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資料中的楚薳氏宗族及其譜系探析

作者:田成方  發布時間:2009-06-09 00:00:00

（武漢大學历史学院）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9提交論文首發）

　　薳氏是春秋時期楚公族中較為顯赫的一支，其宗族源流一直是大家比較關注的課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先後在河南省淅川縣下寺、和尚嶺、徐家嶺等地發掘了三十餘座薳氏家族墓葬，其中大中型墓葬十餘座，出土了一批薳氏貴族的有銘銅器 [1]。另外在戰國楚簡中，如包山簡、新蔡簡等都保存有一些薳氏宗族的信息。這幾批古文字資料，上起春秋中期，下至戰國中晚期，基本沒有長段缺環，是研究薳氏宗族發展史的珍貴材料。本文結合傳世文獻和這些新近出土的考古資料，就薳氏的族氏、族系、發展概況等加以分析探索，以期理清楚薳氏宗族的基本譜系，為進一步研究楚國宗族的發展、演變奠定有利基礎。

一、薳氏的族氏和族系

（一）薳氏的族氏
　　出土材料中，薳氏的氏稱有四種寫法：
　　（1），從邑從正反兩虎相對之形（李零先生釋作薳 [2]，可從。下寺報告認為此字從兩母猴相對之形，是蔿字 [3]，有誤）。見下寺M2:51、55、56、63。
　　（2），從邑從為，释作蒍 [4]。見下寺M3:1、2。
　　（3），從邑從化。見下寺M2:60、61，徐家嶺、和尚嶺24處銘文均作 。流失海外有氏銅簠 [5]。另見新蔡簡甲三343-1。
　　（4），從袁從辵。見包山簡28、56、89、90、164、193 [6]。
　　薳氏氏稱的多種寫法，是認識薳氏族氏演變的原始材料，反映了薳氏宗族發展分化的歷程。在淅川下寺M2:51、55、56、63銅器銘文中，蒍子馮以薳作為氏稱。下寺M2:60、61銘文中，蒍子馮又以為氏稱。而嫁給蒍子馮的蔡國女子姬丹，卻以蒍作為夫方（即子馮）的氏稱（M3:1、2）。子馮在氏稱上兼用薳、蔿、的現象，頗為奇怪。而徐家嶺、和尚嶺出現的二十四處銅器銘文中，薳氏族氏都作，戰國楚簡中絕大多數卻作遠 [7]。應當如何看待這些現象呢？
　　首先，薳、蒍、、遠是同一宗族氏稱的不同寫法，在字形和字音上存在聯繫，證明此前有關學者認為薳、蒍是兩個不同家族的觀點有誤 [8]。上古音中，薳、遠同屬元部匣母，蔿屬歌部匣母，為歌部曉母。薳和蔿紐部相同，互為對轉字。蔿和同屬歌部，傳世文獻中，化可通作爲、譌常通作訛 [9]，可見蔿、的聲部在讀音上非常接近。從字體演變的角度看，薳從邑從正反兩獸相對之形，蔿從邑從為，“為”字在銘文中與薳字的獸形相似，或為正反兩獸之形的簡化。字，以相背的人取代相背的虎，大概也是薳字簡體的一種形式。在楚簡中，遠氏和氏並存，說明二者有各自的族系來源。簡文氏應與銅器銘文中的氏一脈相承，遠氏則很可能由薳氏發展而來（詳見下文）。
　　其次，子馮在氏稱上兼用薳、蔿、三形，恐怕不是該宗族成員的普遍現象。在出土文字資料中，同一宗族在氏稱用字上一般比較穩定 [10]。而氏稱用字的不同，經常代表了族系的區別，如媯陳之陳在金文中作，齊陳作 [11]；楚國的沈尹氏之沈在楚簡中寫作，姬姓沈國的沈氏寫作 [12]，都是以字體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宗族或同一宗族不同的支系。徐家嶺和和尚嶺兩塊墓地出土的薳氏貴族銅器，氏稱一律作，說明這是薳氏家族中氏小宗的家族墓地。而在傳世史籍中，又可以明確區分出薳和蒍兩系，薳為大宗，蒍是小宗（見下文）。由此可見，薳、蔿、形體上的差異，很可能標示了薳氏宗族內部族系的劃分。在出土材料中，除子馮之外，還未見到使用任何兩種氏稱寫法的其他薳氏貴族。子馮兼用薳、蔿、三形，當是特例。傳世文獻稱楚令尹子馮為薳子、蒍子，“子”是宗族長的稱謂標識 [13]，根據蒍子馮在楚國的地位，他兼任薳氏大宗及蒍氏、氏等小宗的宗族長是存在可能的，這或許是子馮在氏稱上使用薳、蔿、三形的原因。
（二）傳世文獻中的薳和蒍
　　薳、蔿相通，薳氏和蒍氏同族，為歷代學者認同，《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子文以為之功，使（成得臣）為令尹。叔伯（按：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蒍呂臣”）曰：“子若國何？”
杜注：“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 杜預之後的學者多從此說，將薳氏等同於蔿氏。比如唐人張參《五經文字》，艸部“蒍”條 [14]：
　　《春秋傳》及《釋文》或作薳，與蔿同。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21，紙韻“薳”條 [15]：
　　或雲薳、蒍一也，字通於蒍，故子馮及其子掩，亦或以為氏。
清人梁玉繩也認為薳、蒍相通，他還列舉了一些證據：“襄十五傳蔿子馮，廿二、廿四、廿五傳作薳。襄廿五、卅傳蔿掩，昭十三作薳。可證。”[16]
　　淅川銅器銘文也表明薳氏和蒍氏是同一宗族。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學者將薳、蒍等同看待似乎無可厚非。但是，薳、蒍不僅古文寫法不同，在傳世典籍中亦有區別，不能視而不見。據《左傳》記載，蔿氏的稱謂者共有五人：呂臣（叔伯）、賈（伯嬴）、敖（艾獵、孫叔、孫叔敖）、子馮（蔿子）、掩。其中子馮、掩又以薳為氏，此暂不論。呂臣、賈、敖等祖孫三人均以蒍為氏，恰好與後世文獻所載、能夠劃出譜系的一支薳氏相吻合 [17]。《左傳》昭公十三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
公子圍擔任令尹時殺蔿掩、分其室，即位後又奪薳居田。杜預注：“居，掩之族。”蔿氏是楚靈王重點打擊的貴族勢力，大司馬蔿掩首當其衝，掩的族人薳居隨之遭禍。而同為薳氏貴族，薳罷做了令尹，薳啟強擔任太宰（見《左傳》昭公元年），顯然成為靈王打擊反對力量的左膀右臂。《左傳》昭公十三年曰：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此“薳氏之族”無疑是指蔿掩族人，並不包括薳居，更不包括得勢的薳罷、薳啟強等。《左傳》能清晰地將二者分開，大概與薳居是大宗、蒍掩是小宗有關係。可以推測，至晚從蔿呂臣開始，薳氏可能就已經形成兩個大的族系，一支是薳氏大宗，一支是蔿氏 [18]。
　　《左傳》所記薳氏的稱謂者，從薳章起共八人：章、啟強、罷、射、泄、居、越、固。除薳章是楚武王時代的人外，其餘薳氏貴族都出現在春秋中後期。薳章在後來的姓氏著作中常被記作蔿章，如《潛夫論》、《新唐書》等。而在《左傳》中，薳章和之後的薳氏七子均以薳為氏，沒有一處寫作蔿。如果薳、蔿等同，那麼出現這種薳、蔿使用分明的情況就難以解釋。《春秋大事表》和《春秋世族譜》把薳、蒍兩支分開記述，是很有道理的 [19]。從薳章到薳罷，薳氏有一百二十年不見於史籍，此長時段裏，只有蔿氏幾代有記載，大宗的狀況並不清楚。
　　在《左傳》中，只有蒍子馮和蒍掩兼以薳、蒍為氏。蔿子馮（襄公十八年），又作蔿子（襄公二十五年）、薳子（襄公二十二、二十四）、薳子馮（襄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是大名鼎鼎的楚國令尹孫叔敖之子（襄公十五年杜注）。掩是子馮之子（見襄公二十五年杜注），襄公二十五年、三十年四次寫作蒍掩，昭公十三年一次寫作薳掩。至子馮時，蔿氏已有三人曾擔任令尹（蒍呂臣、蒍艾獵、蒍子馮），家世顯赫，政治地位超過了大宗。令尹蒍子馮及大司馬蒍掩，大概相繼掌控了整個薳氏家族的權力，《左傳》偶爾以薳氏稱呼，與銅器銘文中子馮兼用薳、蔿、為氏，可能有相同的原因。

二、薳氏發展概況初探

　　薳氏最早出现於熊嚴三子爭立時期，約公元前821年。支持叔熊奪權的行動失敗後，薳氏遭遇沉重打擊，長期不振。武王時期，薳章為行人，出使隨國（《左傳》桓公六年），薳氏似有復蘇跡象。然最先崛起的卻是薳氏小宗——蔿氏。前605年，若敖氏叛亂被滅，失去了對楚國政權的長期壟斷控制，其他公族乘虛而入。蒍氏多位貴族在此後躋身楚國政治上層，蔿呂臣、蔿敖、蔿子馮三人都曾出任令尹，蔿賈、蔿掩也官至司馬。楚康王時期，蒍子馮為令尹、蔿掩為大司馬，蒍氏家族在楚國的地位達到巅峰。
　　蒍氏的強勢遭到靈王忌憚，從他擔任令尹開始時直到篡位，持續打擊蔿子馮的宗親貴族，先殺掉大司馬蔿掩，即位後又奪薳居田。薳居很可能是與蔿氏關係親密的薳氏大宗，其他的薳氏貴族則成為靈王籠絡的對象。《左傳》昭公元年：
　　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啟強為太宰。
由此看來，薳氏大宗和蔿氏小宗雖然血緣關係親密，但出於各自利益的需要，在楚靈王時期演變為勢不兩立的政治對手。
　　經歷了靈王時期的混亂，薳氏大宗和小宗的命運截然發生改變。蔿氏不僅成為“喪職之族”，而且在襄助平王得政以後，地位也未見顯著恢復。從考古發現看，淅川下寺丙組的M10和M11，較之年代更早的下寺M8、M2（墓主為蒍子馮），無論在墓葬規模和等級，還是在隨葬器物的數量（考慮盜掘因素）和級別、車馬坑的規模上，都有較大程度的降低 [20]，并且自銘為蔿氏的器物也較為稀見（僅兩件），這些現象都反映了蒍氏小宗的急劇衰落。靈王以後的蔿氏貴族，很難再進入楚國政權上層，在傳世典籍亦難覓其蹤跡。相比之下，薳氏大宗在靈、平、昭三王時期開始興盛，政治地位全面超過蔿氏。薳罷、薳啟強以後，《左傳》又有薳泄、薳射、薳越、薳固，都是帅兵之將，多次参与領導楚國的征伐戰爭。戰國楚簡中的遠氏尚有一定的規模和地位，與春秋中晚期以來蒍氏的日漸衰微之勢蓋不吻合，故遠氏應是薳氏大宗之後。包山楚簡簡28有遠忻、遠，分別任尹之邑公、尹之莫囂，簡56遠為喜君之司敗，簡90遠為緐丘少司敗，簡164遠纚為鄧人、簡193遠從志為昜陵人，簡89遠乙則只有其名。遠忻、遠、遠、遠都是地方官員，遠纚、遠從志、遠乙三人大概只是平民。簡文透露的信息雖僅有片斷，但依然可以看到，在戰國中期以後，遠氏在地域分佈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呈現出新的特點，他們身上尊貴的楚公族光環已經消退。
　　氏作為薳氏小宗，始立時間應不晚于蒍子馮。淅川下寺M2出土有兩件子倗缶，證明氏在當時已經產生。和尚嶺和徐家嶺出土的有銘銅器中，器主有 子受、子孟、子辛、子昃，均不見於史籍記載。流失海外的一尊食器上，有子大（蓋銘）和子辛（器銘）[21]，其中 子辛簠可能出自徐家嶺M3 [22]。子受在六位氏貴族中的年代大概最早 [23]，和尚嶺M2、徐家嶺M3、M9分別出土有子受自作的編鐘、戟和升鼎，子受鈕鐘9件、鎛鐘8件，與徐家嶺M3、M10的編鐘組合一樣。徐家嶺M10保存較完好，出土有五件銅升鼎，而同在春戰之際的崇源銅器，器主是封君身份，使用七件升鼎的禮制 [24]， M10墓主地位要低於封君，應當只是中下層貴族。據研究，子孟很可能是M3墓主、子昃是M10墓主 [25]。從使用9件鈕鐘、8件鎛鐘的編鐘組合看，子受、子辛、子昃等大概都是楚國的中下級貴族。除子倗外，其餘五位氏貴族均活動于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26]。在這個時期，氏家族的地位雖較蒍子馮時代有一定程度的下挫，卻仍維持中下層貴族的水準。戰國中期以後，楚悼王任用吳起進行變法，“廢公族疏遠者”，氏大概也受到了衝擊。新蔡簡甲三343-1：
　　己之述，刏於晨社二，禱二
簡文“述”字之前的“某人”，其身份地位都不高，己當非例外。又包山簡98:
　　十月辛丑之日，以訟邸昜君之人公番申以
　　＃公是番申的官職，即縣之縣公 [27]。縣可能是邸陽君番氏封邑內所領之縣，故委派同氏之族人番申進行治理。地設縣，表明作為氏之食邑 [28]，在此前可能已被剝奪。這兩條簡文暗示，氏在戰國中晚期業已衰落。
　　綜上所述，文字資料中的薳、蔿、，代表了薳氏宗族的不同族系，其中薳氏為大宗，蔿、為小宗。蔿氏小宗在春秋中期一度強盛，但在靈王時期遭受沉重打擊，一蹶不振。氏在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維持中下層貴族地位，之後也日益式微。薳氏大宗在靈王時期實現政治復興，楚簡中的遠氏即直接來自大宗。至戰國中晚期，儘管遠氏已經遠離國家政權上層，但較之蔿、的衰靡，部分遠氏尚能夠維持中下等貴族之地位。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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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等：《河南淅川縣徐家嶺11號楚墓》，《考古》2008年第5期。按：徐家嶺M11報告稱，該墓出土有兩件有銘銅器，“內容涉及薳夫人及歲星紀年等”，惜銘文並未刊佈。
[2]李零：《“楚叔之孫倗”究竟是誰——河南淅川下寺二號墓之墓主和年代問題的討論》，《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22頁。
[4]李零：《化子瑚與淅川楚墓》，《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5]李學勤：《海外訪古續談（四）》，《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6]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
[7]劉信芳：《〈包山楚簡〉中的幾支楚公族試析》，《江漢論壇》1995年第1期。劉信芳認為包山簡中的遠氏即文獻中的薳氏。
[8]有學者認為蒍氏和薳氏是兩個家族，參趙世綱、羅桃香：《再談淅川下寺2號墓的墓主與年代》，載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142頁。另羅運環先生認為薳（蒍）有二，參氏著《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74頁。這種觀點最早見於宋朝，參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5—306頁。
[9]高亨纂著，董志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第661—662頁。
[10]巫雪如：《包山楚簡姓氏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11]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942頁。
[12]田成方：《從新出土資料論楚沈尹氏之族屬源流》，《江漢考古》2008年第2期。
[13]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64頁。
[14]（唐）張參：《五經文字》卷中，艸部“蒍”條，《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本，第224冊。
[15]（宋）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第306頁。
[16]（清）梁玉繩：《人表考》，載《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第597頁。
[17]（清）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卷下，“蒍氏”世次圖，《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本，第178冊。（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12之下《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楚“蒍氏”欄，中華書局，1993年，第1369—1370頁。
[18]張君：《楚國闘、成、薳、屈四族先世考》，載《楚文化覓蹤》，第180—182頁。
[19]（清）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卷下，“蒍氏”世次圖。（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第1369—1371頁。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45—347、349頁。今按：下寺M3出土的蒍中姬丹盘、匜，是蔡侯赠送的媵器，銘文中直接以“蒍”作為姬丹夫方的氏稱，證明蒍子馮應屬蒍氏小宗，下寺是蒍氏的家族墓地。
[21]李學勤：《海外訪古續談（四）》。李零：《化子瑚與淅川楚墓》，《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22]賈連敏：《淅川和尚嶺、徐家嶺楚墓銅器銘文簡釋》，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361頁。
[23]發掘報告認為子受編鐘鑄造於前600年，參閱《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118—119頁。將子受定在春秋中期晚段有誤，參閱趙世綱：《子受鐘與鄂國史跡》，《江漢考古》1995年第1期。
[24]張光裕：《新見楚式青銅器器銘試釋》，《文物》2008年第1期。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363頁。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351—353頁。
[27]顏世鉉先生在包山楚簡研究中，提出認定楚縣的八條原則，其中一條為：“包山楚簡某地名之後加稱‘公’、‘尹’、‘令（命）’成為‘某公’、‘某尹’、‘某令（命）’，則此地名應為楚縣。”（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第115頁）此處顏氏不斷定為楚縣，估計是考量到公之前冠以“邸昜君之人”。承鄭威師兄告知，他在研究楚國封君時，搜集到一些封君轄縣的資料，受其啟發，我們認為此處的是縣，為邸昜君管轄，很可能承襲自氏的食邑。
[28]以封邑為氏習見，如闘成然因封於蔓，《左傳》又稱其蔓成然。氏食邑很可能是從大宗封邑中劃出的，《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有“蒍”，昭公二十三年有“薳澨”，三地或者存在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