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复狱簿研究

作者:何有祖  發布時間:2006-09-09 00:00:00

（首发）

（一）

　　案例十八第124號簡“南郡卒史蓋廬、摯田、叚（假）卒史瞗復攸等獄簿”是一個標題性質的表述。按照整理者的意見，復獄人員應有南郡卒史“蓋廬、摯田”，叚（假）卒史“瞗”，一共三人。不過整理者認爲“摯田”也可能是兩人。[1]到底“摯田”是一人還是兩人？我們將從這一問題談起。
　　與其它案例開頭即直奔案情主題頗爲不同的是，此案例開始部分除了第124號簡書寫簿籍原題外，還用了四支簡（125～128）詳細介紹了復獄人員的經歷。也即124～128號簡尚未涉及具體的案情分析，那麽很自然的就不會增有其它下級官吏或者疑犯的名字。這就保證了125～128號簡人員名單的單純性與可靠性。这就便于我们将总括性的124號簡所提及的人名，與125～128號簡的人名互相對應。現在不妨看看第125～128號簡：
　　禦史書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蓋盧等治所，其壬寅補益從治，上治125它獄。
　　·四月辛卯瞗有論去。五月庚午朔 、益從治，蓋盧有資（貲）去。八月庚子朔論去。盡廿八年九月甲午已。126凡四百六十九日。朔病六十二日，行道六十日，乘恒馬及船行五千一百六里，（率）之，日行八十五里，127畸（奇）六里不（率）。除弦（元）、伏不治，它獄四百九日，定治十八日。128
　　塗黑部分是所涉復獄人員。其中蓋盧出現2次、瞗出現1次。不過沒有看到“摯、田”，倒是3次出現“朔”這個人名，如 “五月庚午朔、益從治”（126）、“八月庚子朔論去”（126）、“朔病六十二日”（127）。據這三次出現的情况分析，朔曾參與復獄，幷因“論”中途離開過，且有生病的記錄。另外，据126号简原释文“五月庚午朔、益從治”，“朔”似曾与“益”共事過。從相似的文例125號簡“壬寅補益從治”中可看出，“補”也應是人名。現在的問題是，124號簡簡提及的“摯、田”似未見于第125～128號簡復獄人員名單中。據簡文，此二人皆爲南郡卒史，同爲南郡卒史的“蓋盧”已見于第125～128號簡，甚至比二人職位還低一些的叚（假）卒史“瞗”也見于第124～128號簡，爲何單單不見“摯、田”？反而第125～128號簡多出“補、益、朔”三人？以下我們將嘗試對此問題作出回答。
　　首先說“摯、田”。通過仔細觀察第124號簡“摯”下一字，我們發現其筆劃不類“田”字，却與的126、127號簡“朔”字近似，可見“摯”下一字應是“朔”字。如此第124號簡、第125～128號簡皆可見“朔”。所以原釋文所謂的“摯田”其實應該釋爲“摯、朔”。再看125號簡“壬寅補益從治”，原“補”字實際上應釋爲“摯”，其字形與124號簡“摯”同。如此便解决了爲何第125～128號簡不見“摯”，而第125～128號簡“朔”不見于第124號簡的問題。
　　另外，原釋文125“壬寅補益從治”，“補益”二字不斷開，而126“五月庚午朔、益從治”，“朔、益”兩字斷開。這兩處斷法有些矛盾。其一、第二處斷法很容易讓人以爲“益”是人名。其二、而且如果“益”是人名，就應都斷開，否則就不都斷開。“益”是不是人名呢？由于“益”不見于124號簡，我們推測“益”幷非人名。益，疑意爲助。125“甲午到蓋盧等治所，其壬寅摯益從治”、126“四月辛卯瞗有論去。五月庚午朔益從治”，應指摯、朔分別加入同行的行列來幫助處理案情。如此，126號簡“朔益”，兩字不應該頓開。
　　結合擬補的大墨點(用[●]表示)，以及新釋的幾個字，我們把新處理的釋文列于下：
　　[●]·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復攸等獄簿124
　　禦史書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即下，甲午到蓋盧等治所，其壬寅摯益從治，上治125它獄。
　　·四月辛卯瞗有論去。五月庚午朔益從治，蓋盧有資（貲）去。八月庚子朔論去。盡廿八年九月甲午已。126凡四百六十九日。朔病六十二日，行道六十日，乘恒馬及船行五千一百六里，（率）之，日行八十五里，127畸（奇）六里不（率）。除弦（元）、伏不治，它獄四百九日，定治十八日。128
　　第124號簡提及的復獄人員是“蓋廬、摯、朔、瞗”，而125～128號簡涉及的復獄人員也是“蓋廬、摯、朔、瞗”。如此兩部分便可互相對應了。 

（二）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第124～128號簡屬于第十八案例，而上文我們已經新釋的第124號簡“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復攸等獄簿”，點明即是復獄簿，即復獄人員的復獄記錄。整理者認爲“本簡係簿籍原題。此簡長度比本册其它簡要短，可能是後補入的。”[2]我們將對124號簡是否為後來補入作些探討。
　　《奏讞書》共有228隻竹簡，包含22個案例。觀其竹簡，皆有上、中、下三道編繩，其編繩痕迹頗為明顯，這就便于我們對各案例首簡大小墨點所處之位置關係進行總結。以下是除124號簡外其餘案例首簡的墨點分佈情況：
　　1．第17、49、51、53、54、56、58、60、61、63、69、75號簡，皆有大墨點（●）與小墨點（·）。大墨點皆位于上編痕的上端，而小墨點則位于上編痕的下端，或者靠近上編痕的下部。
　　2．第28、36、162、174、189、197號簡，簡首完好，皆僅有大墨點（●），位于上編痕的上端；不見小墨點（·）。
　　3．第1、8、99號簡，簡首完好，不見大墨點（●）與小墨點（·）。
　　4．第180號簡，簡首編痕以上部位已經殘失，無法看到大墨點（●），但第一字上到編痕處保存尚好，可看到沒有小墨點（·）。此例由于簡首殘，無法作為判斷依據。
　　由上可知：大小墨點可同時有（12例），也可以同時沒有（3例）；也可以僅有大墨點（6例）。而現在返回來看第124號簡，我們可以發現該簡上部僅存留有小墨點，而小墨點上端仍有部分編繩痕迹，似乎可歸入第1種情況，即很可能有大墨點的存在。即使大墨點不存在，根據現存情形我們也可以知道現有124號簡已非竹簡原貌，簡首編痕以及其上或存的大墨點應是後來才殘失的。現在看起來，“此簡長度比本册其它簡要短”，但若據此認爲“可能是後補入的”，恐還需要再作考慮，畢竟這關係到其它諸案例的首簡的地位。我們懷疑第124號簡應與其它案例首簡之地位相當，幷非後來補入。同時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同樣屬于第十八案例的第129號簡作：
　　●御史下書別居它笥。·今復之：曰：初視事，蒼梧守竃、尉徒唯謂：利鄉反，新黔
　　簡首編痕以上有大墨點存在，這與唯有各案例簡首才見大墨點的情形似有矛盾。以上問題當與第十八案例的特殊情形有關。為能說明問題，我們嘗試分析《奏讞書》各案例的開頭情形如下表：
　　一、以官吏讞獄，即由官吏介紹案情的形式開頭。
　　1）．時間＋敢讞之
　　
　　案例一～三皆為時間＋某某敢讞之。其中“敢讞之”具有總結陳述或間接陳述的性質。“胡丞憙敢讞之”前未見時間，是由于與案例三有共同的官吏，即胡丞憙。不過案例三的“狀”未見于案例四，其位置在丞“憙”之前，估計應是“守”的職位。案例四與案例三皆為漢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故承前省年號，下文十二月壬申則進一步交代了時間。所以將此例歸入第一種情形。
　　2）．以某某守讞形式開頭：
　　
　　此類情形涉及案例六～十三。皆以“某某守讞”之形式開頭，直接陳述案情。與第1）類情形大緻接近。
　　3）．時間＋官吏敍述案情
　　
　　此類情形有案例十四、十五、二十二3例。開頭皆交代時間，其後為官吏告劾。其用詞有劾、言、告。仍屬于直接陳述案情。
　　二、以某官吏行某獄的形式開頭。
　　
　　此類情形在《奏讞書》中僅1例。開頭“淮陽守行縣掾新郪獄，七月乙酉新郪信爰書”交代某某守行某某爰書。“爰書”一詞在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中頗為常見。堀毅先生認爲：“‘爰書’一詞主要詞義是‘代替口辭的文書’，但也包括搜查階段的各類調查筆錄。”[3]這種說法大緻是正確的。不過案例十六主要為口辭，所提及“武出備盜賊而不反（返），其從迹類或殺之”多少有調查取證的痕蹟。總之，此類情形還是直接對案情的陳述。
　　三．以已論罪人乞鞫的形式來直接進入案情分析。
　　
　　“四月丙辰，黥城旦講氣（乞）鞫，曰”，直接交代乞鞫的時間，還有乞鞫人名。此類情形在《奏讞書》中亦僅1例，頗為特殊。關于乞鞫的具體要件，《二年律令》114～117號簡有比較詳細的表述：
　　罪人獄已决，自以罪不當欲气（乞）鞫者，許之。气（乞）鞫不審，駕（加）罪一等；其欲復气（乞）鞫，當刑者，刑乃聽之。死罪不得自气（乞）114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為气（乞）鞫，許之。其不審，黥為城旦舂。年未盈十歲為气（乞）鞫，勿聽。獄已决盈一歲，不115得气（乞）鞫。气（乞）鞫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气（乞）鞫，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116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117
　　《二年律令》給我們透露出了如下信息：
　　1．乞鞫受理的有效時間。律文“罪人獄已决……獄已决盈一歲，不得气（乞）鞫”，交代了乞鞫的時間，即在已論罪後1年內乞鞫才有效。1年後乞鞫，官方不予受理。
　　2．乞鞫者的身份與年齡限制。首先，隻有非死罪犯以及死罪犯的親屬才能乞鞫。“自以罪不當欲气（乞）鞫者，許之”則交代了乞鞫者的身份。結合律文“死罪不得自气（乞）114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為气（乞）鞫，許之”，可知乞鞫者可以是非死罪犯，或死罪犯的親屬。其次，乞鞫者年齡需在十歲以上。“年未盈十歲為气（乞）鞫，勿聽”，則說明了死罪犯的親屬如果年齡不滿十歲，官方也不會受理該乞鞫。
　　3．乞鞫不審的後果比較嚴重。乞鞫不審，指乞鞫者乞鞫过程中被官方判定為“不審”，其後果是比較嚴重的：非死罪犯乞鞫者，會罪加一等；作為乞鞫者的死罪犯親屬則黥為城旦舂。
　　4．乞鞫受理程序是乞鞫者到當地縣道官處乞鞫，縣道官令、長、丞“書其气（乞）鞫”，上呈案情給“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派遣“都吏”覆查。而且“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
　　此案例所交代的“講”判為“黥城旦”，並非死罪，故能直接上訴。這也是直接陳述案情的情形。
　　四、引法條為依據先介紹舊判，然後在通過案情分析來說明舊判合適與否。
　　
　　“〈衛〉法”， 原釋文作“獄囗”。蔡萬進先生認為：前字字形與168號簡“（衛）”相近，疑爲“衛”。後字與174“法”接近，疑爲“法”字。異時衛法，與“異時魯法”文例同，亦與君“問史猷治獄非是”之史猷爲衛國人相合。[4]其釋讀可從。異時衛法、異時魯法、故律，顯非漢初律條，從中可窺見先秦各國律文情形。盡管張建國先生認為案例二十一不是司法文書，因為它有尾無頭。[5]但用此種方式開頭，仍是直接進入案情的一種有效方式。
　　以上諸案例，開頭的方式頗豐富，即或以官吏直接或間接讞獄，或以爰書，或是以已論罪人乞鞫，甚或以先引律法條的形式開頭。但無論其開頭方式是直接或者間接表述，都是直接引入案情。
　　但是案例十八則並非如此。其首簡（124）為“·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復攸等獄簿”。緊接着的並非直接分析案情，而是用了四支簡（125～128）詳細介紹了復獄人員的經歷。而125～128號簡則介紹了其復查的大概經歷。這一記錄比較重要的。該記錄有詳有略，如“瞗”，是“有論去（126）”；“蓋盧”，是“有資（貲）去（126）”。談到“朔”時頗為詳細（127～128）：
　　朔病六十二日，行道六十日，乘恒馬及船行五千一百六里，（率）之，日行八十五里，畸（奇）六里不（率）。
　　談到朔總的生病總天數，在路上經歷的天數，以及所用的運輸工具（馬及船）。幷計算了每天的里程數，以及平均數。當然根據本文第一部分的考證，還有“摯”的具體經歷，即“益從治”。
　　如果復獄人員犯事，就會暫時剝奪復獄資格。如瞗以“論去”， 蓋盧以“資（貲）去”，朔“八月庚子論去”。記錄中“瞗”、“蓋盧”相繼離去後未有提及重新回來，也未提及“摯”離去的問題，但是對“朔”的記錄却頗為詳細，顯然朔後又參與復獄。說明“朔”在整個復獄過程中起到了頗為重要的作用。“攸”案中多次提及對復獄人員的等待。131號簡“御史恒令南郡復”，132“有須南郡復者即來捕”，138“以為南郡且來復治”，140“有須南郡復者即來捕”，144“ 幸南郡來復治”，151“南郡復吏到攸”。而152～153“南郡復吏乃以智巧令修（攸）誘召（聚）城中……”，復獄人員更是起到了領導性的作用。
　　根據上文的考證，第125～128號簡所提及的復獄人員能與第124號簡所提及的“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對應。可見兩者是不可或缺的關係。如果說第124號簡是後來補入的，那麽第125～128號簡無疑也是後來補入的。不妨去掉124～128號簡看看129號簡是否有作爲案例的首簡的可能性。該簡作：
　　·御史下書別居它笥。·今復之：曰：初視事，蒼梧守竃、尉徒唯謂：利鄉反，新黔129首往（擊），去北當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難，恐為敗。視獄留，以問獄史氏，氏曰：”
　　據上文對諸案例首簡的分析，首簡一般會交代時間、地點，某某獄、某某讞等情况。而129號簡直接以“·禦史下書別居它笥。·今復之”開頭，顯得頗爲突兀；並且由于下文也沒有提及具體的復獄人員，這會使案例處于毫無頭緒的尴尬境地。所以可排除129號簡作爲案例开頭部分的可能性。
　　另外124號簡提及到了案例所涉罪犯，即攸等。同時125～128號簡與129號簡都提及“禦史書”的問題。所以無論是第129號簡，還是125～128號簡，都與第124號簡有密切的關係。而124號簡作爲簿題只能處于開頭。當然由于124號簡與129號簡之間加入一段描述復獄人員工作的文字，爲醒目，129號簡沒有如其它案例的次級簡用小墨點（·），而是在編痕上端用大墨點表示。
　　現在看來124～161號簡應是一個包括復獄案例的整體記錄（可簡稱“復獄簿”）。其中第124號簡是簿題名，第125～128號簡是復獄人員的工作記錄，緊接其下的第129～161號簡則是其必然涉及的復獄案例。從這種意義上說第124號簡當更為重要，不可能是後來才補入的。

（三）

　　通過前兩部分的論述，我們知道124～161號簡應該作爲“復獄簿”這樣一個整體性的法律檔案記錄來看待。那么應如何看待夾在第124號簡與129號簡之間的第125～128號簡的地位呢？
　　我們嘗試着把它放在秦漢奏讞書寫格式變化的角度下來理解。畢竟《奏讞書》已經為我們提供暸很好的可供比較的素材。即《奏讞書》收入有3個明確記年的秦案例，即案例二十二（秦王政六年，前241年）、案例十八（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案例十七（秦二世二年，前209年^[[6]]）。還收入8個明確記年的漢初案例，他們分別是：案例十六（高祖六年，201）、案例十五（高祖七年，前200）、案例十四（高祖八年，前199）、案例三（高祖十年，前197年）、案例四（高祖十年，前197）、案例五（高祖十年，前197）、案例一（高祖十一年，前196）、案例二（高祖十一年，前196）。通過對這些案例的比較，我們大致可以發現漢初奏讞制度仍沿袭秦制，不過在形式上已有簡練化和固定化的趨勢。
　　通過觀察秦與漢初的案例，我們發現與第125～128號簡相似的部分為
　　
　　即皆在“當”之后簡要的列出治獄人員的名單。相比之下，第125～128號簡的内容則更爲詳細一些的，而且位置也放在了前面。由于相較漢初案例而言，秦案例之奏讞記錄在記錄格式上顯得頗為繁復且增減並不固定，本身即屬于秦案例的第125～128號簡位置靠前大概也是這一特點的體現。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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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24頁。
[2]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24頁。
[3]［日］堀毅：《秦漢法律史論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11頁。
[4]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頁。
[5]張建國：《關於漢簡〈奏讞書〉的幾點研究及其他》，北京大學傳統文化中心主編：《國學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齣版社1997年，第539頁。
[6]彭浩：《談〈奏讞書〉中的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