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家湖墓地M277出土銘文鼎初識

　　2021年發掘的湖北雲夢鄭家湖M277出土的銘文銅鼎，[1]刻有五處文字：
　　 
　　六年，右工肖、乍工書、冶成。正□八斤四八朱。曰：十九。  （腹部口沿刻）
　　吂，亡需=     （鼎蓋、鼎耳刻） 
　　四年，□邑    （鼎蓋刻）   
　　容九升   （腹部口沿刻）   
　　 
內容比較重要。下面分別加以考釋。
　　口沿的長銘實際由兩部分組成。其中，“六年，右工肖、乍工書、冶成”屬於“物勒工名”的性質，文字寫法是戰國中晚期的三晉文字；“正□八斤四八朱”是指鼎的重量，“曰：十九”可能是器物的編號。從使用“斤、朱”衡制和文字風格判斷，應是秦文字。可見，這一行文字是在不同的時段內刻寫而成的。
　　鼎銘“八斤四八朱”爲2056克（以253克爲一斤計），經實測，鼎重2113克，二者基本相符。“四年，□邑”從文字風格、內容來看，應是六國文字，而非秦、西漢早期文字。鼎腹口沿刻寫的“容九升[2]”三字也是如此，鄭家湖出土這件鼎的實測容積與銘文所記相符。
　　鼎耳、鼎蓋上的“吂”應是銅鼎的置用地名，也見於江陵九店東周墓出土的二十四年吂令戈（《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7229號。以下簡稱爲《銘像》）等多件三晉兵器銘文。地名“吂”即“許”，在今河南許昌市東。[3]“亡需”的刻寫位置與“吂”稍有間距，從刻寫的位置看，應是第二次置用地的地名，疑即《戰國策·魏策一》的地名“無疏”（《史記·蘇秦列傳》作“無胥”），在今河南商水縣境內。[4]
　　“六年，右工肖、乍工書、冶成”的內容，可與三晉兵器十九年相邦戈銘文相對照：
　　 
　　十九年，相邦攻室波、左乍攻暲、冶觸造（內刻）  （《銘像》17265戈“備註”
　　十九年，相邦攻室□、左乍攻暲、冶觸造（內刻）  《銘像續》1250戈
　　 
鼎銘的“工”應該是“攻（工）室”的簡稱，“乍工”就是戈銘的“乍攻”。可見，這件銅鼎實行的是“工（攻）室、乍工（攻）、冶”的三級監造制。鼎銘“冶”字的寫法常見於戰國中晚期韓、魏兩國文字，“年”字與十九年相邦戈的寫法全同，類似的寫法還見於齊陶文字[5]等。從文字寫法以及地名“吂（許）”等因素判斷，這件銅鼎的國别最有可能是三晉中的魏國。由於“工室”之前没有鑄造城邑之名，它可能是在都城鑄造的，然後置用於“吂（許）”地，再改置於“亡需”，所以在鼎身、鼎蓋都刻寫了這些置用地信息。
　　如果銅鼎確是魏器，鼎銘的鑄造時間“六年”是哪位魏王的紀年，就可以從監造制度、置用地名的歸屬變化等因素加以推斷。魏惠王、魏襄王時的銅器實行的是都城由“大梁司寇”監造、縣邑實行“令/工帀、眂事、冶”三級監造制；魏昭王及之後實行的是“令、工帀/上官冢子、冶”、“令、工帀、大夫、冶”的等級制。[6]鄭家湖銅鼎實行的“工（攻）室、乍工（攻）、冶”三級監造制，雖然與它們都不相同，但没有了“眂事”這一具有時代特徵的職官，肯定不能早到魏襄王時。置用地“許”、“亡需”歸屬魏國的時間有先後，“亡需”如確是“無疏（胥）”，其屬魏大約在前300年韓、魏取得宛、葉以北之後。綜合考慮，鼎銘的“六年”可能是魏昭王六年（前290年）或安釐王六年（前271年）。至於“四年，□邑”，因地名不可考，只能推定爲器物改變歸屬之後加刻的信息。
　　銅鼎的多處銘文中，“六年”那一部分魏國文字肯定是最早刻寫的，其次是“吂，亡需”的置用信息，“四年，□邑”、“容九升”尚在其次，“八斤四八朱”那一部分文字刻寫時間最晚。戰國時期銅器的置用以及之後的流轉情况，在鄭家湖出土的這件銅鼎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1] 羅運兵、趙軍、史德勇：《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公眾號“文博中國”2022年2月28日。
[2] 鼎銘“升”字與洛陽金村出土的多件銅方壺銘“斗”字（《銘像》12312—12318等）相同，然三晉文字中“升、斗”作爲偏旁時有混同的情況，結合實測結果來看，鼎銘應是“九升”。
[3] 周波：《戰國文字中的“許”縣和“許”氏》，《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年，第353、354頁。
[4] 上古音“亡”、“無”音近可通假，例證很多，不贅舉。“需”在心母、侯部，“胥”在心母、魚部，聲母相同，侯、魚二部旁轉。古書中“需”與“須”可通假，而“疋”聲之字可與“須”通假。參看：張儒、劉毓慶著《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1、373頁。
[5] 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館、新沂市博物館：《江蘇新沂釣臺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年第5期，第49、50頁。
[6] 吴良寳：《九年承匡令鼎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中華書局2012年，第430—433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2年3月3日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