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

　　［内容提要］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是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随着爵制的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的田宅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文、景以后，名田制仍在实行，但没有根据现实需要及时做出调整，直到元、成时期，随着徙陵制度的终止和占田过限者不受约束地发展，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尽管如此，国家在经营“公田”的过程中，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名田制的原则；“名田”、“限田”的思想在士大夫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名田制对魏晋以后的土地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名田宅　爵制　人地比例 

　　“名田宅”一语，最早见于商鞅变法，此后，“名田”一词多次出现于记述汉代土地制度的文献中，但是关于名田制度，文献记载并不具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含有大量汉代名田制的法律条文，为我们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契机。杨振红先生《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一文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其中对《二年律令》有关条文的阐释，本文基本赞同，但其对名田制在汉代实施情况的论述，本文不敢苟同，故撰成此文，略抒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汉代名田制的主要内容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文书中也将各等级占有田宅的制度称为“名田宅”。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国的“名田宅”是一脉相承的。[2]下面就从名田宅的等级标准、立户与名田宅的关系以及官府对名田宅的监管三个方面对这些法律文书中所反映的田宅制度作一简单介绍。

（一）名田宅的等级标准

　　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户律》以二十等爵为基础，规定了有爵者、无爵的平民和其他特殊人群可以占有田、宅的标准。现将有关情况制成表1。
　　表1　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

　　［表注］
　　根据以下资料绘制：⑴《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82-183之《傅律》和《置后律》；⑵《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28《百官五》“关内侯”条刘昭注引刘劭《爵制》，页3631；⑶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2: 37-47；⑷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99-101；⑸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3: 49-72。
　　“田”的单位为顷（1顷=100亩，1亩=240平方步），“宅”的单位为宅（1宅=900平方步）。

　　表1中的有爵者分为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李均明先生认为大夫爵只包含五大夫和公乘两个等级，公大夫以下至公士均归为士爵，朱绍侯先生则基本采用刘劭《爵制》的说法，即把五大夫以下至大夫这五级爵位称为大夫爵，不更以下至公士四级爵位称为士爵（小爵）。表1也采用《爵制》的说法。[3]
　　按占有田宅数量划分，共有22个等级，其中只有两个最低的等级在二十等爵制之外，因此可以说，汉代名田制是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的。而且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每一等级田、宅数量的对应关系：受田95顷的关内侯，其宅地面积为95宅；受田90顷的大庶长，其宅地面积也是90宅，依此类推，直到最低等级的司寇、隐官，受田0.5顷，宅地0.5宅。
　　二十等爵中最高等级的彻侯，只有宅地，没有受田数量，这或许可以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的诏书中得到解释：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4]

　　大概因为彻侯（即列侯）已获封土，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任免官吏、征收赋税，享有很多政治、经济特权，因此无需再另外受田。诏书中只提及列侯享有“食邑”和“大第室”，而没有提到受田，这与《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至于二十等爵之外的诸侯王，享有比彻侯更大的特权，“宫室百官同制京师”，[5]俨然国中之国，其田、宅标准均不见于《二年律令》，或缘于此。由于汉朝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彻侯（列侯）已与诸侯王一同纳入分封制中，因此在探讨秦汉名田制的沿革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比列侯只差一等的关内侯，大概因为只能收取郡县所辖部分民户的租税，没有封土，不能治民，所以可以名田宅。
　　为了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各等级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方面都要遵循一定的标准，不能“逾制”，住宅的规格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105宅大概是为彻侯的宅地面积所规定的最高限额。
　　由于此时官秩与爵位已经开始分离，有爵者未必做官，做官者未必有爵，而做官者无论其有无爵位，都比只拥有爵位而无官职者更容易获得实惠。这在汉朝建立之初复员与安置军队过程中，在获得田宅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汉高祖对“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的情况非常不满，因此要求官吏尊重有爵位者，尽快按照有关规定满足有爵者的田宅要求。[6]
　　没有看到针对官吏的田宅标准有什么具体规定。在《二年律令》中，除了田宅以外，其他方面的待遇，往往都是有官秩者先根据官秩，无官秩者才根据其爵位与官秩的对应关系，例如：

　　《二年律令·传食律》：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实从者食之。[7]
　　《二年律令·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8]

　　如果官吏的官秩低而爵位很高，则根据爵位享受相应待遇：
　　《二年律令·赐律》：吏官庳（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9]
　　然而，在田宅方面，汉代的法律仍然以爵位为基础，这明显是对秦制的继承。当然，法律规定只是一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如前所述，未尝从军的小吏比有军功的人更容易近水楼台，优先获得足额的田宅。这一方面表明，爵位的重要性已开始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在占有田宅方面，也如同其他方面一样，法律在官秩与爵位之间也规定了明确的对应关系：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爵位和官秩，并不是把根据爵位所受田宅与根据官秩所受田宅加在一起，而是爵高官卑者根据爵位获得田宅，官尊爵低者则根据其官秩获得田宅。
　　士伍、庶人在秦汉文献中比较常见，但是已看不出其间有什么区别。公卒目前仅见于张家山汉简中，除了上述授田宅的标准而外，在张家山汉简中与公卒有关的资料主要见于《二年律令·傅律》：[10]
　　（前略）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鬻？）米月一石。
　　（前略）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
　　（前略）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
　　（前略）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睆老。
　　不为后而傅者，（中略）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
　　（前略）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

　　从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公卒的地位虽略高于士伍，但实际待遇与士伍大体相同。因此，我们把公卒、士伍和庶人称作无爵的平民，当与实际相去不远，而且，这些人所受之田也与当时文献所称的“一夫百亩”的标准相符合。
　　司寇是刑徒名，在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改革刑制以前，除非司寇本人立功获得爵位，或其亲属以爵位或其他财物为其赎罪，否则司寇的身份是终身的。《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五大夫以下的居民，相邻各户都要按伍的编制组织起来（“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又规定“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也就是说，隶臣妾以上的刑徒，都要由官府集中监管，他们如果居住在“民里”中，就要按逃亡罪论处。[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列举的刑徒并不包括司寇以下，说明司寇是可以居住在民里中的。从上面所引《二年律令·傅律》的条文来看，司寇之子与公士、公卒、士伍、隐官之子，同样具有士伍的身份。但是，司寇毕竟是低于无爵的士伍和庶人的特殊人群，因此，其所受田宅的标准相对要低。
　　关于隐官，《二年律令·具律》规定：

　　庶人以上，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毋筭（算）事其身，令自尚。[12]

　　隐官是由于有关官员故意重判或过失，使司寇、隶臣妾和庶人以上的人被处以肉刑，作为补救措施，把这些人安排到隐蔽的场所劳动，并免除其算赋和徭役。这些人作为体肤残损的特殊人群，其所受田宅标准与司寇相同。

（二）立户与名田宅的关系

　　在汉代，乡与县在授田中起着主要作用，其中乡主要负责具体的统计与汇报工作，如《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案户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13]
　　乡部啬夫即乡的长官。每年八月，各乡统计本地户籍，统计结果除保存在乡而外，还要抄录一份上报到县廷。如果某乡有移徙者，该乡还要将移徙者的户籍及其年龄、爵位等详细材料发送到移徙之地。下面这条规定更为具体：

　　《二年律令·户律》：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14]

　　上述各种簿籍的具体情况已难知其详，但总得说来，涉及民户的住宅、园圃、家庭人口及年龄、耕地数量与四至乃至田租等等，这些簿籍都由乡汇总保存，并抄录一份呈报到县廷。而县廷有专门的府库保存这些簿籍，且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年新立的户，也是由乡登入户籍，并排列出立户的先后次序，呈报给县廷：

　　《二年律令·户律》：未受田宅者，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久等，以爵先后。有籍县官田宅，上其廷，令辄以次行之。[15]

　　如果有可分的田宅，县令就根据立户时间的先后授给各户；遇到立户时间相同的户，则根据户主爵位的高低分授田宅。这只是一般而言，在实际授田过程中，死者的家属可以优先获得死者的田宅，并不问其立户时间和爵位高低：

　　《二年律令·户律》：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16]

　　“后”为官方承认的户主继承人。[17]如果户主去世，“后”可以优先选择应得的田宅；如果还有剩余，死者其他的儿子要想另立户，也可获得应得的田宅；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已经立户（别籍异财），但田宅数量尚未达到法定标准，现在也可以补足。“宅不比，不得”，大概是说，当时生活在里中的居民，每户只能拥有一处住宅，如果此前早已立户的儿子并不住在邻近，此时又回来继承父亲的住宅，那就意味着他将同时拥有两处住宅，而且这两处住宅无法合并成一处，这不利于官府对民户的控制，故为法律所不允许。
　　户主可以立“先令”（遗嘱）处理包括田宅在内的财产：

　　《二年律令·户律》：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18]

　　如果有居民要立遗嘱，分田宅、奴婢和其他财物，乡啬夫要负责受理。“不为户，得有之”一语，似乎是说虽然授田宅原则上只针对立户的人，但是如果有人尚未立户而根据遗嘱获得了田宅，他们必须在八月份官府进行户口登记时正式登记立户。
　　张家山汉简中没有看到女子授田的规定，大概只有女子为户主时，才可拥有田宅。根据《二年律令·置后律》，如果户主去世而没有男性继承人，其妻子或女儿也可以以“户后”的身份获得田宅：[19]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

　　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

　　第一条是说，如果寡妇为“户后”，可以按照“后子”继承爵位的规定获得爵位，并根据爵位获得田宅。如果寡妇不应当为“户后”，但也想另立户，并愿意降低等级获得田宅（“受杀田宅”），则可以按照庶人的标准授予田宅。第二条是说，为“户后”的女儿如果出嫁，而她的丈夫的田宅尚未足额的话，可以用她的田宅来补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年律令·置后律》中，如果户主去世时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其奴婢可以免为庶人，并以“户后”的身份占有主人的田宅及其他财产：

　　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人律□之□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子若主所言吏者。[20]

　　奴婢可以“代户”，类似的法律条文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如何认识这条律文以及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奴婢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21]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当时实行的名田宅制度，可能以是否立户为首要条件，以户为单位并根据户主的爵位授田宅，而不是按人头授田宅。

（三）官府对名田宅的监管

　　名田制是根据爵位高低授予相应数量田宅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正常运作，离不开官府的监督与管理。
　　首先，户主死亡，将导致部分田宅退还官府。
　　土地可以继承，户主的子女如果已经立户但田宅尚不足额，有优先获得补足的权力，甚至当户主没有任何亲属可以继承其田宅的情况下，他的奴婢也可以“代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诸如若干年一换土易居或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作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土地一旦授出，就不会再回到官府手中呢？当然不是，如果那样的话，因军功获得较高爵位和大量田宅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就有可能丧失继续杀敌立功的动力，商鞅变法以来的奖励耕战的政策就不会有那么长久的生命力。
　　既然田宅数量是与爵位高低相对应的，那么，在我们看到田宅可以继承的同时，就不能不关注爵位继承的有关规定。从前面所绘制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二十等爵中，只有彻侯、关内侯这两个最高的爵位，其后子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而卿以下的各级爵位，其后子只能降等继承。爵位的降等继承，将导致所继承的田宅数量的减少。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卿，因为卿的后子所继承的爵位，降低的幅度非常大，这就意味着其原有的田宅将有相当一部分要退还官府。
　　举例而言，卿中的最高爵位大庶长，假定他所获得的田宅是足额的，将拥有90顷田和90宅。当他去世后，他的后子爵位是公乘，只能继承20顷田和20宅。按照规定，他可以有两个儿子可以获得不更的爵位，各继承4顷田和4宅。此时，还剩62顷田和62宅，即原有田宅的2/3，如果他没有其他儿子，这部分田宅将被退还官府；如果他还有很多儿子，这些儿子都只能获得上造的爵位，每个儿子只能继承2顷田和2宅。因为如前所述，户主在有儿子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和女儿是没有权力继承田宅的；即使户主没有男性继承人，他的妻子或女儿中也只能有一个人以“户后”的身份继承相应的田宅，其他女性家属仍无权继承。要想保住所有的田宅不落入家庭以外，这个爵位为大庶长的人还需要有31个爵位为上造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总共需要有34个儿子！同样，卿爵中爵位最低的左庶长，要想使74顷田和74宅保留在家庭成员中，总共需要有26个儿子！尽管可以一夫多妻，生出这么多儿子，这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太可能。
　　而且，卿的后子（公乘）如果不能获得更高的爵位，其继承人（即卿的孙辈）只能以官大夫的身份继承7顷田和7宅。要想保住公乘爵位所享有的20顷田和20宅，他总共需要有9个儿子（1个后子为官大夫，另外2个儿子为上造，其他6个儿子为公士），这在当时恐怕也并不容易实现。这样，爵位为卿的户主，经过三代以后，其田宅大概有一半以上将退还官府，其嫡系子孙的地位也将逐渐向普通平民靠拢。这就意味着，高爵者的后代如果想继续享有其祖、父辈的富贵与荣耀，就必须再立新功。但是，杀敌立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需要冒险，需要流血，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获得爵位不易，获得高爵更难。总之，每当有较高爵位的户主死亡，其田宅的一部分就有可能被官府收回，重新进入授田程序。
　　其次，逃亡民户的田宅有可能成为“公田”。
　　因为名田制是根据是否立户来决定是否授田，并根据户主的身份来决定授予田宅数量，因此，户主以外的家庭成员逃亡或去世，就未必成为还田的原因。但是百姓因战乱、水旱等天灾人祸而举家逃亡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有时非常严重，这些逃亡者的田宅往往成为官府可以支配的“公田”。
　　第三，户绝退田。
　　从前面所引的《二年律令·置后律》的条文可知，汉代作为“户后”的女儿在出嫁时，其田宅可以转到她田宅尚不足额的丈夫的名下；如果户主去世时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其奴婢可以免为庶人，并以“户后”的身份占有主人的田宅及其他财产。可见，当时法律对可以继承田宅的人的身份限制非常宽泛。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因户绝而导致田宅退归官府的情况似乎不会很多。
　　第四，犯罪籍没。
　　《二年律令·收律》：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22]
　　《二年律令·户律》：田宅当入县官而（诈）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入田宅。[23]
　　《二年律令·户律》：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一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24]
　　第一条是说，被判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刑罚的罪人，以及因性犯罪而被处以腐刑的人，他们的妻子、儿女、财产和田宅都将被官府没收。第二条是说，那些应当归还官府的田宅，如果有人冒名顶替加以占有，将会受到处罚。第三条提到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立户的人，把田宅挂在有资格获得授田之人名下，以达到占有的目的；二是有资格获得授田的人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没有资格的人申报占有田宅，这两种行为都是违法行为，一经查出，其田宅将会被没收。
　　第五，关于田宅的买卖，《二年律令·户律》中还有如下规定：[25]
　　《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
　　《二年律令·户律》：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
　　第一条规定，已经得到官府所授田宅的人，如果把自己的田宅赠送或转卖给别人，将不能再向官府请授田宅。第二条是规定因继承或买卖而使田宅的主人出现变动时时，乡、里基层主管官吏要及时登记田宅的过户交割情况，不得有误。由此可知，法律并不禁止田宅买卖，但附加了一些限制条件。
　　最后，对荒地的管理。
　　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鼓励垦荒以发展农业。睡虎地秦简也透露出，当时所授之田有尚未垦种的情况：
　　《秦律十八种·田律》：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26]
　　在“受田之数”中，存在“无垦不垦”（无论垦种与否）的情况，说明秦国或秦朝所授之田未必都是熟田，垦种荒田带有某种强制色彩，这或许也是督促农民垦荒以发展农业的一种手段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中也有类似规定：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27]

　　不同的是，汉律中不但没有了秦律中“无垦不垦”之类的文字，淡化了强制垦荒的内容，而且对土地质量不好的地方，还规定每顷少缴一石刍。与此相应，汉律规定，荒田不在官府授田之列，对荒地的开垦似乎是民户自愿的事，如《二年律令·田律》中有如下规定：[28]

　　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
　　田不可豤（垦）而欲归，毋受偿者，许之。
　　县道已豤（垦）田，上其数二千石官，以户数婴之，毋出五月望。

　　“不可田者”与“不可垦者”都是指不能进行耕作的土地，“勿行”即不授。第一条规定那些不能耕种的荒田不在官府授田之列，但如果有人因为没有得到足额的田地而愿意接受，官府也可以准许他们去开垦。第二条是说那些受自官府的土地，如果质量太差，即使投入劳力仍无法垦种的，也可以退给官府，但条件是不能要求从官府得到任何补偿。第三条是规定各县、道所开垦的田地，要定期向上级汇报，说明垦荒也是考查地方官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上从名田宅的等级标准、立户与名田宅的关系以及官府对名田宅的监管三个方面对张家山汉简中之名田制做了粗略探讨，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名田制以是否立户为首要条件，并根据户主的爵位确定田宅标准；女子只有为户后时，才可立户并拥有田宅。
　　其次，授田宅的次序，首先要看立户时间的先后，其次要看户主的爵位；但户主的子嗣可以优先获得死者的田宅，并不问其立户时间和爵位高低，而且田宅还可以通过遗嘱分给其子嗣。
　　第三，由于卿爵以下实行降等继承，而且减爵的幅度很大，其子嗣所能继承的只是户主田宅总数的一部分。
　　第四，名田制有限田之意，田宅数量不能超出与户主身份相对应的数额标准。户主的死亡、民户的逃亡以及户绝会导致部分乃至全部田宅还公，犯罪会导致田宅被籍没，无法耕种的劣质土地也可能退还官府，但田宅可以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买卖。
　　第五，在官府对田宅占有状况的监管方面，基层官吏负责统计与汇报，而授田的决定权在县，但名田宅并不是官府把全部土地收回，再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在现有土地占有关系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因此，在名田制下，民户的田宅除了受自官府而外，只要不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数量标准，也可以通过继承、购买以及垦荒等多种途径来获得，官府授田只是民户获得土地的来源之一而已。

二、名田制在汉代的实行情况

　　（一）法律标准不等于实授
　　在对张家山汉简中之名田制有了概括的了解之后，让我们再来看这些法律规定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行情况。由于以下原因，各等级民户的田宅数量未必如法律所规定的那样整齐划一。
　　首先，各地物产不同，人们的食物结构有别，这将会影响到人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在除了粮食以外，还有其他食物来源的地区（渔猎、畜牲），民户需要占有的田地数量当有别于纯农业区。《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29]

　　地广人稀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按理说每户占有土地面积应该很大，然而这里有丰富的渔业资源，食物资源丰富，并不完全依赖农业，因此民户占有的田亩未必很多。也许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中的一组户口、耕地记录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现将简牍中25户居民田亩数量的记录，[30]列为表表2。

　　表2　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竹简户口、田亩记录

　　［表注］
　　资料来源：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66-76。

　　如果按总人口平均，每人只有5亩多；按劳动力平均，每人不过9亩左右；按户平均，每户约25亩左右，仅及《二年律令》所规定的最低等级（司寇、隐官）田宅数量的一半。每户占有田地如此之少，如果完全依靠这些土地生产的粮食为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缴纳各种赋税了。这一地区属于“楚越之地”，人口并不稠密；这批简牍属于文景时期，当时土地兼并问题尚不严重；但这里是水乡，“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农业并不是当地居民惟一的衣食来源。
　　这批简牍的时代与张家山汉简比较接近，且均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区），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的差距竟有如此之大，说明法律规定的田宅标准只是一个最高限额，即使在地广人稀之地，也未必强求民户占有足额的田宅。
　　其次，各地可耕地面积有多有寡，人口密度也不平衡，必然会影响到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关中地区“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等等，就是这一问题的写照。[31]
　　当初商鞅在地广人稀的秦国实行变法，所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当秦国吞并六国、建立统一王朝之后，在向全国推行秦的土地制度过程中，可能已经遇到这一问题。由于缺乏记载，我们无从知道秦朝是如何解决的，也许秦朝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楚汉相争时，刘邦奖励部下所使用的爵制并非单独因袭秦制，其中夹杂了关东六国尤其是楚国的旧爵名，[32]而且在纷争扰攘中也无暇顾及土地问题。战争结束后，刘邦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安置军队复员，“以有功劳行田宅”，秦的二十等爵制和田宅制度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恢复。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的现象，[33]这除了说明官比爵更有优越性而外，同时也说明完全根据法定标准授田在实际上是有困难的。《二年律令·田律》规定，未经开垦的荒地本不在官府授田之列，但是尚未得到足额田亩的人也可以请求官府授予这种荒田。这说明，授田不能保证足额并不是个别现象。然而，由于官府授田只是民户获得土地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惟一途径，官府并不保证民户都能获得足额的田宅，而且经多年战乱，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有限，因此，授田不足在当时未必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总之，当时名田制的法律标准可能只是一个限额，不是实授，既不强求也不保证每户占有足额的田宅。

　　（二）文景时期名田制面临的问题

　　文景时期，与名田制有关的诸多制度发生了变化，这必然影响到名田制的实施。
　　首先，是爵制的变化。从汉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开始，爵位与军功已没有必然联系。根据《汉书》诸帝纪，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五月惠帝即位到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正月近17年间，先后赐民爵“户一级”者五次，“当为父后者爵一级”者一次，文帝从即位到元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对户主和户后赐爵各一次。因此，在文帝即位初期，全国民户的户主恐怕普遍都有一级以上的爵位，而按照名田制的标准，每户至少可占田1.5顷，此后，普赐民爵，加上入粟入奴婢拜爵、募民实边拜爵，使得越来越多有财有势的人轻易获得了高爵，普通百姓获得几级低爵也成为平常之事。拥有爵位者尤其是拥有高爵者在民户中的比例大大增加，这不但使爵位的价值随之大打折扣，而且也使土地向高爵者集中。这样，建立在二十等爵基础上的名田制，其最终走向衰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其次，是刑制的改革。汉文帝改革刑制，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法律本身。[34]就名田制而言，其中最低一级所包括司寇和隐官，都与当时的刑制有关，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司寇在改革以前的刑期是终身的，只有他的儿子才能获得士伍的身份，而文帝改革以后，刑期改为二年，二年以后，便为士伍，为刑期二年的司寇设立田宅标准已无必要。肉刑的废除，则使隐官不复存在。
　　第三，是诸侯王、列侯的权力受到削弱。从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开始，诸侯王、列侯的权力逐渐被削夺，最终只能衣食租税而不临民。这些贵族在许多政治、经济特权被削夺的同时，也开始加入到求田问舍的行列中来，而《二年律令》并没有为他们规定“名田”的标准。
　　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却有一条资料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名田制在文景时期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汉哀帝（公元前6—前1年在位）时，大臣师丹建言限田，他认为汉代土地兼并问题起因于文帝时“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没有提及商鞅变法及土地买卖：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35]

　　如前所述，名田制所规定的田宅数额是最高限额，具有限田的作用，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呢？遍翻汉代史籍，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文帝或景帝废除名田制的诏令或其他记述，而且从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以后到西汉末年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名田制仍然在发挥作用（详见下）；另一方面，师丹作为西汉末年的一代名臣，在向皇帝建言时，当不至于言而无据。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呢？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文景时期爵制和刑制等各种条件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已使名田制无法原封不动地实行下去了，但此时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由战乱而消耗的人口数量尚在恢复当中，被抛荒的土地也得以恢复耕种，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还不太明显，“未有并兼之害”，因此，文、景两帝没有及时修订法律对名田制加以调整。然而，到汉武帝时，爵制的轻滥和人口的迅速增加，终于使土地问题突显出来。

　　（三）“民得买卖”与土地兼并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董仲舒上言，指出由于秦国“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致使井田制破坏，并造成“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后果。[36]把井田制的破坏归因于商鞅变法和土地可以买卖，应该是符合史实的。“民得买卖”也确实是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一因素才会发生作用。
　　如所周知，从商鞅变法到秦统一六国，其间经历了一百多年，史书中并没有占田过限的记载。西汉初年，萧何为打消刘邦对他的猜忌，故意“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37]说明当时不论多买，还是贱买，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名田制为各等级规定的田宅标准是最高限额，要想获得更多田宅，就必须先获得更高的爵位，否则超过限额的部分，将由官府收回。
　　除了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之外，人口与耕地比例关系的变化也不容忽视。汉朝建立后，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初年，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全国人口也比汉初增加了一倍多，并开始对土地构成压力。此后，人口继续增加，到西汉末，全国人口比汉初增加了3至4倍，而人口稠密的关中和关东地区，耕地的扩展却从武帝以后相对迟缓，以致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不断增大。[38]有鉴于此，“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的问题在武帝时被提出，并在此后愈演愈烈，应该不是偶然的。
　　名田制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在耕地有限而授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土地买卖必然会导致土地从无爵和低爵者向高爵者流动，从贫者弱者向富贵者集中，即土地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无人“逾制”，也会出现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情况。但是，只要高爵者所拥有的田地没有超出法律所规定的限额，其兼并行为就是合法的；只有其田地数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其爵位所允许的限度，其兼并行为才导致占田过限，成为违法行为。简言之，由于名田宅的标准限额过高，严重脱离现实，以致于同样是土地兼并，却存在着合法与违法之别，这是“民得买卖”演变为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关键条件。下面将会看到，就汉朝而言，西汉中期以前的土地兼并，大多数属于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合法”行为，而占田过限的“违法”兼并行为在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以后日趋严重。
　　
　　（四）西汉中期对名田制的维护

　　从汉武帝起，在人口持续增长、耕地扩展迟缓的同时，普赐民爵和各种形式的卖爵，却不断推动着低爵的普及化和高爵者比例的增加，使本来就已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雪上加霜，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严重破坏了名田制的基础，使名田制本身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只要《二年律令》的田宅标准没有改变，这样的名田制不论得到多么严格的执行，都无法阻止有经济实力或政治特权的高爵者为获得法律所规定的足额田宅，“合法地”购买甚至强夺无爵和低爵的贫弱民户的土地。也就是说，最早的土地兼并很可能是在制度内部发生的，即使名田制本身没有遭到破坏，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也已不可避免了。总而言之，到汉武帝时，《二年律令》中的名田制本身已经严重脱离现实，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之所以说最早的土地兼并行为是在制度内发生的，这可以从汉武帝打击商贾的某些“成果”中得到解释。因为自文帝以来，商贾就被指责为兼并农民的罪魁，根据他们所兼并的土地数目，应该可以推知当时土地兼并的程度。武帝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向商贾征收缗钱（算缗），为了防止有人隐瞒财产，又鼓励告发（告缗），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39]百余顷、数百顷这些数字初看起来确实不小，但是与《二年律令·户律》的有关规定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百余顷只相当于五六个公乘或四五个五大夫的足额土地；如果是比五大夫只高一等的左庶长，两个左庶长的足额土地就已远远超过百顷。[40]至于大县没收的数百顷土地，也依此类推。五大夫以上属于吏爵，不易获得，但作为民爵之最高等级的公乘，相对而言，则比较容易获得，居延汉简中就有很多以公乘身份服役的普通士卒和低级官吏，更何况商贾还可以买爵。由此推断，这些商贾的田地数量未必“过限”，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商贾参与了土地兼并，其中大多数商贾的田地数量也未必超过法定的限额，应该属于“合法的”土地兼并。这些商贾之所以受到打击，是因为隐瞒财产，“占不以实”，而不是占田过限。
　　为解决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问题，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41]我们无从知道董仲舒“限民名田”主张的具体内容，而且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主张并没得到武帝的积极响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名田制已经不再实行了，而是武帝仍然与他的前辈一样，既没有根据现实需要对汉初以来实行的名田制加以变革，也没有废除汉初以来所实行的名田制。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不合时宜的名田制在武帝以后还在实行。
　　早在张家山汉简和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前，蒙默先生就注意到汉王朝打击兼并的事实，指出“既是打击兼并，依理也应该有均田、限田之制”。[42]现将有关史实列举如下，并试作分析。
　　汉武帝即位不久，听说自己有一个同母异父姊，便从民间找回，封她为脩成君，赐汤沐邑以及“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43]就汤沐邑及田宅而言，武帝姊所享受的应该是公主的礼遇。公主从汉初就享有汤沐邑，无需赘述。《二年律令·赐律》规定：“赐公主比二千石”，“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则公主与二千石及“关内侯以上”存在着对应关系；[44]关内侯可占田95顷，已如前述。据此，“公田百顷”大概是武帝时公主占田的最高标准。无论如何，至迟到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公主还是有田宅标准的，这可以从解忧公主的有关记载中得到说明。汉武帝时，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被以公主的身份送往乌孙，与乌孙王和亲。宣帝时，年事已高的解忧怀念故土，上书求归，皇帝派人把她接回长安，“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45]“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即按照公主的身份标准赐予田宅和奴婢，这说明此时田宅标准仍然与身份挂钩。
　　如所周知，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设十三部刺史，其主要任务是以“六条问事”纠察强宗豪右和二千石长吏的不法行为，而“六条问事”的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46]试想，如果没有为田宅设立制度，又怎么可能有“逾制”的问题？
　　西汉时期有所谓“徙陵”制度，即将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迁往皇帝陵墓旁所设立的县邑，《汉书·地理志》对这一制度作了很好的概括：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47]

　　訾即赀，指家产。秦汉时期计算家产，主要是对田宅、奴婢、畜产等项财产估价，田宅在赀产中占有很大比重。例如，居延汉简中就有这样两条记录：[48]
　　三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妻　　　　　宅一区直三千

　　子男一人　　田五十亩直五千

　　男同产二人　用牛二直五千

　　女同产二人（24.1B）[49]

　　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大婢一人二万　　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二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凡訾直十五万（37.35）

　　第一例中的燧长徐宗，家赀1.3万，其中田地占家赀的1/3强；第二例中的候长礼忠，家赀15万，田地占家赀的1/3。两例中的地价都是每亩100钱。
　　汉朝建立之初，主要迁徙原六国贵族和功臣家，以削弱他们在本地的实力，并充实关中。此后，迁徙的对象集中在二千石官吏、高訾富人和并兼之家。二千石官吏在此不论，迁徙高赀之家明显具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性质。根据《汉书》诸帝纪，从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至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间，先后十次迁徙：
　　（汉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50]
　　（景帝）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51]
　　（武帝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52]
　　（武帝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53]
　　（武帝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54]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55]
　　（昭帝始元四年）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56]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57]
　　（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58]
　　（宣帝）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59]
　　而武帝、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和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统治时期就有七次。其中明确记载赀产标准的有三次：即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和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在这三条记录中，“訾三百万”以上者一次，“訾百万”以上者二次。假定田地占其赀产总数的1/3，按上述居延汉简地价每亩100钱计，“訾三百万”者田地最多不会超过百顷，“訾百万者”田地最多不会超过三四十顷；如果按《九章算术》“善田”地价每亩300钱计，[60]前者田地最多不过三四十顷，后者田地最多不过十余顷。由此推断，这些豪富之家，有的可能属于占田过限者，有的则未必占田过限。这些豪富之家被迁走以后，其原有的田产就可以为中家以下的民户所分享；豪富之家到迁入地后，也会得到一些补偿，如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61]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62]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63]但这些补偿与他们在家乡所遭受的损失相比，则远远不够。这类迁徙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日益严重的武帝、昭帝和宣帝时期，其抑制土地兼并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汉成帝时，陈汤主张恢复徙陵制度，理由主要是：

　　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64]

　　不管陈汤主张的真实动机是什么，至少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徙陵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名田制自身的矛盾，但可以“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对于打击强宗豪右、缓解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由于汉代名田制的法律标准只是一个限额，不是实授，既不强求也不保证每户占有足额的田宅，因此，文景以后，名田制的主要作用表现在“限田”方面，并以徙陵、“六条问事”等作为辅助手段。可是，名田制的标准数额定得过高，与现实中的人地比例关系严重脱节，以致于即使无人“逾制”，也会出现“田连阡陌”的富家和“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为了安置这些无地的贫民，汉朝统治者又不断地通过假、赋、赐的方式把大量国有荒地分给他们去开垦。然而，只要名田制自身的问题仍然存在，简单的修补，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名田制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其结果只能被现实所抛弃。

　　（五）名田制的式微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与“合法的”土地兼并大行其道的同时，占田过限的兼并行为也渐露端倪，武帝把打击田宅逾制列入“六条问事”中，主要针对的就是后一种情况。据《汉书·酷吏传》载，武帝时，酷吏宁成获罪逃归家中，“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颜师古注：“贳貣，假取之也。”[65]这一事例当属于公田转假的性质。《盐铁论·园池》“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尽管假公田与名田性质不同，但官府“在假民公田时没有规定租赁的时间与条件等等，因而年深日久之后，假民公田也就失去了租赁的意义”，[66]从而有可能导致占田过限。
　　汉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67]这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占田过限的实例。此后，占田过限的事例逐渐增多。成帝时，大臣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68]同样是在成帝时，红阳侯王立串通南郡太守李尚，以欺骗的手段将“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的数百顷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并转卖给官府。[69]刘秀母舅樊宏，其父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开广田土三百余顷”，[70]也大体发生在在元、成时期。汉哀帝更是带头违法，一次就赐给倖臣董贤田地二千余顷。[71]在“违法的”土地兼并不受约束地发展的同时，对抑制强宗豪右势力过份膨胀的徙陵制度也在元帝时废止，预示着名田制在汉代的衰落。
　　西汉末年的统治者也曾试图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汉哀帝（公元前6—前1年在位）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提出了一个限田方案：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72]

　　在这个限田方案中，诸侯王、列侯、公主的名田限额，叙述含混，难知其详。根据《二年律令》，从有爵位的彻侯（列侯）到公士乃至无爵的平民和其他特殊身份的人，共分出22个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田宅标准；而这里关内侯以下只提“吏民”，似乎意味着除“侯爵”而外，其他爵位已不再作为限田所依据的条件。那么，该限田方案为什么把占田30顷作为关内侯、吏民的最高限额呢？首先，西汉末年户均耕地不足70亩，[73]而《二年律令》的22个等级中，最低的一等因为文帝刑制改革而不复存在，另外21个等级的占田标准都在1顷（100亩）以上，其中11个等级的占田标准更在74顷（7400亩）以上，低爵的普及化和高爵者比例的增加，使得原有的占田标准对土地兼并已毫无限制作用，严峻的现实要求降低占田数额。其次，在《二年律令》中，第九爵五大夫可占田25顷，第十爵左庶长可占田74顷，关内侯可占田95顷。五大夫是“吏爵”的起点，30顷比五大夫的占田标准略高，虽远不及原来从左庶长到关内侯的田宅标准，但比当时不足一顷的户均田亩数量要高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富有者的利益。由此推断，这个限田标准大概是参照原来的名田标准而制定的折衷方案。第三，普通民户力所能及的土地数量不过百亩左右，而百亩左右土地的收获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能够满足普通民户的生活需要，不论从人力、财力还是从基本需求而言，他们对土地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只有拥有大量奴婢及依附人口、并在赋役方面享受各种优复待遇的贵族官僚、豪富之家才有能力兼并大量土地。限田30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但与原来的名田标准相比，毕竟对特权阶层过度贪婪的兼并欲望有很大的限制。由此推断，董仲舒的“限民名田”，大概也是要求重新制定名田标准，减少各等级的占田数额。这一限田方案在很多贵族官僚的反对下未能实行。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74]其中的奴婢、田宅之品，估计也是针对不同的身份等级规定相应的奴婢、田宅限额。王莽代汉后所推行的“王田私属制”，可能就是以元始三年制度为基础而加以损益的结果，[75]其主要内容为：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76]

　　根据上述记载，“王田私属制”的授田似只与男性人口有关，不见其与身份等级的关系，但“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一语表明，上述记载并不完整。“王田私属制”最终以失败告终。东汉建立之初，连核查全国耕地及户口的“度田”都无法进行，名田或限田就更无从谈起了，而田连阡陌的豪强大族则在东汉一朝不断壮大。

　　（六）名田制与“公田”

　　大量流民的存在，毕竟不利于统治的稳定，为了安置“无立锥之地”的贫民，汉朝统治者又不断地通过假、赋、赐的方式把大量国有荒地（公田）分给他们去开垦。
　　根据现有史料，无从知道假民公田、赋民公田、赐民公田的数量标准，但是，某些资料仍然透露出数量标准的存在，而不是“占田无限”。也就是说，官府对公田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仍然参考名田制的作法。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注引韦昭曰：“命谓爵命者。命家，谓受爵命一爵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优之也。”[77]这条资料不是向贫民授田，而且也无从知道每一“命家”耕种公田的数量标准，但可推知当时以代田法耕种公田，可能与身份等级有关。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颜师古注：“计口而给其田宅。”[78]尽管此次给予贫民的，不是官府的“公田”，而是达官显贵们所捐的田宅，然而，估计在向贫民授田宅时，可能仍然采用赐赋“公田”的方式。而“以口赋贫民”一语表明，当时给授田宅是有一个数量标准的。
　　如果说上述材料情况比较特殊，不足为据，那么，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夏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79]则明确指出按“等差”将公田赐予贫民，从中不难发现名田制的影子。
　　据《后汉书·张禹列传》载：汉章帝时，张禹任下邳相：

　　徐县北界有蒲阳坡，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80]

　　这是地方官员引导百姓兴修水利，变荒田为熟田，然后赋予贫民耕种的事例。如果当时占田无限，不可能出现“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的现象。
　　敦煌悬泉置汉简中也保存了土地制度方面的资料，“从《田簿》、《租税簿》以及《谷出入簿》来看，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有土地的分配以人口多少而定，租税以实有亩数计算，按年度定期交纳。私田可以买卖，但也必须照章交纳赋税”。[81]这些资料公布之后，必将使我们对汉代对公田的经营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公田授给过程中，尽管存在着权势之家上下其手、“公田转假”的情况，以致于“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82]然而，这大概不是汉朝统治者假民公田、赋民公田的初衷。应当说，两汉公田经营当中，仍然保留了名田制的某些原则，有均田、限田的目的。

　　（七）名田制的余绪

　　名田制自西汉元、成时期开始遭到破坏，豪强势力也随之迅速发展，他们占田过限，富比王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汉王朝施加影响。然而，均田、限田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名田制的破坏而销声匿迹，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的各种土地改革方案时时被人提起。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乱，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转死沟壑，土地荒芜，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荒凉景象。[83]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这些主张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均田、限田的目的却是共同的。
　　例如，仲长统认为，井田制的破坏，导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的后果，是造成贫富不均之不平等现实的根源，因此主张恢复井田，“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84]司马朗也认为“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应该趁此机会恢复井田制。[85]
　　井田制为“古法”，已不符合现实需要，因此，荀悦发挥了董仲舒“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的主张，倡议“耕而勿有，以俟制度”，[86]指出：

　　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87]

　　如果说，上述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则已经付诸行动了：

　　太和中，（仓慈）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88]

　　仓慈作为敦煌太守，以政权的强制力，将大族的多余田地“随口割赋”给“无立锥之土”的小民，将均田、限田的思想付诸实践。
　　上述各种土地改革方案，都可以视为名田制的余绪，是为解决土地问题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此后，如三国时期孙吴的常限田与余力田制度，[89]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是以均田、限田的思想为基础，根据现实需要所进行的土地改革，都可视为对秦汉名田制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蒙默先生指出，汉代的“均田、限田”制度是与魏晋“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依官品受田”、“奴婢依良人受田”的占田课田和元魏、周、齐、隋、唐的均田制度相衔接的。[90]

三、余论

　　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实行名田制，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是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随着爵制的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的田宅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文、景以后，名田制仍在实行，但没有根据现实需要及时做出调整，直到元、成时期，随着徙陵制度的终止和占田过限者不受约束地发展，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
　　需要提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把土地兼并分为合法与违法，只是根据当时的法律标准而言，并无优劣好坏之别。在严重脱离现实的法律标准之下，不论哪一种土地兼并，都会导致贫弱者“无立锥之地”。
　　颜师古对董仲舒的“限民名田”是这样解释的：

　　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91]

　　这是用“占田”来解释“名田”。汉成帝时，丞相王嘉对倖臣董贤获赐二千顷田一事提出批评，指出“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孟康注曰：

　　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顷数，于品制中令均等。今赐贤二千余顷，则坏其等制也。[92]

　　孟康是曹魏大臣，对汉律中的名田制应当是有所了解的。所谓“均田”，是“于品制中均等”，即同一等级的人可以占有同等数量的田亩，而身份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田亩标准，这一原则与《二年律令》所反映的名田制是相吻合的。那么，孟康注中所提到的身份为什么是公卿、吏民，而不是各级爵位名称？从《二年律令》可知，汉代在制定各种身份的待遇标准时，本来就是把官秩与爵位加以对应的。东汉以来，爵位更加轻滥，官秩更能体现身份等级，孟康的注释是为当时人理解《汉书》提供便利，所以变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无独有偶，用于表示官员等级的词，在汉代一般称作“秩”或“官秩”，而不是“品”，《二年律令》中就有专门的“秩律”，而孟康在这里用曹魏时人比较熟悉的“品制”一词，也是这个道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用孟康的这段话来概括均田制的特点，似乎也没有太大出入，因为不论是名田制，还是均田制，都是按身份、等级占有田宅；都不是打破原来的土地占有状况而由官府重新分配；法律标准都只是一个限额，不是实授；都允许土地买卖，但都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不是自由买卖。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因革损益；而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则反映了历史的继承性与连续性。

　　2003年5月初稿。2003年8月据《中国史研究》审稿意见修改，刊于《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5年9月，又大幅增补，为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