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号佉卢文书所见之东西文化交流
作者:罗帅 發布時間:2006-08-16 00:00:00（首发）
摘要：漢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及希臘文化等幾大文化在4世紀以前都對西域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它們之間在西域相互交流和融合是不言而喻的。斯坦因在新疆尼雅發現的565號文書即是這種交融的結果和表現。565號文書的主體來自中國內地的日書，但由於特殊的背景，它還吸收了許多西方和當地的文化因素，已不是一件單純的日書。作為565號文書主體的中國內地日書，有三種傳入尼雅的可能途徑。關鍵字：565號文書 日書 文化交流
一 引論
1906年，英國學者斯坦因（A.Stein）在新疆尼雅發掘出一大批3世紀左右的佉盧文文書。其中，第565號文書的譯文如下。[1]（甲欄）
1. 星宿之首謂之鼠日，此日萬事大吉。2. 星宿日牛日，宜洗頭（？），吃喝之後，宜奏樂享受。
3. 星宿日虎日，宜交戰。
4. 星宿日兔日，宜逃亡，不易尋找。
5. 星宿日龍日，宜忍耐（？），萬事忍耐。
（乙欄）
1. 星宿日蛇日，萬事皆凶。2. 星宿日馬日，宜向東方和西方旅行。
3. 星宿日羊日，宜洗頭（？）。
4. 星宿日猴日，宜裁縫衣褥。
5. 星宿日雞日，萬事皆易。
（背面）
1. 星宿日狗日，來去從速。2. 星宿日豬日，宜耕作，播種及翻耕葡萄園，必獲豐收。
這件文書公佈之後，許多學者對其進行過研究。1933年，柏林大學教授呂德斯 (Lüders) 撰寫了《東亞十二生肖史》，成功解讀了該文書。1940年，英國學者巴羅 (T. Barrow) 將其譯成英文。1967年，日本學者後騰京子發表了《佉盧文的十二生肖文書》一文，參與了討論。近年來，國內學者林梅村也表達了他對該文書的一些看法。[2]學者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它所包含的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上。對於文書的來源和性質，目前學界多認為它屬於西方的占星術；林梅村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它來自流行於先秦兩漢的中國日書。[3]
通過查閱大量相關資料，我認為林梅村先生的觀點頗有道理，但也有一些不足：一是他將該文書看成一件單純的中國日書，並認為它還有尚未發現的漢文原本[4]，甚至進一步指出其內容是中國陰陽曆數家所謂的十二直，或稱建除十二客[5]；二是其研究過於簡略，只是散見於其兩本著作中的一些結論性觀點。
我認為，這件文書的主體的確源於中國內地的日書，但由於特殊的背景，它還吸收了許多西方和當地的文化因素，已不是一件單純的日書，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不會有一個漢文原本。下面我將具體說明這一問題，並借此分析該文書所反映的東西文化交流。
二 565號文書的中國日書主體
自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在我國許多地方相繼出土了十余批簡牘《日書》[6]，這些《日書》的出土地點非常廣泛，內容十分豐富，年代均屬先秦兩漢時期。對它們的研究表明，日書在我國先秦兩漢時期曾廣泛流行於中下層人民中間。相關的文獻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史記·太史公自序》載：“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王充在《論衡·譏日篇》裏也說：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者病死災患，大者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書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于時。時日之書，眾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
《論衡》之所謂“歲月之傳”和“日禁之書”皆指日書，即《史記》中“日者”所用之書。先秦兩漢日書的極度興盛，表明它傳至西域等地是有可能的。下面，我就從總體結構和內容等方面，來說明565號文書的主體是中國內地的日書。
在總體結構上，565號文書由“生肖+星宿日”的紀日部分和與之對應的占文部分組成。這正是“選擇時日吉凶”的日書的基本特徵（紀日+占文）。在內容上，我們可從紀日和占文兩部分分別來分析。紀日部分包含了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其內容和順序與我國現行的生肖形式幾乎完全一致[7]。這種生肖形式在傳世文獻中最早見於西元1世紀王充所著《論衡》的《物勢篇》和《言毒篇》裏。這一方面反映了其作為生肖的成熟性；另一方面說明了它應該屬於中國的生肖體系。它是按照中國陰陽曆數家的十二直（或稱建除十二客 ）來組織和排列的。[8]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以下簡稱放簡甲種）和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以下簡稱睡簡甲種）都有十二直的內容，並且有與紀日之十二支相配的十二生肖，只是由於年代很早（二者都比565號文書早約五個世紀），處於十二生肖的初創階段，部分內容與565號文書中的生肖有些許差別，但總體上它們還是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占文部分可分為“萬事”、“洗頭”、“奏樂”、“戰爭”、“逃亡”、“忍耐”、“旅行”、“裁衣”和“農事”等九類。“萬事”包括鼠、蛇、雞日占文，“洗頭”包括牛、羊日占文，“旅行”包括馬、狗日占文，“奏樂”、“戰爭”、“逃亡”、“忍耐”、“裁衣”，“農事”分別為牛、虎、兔、龍、猴、豬日占文。其中，除“忍耐”外，其他八類均可在中國內地日書中找到大量對應內容。以下，我將分別以《論衡》（結合《史記·龜策列傳》），放簡甲種和睡簡甲種為例，來與565號文書在上述八類上進行比較和分析。[9]
表1 565號文書占文內容與相關漢文獻的比較 
《史記·龜策列傳》中的“龜策”雖與日書有區別，但它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二者有許多相同和相通之處，反映的是同一社會生活現象和思想狀況。表1所引該列傳中的三處內容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在蔔筮之中所預占的某些常見事情。這些事情無疑也是日書中常見的內容。
“蔔求當行不行”，是指人們為出行情況而進行占卜，這與565號文書“旅行”類占文以及《論衡》提到的關於出行的日書的目的是一致的。“蔔追亡人當得不得”，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亡人”是先秦兩漢時期的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565號文書“逃亡”類占文應當來自為這一社會現象而設置的日書。“蔔歲中禾稼熟不熟”，是人們為農作物的收成情況而進行的占卜。565號文書“農事”類（“豬日”）占文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表面上它是說該日“宜耕作，播種及翻耕葡萄園”，是講農作，但其原因是這樣做“必獲豐收”，因而它實際上也是在講農作物的收成情況。那麼，其思想應當源自內地相應的日書。
由於《論衡》並非專門的日書，而只是列舉了日書中的一些例子，《史記·龜策列傳》也只是列舉了蔔筮中的一些例子，但僅僅這幾個例子就命中了565號文書的幾大類內容。這絕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某種必然的聯繫。
通過表1我們可以發現，565號文書除“忍耐”類之外的八類占文有六類可在放簡甲種中找到相應的內容，而全部八類占文都能在睡簡甲種中找到淵源。由於表1已經反映得很清楚，並且上幾段也作了相關的論述，因此在這裏我不再作進一步詳細的分析，而只作一些必要的補充和說明。
首先是565號文書“旅行”類的“馬日”與“狗日”占文實際上代表了旅行的兩個不同方面。“馬日”占文與上文闡述過的“豬日”占文一樣，也是一條複合式占文，它是將旅行忌宜和方位吉凶結合在一起而產生的。“宜向東方和西方旅行”，這很可能是因為當日東方和西方是吉方位，而南方和北方是凶方位。放簡甲種《吉凶》章對一個月30天每天的方位吉凶都不厭其煩地進行了詳細介紹，由於篇幅的原因，我沒有將具體內容列入表1中。睡簡甲種《徒》、《歸行》、《十二支占行》、《徒死》等篇已經把旅行忌宜和方位吉凶結合了起來，應該是565號文書“馬日”占文的原型。“馬日”占文可能是針對長時間長途旅行，而“狗日”占文則是針對短時間短途旅行。對於這一點，在第五節我還要進行具體的論述。
表1所引放簡甲種和睡簡甲種“執（摯）日”的占文講的是當日不可遠行（其言外之意是人們只適宜在自家附近作短時間短途旅行），其原因是“行遠，必執於公”，這應該是由於走遠了可能會被官府看成是“龍日”占文中的疑似“亡者”而抓起來充公。這是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來去從速”的原因之一。在放簡甲種和睡簡甲種中都有“禹須臾行”的內容，王子今先生認為，“須臾”是指極短的時段；“禹須臾行”指短時限內出行。[10]這與“來去從速”無疑是一致的。
其次是565號文書“牛日“占文中的”吃喝之後，宜奏樂享受“應該源出於睡簡甲種《稷辰》篇。《稷辰》是一套建除《日書》，在其八個日子的占文中有五個提到了“飲食歌樂”的忌宜情況。由此可見，它已是一個成熟的日書預占物件。睡簡日書整理小組將“飲食”和“歌樂”之間用頓號斷開，使二者成為一種無關聯的並列關係。王子今先生指出這種釋法不妥，因為飲食是一種維持基本生存的行為，談某日“能否飲食”沒有現實意義，因此“飲食歌樂”當作一體理解，即飲食之同時歌樂。[11]
再者，上表所提到的放簡甲種和睡簡甲種都有的“收日”，為利於農作、畜牧者的日子[12]，其內容是565號文書“豬日”占文的一個方面（農作）。睡簡甲種《稷辰》篇各日占文的末尾都有關於年成（如“歲善”）的內容，《禾良日》和《田忌》則都論及了農作和收成兩個方面。其實，先秦兩漢時期中國內地對農事（包括農作和收成）的忌宜情況是十分重視的，許多出土日書及傳世文獻都有這方面的記載。除放簡甲種和睡簡甲種外，還有放簡乙種《五種忌》篇、睡簡乙種《五穀龍日》篇、馬騰空漢牘《日書》、《氾勝之書》等等。
以上是根據傳世文獻和出土日書兩方面的材料，對565號文書的主體內容來自中國內地日書這一問題作出的分析和論證。由於565號文書中有的內容不見於秦日書系統的放簡甲種，而幾乎所有的內容都較全面地見於含有楚日書系統內容的睡簡甲種，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尼雅人所接觸到的內地日書主要是由楚地屯戍士卒傳入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有材料表明，楚地出土的日書一般比其他地方的龐雜得多，楚地人更迷信這些東西；關於日書如何傳入尼雅這一問題，後面再作論述）。如果不是這樣，那麼至少這些日書應該數量相當巨大，內容相當全面。
三 565號文書的結構特徵
565號文書在結構上與中國內地的日書相比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上節已論及的“生肖+星宿日”的紀日方式。二是它以日期為脈絡來占斷每一天的事情，是為了“依日行事”。三是它只談每日宜做（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提忌做的事情。唯一的例外是“星宿日蛇日，萬事皆凶”，但這並不影響其總體結構，並且它也可以看作是當日沒有宜做的事的一種特殊情況。中國內地日書則主要以事情為單位，來選擇做這些事情的吉凶日子，是“為事擇日”。因而，這些日書一般包含有或可擬出一些諸如“盜者”、“擇行日”之類的小標題。例如，睡簡甲種就有31個章題，乙種有46個[13]，放簡甲種有8個[14]。當然，內地日書也有“依日行事”的結構，但每日涉及的事情較多，並且一件事情的忌宜情況一般會在多個日子裏提到，因而可以看作是“為事擇日”的多件事聚合起來而產生的。其次，中國內地日書對於“為事擇日”而言，不僅談某事的吉（良）日，也談其凶（忌）日；對於“以日行事”而言，不僅指出某日宜做的事，也指出該日忌做的事。並且，多數的篇章都偏重于談“忌”。王充在《論衡》裏提到：“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者病死災患，大者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書既用，日禁之書亦行。”可見，當時內地的日書也被稱為“日禁之書”，日書的目的是為了“避日禁”。這是內地日書“重忌”傾向的重要原因。
565號文書的“依日行事”和“重宜”的特色，說明了如果這件文書是一套完整獨立的日書體的話，則它不是成熟而嚴密的。它的大部分占文只提到一天中諸多事情裏宜做的一兩件事情，而沒有涉及到當日忌做的事情，這就沒有把握住日書“避日禁”的根本目的。由於人們一天裏要做的事遠不止一兩件，因而它對當地人們日常生活的實際影響勢必極其有限。不過，這件文書整體上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寬廣。它僅有十二條占文，卻涉及到了生活、生產、戰爭等不同層次和領域的事情。這一點也從側面反映了它是依照當地的思想和習俗，從中國內地日書和東西方占星術等思想的內容裏選編和彙集而成的一套以日書為主體的數術混合體。
四 565號文書占文分析及其反映的思想文化交流
不僅565號文書的紀日方式反映了東西思想文化的融合，而且其占文也折射出二者的交流。565號文書的主體雖然來自中國內地的日書，其占文幾乎都可以在內地日書中找到對應的內容，但這並不排斥其占文吸收了許多當地及印度等地的思想文化習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宿日龍日”的占文：“宜忍耐（？），萬事忍耐。”這條占文不僅在內地日書中找不到原型，而且在印度和希臘占星術中也找不到相關內容。可見，它應該是尼雅人將跟他們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忍”的思想納入到新日書中而創造出這條占文。顯然，由於565號文書是尼雅人根據已有的思想和現實中最常見的習俗從中國內地日書中篩選和改造而成的，因此這條占文並不是說人們只有在“星宿日龍日”這天才適宜忍耐，而是要強調“忍”這種思想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性。
這種“忍”的思想，我認為來自佛教。我們知道，3世紀左右佛教已在尼雅地區廣為流行。[15]林梅村先生指出，“尼雅遺址主要由佛教寺院、官署、住宅群、種植園、冶鐵作坊等古代建築組成。……遺址中心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佛塔，標誌著佛教在這裏的特殊地位。……尼雅遺址的建築物裝飾和傢俱紋樣明顯受犍陀羅佛教藝術影響，這和遺址內700多件佉盧文犍陀羅語文書是一致的。”[16]斯坦因在尼雅發掘的另一件3世紀左右的編號為510號的佉盧文書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證據。該文書是小乘佛教法藏部《解脫戒本》的殘卷，其中有這樣幾句：
“（毗婆屍）:’忍是最高的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諸佛說：‘出家人絕不傷害他人，沙門遠離殺界。’”[17]
《解脫戒本》的這條戒律保存在《四分比丘戒本》和《四分比丘尼戒本》中，內容如下：
“忍辱第一道，涅槃佛稱最，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
佛教對忍行的強調，在佛經裏比比皆是。在佛教中，“忍”這種思想的具體要求是各種“戒”，守戒即需“忍”。而戒律是佛教三寶之一，且是區分各部派的主要標誌之一。由於佛教在當時已深入滲透到尼雅人的生活中，因而“忍”這種思想融入同樣跟生活密切相關的565號文書日書中也就不足為奇。
另一個例子是“星宿日豬日”的占文：“宜耕作、播種及翻耕葡萄園，必獲豐收。”雖然其關於農業生產和收成的思想來自內地日書，但“葡萄”卻是尼雅當地典型的農作物。在當地的考古發掘中，葡萄園時有發現，在當地出土的其他文物中代表農作物的也往往是葡萄。例如，1959年尼雅東漢墓曾出土了一塊具有典型希臘風格的棉布畫，圖案中畫有希臘豐收女神提喀像，她雙手捧著一個內盛葡萄的喇叭口形狀的長筒容器。[18]這裏就是用葡萄來代表豐收的糧食。尼雅的農作物種類與內地的有很大差別，用當地有代表性的農作物替代內地農作物出現在有關農業生產和收成的占文中，正是尼雅人用原有思想和現實情況來篩選和改造內地傳入的日書的一個有力證明。
以上兩例是565號文書占文對東西思想文化交流最顯著的表現。其實，尼雅人用原有的思想和現實情況對內地傳入的日書進行篩選和改造本身就是一個思想文化交融的過程和表現。因為既然他們選取了這些占文，就說明占文中的事情及思想文化與他們當地的有共同之處，並且在當地也應該是最為典型和常見的——這也是思想文化進行交融的一個重要條件。任何一個民族對外來的思想文化都不會原原本本地照辦照抄，全盤接受，而必然要根據自己原有的思想文化和實際情況對其進行篩選，改造，以及受這些思想文化的啟發而進行創新。565號文書的其他占文也很好地反映了這一點。
當地文化生活因素在565號文書中還有一個反映，即“星宿日牛日”占文中的“吃喝之後，宜奏樂享受。”儘管在睡簡甲種裏有許多與此相似的內容，它應當源自內地的這些日書，但它的入選卻是由於它與當地的文化習俗趣味相投。我們知道，西域的音樂藝術一直很發達，影響力也很大，以致唐宮廷十部樂中絕大多數是西域音樂，到中國內地的西域樂師也往往是最負盛名的。西域音樂的這種成就在於當地人們在生活中對音樂的鍾愛。這條占文就是對尼雅人音樂愛好和習慣的一個很好的反映。
“星宿日牛日”和“星宿日羊日”的占文都提到“宜洗頭”，說明“洗頭”在當地極受重視。但西域缺水，當地人不可能自行產生經常洗頭的“潔癖”。我認為之所以強調洗頭也是因為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在尼雅同期出土的511號佉盧文文書為當地“浴佛”儀式的祈願詞，有力地反映了佛教“浴”的思想及其對尼雅地區的影響。[19]佛教強調“潔淨”、“沐浴”，這在《大正藏》中有非常多的反映。“潔淨”是佛教修行的一種突出要求，因而當尼雅人發現內地日書也極其重視“沐”（即洗頭）時，肯定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保留在新日書中。
“星宿日虎日”的占文也較特別：“宜交戰”。我想，在內地日書和565號文書中都出現了這種看似中國軍國占星術體系（Horoscope astrology）常見的內容，倒並不是由於普通百姓都真的非常關心軍國大事，而是因為那個時期戰爭很頻繁，而國家一旦發生戰爭，則必然會徵發大規模的兵役，同時也會增加賦稅和徭役。“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顯然關係到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才會經常出現在日書中。尼雅人將內地日書的這一內容保留了下來，說明當時戰爭在當地也十分頻繁，並且經常波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這不難理解，因為西域當時處於列國紛爭的狀態，又常常受到各種強大的外部勢力的干預，尼雅又正處於幾個西域大國之間，頻繁的戰爭在所難免。而如果發生了戰爭，人口稀少的尼雅就不得不全民皆兵。
“星宿日兔日”的占文是“宜逃亡，不易尋找”，這在中國內地日書和佛經所包含的印度占星術中都很常見。有的學者認為這類占文反映了奴隸制度的殘餘，奴隸和奴隸主的鬥爭激烈，奴隸大量逃亡[20]；但也有人認為它反映的是國家橫徵暴斂，嚴刑酷罰，迫使人民大量脫籍逃亡[21]。尼雅人將其納入新日書中，說明3世紀左右，尼雅社會較動盪，許多人逃離原籍。
“星宿日馬日”和“星宿日狗日”的占文都是關於旅行的，這類占文也常見於中國內地日書和印度占星術。出行的吉凶在古代各地都受到了重視，這與古代的交通狀況，社會制度和社會環境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出門宜向東方和西方旅行”，反映了尼雅交通的特點，即包括絲綢之路在內的遠端道路都是東西貫通的。在尼雅也有一些南北向的短道，但南北向沒有長道，因為北方是沙漠腹地，所以這裏當然不會是“出門宜向南方和北方旅行”，這也說明了這條占文是針對長時間長途旅行的。“來去從速”則應該是針對短時間短途旅行的，“從速”不單指旅行的速度要快，也指旅行的距離應該較短，因為占文隱含的意思是當日戶外或道路上可能有較多的風險，“從速”正是為了避免這些風險。
“星宿日猴日”的占文“宜裁縫衣褥”，也是中國內地日書和印度占星術十分關心的一個話題。衣食住行以“衣”為首，尼雅人將其保留在新日書中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五 日書傳入尼雅的途徑
既然565號文書主要是受了中國內地日書的影響，那麼內地的日書是如何傳入尼雅的？我認為有三種可能的方式和途徑：第一種是絲綢之路開通後，到西域的內地商賈將日書的思想亦隨之帶去。當然，去西域的還有中原王朝派出的使節，但他們不大可能兼任了傳播日書的使者。因為我們知道，日書在當時是民間廣泛應用的擇日之書，流行於中下階層，而這些使節的身份地位應當是相對較高的。商賈卻不僅在階級成分上比較符合，而且由於職業的關係，他們經常會在行道安全，天氣狀況和市場行情等方面遭遇到各種風險，而日書正能提供出這些方面的吉凶日子，這種趨吉避凶的選擇之術對他們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們掌握這種數術並將其傳播到西域是有可能的。
第二種是日書沿著絲綢之路一站一站向西擴散和傳播。日書在先秦兩漢時期非常流行，這不僅在上文提到的《史記·日者列傳》和《論衡》等傳世文獻中有所反映，而且也得到近年來全國各地相繼出土的大批日書簡牘所證實，這些地點包括湖北雲夢睡虎地、江陵張家山、九店，安徽阜陽雙古堆，甘肅天水放馬灘，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的武威磨咀子[22]，疏勒河流域[23]等地也發現有日書類的漢代簡牘。這就形成了“天水－武威－敦煌－尼雅”這樣一條可能的一站接一站的日書傳播途徑，其上的傳播者可能是商賈，也有可能是其他普通的物質文化交流承擔者。
第三種也是我認為最有可能的一種是，日書的思想由漢晉到尼雅等西域地方屯田戍守的士卒帶到當地。我之所以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一種方式和途徑，是因為在武威和疏勒河流域所發現的漢代日書簡牘地點都是漢代戍卒的駐守地。另外，在居延甲渠候官新出的漢簡中，胡文輝先生考證出其中有一枚可在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嫁子刑》中找到相似內容的日書殘簡[24]；林劍鳴先生也指出其中有不少日書殘簡[25]，魏德勝先生則對居延新簡中的日書殘簡作了系統的分類和考證[26]。而我們知道，漢晉到西北屯田戍守的士卒來自中原各地，並且其屯戍是長期的，甚至有可能是徙居邊地。孟池先生曾根據羅布淖爾北岸土垠遺址出土的漢簡，論證了漢代屯田將士可以攜帶眷屬，私有財物，甚至私從者。[27]這樣，他們的屯戍生活就成了一種比較正常的日常生活。作為先秦兩漢時期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書，被屯戍的士卒及其家屬帶到駐守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1959 年，尼雅遺址出土了一枚東漢時期的“司禾府印”印範，結合史書的記載，則漢晉應當在尼雅設有管理屯田事務的機構。[28]那麼內地日書隨屯田士卒帶到尼雅就極其可能。而尼雅當地的居民在與漢朝士卒的交往中，肯定會接觸到這些日書，並將其借鑒和利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這是因為在那個時期，占侯蔔筮一類的數術思想不僅在中國內地廣為流行，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區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六 結論
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表明，在4世紀以前，漢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及希臘文化等幾大文化都對西域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那麼，它們之間在西域相互交流和融合是不言而喻的。565號文書即是這種交融的結果和表現。由於知識水準的限制，目前筆者對565號文書的認識只能達到以上程度。不當之處，還望方家不吝賜教，予以指正。最後，我將本文的基本觀點總結如下：（1）、565號文書的主體來自中國內地的日書，這在文書的總體結構，紀日和占文內容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證明。
（2）、在結構等方面，565號文書也有一些自己的特徵，例如紀日方式，“依日行事”的占斷形式，重“宜”的傾向；其紀日方式，是由西方黃道十二宮與中國十二生肖等思想體系在尼雅（西域）交融而形成的。
（3）565號文書的占文雖然主要源於中國內地，但其中也蘊含了大量當地和印度等地的思想文化習俗，很好地體現了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4）作為565號文書主體的內地日書有三種傳入尼雅的可能途徑：由商賈直接傳入，由交流者逐步傳入以及由屯戍士卒攜入；其中，第三種的可能性最大。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6年8月12日。）
[1]據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121－122頁；林梅村：《古道西風》，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367－368頁。
[2]同上。
[3]同上。
[4]林梅村：《古道西風》，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368頁。
[5]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122頁。
[6]胡文輝：《居延訢簡中的<日書>殘文》，《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2－144頁。
[7]猴和雞的順序與現行生肖相比剛好顛倒，但許多學者，如林梅村等，認為這是抄寫之誤。
[8]同①。
[9]本節所引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的內容均據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秦漢簡牘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的內容均據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6頁。
[11]同上，第107、115、117、248頁。
[12]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秦漢簡牘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13]據林劍鳴：《〈睡〉簡與〈放〉簡〈日書〉比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16頁。
[14]據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秦漢簡牘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佛教在該地區這一時期的流行情況在尼雅考古資料及斯坦因發現的其他佉盧文文書中有大量的反映，參見黃振華：《魏晉時期樓蘭鄯善地區佛教研究劄記——佉盧文沙門名號考證》，《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16]林梅村：《漢代精絕國與尼雅遺址》，《文物》1996年第12期。
[17]林梅村：《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犍陀羅語文書<解脫戒本>殘卷》，《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
[18]林梅村：《西元３世紀的西域紡織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
[19]參見劉文鎖：《尼雅浴佛會及浴佛齋禱文》，《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夏雷鳴：《從“浴佛”看佛教在鄯善國的嬗變》，《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20]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秦漢簡牘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頁，25－26頁。
[21]李學勤：《<日書>和楚、秦社會》，《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頁。
[22]陳夢家：《武威漢簡補述》，《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5－286頁。
[23]魏德勝：《居延新簡、敦煌漢簡中的“日書”殘簡》，《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第65－70頁；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6－184頁。
[24]胡文輝：《居延新簡中的<日書>殘文》，《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2－144頁。
[25]林劍鳴：《〈睡〉簡與〈放〉簡〈日書〉比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15頁。
[26]魏德勝：《居延新簡、敦煌漢簡中的“日書”殘簡》，《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第65－70頁。
[27]孟池：《從新疆歷史文物看漢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經濟建設》，《文物》1975年第7期，30頁。
[2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絲綢之路”上新發現的漢唐織物》，《文物》，1972年第3期，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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