分析〈繫年〉“于”、“於”用法如下：
　　【圖八】

　　他認為“隨著《繫年》敘事的進展（基本伴隨縱向時間軸的進度），‘於’的比重有增大的趨勢，‘于’的比重則趨於衰減。”[21]尤銳認為：“《繫年》前四章（即西周章）有 28個‘于’字，而‘於’字只出現過一次。與此相反，後三章（即戰國初葉章）中有 19個‘於’而‘于’則只出現 5次。”[22]從數值來看，確實如陳民鎮與尤銳所言，前四章多用“于”，而後三章多用“於”，“於”的使用頻率隨著時間軸，越來越多。但是，這是一種為宏觀的理解，此標準乃“相對”而非“絕對”，例如第5章在全章中屬前半段，但“於”字使用8次，“于”則僅有3次。又如後三章中，第21章中用“于”1次，用“於”2次，第22章用“于”3次，“於”5次，這數值均在誤差範圍之內。
　　朱湘蓉指出：“語言的變化，尤其是詞語的變遷不是一個簡單的直線前進的進程，其中難免有糾葛並行的情況。版本來源不一、時代很難精確的傳世文獻也會使所得結論難免打些折扣。”[23]所言甚是。“‘于’早‘於’晚”是學界對二字進行分析與統計後，所得出的結論，是殷商甲骨文至戰國文字的演變大勢，可以幫助學者理解文獻的用字情況，但推論問題時必須小心謹慎。“於”取代“于”是隨著時間緩慢而逐步進行，不是在一夕之間完成。戰國時代的作品是用“於”較多，而非完全用“於”，事實上在漫長的漢字演變歷程中，“于”從來沒有消失過，“於”也沒有完全取代“于”。所以若僅依憑少量的樣本，導出用“於”必定晚於用“于”的結論，甚至依據“于/於”的使用比例，判斷其來源之差異，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回到《越公其事》的討論，筆者認為不能依據“於”、“于”用法的數量，而將“五政”與“前三、後二章”分成兩類，理由如下：
　　 
　　（一）將第四章納入“五政”乃倒果為因
　　學者將第四章納入“五政”段落（請參【圖二】），顯然是為了符合數值的需求，而不符合事實。《越公其事》中勾踐敗北後，建立宗廟，與民休養生息，在惠民三年以後，才開始施行“五政”，“五政”一詞雖在第四章的最後一句首次出現，但它具體內容卻是在第五章才開始敘述。“五政”的具體的內容分別是：“農功”（第5章）、“市政”（第6章）、“徵人”（第7章）、“五兵之利”（第8章）、“敕民、修令、審刑”（第9章），一章一政，清楚明瞭。學者將第四章納入五政篇幅，完全是為了牽合數字（第四章“于（2次）”比“於（0次）”來得多）的結果。
　　 
　　（二）樣本數有限
　　《越公其事》全篇九章之中，“於”和“于”沒有哪一章，用法超過兩位數。而第1、2、3、6、10、11等章，“於”、“于”參雜使用，依此將文本分成三類
　　“五政”孤立出來，認為它是比較早的文獻。如果不要依據章節，而把《越公其事》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用“於”27次，用“于”30次，數量差異根本不大。值得留意的是在這30次“于”字用例中，有7例是“=（至于）”合文，合文型態是否干擾數據的呈現，這是值得留意的問題。
　　《越公其事》是清華簡中的一篇，清華簡則是現存書籍類楚簡的一部份，而目前所見楚簡只是戰國時代能夠保存至今的一小部分。因此，若只單看某一篇竹簡，則母體樣本數過小，所呈現的結果可能只是片面的偶然性，利用“五政”採用“于”的比例高於“於”，就將它從《越公其事》獨立出來，並視為較首尾的時代來得早，這說法猜測程度較大。
　　 
　　（三）忽略文本時間與抄寫時間
　　依據出土文獻用字來分析創作時間，必須留意一個問題：“文本創作年代”和“竹簡抄寫年代”是不同的概念。例如石鼓文上的詩作與刻石，是兩個不同時間的產物。[24]雖然不敢保證清華簡中沒有原創性的作品，但是以《越公其事》書手，同時又抄寫《鄭文公問太伯》（甲、乙）、《子儀》、《子犯子餘》、《晉文公入於晉》、《趙簡子》、《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天下之道》等篇的情況來看，[25]《越公其事》是原創文稿的可能性極低。既非原手稿，那麼必然經過輾轉傳抄的人為擾動，據抄本所做的數值分析，只能提供參考。
　　趙曉斌先生〈荆州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與清華簡《越公其事》〉一文指出棗紙簡所收錄的《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能與清華柒《越公其事》對讀，[26]可見清華柒《越公其事》只是戰國時代眾多版本之一。竹簡傳抄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用字可能有所改易，文字一改，學者以“於”和“于”分析寫作時間就會失真。
　　 
　　（四）“于”早“於”晚的方法論問題
　　甲骨文、金文多用“于”，春秋、戰國以降則多用“於”，這是二字在古文字演變上的大致上的趨勢。如果反過來推論，認為多用“于”的文本，時代必定早於多用“於”的文本，恐怕流於倒果為因。金卓使用“于”、“於”出現的頻率，將全文分成A（前三章）、B（五政）、C（後二章）三類，但我們在《越公其事》中可以找到許多“于”、“於”用法沒有差別的例證。
　　 
　　A. “至于/於”一詞的用法
　　 
　　=（至于）：以=（至于）今（簡70）
　　至於：乃至於吳（簡68）
　　 
　　B.後加地點

于	於
1.    余其必（滅）絕越邦之命于天下（簡7）  2.     吾先王用克入于郢（簡13）  3.     余其與吳播弃怨惡于海濟江湖（簡23）  4.    百里得于越邦（簡18+34）  5.     官師之人或告于王廷（簡39）  6.     乃趣徇于王宮（簡54）  7.     天加禍于吳邦（簡74）	1.    赶登於會稽之山（簡1）  2.    亦使句踐繼於越邦（簡6）  3.     將舟戰於江（簡64）  4.     乃至於吳（簡68）  5.     昔不穀先秉利於越（簡69）  6.    得罪於越（簡70）

　　 
　　C.後加時間

于	於
1.     以=（至于）今（簡13）  2.     =（至于）三年（簡29）  3.     以=（至于）今（簡70）	1.     於今三年（簡17、19）

　　 
　　D.一段話中同時使用“于”和“於”
　　毋絕越邦之命于天下，亦使句踐繼於越邦。（簡5-6）
　　必滅絕越邦之命于天下，勿使句踐繼於越邦矣。（簡7）
　　 
　　上述筆者整理“文例完全一樣”、“後加地點”、“後加時間”、“｛至于/於｝的兩種寫法”、“同段話中的‘于’和‘於’”，可以發現“于”和“於”的用法實在沒有太大差異。尤其應留意下面一條：
　　 
　　子弟以奔告於邊（第三章.簡19-20）
　　子弟走告于邊（棗紙簡22）[27]
　　 
　　兩句話文例完全相同，而棗紙簡的《越公其事》（原整理者改題名為《吳王夫差起師伐越》）作“于”，清華簡本作“於”。可見清華本《越公其事》只是戰國眾抄本之一，想利用清華簡本的“於”和“于”將抄寫來源分成三份，會有很大偏差。
　　總的來說，“‘于’早‘於’晚”是整個時代演變的趨勢，適合以宏觀的角度來觀察，抽樣的單一個案未必會與整體趨勢一致。因為楚簡在實際書寫時，受到許多因素所干擾，變因甚多（底本來源、書手國別、文字風格等），必須從各種角度來考察，才不會受到數值所制約。張岱松考察《清華（壹）》至《清華（伍）》“于/於”的使用情況，他認為：“兩者作爲介詞功能區別不大，但是在不同的篇章，能顯示出一些使用頻率和用法的區別，這應該和書手的用字習慣和個人愛好有一定關係。甚至出現有在同一句話中，引介同樣的對象，反覆變化的情況，如《繫年第7 章》：‘文公率秦、齊、宋及羣戎之師以敗楚師於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土。’都是引介地點，‘于’和‘於’反覆變換而語法功能上幾乎無任何差別，更反映出書手書寫時的隨意性。”[28]觀察的結論與筆者相同。從上文來看，《越公其事》“於”和“于”的用法沒有這麼多歧異性，因此學者主張透過“于/於”的出現頻率，將該文分成A、B、C三類，並主張B類創作時間早於A、C類，仍有很大疑義。

　　  二、敘述觀點的問題
　　金卓認為“一份單次創作或記錄完成的文獻材料，一般只會在篇首或第一次出現時使用人物的全稱”，因此《越公其事》在第4章與第10章都使用“越王勾踐”全稱，這表示第1-3章是一類，第4-9章是一類，第10-11章是一類，因為材料來源不同，所以在起始時，都使用全稱，後則採用簡稱。筆者認為將人物的全稱與簡稱和材料來源畫上等號，並不妥當，二者的關係實無必然性。例如第十章開頭將以“王”表示勾踐，共出現六例之後，才又出現“越王勾踐”一詞，套上首次出現用全稱，後文用簡稱的規律，那麼第十章開頭六次“王”的簡稱，究竟要歸於哪一類呢？
　　單一作品首次出現用全稱，後用簡稱，這是出土文獻常見的“規律”，但卻不是“鐵律”。《姑成家父》中，晉厲公首次出現時稱“厲公”，用了兩次“公”之省稱後，再度使用“厲公”一詞，用了四次“公”之省稱後，最後以“厲公”結尾，可見全稱、簡稱交相使用。
　　又如《越公其事》中，“文種”首次出現時以第三人稱敘述觀點稱其為“大夫種”，後來文種前往吳國請成，夫差則稱其“大夫”，共計4次（第二章1次，第三章3次），直到第九章再度以第三人稱觀點敘述到文種時，又再度稱其為“大夫種”（第九章1次，第十章1次）。可見靈活使用人物對話與敘事觀點，是鋪陳故事的重要方式，尤其像《越公其事》這樣長篇的簡文，人物稱呼方式與敘事觀點的轉換，並不奇怪。
　　楚簡中敘事觀點的轉移所在多有，例如上博九〈靈王遂申〉，先以第三人稱觀點起頭，交代故事時間、人物、地點等內容，中間透過成公虎與軍執事人及成公乾的對話鋪陳情節，最終又回到第三人稱角度收尾，主觀、客觀交互使用，讓敘事更為精采生動。
　　學者以視角及敘述觀點的轉變，作為《越公其事》取材自不同來源的依據，證據力並不充分。

 伍、《越公其事》的“抄寫”問題 

　　 一、簡背劃痕

　　一般來說，楚簡的書寫與編排方式是由上到下、由右到左，所以將編聯好的竹簡翻轉至背面後時，簡背劃痕的多半是從左上往右下（參【圖一】“劃痕A”），但是還有一種“逆次簡冊背劃綫”（參【圖一】“劃痕B”），竹簡正面若按一般由右至左的編排方式，其劃痕則會變得無法連貫。
　　“逆次簡冊背劃綫”一詞係由孫沛陽首先提出，他認為《皇門》有10枚簡（全篇共13簡），《楚居》有5枚簡（全篇共16簡）具有“逆次簡冊背劃綫”。並依據逆次劃痕，主張這些竹簡是“正面依從左到右的順序編配成冊”[29]，亦即只要將排列順序顛倒過來，變成由左至右編聯，就能讓逆次劃痕轉為順次。
　　孫沛陽主張二篇是由左至右編聯成冊，這個看法與一般對於楚簡由右至左編聯的理解不同[30]。該說看似能夠解決逆次劃痕的問題，但實不可信。北大秦簡〈田書〉出土時保存情況比較良好，能完整呈現竹簡的疊壓樣貌，且簡背出現“逆次簡冊背劃綫”情況，楊博據此進行研究，其結論為：“簡文內容的編聯，雖然要基本符合簡背劃線，但切不可僅依據簡背劃線而罔顧文意進行機械編聯。”[31]他利用保存情況良好的〈田書〉簡，推翻孫沛陽“逆次簡冊背劃綫”是由左至右編聯成冊，也說明簡背劃痕僅供簡文排序參考，不是唯一標準。此外，《越公其事》既有順次編聯，也有逆次編聯，如同竹田健二的看法，拆成兩部分絕對是不可能的事。[32]
　　竹田健二對於《越公其事》簡背劃痕型態的分析，以如前文所引（參【圖一】），劃痕Ａ軌跡清楚，除少數斜劃中斷之外，劃痕基本可連接。然而劃痕B的情況比較特殊，正如竹田先生所言，乃“逆次”排列。筆者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兩種可能：
　　（一）   假設整治竹簡的工匠將竹筒作成A至Z共計26枚簡，並刻意在簡背留下斜痕。只要書手在抄寫文字的時候，不依A至Z的順序，反過來由Z簡開始書寫，依次Y、X、W…最後到A簡，就會呈現這種“逆次簡冊背劃綫”的情況。
　　（二）   工匠將竹筒作成A至Z共計26枚簡，但是書寫時，將竹簡翻轉180度（也就是上下翻轉顛倒），如此從A寫至Z簡，也會呈現“逆次簡冊背劃綫”的樣貌。
　　 
　　趙思木已經指出“寫手雖然使用同段竹筒所出竹簡，但在抄寫時並未參考簡背劃痕，取用竹簡十分隨意。”[33]換言之，《越公其事》確實存在“逆次簡冊背劃綫”，但這最多僅能說簡在抄寫過程中沒有按照正常的模式，簡背劃痕只能當成排列簡序的參考工作，不能當成唯一判準，尤其《越公其事》的末尾數簡甚至是完全沒有劃痕。那麼，利用劃痕A與劃痕B的差異，推論劃痕A、劃痕B、沒有劃痕（即簡68-75）等三類“是書手在不同時間抄寫成的”，是個頗為大膽的假設。

　　  二、竹簡字數
　　金卓曾利用圖表彰顯“1~33、35”是一組，字數較少，“34、36~75”是一組，字數較多（請參【圖五】），而得出“分若干次分別抄錄而成”的結論。現在，我們更全面地計算各簡的字數（排除殘斷及有補字的竹簡），將得到下列數值：
　　【圖九】

　　金卓想透過竹簡字數，導向B組文字少，A組文字多，據此證成A、B兩組是不同時間抄寫的結論。但細審資料，所謂字數比較少的B組，也可以達33字（簡6）、34字（簡9）；而所謂字數比較多的A組，亦有31字（簡65）、32字（簡62）等較少的情況。一位書手在抄寫這麼長的篇章，字與字的間隔時而疏闊（第22簡共30字），時而細密（第42簡36字），完全合於情理之中。例如上博一〈緇衣〉簡6共計45字，簡17字數則多達56字，兩簡均為完簡，同為一篇簡文，亦出一人之手，然其行款疏密竟可落差至十餘字之多。反觀《越公其事》的書寫情況，均在合理的誤差值內。[34]若依字數將《越公其事》拆解兩組，並主張二組為不同時間點所抄寫，那麼那些簡背沒有劃痕的簡68-75（金卓歸為第C組），簡73有35字，74有34字，二簡均為完簡，又該怎麼看待這個數值呢？總之，利用劃痕、字數來做為抄寫時間的判準，證據力十分薄弱。

　　 三、契口高度
　　金卓認為契口位置存在區別，他所提出的的證據是：
　　
　　依照下契口位置，認為“1~33、35”與“34、36~75”是兩組有區別的段落，就其所列的圖表來看，“1~33、35”似乎偏下，而“34、36~75”則稍偏上。
　　然而，金卓認為“34、36~75”組契口偏上，但我們也能在裏頭，找到和“1~33、35”一樣契口偏下的竹簡，例如簡59~63。
　　
　　同樣的，他認為“1~33、35”組契口偏下，但我們也能在裏頭，找到和“34、36~75”一樣契口偏上的竹簡，例如簡1~5。
　　
　　何以“契口高度”不同，就能證明是不同時間所書寫？既然《越公其事》是一篇首尾基本完整的簡文，從其形製（簡長、編聯痕跡）相同來看，即便契口位置有高有低，只要可以編聯起來，就是同抄於一卷的簡文。尤其簡34、35均是屬於第五章中間段落，毫無理由將第五章拆成兩半，所以它們當時肯定就是編聯在一起的簡文。竹簡整治的時間是在抄寫以前，僅依部分契口位置，就將《越公其事》區分為二，這是不合理的事。
　　一篇簡文的寫作時間是否一致，最重要的問題是：是否為同書手所寫？是否為同一篇文章？是否為相同的竹簡？既然是一位書手，撰寫《越公其事》乙文，而簡背竹節位置（簡1至簡68）也基本一致，那麼它就是同一個時間點書寫完成的簡文。至於書手花幾個工作天完成，這個問題可以不論，因為僅憑現有資料，難有確切的答案。

 陸、結論

　　竹田建二發現《越公其事》簡背有逆次劃痕的情況，金卓則更進一步推論，主張書手抄錄時參考多種材料，並且有意識地分成多次抄寫。
　　依據本文的考察，就“取材”來看，金卓認為書手取材多份材料，這實際上已經把書寫者視為原著。無論是“于/於”的使用情況，還是稱謂或敘述觀點的轉換，都不足以證明這位書手邊抄邊擇取材料，荆州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與清華簡《越公其事》為“同文異本”，[35]就是最好的證明。《越公其事》簡19-20的“子弟以奔告於邊”，棗紙簡本“於”寫成“于”，說明利用“于”、“於”判斷文本的創作時間，變數很大。清華簡《越公其事》只是戰國眾寫本中的其中一個，利用它來推估該篇的取材性質，不一定可靠。從各方面來評估，清華簡《越公其事》的書手是原創作者的機率甚微，他是清華簡中的“主力書手”，負責清華簡中多篇簡文。[36]他確實有可能在抄寫時，出現文字的訛寫與衍文，而與原底本產生差異，但清華簡《越公其事》非原創手稿，當無疑義。
　　就“抄寫”來看，金卓認為《越公其事》可分成A（簡背正常劃痕）、B（逆次劃痕）、C（沒有劃痕）三類，並由劃痕、字數、下契口高度等角度分析，得出本文是“由一位抄手分多次抄錄而成”的結論，此說恐有疑義。劃線的有無，是順次還是逆次，對簡文排序僅能起輔助的作用。書手在抄寫簡文時，簡文字數的多寡，並不能作為“多次抄錄”的證據。至於契口高度存有落差的問題，既然《越公其事》是一篇完整的簡文，沒有跡象表明它可分成兩卷保存，那麼契口的差異應該尚在可容許的誤差值之中。
　　《越公其事》書手到底花幾個工作天完成抄寫，這恐怕永遠無法有答案，但依據簡背劃痕等理由，將《越公其事》的書手在抄錄時選擇了多種材料，並有意識地分批抄寫，證據力不足。我們認為清華簡《越公其事》更可能是依據單一底本進行抄寫，並在一個時間點完成的作品，全文可編成一卷藏放。
　　本文透過檢討金卓的推論，期盼對取材與來源問題有所助益。
　　 

[1] 參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
[2] 李守奎曾經指出包山簡201“一支簡就有三個人的筆跡”，李婧嶸也指出《二年律令》應由三位書手完成。李守奎：〈包山卜筮文書書跡的分類與書寫的基本狀況〉，《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65。又見《漢字學論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204。李婧嶸：〈張家山247號漢墓《二年律令》書手、書體試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第4期（2016年7月），頁38。
[3] 李守奎曾指出“絕大多數的簡冊一篇都是一種字跡，由一人書寫。”一篇簡文多半由一位書手完成，但由多位書手共同完成一篇簡文的情形也已出現數例，比較確定的如上博三《周易》，李松儒主張書手應有三人，又如〈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字跡不同，但卻是同一篇。清華玖《治政之道》的編聯、契口，以及用字習慣、思想內容的一致性看，與清華捌的《治邦之道》當屬同一篇文獻。又如清華拾《四告》，是由四位書手接力完成。李守奎：〈清華簡的形制與內容〉，收入《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9。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4月），頁167。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簡帛網，2006年2月19日（2022年2月25日上網）。蘇建洲：〈《上博（五）楚竹書》補說〉，武漢簡帛網，2006年2月23日（2022年2月25日上網）。郭永秉：〈關於《競建》和《鮑叔牙》的字體問題〉，武漢簡帛網，2006年3月5日（2022年2月25日上網）。賈連翔：〈從《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戰國竹書“同篇異制”現象〉，《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2020年1月），頁43-47。賈連翔：〈清華簡《四告》的形制及其成書問題探研〉，“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21年），頁90-106。
[4] 客觀來說，一位書手要花多久時間抄完簡文，這與竹簡長短、書手寫字速度、工作進度安排有密切關係。就“書籍類”簡文來說，這個問題根本無從查考起。
[5] 竹田健二的觀點可以濃縮成三點：一、《越公其事》簡背劃痕可分成劃痕A與劃痕B兩種。二、 “逆次簡册背畫綫”並不能代表竹簡正面的字串從左到右排列的編綴。三、利用簡背劃痕，可以證成陳劍的綴合推論。參竹田健二：〈清華簡“越公其事”の竹簡排列と劃痕〉，《中國研究集刊》第64期（2018年6月），頁49-67。
[6] 第五章的排序比較複雜，首先是簡30-簡33，沒有疑義。依照陳劍的編聯，之後為簡35，【簡36上、簡18、簡34】合為一簡，最後是簡36下。金卓將簡35歸為“劃痕B”，【簡36上、簡18、簡34】為“劃痕A”。陳劍：〈《越公其事》殘簡18的位置及相關的簡序調整問題〉，復旦網，2017年5月14日（2022年2月25日上網）。
[7] 關於簡36上、簡18、簡34的拼合問題：陳劍先生曾經指出：“可將簡18插入簡36上與簡34之間，三段本爲一簡之折，可以遙綴。”釋文中簡18與簡34之間則以“……”表示，江秋貞先生博論則透過切圖，清楚展現簡18與34可以緊密接合一簡（江秋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考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0年），頁208）。那麼，簡18與簡34可以拼合成一支具有中編聯到末尾的竹簡，應無疑義，接下來的問題是【簡36上】能否和【簡18+34】遙綴成一簡？透過棗紙簡版本，可以清楚知道從“夫婦皆耕”（簡35、36上）到“人還越百里”（簡18），中間還有殘了一大段文字（依據棗紙簡本約殘37字），以簡35全簡共31字來作依據，除非清華簡《越公其事》版本能把37字內容濃縮（或減省）成9個字左右（簡36上與簡18中間約存有9字補字空間），否則最有可能的是【簡36上】與【簡18+34】是分屬不同的兩支簡，所殘的實際內容超過一支簡的長度。
[8] 第十章內容為簡59-68，其中簡68無簡背劃痕。
[9] 金卓：〈清華簡《越公其事》文獻形成初探〉，武漢簡帛網，2019年3月19日（2022年2月25日上網）。另外本文日文版為〈清華簡『越公其事』の文献形成初探 ――兼ねて竹簡排列の問題を論ず〉，見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主編：《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第23期（2020年11月），頁1-26。
[10] 金卓：〈清華簡《越公其事》文獻形成初探〉。
[11] 金卓：〈清華簡《越公其事》文獻形成初探〉。
[12] 金卓：〈清華簡《越公其事》文獻形成初探〉。
[13] 毛公鼎（《集成》02841 ）即以“鳥”表示｛烏｝，參季旭昇師：《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309。
[14] 例如“枼（世）萬至於辝（台）孫子”（齊侯鎛/《集成》00271 春秋中期 ）
[15]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24。董秀芳則認為二字“同一語言形式的不同寫法”，董秀芳：〈古漢語中動名之間“于／於”的功能再認識〉，《古漢語研究》2006年第2期（2006年6月），頁3。
[16] 關於“於”和“于”古音不同的意見，郭錫良也有類似看法，郭錫良認為：“‘于’‘於’古音並不完全相同，‘于’是匣母魚部，‘於’是影母魚部。……也許春秋晚期‘於’已經開始用來替代‘于’，《尚書》《詩經》中用作介詞的‘于’都有幾百例，而作‘於’的也已分別有十幾例，可能這並非都是後來傳抄中改寫成‘於’的，‘于’‘於’並用的《齊鎛》有可能是春秋時代的器物，‘于’、‘於’混用，在春秋時代多作‘于’，戰國以後，‘於’字的比例越來越大，以致最後取代了‘于’。《論語》中‘于’用作介詞的有8次，‘於’卻有162次；《孟子》中‘于’28次（其中18次引自《詩》《書》），‘於’有436次。兩者的使用比例同《尚書》《詩經》中的比例正好顛倒過來了。這雖然不排除後來傳抄改寫的可能，但是也許是真實地反映了‘於’替代‘於’的過程。……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肯定，戰國中晚期以後，‘於’字基本上取代了‘于’，此後的典籍，大多只在引用古籍時才用‘于’字，或者是方音或仿古的影響，仍用‘于’的。”郭錫良：〈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漢語史論集（增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26-227。
[17] 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於’和‘于’都可以用作介詞，用法十分相似。但是它們在古代並不同音（‘於’是影母魚韻字，‘于’是喻母三等虞韻字），不能簡單地看作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介詞｛於｝和｛于｝可能是由於方言或時代的不同而由一詞分化的。有的語言學者認為在較早的時代，介詞｛于｝和｛於｝的用法有一定區別）”。裘錫圭在〈戰國文字釋讀二則〉“其實古書中用爲介詞的‘于’和‘於’互爲異文，是由於二者用法相似，與一般的音近相通有别。”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239。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57。
[18] 何樂士：〈《左傳》的介詞“於”和“於”〉，《左傳虛詞研究（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117。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99。顏世鉉：《戰國秦漢簡帛校讀方法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頁74。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266-301。
[19] 高佑仁：《《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頁263-264。
[20] 安大簡《曹沫之陣》尚未完全公布，黃德寬曾公布其中一簡的照片，詳細情況參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2017年9月），頁54-56。彭詩雅：〈新出安大簡《曹沫之陣》字詞研究〉，《第一屆中國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桃園：中央大學，2021年4月24日），頁145-159。
[21] 陳民鎮：〈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見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55。
[22] 參尤銳：〈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一一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一文，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45。
[23] 朱湘蓉：〈從出土簡牘看秦至西漢介詞“于”、“於”的使用〉，收入吉林大學主編：《第十二屆古代漢語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2014年），頁4。
[24] 裘錫圭認為詩是秦襄公時所作，而刻石則是襄公後人所為。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第1期，頁48。
[25] 賈連翔：〈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收入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編：《出土“書”類文獻研究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2021年），頁93。
[26] 趙曉斌：〈荊州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與清華簡《越公其事》〉，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戰國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2021年），頁6-11。
[27] 依據趙曉斌所公布的部分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釋文有“于”也有“於”，可見作者乃有意區分，與繁簡體無關。趙曉斌：〈荊州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與清華簡《越公其事》〉，頁6-11。
[28] 張岱松：《清華簡（壹-伍）詞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頁65。
[29] 孫沛陽：〈簡冊背劃綫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2011年12月），頁453。
[30] 裘錫圭指出“商代後期的晚期銅器上的銘文和獸骨上的記事文字，幾乎全都由右向左排行。漢字的這種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沿用了三千多年”，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50。
[31] 楊博：〈北大秦簡《田書》的逆次簡冊背劃綫〉，《出土文獻研究》第17輯（2018年12月），頁168-177。
[32] 竹田健二：〈清華簡『越公其事』の竹簡排列と劃痕〉，頁56。
[33] 趙思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集釋及專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頁17。
[34] 又例如《鄭子家喪》甲本，各簡字數在三十一至三十六字不等。《鄭子家喪》乙本各簡書寫字數爲二十八至三十四字不等，可見《越公其事》各簡字數均在可接受的範圍中。魏慈德在《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上博》（一至九）簡形制表”、“《清華》（壹、貳、叁）簡形制表”、“《郭店》簡形製表”曾統計各篇滿簡書寫的字數情況，讀者可自行參考。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4年），頁50-58。
[35] 趙曉斌：〈荊州棗紙簡《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與清華簡《越公其事》〉，頁6。
[36] 賈連翔在〈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提到清華簡中抄寫篇目規模較大的“主力書手”就以《越公其事》書手為例，參賈連翔：〈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出土“書”類文獻研究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頁93。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2年5月23日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