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循吏与酷吏

作者:于振波  發布時間:2005-12-27 00:00:00
　　［内容提要］循吏在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和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公平执法，教化与富民等举措只是他们推行“法治”的辅助手段；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与“法治”精神背道而弛。如果说“法治”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而“人治”是强调执法者的个人意志的话，应该说循吏的所作所为更接近“法治”的精神。
　　［关键词］循吏　酷吏　守法　法家
　　 
　　自从《史记》首先为循吏和酷吏立传之后，循吏和酷吏便成为历代修史所关注的两种重要的官吏类型。考察秦汉时期的法律制度与执法情况，对这两种官吏应特别加以关注。一般认为，循吏代表儒家的“礼教”，而酷吏则代表法家的“法治”；前者重视教化，后者重视严格执法。对于这种观点，本文不敢苟同。仔细分析一下有关材料，不难发现，循吏确实重视教化，但是也决不忽视法律的作用；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决不能称之为“法治”。如果说“法治”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而“人治”是强调执法者的个人意志的话，应该说循吏的所作所为更接近“法治”的精神。兹分述如下。

一、循吏与执法

　　司马迁对循吏的定义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1]“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2]《史记·循吏列传》中所收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循吏，可谓自觉遵守法纪的楷模。例如：[3]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自刎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伏剑而死。
　　这些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其对法律的敬畏，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身为执法官员，自觉遵守法律，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其下属官吏和普通百姓，这与专任刑杀、血腥恫吓相比，当然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司马迁为循吏立传的目的，决不是要否认法律的作用，而是旨在说明“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4]——只要执法官吏以身作则，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就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史记》中的循吏主要侧重于强调官吏之敬法守法的精神，那么，两《汉书》中的循吏则更重视官吏的事功，亦即理政治民的能力。要而言之，汉代循吏的政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富而教之”，二是“奉法循理”。
　　所谓“富而教之”，主要是指两汉的循吏，大多都比较关心百姓的疾苦，爱惜民力，注意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倡儒家的道德规范，兴办学校，移风易俗。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研究循吏的学者对这些方面关注得也比较多，在此无需赘述。[5]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循吏如果仅以此为满足，那是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成效的。因为除了自然灾害而外，两汉时期危害百姓最深的，一是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二是地方豪强武断乡曲。如果对这两大祸害姑息纵容，一味宽大，“富而教之”的惠民政策只能是一句空话。具体的史实告诉我们，汉代循吏已经认识到问题的根本之所在，他们对法律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可以说，他们在地方上所从事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
　　“奉法循理”的汉代循吏，他们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法律，而且多能严格依法办事，并力图使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律。汉代循吏对法律的尊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己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法律，二是严格依法办事，并力图使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律。
　　循吏在自觉遵守法律方面，堪称官吏之楷模。如朱邑“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6]刘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势，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刘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约省素，家无货积”，[7]等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这可以说是所有循吏的共同特征。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才能以其人格魅力影响他周围的官吏，并为当地百姓所尊敬，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8]下面这一事例表明，循吏对法律的尊重，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任延）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9]
　　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而是“履正奉公”，足见其对法律的态度。
　　法律只有通过官吏才能得到推行，官吏是否守法，是法律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官吏执法是否公正，事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因此，要求下属官吏遵纪守法，及时选用“良吏”，沙汰“奸吏”，也就成了循吏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10]秦彭为山阳太守，“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奸吏跼蹐，无所容诈”；王涣为温令，“绳正部郡，风威大行”；不其令童恢，“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11]下面几例表明，整饬吏治所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12]
　　（王涣任洛阳令，卒官），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槃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
　　（孟尝为合浦太守），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刘宠）后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打击违法官吏，选用遵纪守法的官吏，正是尊重法律、依法理政的必要前提。循吏在吏治上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表现出了开明官吏的政治远见。
　　对于严重破坏社会安定、危害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的违法行为，循吏能够坚决依法惩处，决不姑息：[13]
　　（任延）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王涣）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
　　汉代豪强大族往往凭借其经济实力，招揽宾客，武断乡曲，欺压百姓，甚至把持地方政治，干预地方司法和行政。循吏敢于依法打击不法豪强，反映了其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
　　循吏在处理违法犯罪行为时，既不纵容迁就，也不过份残暴，而是在当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适中地科罪量刑。如上面所说的任延，对不法豪强田氏，起初只惩罚了五六个罪魁祸首，后来田氏聚众造反，任延才发兵镇压。这与酷吏不问犯罪轻重，动辄几十人、上百人的杀戮相比，当然更能体现“法治”的精神。
　　执法平和，惩恶扬善，使法律判决尽可能符合客观情况，这才是尊重法律的态度，也才能被社会所认同。黄霸因“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吏民爱敬焉”，后来被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任命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14]王涣“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15]受到吏民的称赞。而且，循吏在调节法律纠纷时，比较注意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寓教于法，使百姓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律的约束。例如刘矩为雍丘令，“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仇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16]又如：
　　（仇览为蒲亭长），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17]
　　“不孝”在汉代属重罪，一旦罪名成立，后果不堪设想。仇览因比较注意了解具体情况，又不厌其烦地加以训导，终于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因此，循吏这种平和执法的精神，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威信，有利于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体现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汉宣帝“兴于闾阎”，对民间疾苦有所体验，“知百姓苦吏急也”，他经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18]“吏急”即官吏过于苛酷。可见，司马迁“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9]的确是有的放矢。

二、酷吏与执法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期是汉代官吏执法由“循谨”而“暴酷”的转折点。就史书的记载而言，不论是《史记》，还是两《汉书》，都不曾把酷吏当作“法治”的典范来记述。《史记》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20]《汉书》云“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报虐以威，殃亦凶终”；[21]《后汉书》称“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22]
　　与循吏比较而言，可以说酷吏在“富而教之”方面毫无建树，他们既对发展经济、为民兴利不感兴趣，更不擅长道德教化。酷吏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以杀伐立威，而且其苛酷的程度远远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令人发指。下面就具体考察一下酷吏在执法方面的表现。[23]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酷吏对汉代的法律比较熟悉，而且有些酷吏还参与了汉代法令的修订和编纂工作。如张汤、赵禹等，是汉武帝时期立法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而且酷吏对法律的掌握程度，更可以从他们在执法活动中的“不俗”表现得到证明：比较典型者如严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24]诸如此类的事例比比皆是，下面还会提到。这里旨在说明，汉代的酷吏是懂得甚至非常熟悉当时的法令的，但是知晓法律是一回事，严格依法办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王符说：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观之，中材以上，皆可议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乡亭部吏，足以断决，使无怨言。然所以不者，盖有故焉。[25]
　　王符认为，对于“中材”以上的人而言，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判断是非，公平执法，并不难做到，之所以做不到，当另有缘由，不能完全用不懂或不熟悉法律来为这些官员开脱罪责。酷吏正是这种知法而不守法的官吏的典型。
　　熟悉汉代律令的酷吏恰恰在司法活动中并不严格依法办事。“所以不者，盖有故焉”——其主要动机，或揣摩皇帝旨意，以取悦于君主；或以杀伐立威，博取名声，从而受到君主赏识。
　　在史籍所列举的两汉酷吏中，只有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赵禹“时据法守正”。[26]至于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27]也就是说，张汤在执法过程中，并不依法断案，而是看君主眼色行事，皇帝想要治罪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喜欢陷人于罪的属吏去办；皇帝想要网开一面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务从宽容的属吏去办，总之不是以法律为准绳。杜周更加露骨：
　　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28]
　　杜周不仅毫不隐讳自己执法不公的行为，而且还振振有词。皇帝固然拥有最高的立法权，但汉代皇帝的制、诏并非都能称为法律上的“令”，[29]至于君主的“意指”只不过是社周通过察言观色揣摩到的，更不可能是“令”了，因此他的回答只不过是偷换了“令”的概念，从而为自己的“从谀”寻找合法的根据而已，真可谓厚颜无耻！其他诸如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周阳由以个人喜怒随意轻重，意在专威，“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王温舒巴结权贵，“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因此，“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30]咸宣“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31]周纡“迁博平令，收考奸臧，无出狱者”，以“威名”升官为齐相。[32]严延年则以其娴熟的法律知识和非凡的司法才能玩弄法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33]严延年所为，虽有“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动机，但蔑视国法，“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34]毕竟不得人心。
　　酷吏在司法活动中，多以苛酷之吏甚至地痞无赖为爪牙。义纵为定襄太守，“猾民佐吏为治”；王温舒“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35]尹赏为长安令，大规模搜捕长安中所谓“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计数百人，一举处决，却留下其“魁宿”和“故吏善家子失计随轻黠愿自改者”，“皆得其罪，诡令立功以自赎，尽力有效者，亲用之为爪牙”；[36]王吉“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3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主管官员法外造法，恣意用刑，豪恶属吏望风而动，变本加厉，这是对法律制度本身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威信，其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程度，绝非普通人的违法行为所能与之相比。
　　酷吏之“酷”，表现在各个方面，真可谓“惨毒刺刻，不可胜数”。例如王吉：
　　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38]
　　此外，“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39]
　　酷吏因刑杀过滥而被免官甚至被治罪者更是不胜枚举：如严延年“拜为平陵令，坐杀不辜，去官”；尹赏为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40]李章“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周纡为司隶校尉，虐待囚徙，“坐左转骑都尉”；阳球“出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郡守收举，会赦见原”。[41]这反过来也说明，汉代酷吏已残酷到何种程度，以致于他们的主子也不得不对这些鹰犬们稍加约束，以平民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酷吏往往刚刚罢免，又被起用——因为在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眼中，这些官吏是“能吏”，能“治剧”，有“功效”。尹赏对此深有领悟，以致于临死时还向儿子传授做官的秘诀：“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42]当政者急功近利，不计后果，只看到血腥的镇压手段可以暂时取得表面上的平静，却看不到社会在恐怖高压下所蕴积的反抗力。

三、酷吏与法家思想

　　法家主张重刑主义，认为对轻罪处以重刑，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论者往往据此而将酷吏与法家视为等同。其实，法家所主张的“轻罪重刑”，并不是无限加重，毫无节制，而必须遵循一定标准。如所周知，秦律本身贯彻了法家的“轻罪重刑”原则，而在秦律中，执法官吏故意超出法定标准而过重量刑或过轻量刑，均被称为“不直”，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43]
　　对于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的“不直”之罪加以惩罚，这不仅见于法律规定，也见于史实，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44]
　　汉律继承了秦律的有关规定，又有所细化，将故意重判或轻判的行为分别称为“故不直”和“故纵”，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赵弟“太始三年坐为太常鞠狱不实，入钱百万赎死而完为城旦”注晋灼曰：“《律说》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45]又《二年律令·具律》：[46]
　　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
　　劾人不审，为失；其轻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为不直。
　　“不直”与“故纵”等等都属于犯罪行为，法律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然而几乎所有酷吏，都无视法律所规定的标准，量刑苛酷，刑罚残忍，肆无忌惮。例如义纵：
　　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47]
　　武帝多次出兵定襄攻打匈奴，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治安状况恶化。义纵作为一郡之首脑，不对当地吏民加以安抚，反而以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对触犯法律者不问轻重，一律滥杀。再如杜周：
　　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48]
　　“以笞掠定之”，不问事实根据，强迫被告认罪的作法，绝对不是法家轻罪重刑原则的体现，更与“法治”风马牛不相及。又如尹赏：
　　赏以三辅高第迁长安令，得壹切便宜从事。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49]
　　在这一事例中，酷吏尹赏的作法可谓残酷而离奇！这种手段决不是法律中所规定的刑罚种类。而且“见十置一”（即每十人中留下一人免于惩罚）的判决方法也不可能是法定的审判方法，因为这根本不是根据犯罪的轻重，而是看被审判者的运气。前面曾提到，尹赏在处决这批人时，却把很多“魁宿”（罪魁祸首）留下，这更违反了首犯从重的法律原则。总之，整个事件，从审问、判决的方法到所使用的刑罚，都远远超出法律之外。从秦统一六国以前法家人物的事迹中，我们找不到如此荒唐而残暴的例证。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只是执法官员对法律的公开蔑视。
　　《汉书·艺文志》这样评论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50]
　　如果非要将酷吏与法家思想联系起来，酷吏也只能属于法家中的“刻者”。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另搞一套，法外造法，刑外造刑，这既不体现法家“轻刑重罪”的原则，也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酷吏的所作所为，可以收一时之效，却难以持久。从长远看，它只能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民变，威胁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据《史记》载：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51]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52]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不通过发展生产来改善百姓的生活，不能有效制止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和不法豪强的武断乡曲，一味依仗滥刑滥杀，实行恐怖政策，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53]——岂止未胜？广大民众蕴育已久的怒火终有一天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摧毁昏聩凶残的暴政。

四、结论

　　本文认为，除了自然灾害而外，两汉时期危害百姓最深的，主要是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这两大祸害，“富而教之”与礼教、德治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汉代的循吏在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和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公平执法，教化与富民等等措施只是他们维护正常法律秩序的辅助手段。相对而言，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既不符合法家思想，更与“法治”精神背道而弛。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
　　吾独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为定法之人：梁武诏定律令，缓权贵而急黎庶；隋文诏除惨刑，而猜忌任智，至于殿庭杀人。稽诸史册，不胜枚举。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54]
　　立法者不守法，执法者不奉法，为政者不知法，这是沈氏在对中国法律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之后所发出的沉痛感慨，仔细体味这段话的含义，再看一看汉朝天子及其所赏识的“能吏”们的所作所为，或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1998年12月初稿。1999年8月二稿，收入拙著《秦汉法律与社会》第八章。2005年3月三稿，刊于《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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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130《太史公自序》，页3317。
　　[2] 《史记》，卷119《循吏列传》，页3100。
　　[3] 《史记》，卷119《循吏列传》，页3102-3103。
　　[4] 《史记》，卷119《循吏列传》，页3099。
　　[5] 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129-216。本文无意否认循吏在“富而教之”方面的独特贡献，只是强调除此而外，循吏在守法和执法方面也有别于酷吏和一般官吏。
　　[6]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89《循吏传》，页3635。
　　[7]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76《循吏列传》，页2476、2479。
　　[8] 《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本影印，1986），卷16《子路》，页286。
　　[9]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62-2463。
　　[10] 《汉书》，卷89《循吏传》，页3642。
　　[11]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67、2468、2482。
　　[12]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69、2473、2478。
　　[13]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63、2468。
　　[14] 《汉书》，卷89《循吏传》，页3628-3629。
　　[15]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68-2469。
　　[16]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76。
　　[17]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页2480。
　　[18] 《汉书》，卷89《循吏传·序》，页3624。
　　[19] 《史记》，卷119《循吏列传·序》，页3099。
　　[20] 《史记》，卷119《酷吏列传》，页3154。
　　[21] 《汉书》，卷100下《叙传下》，页4266。
　　[22]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序》，页2487。
　　[23] 关于酷吏的种种恶行，林聪舜先生也有论述，参见林聪舜，《酷吏群相——“缘饰以儒术”的真相》，《文史知识》1989.8: 76-81。
　　[24]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69。
　　[25]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潜夫论》（《诸子集成》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本影印，1986），《爱日》，页90-91。
　　[26]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54。
　　[27]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39。
　　[28]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53。
　　[29] 大庭脩《关于令的研究》对此考证较详，参见［日］大庭脩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165-192。
　　[30] 《史记》，《酷吏列传》，页3134、3135、3149-3150。
　　[31]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61。
　　[32]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页2493。
　　[33]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69。
　　[34]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序》，页2487。
　　[35]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46、3147。
　　[36]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74-3675。
　　[37]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页2501。
　　[38] 同上。
　　[39]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54。
　　[40]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67、3675。
　　[41]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页2493、2496、2498。
　　[42]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75。
　　[43]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115。
　　[44]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页253。
　　[45] 《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页661-662。
　　[46]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页147、149。
　　[47]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46。
　　[48]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53。
　　[49] 《汉书》，卷90《酷吏传》，页3674-3675。
　　[50] 《汉书》，卷30《艺文志》，页1736。
　　[51]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页3151。
　　[52] 三国·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本影印，1986），第74章，页44。
　　[53]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论》，页2502。
　　[54] 沈家本，《寄簃文存卷三·法学盛衰说》，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