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

作者:晏昌贵  發布時間:2006-07-12 00:00:00 　　《秩律》为《二年律令》中的一种，据同墓所出历谱，截止于吕后二年（前186年），《二年律令》当即吕后二年所颁行之律令，这是这批竹简的时代下限[1]。从《秩律》所载地名沿革看，宜成，即南郡之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池阳，惠帝四年置。新成，惠帝四年置。灵州，惠帝四年置。圜阳，惠帝五年置。圜阴，惠帝五年置[2]。长安西市，惠帝六年起[3]。时间最晚为惠帝六年（前189年）。所以，《秩律》地名的时间断限当在惠帝六年至吕后二年之间，换言之，《秩律》所反映的是惠帝六年至吕后二年，很可能就是吕后二年的政区地理形势。

一

　　《秩律》是关于官秩等级的规定和记录，它没有说明各县所属的统辖关系，因此，在利用这份资料复原汉初政区地理之前，有必要弄清吕后二年汉朝所有的郡目。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卷17）：“高祖末年，……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汉书·诸侯王表》（卷14）所记略同，唯“高祖末年”作“汉兴之初”，“蜀”前有“巴”。对于其中的十五郡之目，全祖望、齐召南[4]、钱大昕[5]、王国维[6]、谭其骧[7]均有说，现将以上诸人考释结果列表如下，作为讨论的基础：

　　全氏不顾十五郡之规定，所列竟有十八郡之多，谭其骧先生已有很好地驳斥。齐氏为凑十五郡之数，竟将秦三川郡替代河南、河内，其误明显。王氏则以为高帝五年有东郡、颍川，加内史为十六；六年以云中属代，是为十五郡；至十一年复置云中，而罢东、颍川二郡，为十四郡。“史公习闻十五郡之名，又习闻东郡、颍川之为汉郡，故既称与内史为十五，又并数东郡、颍川。虽云疏漏，然视班氏之误，则有间矣。由是言之，则高帝末年之郡，除王国支郡外，并内史唯得十四而已。”[8]
　　又，《汉书·枚乘传》（卷51）载文帝时政区情形云：“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对于其中的二十四郡，王国维于上举高帝十四郡外，另加左、右内史，东、颍川、淮阳、琅邪、河间、汝南、魏、广汉。尚缺一郡，大约是将左、右内史计作二郡的缘故，但高帝末年即有内史，则左、右内史当作一郡计，此为王氏之疏。谭其骧先生另加魏、东、颍川、淮阳、汝南、河间、琅邪、广川及左、右内史。周振鹤先生于谭氏十五郡之外另有：左、右内史，东、颍川、淮阳、汝南，河间、广川、勃海、琅邪[9]。其中左、右内史之分置在文帝末、景帝初年，淮阳、汝南，或以为在文帝十一年，或以为在十二年；河间、广川、勃海、琅邪置于文帝十五年。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可置勿论。所可讨论者，广汉、上党、颍川、东、魏郡。
　　广汉郡，《汉书·地理志》（卷28上，以下简称《志》）云高帝置，未明确始置年。《华阳国志·蜀志》（卷3）则说：“高祖六年，始分（蜀）置广汉郡。”《巴志》（卷1）：“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置广汉郡。”《水经注·江水》（卷33）综合《华阳国志》两条记载说：“（高帝）六年，乃分巴、蜀置广汉郡于乘乡。”高帝六年（前201年）曾在封建齐、荆等同姓王国时，析置东阳、胶西、城阳、博阳等郡，广汉郡从巴、蜀二郡中分置，也当在这一年[10]。
　　上党为秦郡，迄汉未改，宜入高帝十五郡之数。
　　《汉书·高帝纪》：十一年“罢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姚鼐《项羽王九郡考》：“盖彭越国本有东、砀二郡，今以王恢为国太大，故罢东郡，半属汉，半属梁也。汝南、陈，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为国小，故罢颖川，半益淮阳，半归汉也。”[11]钱大昕也认为：“谓分东郡、颍川之支县以益二国，非废此二郡也。”[12]姚、钱二氏之所以有此说，一是因为《史》、《汉》所举高帝末年十五郡有颍川、东郡，二是从“颇”字分析出来的。但《汉书》中凡言“罢”字，均是指取消其名称建置，如《武帝纪》（卷6）“（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昭帝纪》（卷7）始元五年“罢儋耳、真番郡”；元凤五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元帝纪》（卷9）初元三年“乃罢珠崖”。《志》在讲到郡县沿革时，“罢”也是指撤销建置，废除名称，如“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襄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汉书》在讲到分置某郡，其名称仍保存时，多用“取”、“割”或“削”字，如《高帝纪》（卷1下）：“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师古注：“少割以益之，不尽取也。”《汉书补注》先谦曰：“韩王信反破后太原已复为郡，今颇取以益代，故《纪》称太原三十一县，而《志》止县二十二也。”《高五王传·燕灵王刘建传》（卷38）：“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园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成帝纪》（卷10）“东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县”；《吴王刘濞传》（卷35）“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从以上分析看，高帝十一年罢东郡益梁国和罢颍川益淮阳国，都是废二郡建置、取消其名称的。在此过程中，当然也不排除只取二郡的部分地以益二国，另外部分则附属于邻近汉郡，但总体上，高帝十一年后，东郡和颍川是不当存在的。
　　但此二郡不久即恢复，重归汉朝所有。孝惠元年，淮阳王友徙赵，颍川郡属汉[13]。《汉书·贾谊传》（卷48）谊上疏曰：“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事在文帝十一年，可见此前东郡仍属汉。由于书缺有间，东郡何时归汉已难得其详，但《秩律》中属于《志》东郡的县名多达九个之多，作为一郡之地是合理的。
　　至于魏郡，《志》云高帝置，《水经注·浊漳水》（卷10）以为高帝十二年置。王国维一方面认为《志》之说“无所征”，一方面又将魏郡列入文帝末年二十四郡之内。谭其骧先生则以为魏郡为高帝末年析置。但周振鹤先生不同意此说，他说：
　　魏郡之置年有两种可能，一是如《志》所云在高帝间，则其时为赵国支郡，须至景帝三年吴楚之乱才能属汉，一是置于景帝五年，在徙广川王王赵之时，分邯郸郡为二：一为赵国；一为魏郡。……实际上，吴楚之乱平定以后，景帝着手调整郡国领域，频繁复置，迁徙王国，逐步增加汉郡，因此颇疑魏郡之置与沛郡、平原、东莱类似，都在徙王更置之际。景帝三年更置楚国，分彭城郡置沛郡；四年徙衡山王济北，同时分济北置平原；复置胶东国，同时分胶东置东莱，五年，徙广川王王赵，同时分邯郸置魏郡，这应当都是顺理成章的事。[14]
　　从《秩律》看，约有6县属《志》魏郡，即涉、武安、邺、内黄、繁阳、馆陶，此6县似不足以构成一郡，而且它们在简文中的排列也没有规律，所以我们同意周氏的分析，吕后二年并无魏郡。
　　综上所述，高帝末年的十五郡当以谭共骧先生说为正，惠帝元年复置颍川郡，与此同时或稍后，又恢复东郡，所以吕后二年约有十七郡。由于颍川、东郡废置的时间很短，司马迁大概一方面习知高帝末年十五年之数，另一方面又忽视了颍川、东郡在高帝十一年被撤消，惠帝元年或稍后又恢复的事实，所以出现了误记。班固大约看出了其中的矛盾，所以他不说“高祖末年”，而只是笼统地说“汉兴之初”，试图加以祢补。但由于汉初政区建置极繁复，没有时间断限上的规定，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王国维说史公虽有“疏漏，然视班氏之误，则有间矣”，是有道理的。

二

　　明白了吕后二年所有的郡目，再看《秩律》，我们发现其中的县名排列是有规律的，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先以数量最多的六百石为例，将其分为若干组，略作分析。
　　第1组：汾阴、汧、杜阳、沫〈漆〉、上雒、商、武城、翟道
　　第2组：乌氏、朝那、阴密、郁郅、蓾（卤）、楬邑、归德、朐（昫）衍、义渠道、略畔道、朐衍道
　　第3组：雕阴、洛都、襄城〈洛〉、漆垣、定阳、平陆、饶、阳周、原都、平都、平周、武都、安陵、徒涅〈经〉、西都、中阳、广衍、高望
　　第4组：……平乐、狄道、戎邑、囗囗、囗陵、江阳
　　第5组：临江、涪陵、安汉、宕渠、枳
　　第6组：菹（沮）、旬阳、安阳、长利、锡、上庸、武陵、房陵
　　第7组：阳平、垣、获泽、襄陵、蒲子、皮氏、北屈、彘
　　第8组：潞、涉、余吾、屯留、武安、端氏、阿氏、壶关、泫氏、高都、铜鞮、涅、襄垣
　　第9组：成安、河阳、汲、荡阴、朝歌、邺、野王、山阳、内黄、繁阳
　　第10组：陕、卢氏、新安、新城（成）、宜阳、平阴、河南、缑氏、成皋、荧阳、卷、岐、阳武、陈留、梁、圉
　　第11组：姊（秭）归、临沮、夷陵、醴陵、孱陵、销、竟陵、安陆、州陵、沙羡、西陵、夷道、下隽
　　第12组：析、郦、邓、南陵、比阳、平氏、胡阳、祭（蔡）阳、隋、西平、叶、阳成（城）、雉、阳安、鲁阳、朗陵、犫
　　第13组：酸枣、密，长安西市，阳城、苑陵、襄城、偃、郏、尉氏、颖（颍）阳、长社、解陵
　　第14组：武泉、沙陵、南舆、蔓（曼）柏、莫䵣、河阴、博陵
　　第15组：许、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薄道、下辨、豲道、略阳、县（绵）诸、方渠、除道、雕阴道、青衣道、严道
　　第16组：鄜、美阳、坏（褱）德、共、馆阴、隆虑、囗囗、中牟、颍阴、定陵、舞阳、启封、闲阳、阴、索、鄢陵
　　第17组：东阿、聊城、[燕]、观、白马、东武阳、茬平、甄（鄄）城、揗（顿）丘
　　值得注意的是，第16组“鄜”县之前有一墨点，表明六百石秩县由此可分为前后两大段，第1组至第15组为第一段，第16、17两组是另起的一段。前一段中，第4组缺文较多，第15组多为道名，其他各组则多同属一郡，以下分别考述，先说较清楚的各组，后述较复杂的各组。
　　第2组乌氏、朝那、阴密、蓾（卤）属《志》安定郡，郁郅、归德、朐（昫）衍、义渠道、略畔道属《志》北地郡，朐衍道，整理者疑为上文“朐衍”的重抄，周振鹤先生则以为朐衍与朐衍道并存[15]。上述诸县，周振鹤先生以为属汉初北地郡，可从。楬邑不见于《志》，然右扶风有“栒邑”县，地在今陕西旬邑县北，与北地郡紧邻，或即简文之楬邑。
　　第5组全在《志》巴郡内，属巴郡无疑。这是简文中最清楚的一组。
　　第6组除菹县外，其余旬阳、安阳、长利、锡[16]、上庸、武陵、房陵均属汉中郡。菹，即沮县，地在今陕西勉县西北。《志》属武都郡，武都郡系武帝元鼎六年置。整理者以为汉初属汉中郡，可从。是第6组全为汉中郡。
　　第8组潞、余吾、屯留、阿氏〈陭氏〉、壶关、泫氏、高都、铜鞮、涅[17]、襄垣属上党郡，涉[18]、武安《志》属魏郡，端氏属河东郡，但整理者以为汉初属上党郡，可从。是第8组全属上党郡。
　　第10组新城[19]、平阴、河南、缑氏、成皋、荧阳[20]、卷、阳武、梁属河南郡，陕、卢氏、新安、宜阳《志》属弘农郡，周振鹤先生以为汉初属河南郡；陈留《志》属陈留郡，圉《志》属淮阳国，整理者并以为汉初属河南郡；岐不见于《志》，《秦封泥集》有“岐丞之印”[21]，《史记·郦商列传》：“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余，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索隐》：“此地名缺，盖在河南陈、郑之间。”由此可知，岐为秦县，汉初沿袭，当属河南郡。是第10组均属河南郡。
　　第11组秭归、临沮、夷陵、夷道《志》属南郡，竟陵、安陆、州陵、沙羡、西陵《志》属江夏郡，江夏郡乃武帝元狩二年从南郡分置，汉初当属南郡；下隽，《志》属长沙国，孱陵，《志》属武陵郡。从地望看，此二县汉初亦当属南郡，周振鹤先生以为属南郡，是正确的。醴陵不见于《志》，周振鹤先生亦以为属南郡，可从[22]。销又见里耶秦简牍，从牍文所载驿道里程看，秦及汉初的销县当属南郡，其地在今湖北天门市东北门东北[23]。是本组全属汉初南郡。
　　第12组郦、邓、比阳、平氏、胡阳[24]、蔡阳、隋[25]、叶、雉、鲁阳、犫《志》属南阳郡，析《志》属弘农郡，西平《志》属汝南郡，整理者以为汉初属南阳郡；阳安、朗陵《志》属汝南郡，周振鹤先生以为汉初属南阳郡。阳成，整理者以为属汝南郡，不确，当从谭其骧先生说，即《志》之堵阳，汉初属南阳郡[26]。南陵，整理者疑为“舂陵”之误，属南阳郡。周振鹤先生已指出其误。据我们所考，其地当在今湖北新野县东或其附近。汉初亦属南阳郡[27]。
　　第14组武泉、沙陵《志》属云中郡，南舆[28]、蔓柏[29]、莫、河阴《志》属五原郡，博陵《志》属西河郡，周振鹤先生并属汉初云中郡。
　　第17组鄄城，《志》属济阴郡，其余各县，于《志》均属东郡。整理者、周振鹤先生并属东郡。
　　以上是较清楚的各组，我们的意见与周振鹤先生一致。以下是有分歧的各组。
　　第1组除汾阴外，汧、杜阳、沫〈漆〉、上雒、商、武城、翟道，整理者和周振鹤先生均属汉初内史。汾阴《志》属河东郡，整理者及周先生并从之。今按：《秩律》这部分县名同组多同郡（已详上文），且《秩律》千石、八百石县均由内史县开始，唯独这个“汾阴”，若属河东郡，则与《秩律》本身的规律不合，所以我们怀疑汉初汾阴属内史。汾阴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与内史的夏阳县仅一河之隔。且汾阴在汉代地位特殊，为后土祠所在地，杨雄曾称其为京师之东郊[30]，汉初属内史是很可能的。
　　第3组雕阴、洛都、襄城〈洛〉、漆垣、定阳、平陆、饶、阳周、原都、平都、高望诸县，整理者、周振鹤先生并属上郡。平周、西都、中阳、广衍，整理者以为属西河郡，周振鹤先生改属上郡，可从。武都，周振鹤先生属云中郡，从简文安排看，宜入上郡。徒涅，整理者以为徒经之误[31]，汉初属西河郡或上郡，周振鹤先生以为汉初无西河郡，只能属上郡，这些意见我们都是同意的。安陵，整理者以为属平原郡。按《志》平原郡有安德县、安侯国，并无安陵县。周振鹤先生改属内史，《志》右扶风有“安陵”县，班固自注曰：“惠帝置。莽曰嘉平。”
　　第4组简文多有残缺，其所在的第453号留存约25字，《秩律》简以36字较多，姑有36字计，则本简前脱11字左右，汉县名以二字为常，本简脱去约5-6县。按竹简现有的编联（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好的编联），则缺文前一县为“高望”，属上郡，缺文后接平乐、狄道、戎邑三县，整理者以为平乐即《志》武都郡之平乐道，汉初属广汉郡；《志》狄道属陇西郡，戎邑道属天水郡，整理者和周振鹤先生均以为汉初属陇西郡。戎邑后有三字不识，另接“陵、江阳”，江阳《志》属犍为郡，整理者和周振鹤先生均属广汉郡。如此，则广汉郡中间又插入陇西郡，这是有违简文县名安排的规律的。我们以为，平乐与武都、下辨密迩邻近，汉初当属陇西郡。江阳汉初当属蜀郡，前脱一县当即蜀郡之蚕陵。《秩律》六百石秩未见广汉郡县，当在脱去的5-6县中。
　　第7组阳平属东郡，其余各县则属河东郡。
　　第9组成安属颍川郡。河阳、汲、荡阴、朝歌、野王、山阳属河内郡，内黄、繁阳《志》属魏郡，周振鹤先生以为汉初属河内郡。邺，原释文作“郑”，整理者注释说：“汉初属内史。”但第448号已有郑县，秩八百石，注释亦云“汉初属内史”。汉初内史不容有两郑县。《秩律》第447号简另有“南郑”，属汉中郡。据我们考察，此处之“鄭”字当是“鄴”字之误释，其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志》属魏郡，汉初亦当属河内郡[32]。
　　第13组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志》中，阳城、襄城、偃、郏、颍阳、长社均属颍川郡，酸枣、尉氏属陈留郡，密、苑陵属河南郡。解陵不见于《志》，长安西市明显在关中内史之地。其中原因，留待下文作解。
　　第15组除许为颍川郡县外，其余多为道名。
　　第16组鄜、美阳、褱德汉初属内史，共、隆虑属河内，中牟、启封属河南，颍阴、定陵、舞阳、鄢陵属颍川，馆阴当是馆陶之误[33]，《志》属魏郡，以地望推之，汉初当属河内郡。闲阳不见于《志》，地望不详。索，原注释说：“武陵郡有索县，河内郡有索邑，此当为后者。”周振鹤先生则属南郡。按《汉书·高帝纪》（卷1上）：“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师古注引应劭曰：“京，县名。今有大索、小索亭。”《史记·项羽本纪》“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句下《集解》引应劭曰：“京，县名，属河南，有索亭。”《正义》：“《括地志》云：京县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郑之京邑也。《晋太康地志》云：郑太叔段所居邑。荥阳县即大索城。杜预云成皐东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荥阳县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县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号。按楚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即此三城耳”如此，则索当为京县的前身，汉初属河南郡，不属河内郡。简文原释为“女阴”的，恐不确。从简影照片看，此字“女”字居左半，其右半尚残存一捺，应释为“安”，是“安”字的省写体。上海博物馆所藏一件战国铭文戈，其中的地名原释作“?阴”，读作汝阴。吴振武先生改释为“?阴”，文中所附之安字省体多与此字构形相同，则此字或当释为“?”。?阴，吴氏读为㶏阴，与㶏阳相对，地在今河南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34]揆其地，汉初当属颖川郡。
　　综上所考，我们发现，从第1组的内史到第14组的云中郡，是第一轮回；第16组又从内史县开始，以东郡作结。之所以这样按排，显然是为了体现首重内史的意图，尤其是上述从第1组到第14组，大致由内史——北地、上郡、陇西——巴、蜀、广汉、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云中，从西北始，又以西北终，形成拱卫内史的格局。在这种安排中，颍川和东郡的地位是特殊的，东郡位于最末的第17组，似乎预示着东郡最晚被纳入这个系统；而颍川郡则分属第13组和第16组，这在整个《秩律》县名排列系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妨推测，属于第13组的部分颍川属县，可能是高帝十一年罢颍川颇益淮阳后剩余的部分，从相邻的县看，可能归属河南郡；第16组的部分，则可能是惠帝元年之后归属汉朝颍川郡的属县。而第7组河东郡又有东郡属县，第9组河内郡中又有颍川郡属县，也正可看作颍川和东郡在汉初有着复杂曲折经历的具体体现。

三

　　按照上述规律，观察其他秩级的县名安排，秩千石的县始“栎阳”，为内史县，以下依次为长安、频阳、临晋，属内史；成都、郫[35]、雒、雒阳、酆、云中，是第一轮回，从内史开始，以云中作结，符合上述规律。其中酆又见秦封泥，或以为即周丰邑，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秦属内史[36]，但从《秩律》规律看，恐不确。云中下缺5字，从排列规律看，必为内史属县。其下又有新丰、槐里、雍[37]、好畤、沛、郃阳，除沛县外，余均属内史。这部分不见其他郡的属县，大约与颍川、东郡无千石秩县有关。比较特别的是酆、沛，为高帝故乡，汉初地位特殊，故秩千石，其地虽在楚国（沛郡），其长官或属内史。
　　八百石秩的诸县也是以内史的胡、夏阳开始，彭阳属北地郡，朐忍属巴郡，下缺6字，约为3县，当属巴、蜀。以下临邛属蜀郡，新都、武阳、梓潼、涪属广汉郡，南郑属汉中郡，宛、穰属南阳，温、修武、轵属河内，杨、临汾属河东，九原、咸阳、原阳、北与（舆）、西安阳属云中，旗（？）陵不见于《志》，颇疑桢陵之误，亦属云中郡。以上为第一轮，郡的排列为内史——北地——巴、广汉、汉中——南阳、河内、河东——云中，以内史开始，以云中作终，与上文总结的规律基本相符。
　　最不可解者为八百石秩第二轮。下邽、斄、郑、云阳、重泉、华阴汉初并属内史，下接慎县及衙、蓝田，衙、蓝田亦属内史，从简文规律看，慎亦当属内史，整理者以为属内史，但汉初内史似无慎县。周振鹤先生以为简文脱“阳”字，即汝南郡之慎阳，属淮阳国。按《水经注·汝水》（卷21）：“汝水又东南，汶水注之。水首受慎水于慎阳县故城南陂，陂水两分，一水自陂北，遶慎阳城四周城堑。……堑水又自渎东北流，注北陂。一水自陂东北流，积为鲖陂。陂水又东北，又结而为陂，世谓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阳县北陂，东北流积而为土陂。陂水又东为窖陂。陂水又东南流，注壁陂。陂水又东北为太陂。陂水又东，入汝。”《水经注·淮水》（卷30）：“淮水又东合慎县水，水出慎阳县西，而东径慎阳县故城南，县取名焉。……慎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皆与鸿却陂水散流。……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东南径息城北，又东南入淮，谓之慎口。”慎阳故城在今河南正阳北，据《水经注》，这里有慎水、上慎陂、中慎陂、下慎陂、慎口，而据较早的明本《水经注·淮水》，“慎水”正作“慎县水”，[38]《禹贡锥指》（卷16）、《水道提纲》（卷61）并引作“慎县水”，所以西汉初年的慎县可能即在此地。《左传·哀公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其子曰胜，在吴。子西……召之使处吴竟，为白公。……吴人伐慎，白公败之。”楚白邑在今河南息县东北，慎，流行说法皆定在今安徽颍上县西北，但此地距白公之邑过于遥远（直线距离约300里），不如定在“慎县水”附近更符合当时的形势。总之，简文“慎”地当在今河南正阳附近，其地《志》属汝南郡，汉初当属颍川郡或南阳郡，而以属南阳郡的可能性更大些。据我们上文所考，汉初南阳郡有《志》汝南郡之西平、阳安、朗陵，则此慎县当然也可能属南阳郡。下文新野属南阳，亦可作为我们上述推测的佐证。
　　宜成，整理者属济南郡，周振鹤先生以为即南郡之宜城，按下文西成，《志》作西城，周氏之说可从。蒲反属河东，成固属汉中，圜阳属上郡，巫属南郡。沂阳，诸家无说，据我们所考，其地与汉兹氏县邻近，汉初当属上党郡[39]。下接长子，亦属上党郡。
　　江州属巴郡，上邽属陇西，阳翟属颍川，西成，即《志》汉中郡之西城，秦封泥有“西成丞印”，亦写作“西成”。江陵属南郡，高奴属上郡，平阳、绛属河东郡。酂、赞、城父三县，疑问颇多，《志》沛郡、南阳并有酂县，前人或以为沛郡之酂读作“嵯”，南阳之“酂”读作“赞”，也有人认为正好相反。但《秩律》中除沛郡酆、沛由于汉初地位特殊而出现外，再无吕后二年十七郡之外的县，这个沛郡“酂”县是非常可疑的。联系前文“安陵”为内史县而与上郡县为邻，“长安西市”属内史而厕于颍川、河南二郡之间，连同上举不合简文规律之“宜成”、“圜阳”及后文之“池阳”、“灵州”、“圜阴”，多为高帝之后、惠帝之时新设县。再联系颍川、东郡在简文中的排列看，我们怀疑，《秩律》文本有一个形成过程，今所见《秩律》大约有两个“本子”，一个是高帝之时“秩律”的旧本，另一部分则是吕后二年新增加的内容。抄手大约以高帝“旧本”为据，县的排列以郡为单位，同郡之县排在一起。抄手在抄写时又增添惠、吕时期的新变化，这部分县由于是新加的，所以在简文中显得较为凌乱，与“规律”不合[40]。我怀疑《秩律》中“酂”当是南阳属县，“赞”则是《秩律》始作者所注的音，后来的抄写者不明其故，乃一并抄入，遂成其误。另一种可能是，酂其时为萧何夫人之封国，与丰、沛同例，亦有特殊地位，其地虽在楚国，其长官则属中央。
　　至于城父，整理者以为属沛郡，周振鹤先生以为“父城”误倒，属颍川。其实这个城父即颍川郡父城县，《志》早期版本作“城父”，今本作“父城”乃后人传抄之误，杨守敬《城父、父城考》有详考，其文曰：
　　《志》沛郡有城父县，颍川郡有父城县。其沛郡之城父，则因昭九年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以立县也。其颍川之父城，则因昭十九年楚子大城城父，使太子居之以立县也。按颍川之城父，三见于《左传》，三见于《史记》，皆不作父城。说者谓汉制嫌与沛郡同名，故倒置以示别。窃谓《志》异郡同名之县甚多，或加东、西、南、北字，或加上、下字，或竟不加字。即嫌同名，何不以颍川之城父加北字以别之？岂有经传名地，故倒置其文？较之王莽之改汉制，尤为无理。如《志》清河郡有东阳，临淮郡复有东阳，倒其文曰“阳东”可乎？汝南郡有定陵，颍川郡复有定陵，倒其文曰“陵定”可乎？按《史记·周本纪》应国下，《集解》载徐广引《志》仍作城父，是徐广所见《志》不作父城也。《伍子胥传》集解云：颍川有城父县，是裴骃所见《志》，不作父城也。昭十九年杜注云襄城之城父，是杜所见晋制不作父城也。《说文》滶字下“滶水出南阳鲁阳，入城父”，下至魏王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皆仍作城父，是必所见《志》尚是善本，故不误。唯《后汉书·冯异传》作父城，而章怀注云“或谓之城父”，则章怀亦未敢质言之。《水经·汝水注》亦作父城，然其引《左传》杜注仍作城父，知上文作父城者，亦后人改也。是《前汉志》之作父城者，传写之差，《续志》之作父城者，又因《前志》而讹也。《周书·郭默儿传》：为襄城太守，镇父城。又《隋地志》郏城下：开皇十八年，改汝南曰辅城。父、辅音近，《晋志》亦作父城，此参差之始，然则其误在隋唐间。至《通典》、《寰宇记》皆作父城，莫悟其非矣。[41]
　　简文下接“公车司马”等职官，然后又有池阳，属内史，长陵，属内史，濮阳，属东郡。整个这部分地名，总体上仍可看作是由内史开始，由东郡作结。
　　《秩律》尚有五百石秩阴平道、甸氐道、绵递道、湔氐道，前二道属广汉，后二道属蜀郡。三百石县有黄乡和万年邑，黄乡，整理者读作广乡，属钜鹿郡。按此说不确，黄乡当为昭灵后的陵邑，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地属河南郡，秩则属奉常。[42]

四

　　现将上考各县纳入吕后二年十七郡之中，即可得汉初政区地理之大略。
　　内史：栎阳、频阳、临晋、郃阳、长安、新丰、槐里、雍、好畤、胡、下邽、郑、华阴、蓝田、夏阳、云阳、重泉、衙、池阳、长陵、斄、汾阴、汧、杜阳、漆、美阳、上雒、商、武城、翟道、鄜、褱德、安陵、万年邑。汉初内史约当《志》的三辅部分，其东南则有《志》弘农郡的上雒等县，以武关为界，与南阳接；以熊耳山、冢岭山为界，与河南接。其东则跨黄河有河东之汾阴，北边以云阳、漆县与北地接，无栒邑。
　　北地：彭阳、乌氏、朝那、阴密、蓾、郁郅、归德、朐衍、朐衍道、义渠道、略畔道、灵州、方渠、除道、栒邑。汉初北地约当《志》北地、安定二郡，最北边为灵州，在黄河南岸，而无黄河以北的灵武、廉县，所以汉初北地郡当止于黄河。其南境则有栒邑，以泾水与内史接壤。
　　上郡：圜阳、高奴、雕阴、洛都、襄洛、漆垣、定阳、阳周、原都、平都、高望、雕阴道、平陆、饶、平周、徒经、西都、中阳、广衍、圜阴、武都。汉初上郡约当《志》上郡、西河。
　　陇西：上邽、平乐道、辨道、武都道、下辨、狄道、予道、氐道、戎邑、豲道、略阳、绵诸、薄道。汉初陇西郡约当《志》陇西、天水二郡及武都郡西部地。约以秦汉故道与汉中郡交界。
　　广汉：雒、新都、梓潼、涪、武阳、阴平道、甸氐道。有《志》广汉郡及犍为郡北部武阳一带。
　　巴郡：朐忍、江州、临江、涪陵、安汉、宕渠、枳。约与《志》同。
　　蜀郡：成都、郫、临邛、蚕陵、江阳、青衣道、严道、绵递道、湔氐道。有《志》蜀郡及犍为郡长江以北部分地。
　　汉中：南郑、成固、西成、沮、旬阳、安阳、长利、锡、上庸、武陵、房陵。有《志》汉中郡及武都郡东部地。
　　河东：杨、临汾、蒲反、平阳、绛、垣、获泽、襄陵、蒲子、皮氏、北屈、彘。约当《志》河东郡，无西边的汾阴和东边的端氏。
　　上党：长子、沂阳、涉、武安、潞、余吾、屯留、壶关、泫氏、高都、铜鞮、涅、襄垣、端氏、陭氏。约当《志》上党郡，东有魏郡之涉县、武安，西有河东郡之端氏，北有太原郡之兹氏地。
　　河内：温、修武、轵、河阳、汲、荡阴、朝歌、野王、山阳、共、隆虑、邺、内黄、繁阳、馆陶。约当《志》河内，另有魏郡之邺、内黄、繁阳、馆陶等县地。
　　河南：雒阳、陕、卢氏、新安、宜阳、新成、平阴、河南、缑氏、成皋、荧阳、卷、阳武、梁、启封、陈留、圉、岐、闲阳、索、酸枣、苑陵、密、尉氏、中牟、黄乡。包括《志》河南郡全部，弘农郡东部，陈留郡西部，及淮阳国西北角。
　　南郡：宜成、巫、江陵、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竟陵、安陆、沙羡、西陵、孱陵、下隽、醴陵、销。包括《志》南郡、江夏，及武陵郡和长沙国的北部。
　　南阳：宛、穰、新野、赞、慎（？）、析、郦、邓、比阳、平氏、胡阳、蔡阳、隋、叶、阳成、雉、鲁阳、犫、西平、阳安、朗陵、南陵。有《志》南阳郡全部，弘农郡东南角，及汝南郡之汝水以西部分。汉初南阳郡可能以汝水与淮阳国为界，这一疆界当是沿袭楚宛郡之旧，《说苑·指武》（卷15）：“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苑即宛，息为楚县[43]。吴起为楚宛郡守，而行至息县以问政事，则息县当为楚宛郡属县。[44]
　　颍川：阳翟、城父、阳城、襄城、偃、郏、颍阳、长社、颍阴、定陵、舞阳、解陵、成安、阴、鄢陵、许。约当《志》颍川郡及汝南郡东北部。
　　云中：云中、九原、西安阳、咸阳、原阳、北舆、桢陵、武泉、沙陵、南舆、蔓柏、莫、河阴、博陵。约当《志》云中、五原二郡地，其北部当以秦长城为界。
　　东郡：濮阳、阳平、东阿、聊城、燕、观、白马、东武阳、茬平、鄄城、顿丘。约当《志》东郡及济阴郡北部鄄城一带。

原载《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编者按：本文收稿日期为200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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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前言”，文物出版社，2001年。文中引《秩律》及整理者说均据此书，不另注明。关于《二年律令》的年代，可参看周波：《从三种律文的颁行年代谈〈二年律令〉的“二年”问题》，简帛研究网，2005年5月9日。
[2]《汉书》卷28《地理志》。
[3]《汉书》卷2《惠帝纪》。
[4]齐氏说见王先谦《汉书补注》所引，中华书局，1983年，第158页。
[5]《廿二史考异》卷2，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7页。
[6]《汉郡考》，收入《观堂集林》卷1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6－348页。
[7]《西汉地理杂考》，收入《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97页。全氏之说未检出，据谭文所引。周振鹤：《汉郡再考》（原载《文史集林》第一辑，收入氏著《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5－71页）同谭说。
[8]《观堂集林》卷12《汉郡考上》。
[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8-229页；又见《汉郡再考》，收入《学腊一十九》，第63-64页。
[10]《西汉政区地理》，第142页。
[11]《惜抱轩文集》卷2，载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5页。
[12]《廿二史考异》卷6，第100页；《汉书补注》，第55－56页。
[13]《西汉政区地理》，第44、229页。
[14]《西汉政区地理》，第81－82页。
[15]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其修订本又见简帛研究网2003年11月23日。文中凡引周振鹤先生说多据前者，不另注明。
[16]锡，《志》作鍚，莽曰鍚治。注引应劭曰：“音阳。”师古曰：“即《春秋》所谓鍚穴。”《水经注》作鍚，《续志》作锡。《经典释文·左传·文公十一年》则两存之，曰：“鍚，音羊；或作锡，星历切。”《补注》（773页上）以为：“作鍚为正。”《秩律》简影不甚清晰，释文作“锡”，可能在汉初作“锡”作“鍚”已无分别。
[17]今本《志》作“涅氏”，《汉书补注》以为“氏”字连下读，是注文误入正文。竹简正作“涅”，证明《补注》是正确的。
[18]今本《志》作“沙”，乃传抄之误，参《补注》第722页。
[19]《志》作“新成”，《续汉志》、《水经注》、《史记·秦本纪》、《白起列传》及《汉书·高帝纪》均作“新城”。
[20]《志》作“荥阳”。
[21]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
[22]周先生在其修订本中改属长沙国，可能是将醴陵定在今长沙市东南，其地偏南的缘故。按《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其中的“澧”字，《史记》、《汉书》并作“醴”。《尚书·禹贡》孔疏引郑玄：“此经自导弱水以下，过言‘会’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泽，皆非水名。故以‘合黎’为山名，‘澧’为陵名。”并将澧定在长沙郡醴陵县。但醴陵为东汉县，其地距长江尚有数百里之遥，显非经文所指。胡渭《禹贡锥指》引易氏云：澧州在江南，无非山泽，澧陵是小山，因水而得名者。胡氏以为此说近是，并将经文之澧定在岳阳巴丘一带。简文之醴陵，或当从胡氏之说，在今湖南岳阳一带，汉初属南郡亦属可能。但此问题牵涉汉初长沙国之北界，其中颇多纠葛，容另文详考。
[23]参看拙文《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24]《志》作“湖阳”。
[25]《志》作“隨”。
[26]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后收入《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6－341页；另参前揭《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
[27]参看《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
[28]《志》误作“南兴”。
[29]《志》作“曼柏”。
[30]《汉书》卷57上《扬雄传（上）》：“礼灵祇，谒汾阴于东郊”。
[31]参看苏辉：《张家山汉简之“徒涅”为<汉书·地理志>“徒经”补证》，《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2]《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
[33]刘钊：《 <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
[34]吴振武：《新见古兵地名考释两则》，载唐晓峰主编《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1-140页。
[35]原释文缺，此从王子今等先生释，参看王子今、马振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巴蜀县道设置》，《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36]《秦封泥集》，第284页。
[37]原释文作“雎”，王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杂考》（简帛研究网，2003年）改释为“雍”，可从。
[38]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巴蜀书社，1985年，第484页；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8页。
[39]《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
[40]与“规律”不合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原来属于六百石秩的县，地位上升，变为八百石，抄手在抄录时要改变其位置，因而与原来的次序不合。关于秦汉简牍律令文书的书写形态和形成过程，可参看佐佐木研太：《出土秦律书写形态之异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此文承鲁家亮君提示，谨致谢忱。
[41]杨守敬：《晦明轩稿》，载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8-469页；又见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五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35页。
[42]《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
[43]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367页。
[44]杨宽：《战国史》附录一“战国郡表”谓楚宛郡设于楚悼王时，其辖境“东南到息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