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廿六年詔書》平議

作者:陳偉  發布時間:2010-10-01 11:09:35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首發）

　　《始皇廿六年詔書》，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頒布的重要文件。詔書文本屢見于出土的秦代器物。在現存文獻中，最早的記錄當推《顔氏家訓·書證》，記的是隋文帝開皇二年長安所出秦鐵權。後陸續發現，見于著錄的已有好幾十件[1]。以上海博物館藏《始皇詔銅方升》爲例，其刻辭云：“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2]所記詔令雖然只短短數字，但不是很好理解，學者間看法頗相出入[3]。
　　對于《始皇廿六年詔書》的解讀，我們腹測已久。大體説來，我們同意張文質先生的斷讀，以及他對于“則”、“歉疑”的判斷，而對“灋”字則有不同理解。以下請逐一説明。

一、灋

　　“灋”是詔令中的第一個字。這個字主要有六種看法：
　　其一，史樹青、許青松先生以爲指法律[4]。單育辰先生進一步認爲：可以有廣義與狹義的兩種理解：廣義的理解泛指秦帝國的所有的法律，狹義的理解可能僅指關于度量衡制度及與此制度相關的商品儲存、買賣等方面的法律。
　　其二，孫常叙先生以爲“灋”與“度量“并列，指衡石之權。他指出：這個“灋”就是《管子·七灋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灋”的“灋”，是指計量器説的[5]。湯余惠先生説：法度，量長短的器具。《漢書·律曆志上》：“審法度。”注：“丈尺也。”[6]這與孫先生意見相近。
　　其三，張文質先生認爲“灋”指長度，“灋”字是度和量的定語，析言之即灋度和灋量。他引述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20·1）的話説：“‘謹權量，審法度’——權就是量輕重的衡量，量就是容量，度就是長度，法度不是法律制度之意。《史記·秦始皇本紀》和秦權、秦量的刻辭中都有灋度一詞，都是指長度的分、寸、尺、丈、引而言，所以‘謹權量，審法度’兩句只是‘齊一度量衡’一個意思。”
　　其四，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先生編著的《商周古文字讀本》認爲“灋”指法度，此處用爲動詞，是統一的意思[7]。
　　其五，王輝先生也認爲“灋”本應作動詞理解，意爲效法。《荀子·不苟》“畏法流俗”楊注：“法，效也。”《呂氏春秋·情欲》“必法天地”高注：“象也。”所謂“法度量則”，就是（提）供天下效法、參照的度量衡的標準器。
　　其六，陳平先生認爲：詔書中的“灋”應爲動詞，其義是“取法”，依法製作的意思[8]。
　　這些説法都不能令人完全滿意。所以前面發表的見解，特別是較有影響者，往往不免受到後續研究者的批評。
　　對于孫常叙先生的意見，王輝先生指出：孫氏引《管子·七法》從而認爲：“灋，是指計量器説的。……‘度’、‘量’已見詔文，那麽這個‘灋’，……祇有衡石之權了。”照《管子·七法》的意思，尺寸、衡石、角量之類，都稱爲“法”，故“法”不應與“度”、“量”并列，作“衡石之權”講。
　　對于張文質先生的意見，王輝先生説：詔書的前半句無動詞，没有從正面强調要統一度量衡，下半句却用假設連詞，一味强調對不統一、有嫌疑的度量衡加以統一，一方面令人覺得突兀，另一方面也顯得片面。
　　對于張文質、王輝先生的解釋，單育辰先生一并加以駁斥説：我們認爲兩説從語法和語言習慣上看明顯是有問題的。孫常敘先生在其文中已駁議到：“如果把‘灋’理解爲‘法定的’，則與始皇詔‘不壹’相抵觸，因爲既是法定的就不能不一。如果把它看作動詞，則‘灋度量’動賓關係只説一事，與‘盡始皇帝爲之’相矛盾。”其言甚是。這裏我們再補充一點意見：張文質先生的問題還在於古代從無在“度、量”這些衡制前用“灋”做定語之例（古書常見的“法度”乃兩個近義名詞組成的并列結構）；王輝先生把“灋”理解爲“效法”，于其前又補充了“提供”一詞，更難免有增字解經之嫌。
　　我們知道，一部分銘刻始皇廿六年詔書器物之上，還列有二世元年詔書。以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兩詔銅橢量爲例，其辭云：“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9]這裏説“灋度量”“皆有刻辭焉”，所指當然是後世大量出土的銘刻有始皇廿六年詔書的權量一類器物。其中的“灋”不能理解爲“法律”，無待多言。
　　我們同意“灋”應該是一個動詞的判斷，但不是效法、取法一類意思，而當訓爲“正”，是端正、齊一的意思。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第九·賈鄒枚路傳》“法而不譎”條云：“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法正。’《大戴禮記·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于義稍迂。”[10]
　　古書中正好有“正度量”的記載。《左傳》昭公十七年記郯子説：“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史記·蔡澤列傳》記蔡澤説應侯曰：“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睡虎地《秦律十八種》100號簡説：“縣及工室聽官爲正衡石贏〈羸〉（纍）、斗用（桶）、升，毋過歲壺〈壹〉。有工者勿爲正，叚（假）試即正。”是更具體的表述。《三輔黃圖》卷一：“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廿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一法律，同度量”，《水經注·河水》卷四引作“正法律，同度量”。可見“正”就是“一”的意思。
　　王輝先生質疑張文質先生將“灋”理解爲定語、將“則”看作假設連詞時曾説：“詔書前半句無動詞，没有從正面强調要統一度量衡，下半句却用假設連詞，一味强調對不統一、有嫌疑的度量衡器加以統一，一方面令人覺得突兀，另一方面也顯得片面。”王輝先生由此出發，同意把“則”看作名詞。然而以始皇廿六年詔書與二世元年詔書對讀，“則”不可能是名詞。因而王輝先生的這一分析，實際上可以用來説明“灋”應該是動詞的道理。孫常敘先生引述二世銘辭反駁把“灋”看作動詞的觀點。其實，詔令“度量”包舉各種度量衡器，而當時實際銘刻詔書的器物又非常之多，無論從哪個角度説，‘灋度量’的動賓關係决非只説一事，其與“盡始皇帝爲之”并不矛盾。
　　先前把“灋”當作動詞的具體理解，無論“效法”還是“取法”，還原到文句中，都不免生硬。劉翔等先生認爲“灋”指法度，此處用爲動詞，是統一的意思。雖然對“灋”最終理解與本文相合，但未給出必要的訓詁證據，也缺乏説服力。這是具體理解的問題，與“灋”是否動詞屬于兩個問題。

二、則

　　以詔令的“則”爲名詞，看作“度量”一類物件，王筠、端方等清代學者已發其先聲[11]。當代學者作有進一步論述。如駢宇騫先生根據出土的北宋銅則認爲，始皇廿六年詔書中的“則”，應當就是銅則之“則”，是標準權器的名稱[12]。孫叙常先生也以爲，從北宋銅則看秦廿六年權量詔文，説“灋度量則”的“則”是標準器或標準，是可以無疑的。
　　對這種説法，張文質先生提出有力的駁難。他首先指出，如果“則”字在當時是標準權器的名稱，而且詔版的讀法又爲“灋度量則”，那麽與此相對應的二世元年詔書也應作“灋度量則”，不應當只作“灋度量”，把表示始皇帝“成功盛德”的統一度量衡三部分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則”字漏掉。張先生接著指出：戰國秦漢自有表示權器的名詞，那就是羸、或作纍。睡虎地秦墓竹簡多次提到“衡羸”或“衡石羸”，如《内史雜》、《效律》、《工律》、《法律答問》等。張先生認爲：秦詔版的“則”字作名詞或動詞來理解都是不合適的，這裏仍應作虛詞爲宜，但不是承接之辭，而是假定之辭。
　　王輝先生稱許張文質先生的“論據是有力的”，但對張氏有關“灋”、“則”二字的解釋却并不認同。在把“灋”説成效法的同時，王輝先生贊成孫叙常先生所云，將“則”看作標準器。
　　陳平先生另創新説，引述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作務員程》“卅步爲則”的簡文，認爲詔書中的“則”，就是“卅步爲則”的“則”。
　　單育辰先生認爲：駢宇騫先生把“則”理解成與“灋”、“度”、“量”爲並列關係的説法是正確的，因爲若按孫先生的理解，“灋度量則”在古時應寫爲“灋度量之則”，是不大可能省略掉助詞“之”的。單先生還説道：駢宇騫先生把“灋度量則”理解成四個爲並列關係的名詞，是十分正確的，但其中的“則”並不一定非像他理解的那樣，要和北宋嘉祐元年銅則中的“則”對比，因爲北宋銅則的“則”的用法偏晚，與秦代度量衡制度銜接不上。單先生本人的理解是：《始皇廿六年詔書》“灋、度、量、則”的“灋”和“則”，可以有廣義與狹義的兩種理解：廣義的理解即同於上揭各例的“法”，泛指秦帝國的所有的法律（“法”）、令則（“則”）；狹義的理解可能僅指關于度量衡制度及與此制度相關的商品儲存、買賣等方面的法律（“法”）、令則（“則”）。
　　上揭張文質先生以二世詔書對讀，指出“則”字不能與“灋度量”平行看待。這個判斷的根據其實非常簡單、淺顯。但正因爲如此，却又是極其確鑿可靠。以此衡量，駢宇騫先生的權器之説固然不能成立，陳平先生“卅步爲則”以及單育辰先生“令則”之説也同樣難于憑信。孫常叙先生提出、王輝先生贊同的標準器一説，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但是解决得并不好。除了單育辰先生已指出表述上的問題之外，尤須注意的是，倘若如孫常叙、王輝先生所云，“則”是被“灋度量”修飾的中心詞，那麽在二世詔書中，其作爲“盡始皇帝爲之”的唯一對象，“皆有刻辭”的具體載體，更不容省略。
　　張文質先生指出：“‘則’字作爲假設連詞，在文物和典籍中都不乏其例，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地葆》：‘直者爲綱，術者爲紀，綱紀則得，陣乃不惑。’是説綱紀若得，陣乃不惑也。《禮記·檀弓下》云：‘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是説天若不雨，用曝巫求雨是錯誤的。《左》僖七年傳：‘心則不競，何憚于病’，《風俗通》引作‘心苟不敬’，《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本紀》作‘若漢挑戰’，《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苟、即、若，皆假若之意，詔版的‘則’字，其義亦與之相同，‘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意爲度量衡若不壹或嫌疑的。‘則’字都是假設連詞。”古書中“則”字的假設用法還有不少，可參看《古書虛詞通解》所錄[13]。
　　孫常叙先生的論述，有的似乎是針對張文質先生見解所發[14]。他説：有人認爲“則”是虛詞。主要理由是：二世元年詔“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這句話“灋度量”三詞連用，而其下并無“則”字。……“則”在一定的依存關係中，是可以作爲虛詞的。但是，在語言上，必須有和它互相制約的條件。如果“則”字句前没有足以見其先後事情或事態的相應關係，使它上無所承，下無所接，或旁無所比，它就失掉了它的連接作用，不能用爲虛詞。前揭王輝先生“詔書前半句無動詞”一段論説，也是從前後文意需要呼應的角度反對張文質先生關于“則”理解。
　　前文已提到，張文質先生以爲“灋”指長度，“灋”字是度和量的定語，析言之即灋度和灋量。在這種情形下，將“則”理解爲假設連詞，確實存在孫、王二氏所指出的語氣不合的問題。我們已經説明，“灋”用作動詞，是“正”、“齊一”一類意思。然則，詔令先要求齊一度量，隨即指出若有“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正好彼此扣合，構成一道嚴密的詔令。

三、歉疑

　　張文質先生曾説：“‘歉’讀爲‘嫌’，各家所同。”新近單育辰先生始有不同意見説：其實從詔文絕大多數鑄、刻爲“歉”來看，“歉”應用爲本字，其義爲缺少、不足；“疑”指可疑。主張將詔書歉、疑二字用頓號斷讀。
　　從不當謀利的角度説，歉即今言缺斤少兩之類，是有問題的。但從法律的角度看，歉的反面，即超出法定度量衡的標準，同樣有問題。因而詔書中單獨出現對“歉”的限制，可能性應該不大。
　　其實對詔書“歉疑”的讀法，早先已有學者作過很好的論述。
　　孫延釗先生撰《瑞安五黃先生系年合譜·年譜》于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有一段記事説：“鮮庵先生自鄂歸里，湘撫長白端公方以陶齋所藏秦代百二十斤石權精拓本并跋，介先生寄貽先君。此權上刻始皇二世詔文，鮮庵先生及義州李文石觀察等各有詮釋。”鮮庵爲黃紹箕先生之字。《年譜》記鮮庵先生題云：“‘歉疑’即嫌疑，音近通借。《漢書·趙充國傳》：‘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注：‘慊亦嫌字’，是其例。……‘不壹’謂歧异，‘嫌疑’謂近似者。《東觀刻石》云：‘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歉疑。’惟皆明壹之，故事無嫌疑。此‘歉疑’即嫌疑之明證也。”[15]湯炳正先生《楚辭類稿》一二○“《惜往日》：‘明法度之嫌疑’”條云：“法度是所以明是非、决嫌疑的，歷來如此。……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琅琊刻石云：‘除疑定法，咸知重辟’，之罘刻石云：‘事無嫌疑，黔首改化。’又《恪齋集古錄》二十四册載秦詔版云：‘灋度量，則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這都可作屈子‘明法度之嫌疑’的注脚看。”[16]
　　以孫延釗、湯炳正先生引述的之罘刻石以及湯先生引述的《楚辭·惜往日》文句對勘，始皇廿六年詔書“歉疑”讀爲“嫌疑”，應可無疑。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10年9月28日。）

---

[1]參看國家計量總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45、58～72、112～125頁；陳平：《關隴文化與嬴秦文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50～754頁。
[2]《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第58頁。
[3]參看張文質：《秦詔版訓讀異議》，《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0～111頁；單育辰：《始皇廿六年詔書“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補論》，《中國文字》新三十五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0年。
[4]史樹青、許青松：《秦始皇廿六年詔書及其大字詔版》，《文物》1973年第12期。
[5]孫常敘：《則、灋度量則、則誓三事試解》，《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後收入《孫常叙古文字學論集》，并加入《陶齋秦石權拓本及諸家題跋》全幅及局部放大圖版各一，中華書局1998年，第297～313頁，圖版見306、307頁。
[6]湯餘惠：《戰國銘文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6頁。
[7]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商周古文字讀本》,語文出版社1989年，第174～175頁。
[8]陳平：《關隴文化與嬴秦文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56頁。
[9]《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第66頁。
[10]王念孫：《讀書雜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9頁。
[11]王筠：《說文釋例》卷十六，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383頁；端方、王仁俊說見上揭孫常叙先生文所引。
[12]駢宇騫：《始皇廿六年詔書“則”字解》，《文史》第五輯，中華書局1978年。
[13]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古書虛詞通解》，中華書局2008年，第1099～1100頁。
[14]孫氏之文刊載于1982年6月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七輯，張氏之文刊載于《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不知二氏之前是否交換過意見或文稿。
[15]《孫延釗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314頁。原書點校者將“惟皆明壹之，故事無嫌疑”也當作《東觀刻石》文句，今未從。
[16]湯炳正：《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年，第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