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君啓節》——延綿30年的研讀
作者:陳偉 發布時間:2009-08-25 00:00:00（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首發）
《鄂君啓節》，是楚國懷王時期製作的一份免税文件，涉及到戰國文字、楚國制度和地理方面十分重要的問題。《鄂君啓節》分車節、舟節兩種。按弧度推算，原先每種大概有5件，形成一個竹筒狀[1]。1957年4月，壽縣農民在縣城東郊丘家花園發現舟節1件，車節3件。1960年又發現一枚舟節。
第一篇論文
關于節銘最先發表的論文，是郭沫若先生《關于鄂君啓節的研究》和殷滌非、羅長銘先生合寫的《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這兩篇論文都刊載在《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其中郭氏的論文因爲作者學術地位高，論述比較系統，對後續研究者的影響最大。與我們今天討論有關的觀點，可以舉出三點：1、鄂即今之武昌。“自鄂往（裘先生訂正爲“市”[2]）”是説從武昌出發。
2、把“
”釋爲“沽”，讀爲“湖”，以爲“殆指東湖”[3]。 3、把“逾”訓爲渡過。認爲“逾
”指“過湖”，逾漢、逾江，是從此岸渡至彼岸[4]。 隨後20多年，譚其驤、于省吾、商承祚、黃盛璋、姚漢源等古文字或歷史地理學家，都有專文討論。郭沫若先生的這些説法，受到一些修正，却沒有遭到根本上的質疑。
關于“鄂”，譚其驤先生指出：“鄂是現今的鄂城縣，不是今之武昌。”[5]今天的武昌與鄂城都在長江南岸，距離相近，地名又有過交集，郭沫若先生因而致誤。譚先生是在繼承郭氏“鄂”地定位大局的基礎上，對具體所在作出修正。其他研究者多沿用此説。
關于“
”，所有學者都沿用郭氏的釋讀。對應“鄂”的修正，譚其驤先生提出：“湖指現今鄂城、武昌之間吳塘、梁子、牛山、湯孫等湖，與東湖不相干。”[6] 關于“逾”，譚其驤先生第一篇論文與郭沫若相同[7]。于省吾、黃盛璋先生則認爲指轉換水路[8]。譚其驤先生第二篇論文也認爲“逾字果然以解作更換水路爲妥”[9]。只有劉和惠先生提出：“舟節節文中，‘逾’字一共用了四次：‘逾湖’、‘逾漢’、‘逾夏’、‘逾江’。揆其義有二：一是越過的意思，如‘逾湖’，節文‘自鄂市，逾湖’，幷無更換一條水路之事；一是表示順流而下，如‘逾漢’、‘逾夏’、‘逾江’。”[10]
在早期研究者中，只有日本學者船越昭生教授別樹一幟，提出鄂指漢西鄂縣，在今河南南陽地區[11]。船越先生還提出，舟節的“逾”全部指順水而下[12]。不過，由于船越先生對“
”沿用舊説，對“逾”訓“下”未能舉出有力的論證，其他學者雖有注意，但幷不贊同[13]。 我在1978年10月考入大學。課餘喜歡看古文字和歷史地理方面的文獻，對關于鄂君啓節的討論有興趣。當時隱約感到，已有的研究，幷沒有能够對鄂君啓節作出基本合理的解釋。看車節，“自鄂市”出發，首先經行的陽丘、方城，學者都同意在南陽盆地迤東[14]。從這個比較可靠的認識出發，鄂最有可能就在南陽一帶。但是，如果要把舟節的鄂確定在這個地區，首先必須對“逾”和“
”作出新的解釋。  |  |  |  |  |
盂鼎 | 墻盤 | 石鼓 | 中山王  壺 | 鄂君啓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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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鼎 |  簋 | 胄簋 | 中山王 壺 | 鄂君啓節 |
這個問題困擾我很長時間。1982年上學期，我在湖北宜城參加畢業實習，發掘楚皇城附近的戰國墓葬。當時帶了一本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想通讀一遍。“𠫓”部“育”字條《説文》云：“養子使作善也。從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段注説:“《堯典》文。今《尚書》作‘胄子’。考鄭注《王制》作‘胄’，注《周官·大司樂》作‘育’，王肅注《尚書》作‘胄’。葢今文作‘育’，古文作‘胄’也。”讀到這裏，我眼前一亮，因爲我知道自己可能找到了解讀鄂君啓節的關鍵綫索。根據當時瞭解的古文字知識，我知道“古”字和“胄”字所從的“由”字形相近。舟節中的“
”，或許可以釋爲“油”，讀爲“淯”，而淯水就是今天白河的古稱，正好縱貫南陽盆地注入漢水。明白了這一點，我感到舟節的“逾”字應該都是指順流而下。依照舟節行文的次序，在下淯入漢之後，航綫分爲兩段，即以匯流處爲基點，先上漢而後下漢；下漢入江之後，航綫復分爲兩段，即以匯流處爲基點，先下江而後上江。整個一段文字緊凑，語序井然。這未必就是鄂君商船航行的具體程序，却顯然是對其通行範圍給定的最佳表述。 
”字釋文和鄂地所在，也都采信我的意見[16]。 這些學界前輩的肯定，給了我莫大的激勵。我本科學考古，碩士研究生學歷史文獻學，博士學歷史地理。後來却走上出土文獻研究這條路，跟這篇文章關係匪淺。
驗證和修訂
現在回頭看當初的文章，其實很粗糙。幸運的是，當時的基本思路是對的，後來又陸續得到更多資料的驗證和修訂。關于“由”字，郭店竹書《緇衣》19號簡“我弗由聖”，29號簡“播型之迪”，上博竹書《緇衣》的相應之字（分別見11、15號簡），上博竹書《周易》22號簡讀爲“逐”的“由”字，都爲鄂君啓節“
”釋爲“油”，一再提供了支持。 關于“逾”字，當初是將“逾”讀爲“遙”，認爲《楚辭·大招》“無遠遙只”注：“遙，猶漂遙，放流貌也。”正是指順水行舟這類現象。這一論證顯然缺少應有的説服力。後來，我在寫博士學位論文時，讀到《國語·吳語》關于越滅吳之役的記載説：
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溯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逾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韋昭注：“踰，度也。”不確。這裏，“逾”與“溯”相對而言，幷且左右軍是在後來（夜中）才“涉江”到“中水”（韋昭注：“中水，水中央也。”），可見“逾”指沿“江”而下，與“溯”指溯“江”而上對應[17]。在傳世文獻中，找到這條强證，感到很高興。不過，後來李家浩先生告訴我，清末學者于鬯早有指出[18]。這讓我懂得要讀的書太多。
在出土文獻方面，“逾”字的這一用法也不斷發現。湯余惠先生在《戰國銘文選》中討論《 鄂君啓節》“逾”字時就指出：今本《老子》第三十二章“以降甘露”，馬王堆漢墓帛書甲、乙本“降”幷作“俞”。1998年郭店竹書刊布，其中《老子》甲組19號簡中這一處寫作“逾”，正好與帛書本呼應[19]。在楚禱祠簡中，“荊王、文王以逾至文君”（葛陵甲三5）、“五世王父以逾至親父”（曹家崗M1：2）一類表述[20]，在上博楚竹書《莊王既成》中，“載之專車以上”與“四舿以逾”對舉，也都一再證明“逾”的這一用法。
在近年發現的資料中，有助于解讀《鄂君啓節》的還有多個字詞，比如“
”字、“就”字。對這些，我個人沒有什麽研究，就不多説了。 “
”字的推測
”字，歷來有不同意見。近年因爲郭店竹書和上博竹書幾次出現相關的字，引起更多討論。 在鄂君啓節中，羅長銘先生最先把它釋爲“舿”[21]。在此基礎上，形成兩種意見。于省吾先生認爲：字從舟“夸”聲，即舸之古文。《方言》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夸”從“于”聲，“舸”從“可”聲，古從“于”與從“可”聲之字多含有大義，説詳王念孫《釋大》[22]。姚漢源先生作有更詳細的論證[23]。而羅長銘先生、商承祚先生和李零先生等則認爲是船的集合[24]。
吳振武先生提出另一種意見，把此字分析爲從舟冢聲，看作“䑸”的古字。吳先生之所以回避“舿”字，是因爲《鄂君啓節·舟節》説“屯三舟爲一～”，而《車節》説“如馬、如牛、如德，屯十以當一車；如檐徒，屯二十檐以當一車”，使用“屯……以當……”的句式表示折合關係[25]。
隨着上博竹書的發布，又陸續出現幾種新的説法：①董珊先生對《莊王既成》中“四”、“以逾”之間的字，從整理者釋爲“舿”，讀爲“航”。鄂君啓節中的字亦然，指方舟[26]。②劉洪濤先生同意董珊先生對鄂君啓節這個字的釋讀，但認爲《莊王既成》中的那個字應釋爲從舟尨聲之字，也讀爲“航”[27]。③李守奎先生認爲：“夸”在早期金文、戰國秦文字和小篆中都從“于”聲，而我們所討論的字右旁决不會是“從大于聲”的“夸”。從字形上看，字的下部釋“丂”、釋“主”皆有可能，但釋“于”的可能性最小。他主張釋“主”，對《鄂君啓節》和《莊王既成》從舟之字，從吳振武先生讀爲“䑸”[28]。④陳劍先生則將楚簡原先釋作從“夸”的字全部改釋爲從“亢”，對《鄂君啓節》和《莊王既成》的從舟之字，從董珊先生讀爲“航”[29]。
從字形和文例推敲，我們認爲在這個字右旁的幾種意見中，仍然以釋“夸”的可能性最大。如同李守奎先生指出的，這個字右旁的上從“大”，下部釋“丂”、釋“主”皆有可能。我們把從“丂”得聲的字與它相比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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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君啓節 | 語叢四27 | 三德10 | 三德14 | 用曰3 | 吳命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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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乙“巧” | 周易18“考” | 內禮9“孝” | 內禮7“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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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王既成3 | 莊王既成4 | 彭祖8 |
“夸”、“丂”二字，上古音爲溪紐雙聲，韵部是魚、幽旁轉，音近可通。因而楚文字中這種從大丂聲的字，也許就是“夸”的通行寫法。至于《莊王既成》中的字，乃是這種寫法的變體，而不是另外的字[30]。
遵循這個思路，對于《鄂君啓節》和《莊王既成》從舟之字，應該可以堅持于省吾先生的意見讀爲“舸”。根據《方言》，這是南楚江湘地區對大船的稱謂。至于吳振武先生的疑慮，也許可以理解爲：舟、舸是同類，所以折算時用“爲”字；馬、牛、德、檐徒等與車，性質各异，所以折算時要説“以當”。
對于其他右旁從此作的字，從這個角度，也大多可以讀通。比如：
①郭店竹書《語叢四》26、27號簡説：“三雄一雌，三夸（從缶）一𦳚，一王母保三嫛婗。”張崇禮先生指出：《淮南子·泰族》：“蓼菜成行，甂甌有𦳚，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馬宗霍和于省吾先生在《泰族》篇注中都認爲“𦳚”是“堤”的假借字，指瓶類的底座。三夸（從缶）一𦳚”説的是多個“夸（從缶）”共用一個底座[31]。夸（從缶），整理者疑讀作“壺”。如然，簡文是説三個壺放在一個器座上。曾侯乙墓出土一對“聯禁大壺”（C132壺、C133壺，C135禁）[32]，或即類似器物。
②上博竹書《三德》10號簡説：“毋作大事，毋殘常。毋壅川，毋斷陓。毋滅宗，毋虛牀。”陓，讀爲“阿”。《詩·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毛傳：“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33]
③上博竹書《三德》10號簡説：“方縈勿伐，將興勿殺，將齊勿桍，是逢凶孽。”“齊”疑讀爲“穧”。《爾雅·釋詁下》：“穧，獲也。”郭璞注：“獲禾爲穧。”《說文·禾部》：“穧，獲刈也。”[34]。桍，整理者“疑讀爲‘刳’，亦除、滅之義。”《莊子·山木》“吾願君刳形去皮”，釋文云：“刳，屠也。”與“伐”、“殺”義近，整理者意見可從。
④上博竹書《用曰》3號簡説：“章其有成德[35]，閉言自關。誇其有中墨，良人鼎焉。”誇，誇示，誇耀，與“章”（彰顯）相對。墨，疑讀爲“謀”，“中謀”與“成德”相對[36]。鼎，疑當讀爲“殄”，滅絕意。這兩句簡文應該是描述剛愎自用的君主。所以後面説“遠君遠戾”。
⑤上博竹書《吴命》2號簡説：“孤居緥絝之中，亦唯君是望。”緥，整理者看作“保系”二字，復旦讀書會以爲一字[37]，是。“絝”整理者以爲同“褲”。復旦讀書會根據陳劍先生的研究釋爲從“亢”之字，讀爲“繈”，認爲“褓繈”猶“繈褓”。我們怀疑“褓絝”可讀爲“保阿”，指撫養教育貴族子女的婦女[38]。古書中尚有“阿保”一詞，除了與“保阿”一樣指傅母之外，還有保傅即撫養教育貴族子女的男女官員的含義[39]。簡文“保阿”，也可能同于“阿保”，與“保傅”相當。
簡短的結語
在出土文獻研讀中，我有一個體會，可以概括爲“體例爲重，通讀優先”。就是説，研讀任何一種資料，都應該盡可能探求其中的體例，從整體進行把握，尋求正確的釋讀方向。而在具體考釋中，應該把通讀句意、文意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這樣説，决不意味着可以輕視細密、有時可能是瑣碎的考訂。而是提示我們自己少走彎路，更有效率地工作。《鄂君啓節》相關文獻
郭沫若：《關于鄂君啓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
譚其驤：《鄂君啓節銘文釋地》，《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中華書局1962年。
于省吾：《“鄂君啓節”考釋》，《考古》1963年第8期。
商承祚：《鄂君啓節考》，《文物精華》第2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收入《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黃盛璋：《關于鄂君啓節交通路綫的復原問題》，《中華文史論叢》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收入《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
譚其驤：《再論鄂君啓節地理答黃盛璋同志》，《中華文史論叢》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
商承祚：《談鄂君啓節銘文中幾個文字和幾個地名等問題》，《中華文史論叢》第6輯，中華書局1965年；收入《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
殷滌非：《鄂君啓節兩個地名簡説》，《中華文史論叢》第6輯，中華書局1965年。
船越昭生：《鄂君啟節につぃて》，《東方學報》第43冊，1972年。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 。
熊傳新、何光岳：《鄂君啓節舟節中江湘地名新考》，《湖南師範學報》1982年第3期。
劉和惠：《鄂君啓節新探》，《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
黃盛璋：《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與地理問題》，《安徽史學》1988年第2期。
黃盛璋：《鄂君啓節地理問題若干補正》，《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
李裕民：《古文字考釋四種》（二），《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
李裕民：《古字新考》，《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年。
姚漢源：《鄂君啟節釋文》，《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年。
孫劍鳴：《鄂君啓節續探》，《安徽省考古學會刊》第六輯，1982年。
陳蔚松《鄂君啓節舟節與屈原哀郢研究》，《華東師院學報》1982年增刊：收入楊昶‧陳蔚松等著《出土文獻探頤》，崇文書局2005年。
楊向奎：《釋屯》，《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劉宗漢：《金文札記三則》，《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年。
劉先枚：《釋能（從“羽”）》，《江漢考古》1985年第3期。
鄭 剛：《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1988年8月；收入《楚簡道家文獻辨証》，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
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古文字研究》第13輯，中華書局1986年。
曹錦炎：《東陲鼎蓋考釋》，《古文字研究》第14輯，中華書局1986年。
陳偉：《〈鄂君啟節〉之“鄂”地探討》，《江漢考古》1986年第2期。
陳懷荃：《東陵考釋（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1集，荊楚書社1987年。
姚漢源：《戰國時期長江中游的水運─鄂君啟節試釋》，《中國水運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朱德熙：《鄂君啓節考釋（八篇）》，《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
陳 偉：《〈鄂君啓節〉與楚國的免税問題》，《江漢考古》1989年第3期。
謝元震：《鄂君啓節銘文補釋》，《中國歷史文物》1991年。
湯餘惠：《鄂君啓節》，《戰國銘文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
吳振武：《〈鄂君啓節〉
字解》，《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3年。 羅長銘：《鄂君啟節新探》，《羅長銘集》黃山書社1994年。
徐少華：《“包山楚簡”地名數則考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板）1997年第4期。
陳 偉：《郭店楚簡別釋》，《江漢考古》1998年第4期。
周鳳五、林素清：《鄂君啓節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7-2411-H-002-045，頁1-24，1998年10月30日。
李家浩：《鄂君啟節銘文中的高丘》，《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
何琳儀：《鄂君啟舟節釋地三則》，《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
楊小英：《〈鄂君啟節〉所見楚史三題研究》，《江漢論壇》2004年第4期。
張後銓：《鄂君啓節價值與東鄂地望考略》，《鄂州大學學報》第12卷第2期，2005年。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E Jun Qi Metal: Inscribed Texts and Ritual Contexts,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附記：本文曾在“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9”上宣讀。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8月24日。）
[1]羅長銘先生指出：據弧長八厘米，弦長七點三厘米計算，得八十四度强，五枚合計得四百二十度强，多了六十多度。
[2]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
[3]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對“
”字的釋讀相同，但沒有作地望上的說明。[4]《關于鄂君啓節的研究》，4頁。黃盛璋《關于鄂君啓節交通路綫的復原問題》（145頁）以爲“郭文據‘逾漢’以爲係沿漢而下，用此亦可解釋‘逾江’，但與‘逾湖’之例不合”。恐有誤解。
[5]譚先生具體指出：“古鄂城漢置鄂縣，至孫權改曰武昌，一九一三年改名壽昌，次年又改鄂城。今之武昌係元代武昌路，明清武昌府的附郭縣江夏，一九一二年廢府，次年改縣名爲武昌。”
[6]《鄂君啓節銘文釋地》，172頁，《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
[7]《鄂君啓節銘文釋地》，172頁，《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
[8]于省吾先生云：“凡稱逾者，指越過此水而達于彼處言之”（《“鄂君啓節”考釋》，445頁，《考古》1963年第8期）。黃盛璋先生云：“‘逾’皆與水路有關，乃表示更換一條水路，如‘逾湖’顯然是由江路換入湖路，既非沿流而下，亦非逾越水道。”（《關于鄂君啓節交通路綫的復原問題》，145頁，《中華文史論叢》第5輯）
[9]《再論鄂君啓節地理答黃盛璋同志》，176頁，《中華文史論叢》第5輯。
[10]《鄂君啓節新探》，《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
[11]《鄂君啟節につぃて》，《東方學報》第43冊，73～74頁，1972年。《史記·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正義》引《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船越先生誤以爲漢西鄂縣、唐鄧州向城縣在今河南南陽東南的鄧縣，其實在今南陽市北。參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圖22～23；第五册，圖52～53。
[12]船越先生稱：“郭沫若氏以爲“逾”指沿河川而下。此說對“逾湖”不好解釋。但若鄂指西鄂，湖水向相關水系流動，原有的齟齬便不復存在。”但查看郭氏原文，幷沒有這類表述。船越先生此說與前引黃盛璋先生之說相同，疑是沿仍了黃氏的誤解。
[13]黃盛璋：《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與地理問題》，16頁，《安徽史學》1988年第2期。
[14]陽丘在漢堵陽縣，故治在今河南方城縣東六里。方城約在今方城縣東北方城、葉縣界上的保安鎮。參看譚其驤：《鄂君啓節銘文釋地》，182頁，《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
[15]《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收入《朱德熙文集》五，194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
[16]45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
[17]《楚“東國”地理研究》，22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18]《香草校書·國語三》，932頁，中華書局1984年。李家浩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亦有指出，見《包山卜筮簡218-219研究》，《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
[19]參看拙文《讀郭店竹書〈老子〉札記（四則）》，《江漢論壇》1999年第10期；《郭店竹書別釋》，19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參看拙文《楚人禱祠中的人鬼系統以及相關問題》,376～379頁，《古文字與古代史》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
[21]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9頁，《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
[22]《“鄂君啓節”考釋》，448頁，《考古》1963年第8期。
[23]姚漢源：《鄂君啟節釋文》，《古文字研究》第10輯，199～200頁，中華書局1983年。
[24]羅長銘先生在《鄂君啓節新探》中，不同意于省吾先生之説，改讀爲“舫”，《說文》“幷舟也”（《羅長銘集》92～93頁，黃山書社1994年）。商承祚先生認爲：唐代劉晏以十船爲一組，編上字號運轉貨物謂之“綱運”。宋朝一團爲十二綱，每綱二十五艘，下至清代，綱數、船數各有增損，舿、綱名异實同。而綱的制度是從舿發展起來的（《商承祚文集》317頁）。李零先生說：舿是個集合數量，不是船的名稱（《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古文字研究》第13輯，370頁，中華書局1986年）。
[25]《〈鄂君啓節〉
字解》，《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3年。[26]《讀〈上博六〉雜記》，簡帛網2007年7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03）。
[27]《釋上博竹書〈莊王既成〉的“航”字》，簡帛網2007年7月2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41）。
[28]李守奎：《楚文字考釋獻疑》，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344～348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29]《試說戰國文字中寫法特殊的“亢”和從“亢”諸字》（待刊）。
[30]《彭祖》8號簡中的字，是不是同一個字，尚難確認。
[31]《郭店楚簡〈語叢四〉解詁一則》，簡帛網2007年4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44）。
[32]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219～222頁、圖版六三，文物出版社1989年。
[33]陳劍先生已指出：分析字形和文意，首先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斷”後一字當是就山而言的。見《試說戰國文字中寫法特殊的“亢”和從“亢”諸字》（待刊）。
[34]陳劍先生指出：“縈”疑當讀爲“榮”，指植物開花。按照這個思路，興，疑讀爲“繩”（參看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二》，簡帛網2007年7月28日）。《周禮·秋官·薙氏》：“秋繩而芟之。”鄭玄注：“含實曰繩。”“齊”讀爲“穧”，指收穫，正好與榮、繩銜接。
[35]章，簡文僅一豎筆。整理者釋為“十”，屬上讀。曹峰先生疑與下文連讀，且並非“十”字（《上博六〈用曰〉篇劄記》，簡帛網7月12日）。此字與郭店竹書《緇衣》17號簡中的一字略同。後者在傳世本中寫作“章”（出言有章）。此處恐亦是“章”字。
[36]參看拙文《〈用曰〉校讀》（簡帛網2007年7月15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23）。
[37]《〈上博七·吳命〉校讀》，程少軒執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0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577）。
[38]《漢書·李尋傳》：“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後漢書·皇后紀序》：“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李賢注引《列女傳》：“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
[39]《史記·范雎列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于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戰國策·秦簡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章“阿保”正作“保傅”。《後漢紀·孝順皇帝紀下》記張綱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芻蕘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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