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鄭出土韓國銅兵器》讀後

　　1971年，河南新鄭縣“鄭韓故城”白廟范村發現大批戰國有銘兵器，這批兵器是截止目前最為重要的戰國兵器乃至戰國金文資料。由於各種原因，“鄭韓故城”兵器資料一直沒有全部發表，2024年9月《新鄭出土韓國銅兵器》出版，[1]才為批資料畫上圓滿的句號。《新鄭出土韓國銅兵器》一書不僅收有兵器圖版，還收有整理報告以及相關手稿、信件，所收兵器圖版非常精美，極便於研究。獲友人贈書，筆者試對兵器年代、文字考釋、地理制度研究、兵器校重等方面談一點看法。
一、兵器年代及人名聯繫
（1）兵器年代
　　冢子兵器。韓國冢子兵器的年代問題，學界已經解決。目前所見高紀年（十八至三十二年）兵器屬韓桓惠王世，低紀年兵器（元至八年）屬韓王安世，《新鄭兵器》新公布冢子兵器都在此框架內。
　　地方（包括韓都新鄭縣）鑄造兵器。學界已總結較完善的韓國兵器年代體系，韓桓惠王六年開始由之前的“令”監造轉變為“令+司寇”監造，《新鄭兵器》公佈的兵器年代大都在此框架內。
　　韓都新鄭兵器有兩批兵器年代值得注意。第一批是鄭令趙憲監造兵器：
　　［□年］，鄭令趙憲，司寇□□，武庫工師辛氏□，冶□。（□年戈38）
　　四年，鄭令趙憲，司寇張狐，左庫工師□□，冶章。  （四年矛39）
　　四年，鄭令趙憲，司寇張狐，庫工師涉傷，冶[2]造。（四年戈40）
　　五年，鄭令趙憲，司寇張狐，庫工師張𨾊，冶旲造。（五年戈41）
　　五年，鄭令趙憲，司寇張狐，武庫工師保後，冶善。  （五年矛43）
　　□年，……庫工師張𨾊，冶□。  （□年殘矛42）
38號戈銘首字作，下部為“奠（鄭）”字，字形上方“口”應是“命”字所从。38戈根據“鄭令趙憲”繫聯、42矛根據“工師張𨾊”繫聯，紀年分別可能是“四年”“五年”。這批兵器是“令+司寇”監造，自然屬韓桓惠王或韓王安世。四、五年“鄭令趙憲”和韓王安四、五年兵器“鄭令韓半”衝突，故《新鄭兵器》將這批兵器置於韓桓惠王世。但是，第一，過去公佈的桓惠王二、三、六年鄭令戈的鄭縣縣令都是見於典籍記載的“韓熙”，其很可能是連任鄭令，中間較難插入新的鄭令；第二，桓惠王六年鄭令戈（《銘圖》17220）尚是“令”監造，其之前應不會出現“令+司寇”監造。因此，鄭令趙憲兵器年代比較棘手，筆者暫持保守意見，置於韓王安時，至於韓王安四、五年鄭縣縣令在趙憲、韓半之間來回更替，或與當時局勢有關，如此，韓國兵器還是在桓惠王六年開始施行“令+司寇”監造制度。
　　第二批是由“鄭令”監造沒有“司寇”的兵器：二年鄭令□佗戈（30、31）、四年鄭令□佗戈（32）、三年鄭令鄭□戈（26）、四年韓缶申戈（27、28），30、31、32兵器屬同一王世，26-28兵器屬同一王世，都在宣惠王至釐王之間，無法確定具體年代。
　　韓國其它地方鑄造兵器按監造者不同可分為兩大類。根據“令+司寇”施行時間及韓王在位年數，“令+司寇”監造兵器的年代大多沒有問題，無需贅言，如六年長子令戈（153）、□年安釐令戈（136）屬韓桓惠王世。單純縣“令”監造兵器的具體年代大多待考。
（2）人名繫聯
　　同一地方或庫任職人員前後相續，這是常見的兵器人名繫聯，還有一種少見的情況是高級官員的異地、異職調動，筆者曾總結過晉系兵器的例子，[3]《新鄭兵器》新公佈兵器也有不少案例，我們總結如下表：

人名	職位	出處	年代
刑丘[4]	長子令	六年長子令戈（《新鄭兵器》153）	韓桓惠王6年
	屯留令	十六年屯留令戈（《銘三》1489）	韓桓惠王16年
芋慶	邦庫嗇夫	三十二年冢子戟朿、戈（《新鄭兵器》109、110）	韓桓惠王32年
	鄭司寇	韓王安元至三年兵器《銘圖》17687=《新鄭兵器》81、《銘圖》17688=《新鄭兵器》86、《銘圖》17701=《新鄭兵器》82、《新鄭兵器》83-85、87、88）	韓王安1至3年
韓政	春成相邦	□年春成相邦戈（《新鄭兵器》123）	韓桓惠王□年
	冢子	韓王安二至八年兵器（《新鄭兵器》112-118，《銘續》1241、1189，《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2022-16）	韓王安2-8年
奡（敖）秦	釐司寇	□年釐令戈（《新鄭兵器》136）	韓桓惠王□年
	介司寇	十年介令矛（《新鄭兵器》137）	韓桓惠王10年
		十一年介令戈（《新鄭兵器》138）	韓桓惠王11年

　　這些資料既是判斷兵器年代的有利條件，也為研究戰國官制提供了基本材料。
二、兵器銘名考釋
　　《新鄭兵器》第五章“關於姓名文字的考釋”改釋了不少文字，如“亡忌”、“尸（夷）陽”“羝”“狄”“舒”“（魏）”等字，但仍有部分疏誤。
（1）108殘矛補釋
　　108殘矛作，《新鄭兵器》釋文作“……庫嗇……冶長”。按冶工人名是“𡵂（微）”，韓國冢子兵器多見職官“嗇夫”，韓國十九年、二十年冢子兵器又多見名“𡵂（微）”之冶工，108殘矛顯然就是十九、二十年前後的冢子兵器。其次“冶”上一字殘斷，作形，是“高”字下部，可見是“庫吏高”，韓國上库鑄造的十九年冢子戈、矛作（盛世收藏网、《銘圖》17677=書附025）“庫吏高”，上库鑄造的二十年冢子戈（《銘圖》17332）作“库吏裕”。據上可知108殘矛年代和韓桓惠王十九年接近，可能就是十九年，殘缺銘文根據前後兵器可補齊為：
　　［十□年，冢子，上］庫嗇［夫史𪄉，庫吏高］，冶𡵂（微）。
（2）《銘續》1241戈銘文補釋
　　《銘續》1241四年冢子戈內部銘文多被鏽斑所掩蓋，工官人名幾乎不可識，也不知是鑄於上庫還是下庫。《新鄭兵器》114也是四年冢子戈，且銘文清楚，據此可補全《銘續》1241戈銘文：
　　四年，冢子帀、韓政,邦庫嗇夫韓狐，大官下庫嗇夫張賈，庫吏□，冶
　　□造端戟刃。
（3）釋“”
　　《新鄭兵器》（38頁）專門講了57、58、106、154號兵器的人名“”字，“”是戰國文字中的常見人名。除106十八年冢子戈，另外還有兩件十八年冢子兵器（戈《銘圖》17320、矛《新鄭兵器》附022），三件十八年器都鑄於下庫，冶工人名應都是“”，可糾正過去釋“”誤説。[5]
（4）釋“眉”
　　七年冢子戈（116）、八年冢子戟朿（118）大官上庫庫吏人名相同，《新鄭兵器》釋“眾”。十八年狐泉令戈（149）工師人名同樣作形，《新鄭兵器》也釋“眾”。按古文字“眾”是會意字，從未有將三人置於“目”上之例。筆者認為上列兵器人名和（清華九《迺命一》簡6）、（清華十《四誥》23）、（《璽彙》5636=《古物影》108-109頁）上部所从一致，楚簡字形上部所从舊多誤釋，王凱博未刊稿認為是“眉”字變體，則兵器、璽印人名也是“眉”字。
（5）釋“瞻”
　　139八年陽城令戈，過去已見著錄（《銘圖》17347），工師私名筆者已改釋“瞻”。[6]
（6）釋“彘”
　　130四年申承令矛、131八年申承令戈司寇姓氏字形，應是“彘”字，以地為氏，131戈“彘”上部似乎還加了“私”聲。
（7）釋“禾”
　　八年陽翟令戟朿（144）縣令私名、五年蔑令戈（145）縣令姓氏，都是晉系“禾”字。筆者有未刊稿考釋魏國禾公鼎（《陝西金文集成》5-0586、《宅茲中國：寶雞出土青銅器與金文精華》155頁），也是此類“禾”字。
（8）釋“孚”
　　十一年平陶戈（156）工師私名可能就是“孚”字，只不過“卩”前的一筆寫的過於彎曲了，縣令姓氏應非“翏”字，可能是劉釗、謝明文討論的“㼱”字。
（9）補説“公先”複姓
　　戰國晉璽有“公先”複姓，韓國新鄭縣晚期兵器常見縣令“公先”，施謝捷將複姓讀為“公先（西）”氏，[7]李春桃根據“先”“孫”通用之例提出“公先（孫）”氏新説。[8]按《新鄭兵器》103八年鄭令戈縣令名作“公孫”，此人和過去公佈的多件八年鄭令兵器縣令“公先”顯然就是同一人，“”字上半“幽”尚可識。戰國兵器提供了“先”“孫”通假的絕佳“同時資料”，據此，“公先”“公孫”為同一人複姓，證明李春桃將晉系“公先”複姓讀為“公孫”是可從的。
（10）釋“向”
　　六年鄭令戈（《銘圖》17335）過去只有不大清楚的拓本、摹本圖版，司寇姓氏過去一直釋為“宜”。《新鄭兵器》著錄三件六年鄭令兵器（97戈=《銘圖》17335、96矛、98矛），照片字形清楚，司寇姓氏應改釋為“向”。
（11）釋“奡（敖）”
　　□年釐令戈（136）、十年介令矛（137）、十一年介令戈（138）司寇是同一人，其姓氏作上“首”下“立”形，《新鄭兵器》依樣隸定。按此字即上博五《三德》11“毋貧，毋笑刑”之，趙平安聯繫傳抄古文釋上博簡字形為“奡（傲）”，[9]則兵器姓氏可釋為“奡（敖）”字，或云“敖”氏來於地名。
（12）釋“”
　　十三、十四年鄭令戈（46、47）都鑄於新鄭庫，工師人名相同，姓氏字形《新鄭兵器》釋為“甾者”二字。按此應是一字，和（仲父簋《銘續》381）相同，依單育辰説是者、筐雙聲字。[10]
（13）釋“”
　　三年鄭令戈（26）工師人名，《新鄭兵器》依樣隸定，按應是“”字，吳振武先生最早釋出晉系“弔”字。[11]
（14）紀年數字新釋
　　《新鄭兵器》有兩件桓惠王二十一年格式令兵器：矛（150）、戈（151），兩件同年兵器縣令、司寇名字都不相同，筆者懷疑150矛可能是“三十一”年。雍氏右庫矛（134）過去已見著錄（《文物典》1005頁），筆者博論曾認為紀年字形為“九”，認為是九年雍氏右庫矛。[12]按由《新鄭兵器》清晰圖版可知，筆者所論“九”字不誤，但在其上還有很小的刻銘“十”字，故紀年仍是“十九”年。三十三年鄭令戈（69）過去已見著錄（《銘圖》17344），筆者博論誤從《銘圖》“二十七年”釋文，進而對新鄭兵器“冶尹”“造”的出現時間作了錯誤判斷，今有清楚圖版可確定是“三十三”年，筆者關於“冶尹”“造”意見也應改正。
（15）其它釋字
　　《新鄭兵器》還有一些釋文問題。比如四年鄭令戈（40）工師人名似是“（傷）”。九年鄭令戈（45）冶工人名是“𧜵”。十三年鄭令戈（46）冶工人名應是“點”字。三十四年鄭令戈（73）冶工人名是“䇕”。三年鄭令矛（87）是“右庫”非“左庫”。四年冢子戈（114）冢子人名是“”字。131戈冶工人名乃“（牙）”字。133戈司寇私名乃“丹”字，非“周”字，縣令姓名非“韓□雍氏”，就是“韓雍氏”，以地名作人名。□年陽人令戈（140）冶工人名是“綰”。十九年咎落工師戈（142）工師私名、冶工人名分別是“福”“睪”。八年鄭令韓熙戈（附001）冶工人名是“㤬”。
　　此外，《新鄭兵器》還提供不少有價值的字形。比如學界過去一般認為（五年邦司寇鈹《銘圖》18068）為趙國特有“半”形，六年鄭令矛（96）司寇“向半”之“半”作，説明韓國也有此類“半”形，過去總結的字形分域及部分器物分國觀點需要糾正。九年焦令戈（141）“冶”字从两“刀”形，過去另一件从两“刀”形的“冶”字是韓國十一年咎落大令戈（《銘圖》17303），此種“冶”形是否具有國別特征，還待觀察。
三、兵器地理、制度考證
（1）十一年平陶戈（156）、“長安庫”戈（159）、五年蔑令戈（145）
　　    十一年平陶戈。張新俊、吳良寶待刊稿根據近年河南滎陽市廣武鎮出土“平陶”陶文資料，指出十一年平陶戈乃韓國平陶縣（即《水經·濟水注》之“平桃”）兵器，和趙國“平陶”是異地同名關係。
　　“長安庫”戈。《新鄭兵器》（71頁）認為地名“長安”即方足小布“長安”，根據趙幣舊説，認為“長安庫”戈乃趙國兵器。按吳良寶2022年指出方足小布“長安”之“長”是三晉韓國特有寫法，改定為韓幣。[13]張新俊、良寶待刊稿同樣據71戈韓國“長”形，指出是韓國長安君兵器，非趙兵。
　　五年蔑令戈。張新俊、吳良寶待刊稿已考證“蔑”地在今河南禹州市附近，為韓王安五年兵器。
（2）春成封君兵器
　　《新鄭兵器》122五年春成戈、123□年春成戈。《新鄭兵器》（71-72頁）將“高平”視為地名。按此説誤，兩戈鑄地都是春成君封地，兵器由春成封地相邦（高平/韓政）和縣令（鄧□）共同監造，這是目前僅見的封地相邦和所在地縣令共同監造兵器之例，為討論戰國兵器監造制度、封君制度提供了新資料。
　　兵器年代。122、123戈縣令名相同，銘文格式相同，監造者無司寇（目前最早“令+司寇”監造是韓桓惠王六年高都令戈《中原文物》2023-4），應屬同王世，在韓桓惠王六年前。而且123戈“韓政”在韓國兵器中很活躍，其在韓王安2-8年一直擔任冢子（見低紀年冢子兵器），故123、122戈應屬韓桓惠王世兵器，123戈紀年數字應小於“五”。
　　122、123戈另外加刻的“沬”“襄”可能是置用地名，《新鄭兵器》根據兵器年代推測“襄”為韓國東疆之“穰”較為可信。“沬”還見於五年沬令戈（146）及早已公佈的湏廚鼎（《銘圖》01490、02042），銅器“湏”地似無定論。[14]
（3）申、申承、承地兵器
　　《新鄭兵器》125-128.2都是單記地名、庫名之類兵器，129-133都是“令+司寇”監造的三級格式銘文（令+司寇，工師，冶）兵器。《新鄭兵器》（75頁）指出高紀年十六年戈（133）屬桓惠王，低紀年的四、八年兵器（130、131）屬韓王安世。
　　《新鄭兵器》認為兵器地名“申”“承”都是“申承”之省，三者是同一地。筆者不同意此説，三者即三地，不必牽強附為一地。
（4）長𡉣左庫戈（135）
　　《新鄭兵器》（81頁）釋135戈地名為“氏弋（？）”，楊寬先生認為即今鄭州東的“弋（邲）”城。按此説明顯有誤，地名應是“長𡉣（社）”。“長社”在今河南省長葛市東北，本為春秋鄭邑“長葛”，後入晉改名“長社”，出土文獻已有幾例“長社”題銘：“長（葛）[15]”盉（《銘圖》14788，韓）、“長社”印（《新出秦代封泥印集》114頁，秦）、“長𡉣”戈鐏（盛世收藏網，秦）。此外，湘潭市博物館藏有一件有銘戰國銅戈，地名也是“長𡉣（社）”，《新鄭兵器》171戈“𡉣”，可能是“長𡉣（社）”省稱。
（5）其它
　　167矛“□都、□下庫”，按第一個地名應就是秦刻銘“洛都”。
　　172矛“歸”。按此是秦刻地名“歸”，秦兵器《銘三》1558矛（《有銘兵圖》14、陳林《秦兵器銘文編年集釋》199）過去釋文作“陽城、歸陽城”，看來也可能是“陽城、歸、陽城”。
　　十八年狐泉令戈（149），《新鄭兵器》釋地名為“狐𦣞”（85頁）或“狐臣”（149頁）。按年代可從，但地名應是“狐泉”，待考。[16]
　　韓王安二年野王令戈（147）、七年野王令戈（148）説明韓國滅國前仍據有野王地區，這是討論戰國末期韓國疆域的新資料。
　　十年介令矛（137）、十一年介令戈（138）。韓桓惠王十年（前263年）韓獻上黨於趙，引發秦、趙長平之戰，此後上黨地區的歸屬比較模糊。吴良寶、張麗娜曾考證韓桓惠王十二年介令戈（《銘續》1257），據此説明長平戰後不久韓仍保全了上黨郡介休縣。[17]按由新公佈的韓桓惠王十年介令矛（137）、十一年介令戈（138）可知，從上黨降趙開始韓國便據有上黨介休縣，雖然史書載趙平原君接收了上黨地區，但韓桓惠王10、11、12年介縣兵器都是韓國工官體制，屬韓管轄無疑。此外，三件介地兵器前後僅隔一年，但縣令都不相同，可見當是形勢緊張，韓國政府對介縣縣令的任職人員搖擺不定。
　　十九年咎落工師戈（142）、十年咎落大令戈（143）兵器年代及制度，筆者博論已有研究。
　　由《新鄭兵器》彩照可知獲澤君七年戈（124）內背加刻“鄭武庫”，“長安庫”戈（159）加刻“武庫”，可見封君私有兵器可流轉置用到國家公庫。與此相對，三十一年鄭令戈（《銘圖》17343）加刻有“四年春成左庫”，説明國家公器也可轉入封君私庫。
　　132戈內背加刻有“大官下庫”“亢下庫”兩次題銘，《新鄭兵器》（76-7頁）認為“大官下庫”處於正中位置，是先刻，“亢下庫”是後刻。按從圖版字形筆畫打破關係看，“亢下庫”應是先刻，“大官下庫”才是後來鑿刻。132戈先後置用於“亢下庫”、“大官下庫”兩個機構，是韓國兵器首次出現兩個置用單位。
　　126戈。《新鄭兵器》認為“衍”是魏國刻銘“衍氏”省稱，按應是秦刻銘“衍氏”省稱。本是韓“申庫”鑄兵，被秦俘獲，先後加刻“衍”（“衍氏”省稱）、“安”。
四、兵器校重
　　《新鄭兵器》所收部分兵器，過去已見著錄，檢索《集成》、《銘圖》、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等便清楚明白。此處旨在統計《新鄭兵器》一書重複著錄的兵器，尤其是“凡例”中所言因各種情況歸入“附錄”中的兵器。
　　《新鄭兵器》105=178。兩戈胡部銘文相同，作“……左庫造，冶□”，不知為何178拓本只拓出殘戈形態。
　　《新鄭兵器》附002=112，是二年冢子戈。
　　《新鄭兵器》附003=138。是十一年介令戈，兩戈內後部鏽斑狀、胡下部小缺口等細節都相合。
　　《新鄭兵器》附004=116，是七年冢子戈。
　　《新鄭兵器》附005=附013。是河南三門峽出土的四年長子令戈，附005是戈全形圖，附013是銘文圖版，原著錄於《三门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18]非鄭韓故城白廟范村出土兵器。筆者2023年曾撰文討論此戈，認為國別有魏、韓兩種可能（2023年博士討論課上發表）。現在聯繫153六年長子令戈看，四年長子令戈更可能是韓戈。
　　《新鄭兵器》附006=《銘圖》16445。是廣西平樂縣出土的江魚戈，非鄭韓故城白廟范村出土兵器。
　　《新鄭兵器》附009=附011=151。是二十一年格式令戈，附009是全形圖，附011、151是內部銘文圖版，三兩戈內部相同：內部有長條形橫穿，內上緣有缺口，缺口下方有裂痕，內尾稍殘，形狀一致。
　　《新鄭兵器》附012=54。是十七年鄭令矛，兩矛銘文、骹部形狀及左下角的裂痕都相同。
　　《新鄭兵器》附016=19。是庫戈。
　　《新鄭兵器》附023=86。是三年鄭令矛。
　　《新鄭兵器》附025=《銘圖》17677。是十九年冢子矛，出土於河南新鄭，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也收有清楚圖版。[19]
　　《新鄭兵器》附029=55。是十七年鄭令矛，矛骹部下端殘爛形狀一致。
　　《新鄭兵器》附032=113。是二年冢子戟朿。兩戟朿銘文、器形及器身裂痕都相同（“大”“端”二字正好斷開）。
　　《新鄭兵器》附036=《銘圖》18008。是河南許昌長葛市出土三十年冢子鈹，非鄭韓故城白廟范村出土兵器。《銘圖》只有銘文摹本，《許昌館藏文物彙釋》（倘紅，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78頁）也收有銘文照片。
　　由上可見，因為鄭韓故城白廟范村兵器資料出土較早，又長年未作系統整理，《新鄭兵器》在成書中存在一些重複著錄的問題，還誤將附005=附013、附006=《銘圖》16445、附036=《銘圖》18008等非鄭韓故城出土兵器收錄其中。此外，《新鄭兵器》附001戈是八年鄭令韓熙戈，附022矛是十八年冢子矛，附017戈是鄭令郭𪶖戈，三件兵器可能都出土於鄭韓故城白廟范村。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新鄭出土韓國銅兵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後文簡稱“《新鄭兵器》”，標注本書兵器，一般直接給出編號。
[2] 漏鑄冶工人名。
[3] 許世和：《戰國有銘兵器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第49-50頁。
[4] 張新俊、吴良寶已繫聯此人，見張新俊、吴良寶：《新鄭“鄭韓故城”出土兵器銘文選釋》，待刊稿2024年。後文引用此文不再出注。
[5] 郭永秉：《商周金文所見人名補釋五則》，《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31頁。
[6] 許世和：《戰國有銘兵器的整理與研究》，第八章第一節。
[7] 施謝捷：《新見戰國私璽零釋》，《中國書法》2012年第11期，第99頁。
[8] 李春桃：《古璽文字考釋四篇》，《印學研究》第17輯，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05-106頁。
[9] 趙平安：《上博簡〈三德〉“毋奡貧”解讀》，《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3輯，巴蜀書社2008年，第6-11頁。
[10] 單育辰：《釋甲骨文“”字》，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中西書局2016年，第497-511頁。
[11] 吳振武：《東周兵器銘文考釋五篇》，《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1-557頁。吳振武：《古璽姓氏考（複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第79-81頁。
[12] 許世和：《戰國有銘兵器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第75頁。
[13] 吴良寶：《讀銘札記三則》，《古文字研究》第34輯，中華書局2022年，第183頁。
[14] 參楊坤：《戰國晉系銅器銘文校釋及相關問題初探》，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94頁。
[15] 李家浩：《談春成侯盉和少府盉的銘文及其容量》，《華學》第5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3-154頁。
[16] 或可讀為“瓜衍”，“狐”从“瓜”得聲，“泉”元部從母，“衍”元部喻母，二字韻部相同，聲母舌、齒音相鄰。《左傳》宣公十五年載“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黃鳴引清人觀點，認為晉國瓜衍縣在今山西孝義市北。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11頁。
[17] 吴良寶、張麗娜：《韓趙兵器刻銘釋讀三則》，《中國文字研究》第18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18] 三门峡市博物馆编，李书谦主编：《三门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大象出版社2021年,第212頁。
[19] 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選圖12。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4年10月7日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