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楚金幣新考

作者:虞同  發布時間:2010-02-05 11:58:35

（吉林大學）

（首發）

　　戰國時期楚國鑄行金餅、金版等形式的黃金貨幣。金餅鈐有印文或刻有數字、符號，金版上則鈐有方形或圓形印文等。[1]金幣上的印戳及文字應該是打印上去的，這有出土的多枚銅質“郢爯”[2]印模爲證。[3]一般認爲，楚國金幣的鑄行年代是在戰國中晚期。學者曾對楚國金幣的鑄造地、鑄幣權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但分歧較多。
　　可資考察楚國金幣上地名的資料大約有兩種，一是楚國金幣上的地名，一是戰國晚期以至秦、西漢初墓葬中的仿楚金幣製品上的地名。在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這些地名資料對於探討楚國的黃金貨幣很有價值。本文擬先考察楚國金幣的鑄造地，進而討論其鑄造權問題。
　　一般認爲金幣上的地名就是鑄造城邑名。比如“郢爯”（《貨系》4196）就是郢地鑄造的稱量貨幣、“陳爯”（《貨系》4254）就是陳地鑄造的稱量貨幣。目前所見楚國金餅、金版上有“郢”、“陳”、“廣陵”、“羕陵”等近十個不同的地名。
　　1 郢：流行説法以爲楚都郢在湖北省江陵縣（今已改爲荊州市荊州區）。現代學者則提出了春秋時期的郢在今湖北宜城市一帶[4]^[4]或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郢都在今宜城市[5]的新説。
　　2 陳：戰國晚期陳曾爲楚國都，地在今河南省淮陽縣。前278年，楚頃襄王遷都於此。
　　3 羕陵：即漾陵。“羕陵”金餅目前僅見于河南襄城出土。[6]或認爲漾陵即潁水中下游處的“東養”，在今安徽界首、河南沈丘間。[7]或認爲漾陵應位於河南汝水支流的養水之上，在今河南寶豐與郟縣之間。[8]
　　4 ：“[9]爯”（《貨系》4275）目前僅在河南扶溝縣發現過。或認爲“”是“酈”字的異體，地在今河南內鄉縣東北。[10]或認爲“”即歷陽，在今安徽省和縣西。[11]也有學者提出，在包山楚簡的時代河南禹縣的“櫟”已改稱陽翟，因此金版中的“”應是《左傳·昭公四年》的“櫟”，在河南新蔡縣西。[12]
　　5 尃爯（《貨系》4265）：“尃”可讀爲“郙”，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戰國時期屬楚國南境。[13]或讀爲“郙”，“疑指傅陽，山東棗莊與江蘇沛縣一帶。”[14]
　　6 少貞（？）[15]（《貨系》4272）：或讀“少”爲“瑣”，地在今安徽省霍丘縣。[16]或根據金版此字或作形、《古尚書》“變”字作“”，認爲應釋作“覍（弁）”、讀“卞”，在今山東泗水東部。[17]
　　7 夌：可讀爲“廣陵”，《史記·六國年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在今江蘇揚州市。[18]“夌”也見於鉛版印文，[19]文字寫法與金幣全同。
　　8 鹽金（《貨系》4266）：幣文地名“鹽”漢代稱“鹽瀆”，在今江蘇鹽城縣西北。[20]
　　此外，《貨系》4276“中□”金幣（上海博物館藏品），僅存半印，印的左面缺失。殘存之字爲“中”字。印文是否地名，待定。
　　仿楚金幣的秦、西漢早期仿金製品（冥幣）上的文字，也可以用來探討戰國楚金幣鑄造地的資料。原因在於仿金製品上的文字多與戰國楚金幣相同，如“郢稱”，有的甚至就是楚文字的寫法，如“夌”鉛版等。目前已經公布的這類文字中可認定爲楚國地名的還有以下一種：
　　9 東昜：曾見私家收藏的一件近長方形鉛版，上有“東昜”鈐印3行10個。[21]“東昜”可讀作“東陽”。《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東陽”縣，地在今江蘇盱眙縣東。
　　此外，湖南長沙西漢墓出土的“”字泥版[22]以及古陶文明博物館收藏一件陶質冥幣上的待釋印文，[23]是否地名暫不能確定。
　　楚國金餅、金版作爲兩種形狀的金幣，以往學者籠統地認爲“無早晚之別”，[24]實未曾留意二者在鑄造時間上似有一定的差異。從墓葬出土資料看，時代在“戰國中期的楚威王時期或楚懷王前期”的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了30件貼銀箔的素面鉛錫餅，[25]江陵李家台4號楚墓（戰國中期偏晚）出土多枚泥質金餅，[26]河南淮陽平糧台16號楚墓（戰國晚期）也出土4件貼金銅餅。[27]這些資料説明，至少戰國中期晚段金餅就已開始使用並爲隨葬用冥幣所仿製。[28]從這個角度看，“陳爯”、“羕陵”金餅的製造時間可提前到戰國中期晚段。而安徽、江蘇境內出土大宗的完整楚金幣多爲長方形金版（包括龜腹板形、板瓦形等）。相應地，不僅安徽壽州市李三孤堆戰國晚期楚大墓出土的是類似形狀的鎦金銅版，[29]時代在戰國末期的浙江安吉楚墓中出土的一套99件陶質冥幣，也是四邊略內凹的正方形。[30]可見，金餅的鑄造時間似比金版要早。反映在冥幣的使用上，則是戰國中晚期之際即已丟失的今河南、湖北以及湖南長沙等楚故地盛行泥陶質的金餅、金版，原長江下游兩岸及浙江等吳越故地使用的則是鉛、陶質的仿金版製品。
　　楚國金幣與仿金製品上的這些地名，有的地望可以確考，比如陳、廣陵、鹽、東陽等，有些則存在爭議。已有的意見中，《後漢書》中的“養陰里”的出現時間不明，估計與楚地“漾陵”的關係不大；古書與出土古文字資料中均沒有“”與“酈”或“櫟”直接通假的例證，因此這兩種破讀都有其可能性。楚都郢不論在江陵或宜城，都在今湖北境內。今安徽壽州市的壽春，在遷都之後也稱“郢”，其時已至公元前241年。從安徽、江蘇境內多次出土大宗楚國金幣的情況看，壽春鑄造的金幣絕不在少數。
　　除去暫不可確識的所謂“少貞”等，地望有爭議的地名屬楚或爲秦所占的時間大致還是可以判斷出來的。河南寶豐一帶在公元前300年垂沙之戰後已爲韓奪取；楚頃襄王元年（前298年）、七年（前280年）秦國攻取了楚地析等十六城、宛地，包括“酈”在內的整個南陽盆地一帶淪陷；前278年白起攻陷楚都郢等地。由此可見，即使同意金幣上的“漾陵”即“養陰里”、“”即“酈”的意見，這幾種金幣的鑄造時間肯定都是在戰國中期晚段、晚期早段。
　　廣陵、東陽、鹽屬楚的時間都不早于楚懷王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説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六國年表》説楚懷王十年（前318年）“城廣陵”，目的應該是爲了防禦越國。直到《戰國策·楚策一》“城渾出周”章所記城渾説楚王時（前307年），淮南、泗上方才爲楚地；到了頃襄王時，越人有可能重新奪回淮水以南的大片故土。[31]《戰國策·楚策三》“五國伐秦”章杜赫勸説昭陽與魏國講和時説楚國“東有越累”（時在前317年）也都説明了這一點。楚國完全佔領長江下游兩岸的土地已是考烈王時。從楚懷王時楚、越的疆界變化情況來看，此時的廣陵、東陽、鹽都處於邊界地帶，鑄造金幣的可能性較小，因此這三地鑄造金幣的時間肯定晚至戰國晚期。
　　從金餅早于金版、已知地名的地望等因素來看，楚金幣的鑄造地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戰國中期晚段就已鑄造金幣的郢、陳、漾陵等地，一是戰國晚期（不早于懷王時）才屬楚的今江蘇境內東陽、廣陵、鹽等。前者製造金幣的時間要比後者早。
　　包山楚簡第43、44、105號簡等的內容表明，楚懷王時楚國已經有了“金版”（簡文沒有反映是否現在常見的“郢爯”等金幣）。這既與上引地望分析、出土仿金製品的楚墓墓葬年代相合，也與楚墓出土砝碼的年代普遍在戰國中期之後相吻合。[32]
　　楚國金幣的鑄造權是否由國家掌管，目前還沒有確切的依據。學者對此也有不同的意見。比如，黃德馨先生認爲楚金幣始鑄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楚王室仍繼續鑄造‘郢爰’，同時將鑄幣權部分下放，准許一部分由王室直接控制的縣鑄造金幣，因而出現‘陳爰’、‘爰’、‘盧金’、‘爰’、‘’等幣文”，而楚國封君不允許鑄造金幣。[33]趙德馨先生認爲，楚國“金幣中的郢爯幣是楚中央政府鑄行的”，封君比楚國的縣更有可能鑄造金幣。[34]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楚國金幣的鑄造始于戰國中期，鑄造的地點不限於都城郢。所謂的楚國逐漸下放了貨幣鑄造權的説法是不準確的。如果楚國金幣只准許在都城郢統一製作，大概就不會在金幣上鈐印別的楚地名，因此從上引羕陵、廣陵等地名來看，楚國都城以外的地方城邑可以鑄造金幣是無需置疑的。與其説楚國“下放”部分鑄造權力，倒不如理解爲楚國在不同的城邑鑄造黃金貨幣。另外，河南淮陽、安徽壽州、山東嶧縣等地出土了“郢爯”銅印戳，從它們多發現于戰國古城遺址來看，可推測是用來在當地鑄造的金幣上列印戳。這表明印文爲“郢爯”的金幣不僅可以在都城之外的城邑鑄造，同時也證明質地、規格統一的金幣的鑄造權是由楚國政府掌握的。
　　黃德馨等學者提出楚國金幣的鑄造權是由楚國政府掌管的，這是非常正確的意見。從楚懷王時期的《鄂君啟車節》（《集成》12112）銘文來看，“金、革、黽”等物資是禁止封君或者個人運輸、販賣的。而《韓非子·內儲說上》的“采金之禁”也表明，楚國是禁止私采砂金的。掌控鑄造金幣的材料，正是政府禁止私家鑄幣的反映。
　　至於楚國封君可以鑄造貨幣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成此推測。封君的封邑名如“”等與貨幣地名相合，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比如封君的封邑正好與縣名相同，或者其封邑僅是同名之縣的一部分等，並不能證明這些金幣一定爲封君的封邑所鑄造。況且部分金幣地名是在誤釋的情況下才被理解爲楚所滅國名，如“盧”、“鄢”等。既然由國家機構嚴格掌控的金砂、金屬物資是禁止私采、販運的，更遑論楚國封君可以用它來鑄造貨幣了。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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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337、338頁。
[2]林巳奈夫：《战国时代の重量单位》，《史林》51卷2号，1968年。
[3]吳良寶：《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84頁。
[4]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30、231頁。
[5]石泉：《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17——502頁。
[6]郭建邦：《河南襄城出土一批古代金幣》，《文物》1986年第10期，第88頁。
[7]何浩：《羕器、羕國與楚國養縣》，《江漢考古》1989年第2期，第65、66頁。
[8]黃盛璋：〈羕器與羕國地望及與楚國之關係考辨》，《江漢考古》1988年第1期，第50、51頁。
[9]河南省博物館、扶溝縣文化館：《河南扶溝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銀幣》，《文物》1980年第10期，第62頁。
[10]黃盛璋：《新出戰國金銀器銘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第339頁。
[11]蔡運章：《爰考》，《中國錢幣》1984年第3期。
[12]徐少華：《包山楚簡釋地十則》，《文物》1996年第12期，第64頁。
[13]何琳儀：《楚幣六考》，《古幣叢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2頁。
[14]黃錫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釋文校訂》，《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第373頁。
[15]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19頁。
[16]何琳儀：《楚幣六考》，《古幣叢考》，第233頁。
[17]趙平安：《釋楚國金幣中的“”字》，《語言研究》2004年第4期，第36頁。
[18]何琳儀：《廣陵金幣考》，《中國錢幣》2005年第2期，第13、14頁。
[19]中國嘉德2004秋季拍賣會《錢幣·銅鏡》，第188頁第4118號拍品，北京，2004年11月7日。此資料承北京市錢幣學會程紀中先生惠寄，謹此致謝。
[20]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第351頁。
[21]中國嘉德2004秋季拍賣會《錢幣·銅鏡》，第188頁第4119號拍品。
[22]吳銘生：《長沙發現印“鄢”字冥幣》，《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3期，第85頁。
[23]路東之：《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405頁。
[24]黃德馨：《楚爰金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第97頁。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07、210頁。
[26]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85年第3期，第25頁。
[2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等：《河南淮陽平糧台16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0期，第27頁。
[28]河南信陽長台關1號墓主室外棺下面出土有長方形銅板7塊，長4·9、寬7·3釐米，2號墓主室出土50塊鎦金長方形銅板，長9·3、寬5·6——6·6釐米，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8、119頁，圖版一Ο三·10。從形狀、大小來看，這些銅板應不是仿金冥幣。用途待考。
[29]安志敏：《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有關問題》，《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第79頁。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2007年第7期，第63、69、74頁。
[31]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32、135、136頁。
[32]湖南省博物館 等：《長沙楚墓》附錄一“長沙楚墓分期總表”，文物出版社2001年。
[33]黃德馨：《楚爰金研究》，第71、72、77頁。
[34]趙德馨：《楚國的貨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