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蒼頡篇》概述

作者:孫淑霞  發布時間:2013-11-08 10:27:43
　　摘要：秦漢字書《蒼頡篇》，相傳最早是秦丞相李斯所著。它在我國童蒙識字教材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價值。是考察古代字書源流，研究秦漢時代語言文字以及有關字書編纂，不可或缺的一部著作。遺憾的是，這部字書在唐宋時代就已經亡佚了，歷來人們的研究只能靠傳世文獻中的零星記載。自二十世紀初，隨著出土材料的大量涌現，在敦煌、居延、阜陽、水泉子等地的漢代遺址及墓葬中發現了若干《蒼頡篇》的殘簡。由此，對《蒼頡篇》的研究更加具有學術價值。基于此，我們嘗試以新材料爲中心，儘量全面的搜集相關材料和研究成果對這部重要字書的出土材料做一個全面的梳理，爲《蒼頡篇》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基本資料。以期更加深入的認識和瞭解《蒼頡篇》。
　　關鍵詞：漢簡《蒼頡篇》概述
　　(Institut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languag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As a wordbook in qin to han dynasty,changjie article was written by lisi.who was an famous prime minister in ancient china .The Changjie article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andvalue in China's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vidences .As an ancient literacy teaching material's representative works.Unfortunatly,Since the tang or song dynasty, it died away.So,scholars had to find some of materials from the handed-down documents.Some scholars have been found the changjie article Jane books materials in all kinds of the han dynasty sites and tombs from the 20th centure.The academic circles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s to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changjie article .In this paper, we want to do a research review for this importent teaching material's basic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ed the changjie article excavated materials.we hope to a more in-depth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for changjie article.
　　Key words:bambooC.J. article     summary
　　 
　　《蒼頡篇》爲秦丞相李斯所著，是秦統一後實行“書同文”的基本教材，對我國蒙學教育，影響極其深遠。對其研究也具有相當大的價值。特別是近百年來，數批漢簡《蒼頡篇》材料的出土，極大地豐富了《蒼頡篇》的研究資料。迄今爲止，出土《蒼頡篇》簡書材料有：敦煌漢簡、居延漢簡、居延新簡、阜陽漢簡、尼雅漢文木簡、水泉子漢簡以及北大漢簡七種。現分別概述如下。
　　一、敦煌漢簡《蒼頡篇》
　　敦煌漢簡，是指20世紀初至80年代在甘肅西部疏勒河流域漢代關塞烽燧遺址中陸續出土的漢代簡牘，因以漢代敦煌郡範圍發現的時間最早、數量最多，故稱爲“敦煌漢簡”[1]。至今爲止，敦煌漢簡主要包括八批出土漢代簡牘，經整理研究，其中三批包含有《蒼頡篇》殘簡。它們分別是：
　　1．1913至1915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一帶發掘漢塞遺址時，獲得的一批漢簡。原簡現藏于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詳見斯坦因著《西域考古記》。其中有數枚《蒼頡篇》殘簡，包括一枚整簡，四枚殘簡，學者通過考釋一枚簡上的字數最多達二十個，全部竹簡共四十餘字。這是《蒼頡篇》亡佚千年後，第一次發現的出土材料。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版）一書，收錄了這些材料，幷對其做了更加精確地分類和詳盡的考釋，被視爲首次全面解讀漢簡的開山之作。王國維又著《蒼頡篇殘簡跋》（《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指出敦煌漢簡出土的殘簡當是《蒼頡篇》五十五章本的內容，而非《訓纂》諸篇。陳直作《蒼頡急救篇的殘簡》一文，就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中發現的《蒼頡篇》的遺存進行討論。
　　2．1977年8月，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門市漢代烽燧遺址中獲得一批漢簡，原簡現藏于嘉峪關市長城博物館。其中有三枚《蒼頡篇》的殘簡文，存35字。[2]據胡平生《漢簡<蒼頡篇>新資料研究》(《簡帛研究》第2輯）一文介紹，還有另外三枚漢簡上文字的行文風格與《蒼頡篇》極爲相似。這批材料由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收錄于甘肅省文物文物工作隊和甘肅省博物館合編的《漢簡研究文集》中）一文中首次公布。整理後的釋文和圖版現均收錄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版）一書中。《敦煌漢簡釋文》（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編，吳礽驤等校釋，1991年出版）也記錄了這批漢簡的出土情况。
　　3.1979年6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和敦煌縣文化館在敦煌西北小方盤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馬圈灣發現一座斯坦因當年考察時被遺漏的漢代烽燧遺址，新編號爲D21，出土簡牘1217枚。原簡現藏于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其中有《蒼頡篇》殘文17個字。《敦煌漢簡》收錄了這部分簡牘的全部照片和釋文。
　　以上出土漢簡《蒼頡篇》材料，包括釋文和圖版。主要集中收集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版），和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編的《敦煌漢簡釋文》（甘肅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中。還有，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主編出版的《中國簡牘集成·甘肅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對敦煌出土簡牘的收錄也較爲完備。
　　另外，2008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其中最少有一千餘件《蒼頡篇》習字削衣。[3]這批英藏《蒼頡篇》削衣已經有裘錫圭和胡平生分別做文章發表意見。[4]還有籾山明教授針對這批削衣，討論了習字選用《蒼頡篇》幷且在觚上書寫的原因等問題。[5]張德芳、郝樹聲又對這批習字削衣上的字形是篆意很濃的篆隸體作了解釋。[6]裘錫圭、胡平生和籾山明三位先生一致肯定這批英藏的字書削衣是依據《蒼頡》或《三蒼》，還包括可能和《蒼頡》同時代形式相近的字書，練習書寫而削下的殘片。裘先生從字體判斷這批削衣大概屬西漢時代。胡平生先生利用這批削衣進一步復原和推定出許多過去所不知的《蒼頡篇》內容，包括書人名姓、和《世本》相似的內容、干支表等。
　　二、居延漢簡《蒼頡篇》
　　1930-1931年，中國、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內蒙古額齊納河兩岸和內蒙古額齊納旗黑城東南的漢代邊塞遺址中，發現1萬枚左右的漢簡，因發現地點屬漢代居延地區，所以稱其爲“居延漢簡”。[7]原簡現存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有《倉頡篇》部分殘簡，去其重複，共110個單字。在這批簡中，考釋出《蒼頡篇》首章的部份文字，如：“倉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恰好印證了王國維對《蒼頡篇》篇首及篇題的推測。更重要的發現是，在一條三棱觚上抄寫了《蒼頡篇》的第五章，每面二十字，共六十字。恰與《漢書·藝文志》“斷六十字爲一章”的記載相吻合，也與羅振玉、王國維在《流沙墜簡》中的推想相符合[8]。
　　居延漢簡出土時多爲散亂狀態，不少簡文筆劃殘缺不全，整理和校勘工作量大、難度大，自發掘以來，就不斷有學者對其進行全面的整理和校勘，至今，比較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幾部：首先是勞乾等人對這批漢簡進行整理，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和《居延漢簡·考證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年版），爲我們提供了居延漢簡節本的文字數據。之後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收錄了最早發現的1萬余枚簡牘的全部照片和釋文，幷附有中文的考古發掘報告。還有謝桂華等學者編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它以《甲乙編》爲底本，利用相關數據，對前人的釋文予以校補訂正，只是沒有圖版。劉增貴等編的《居延漢簡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1998年），借助遠紅外先進技術設備，核對原文，訂正錯誤。陳直的《居延漢簡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對釋文進行了校訂。中國簡牘集成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第一輯）》（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可以說是目前相對最好的釋文版本，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錯誤。
　　三、居延新簡《蒼頡篇》
　　1972-1976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又在額齊納河流域，調查和發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關三處遺址，新獲漢代木簡2萬多枚，學界稱其爲“居延新簡”。經整理研究，發現有一些《蒼頡篇》的殘簡，存150多字。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中華書局，1994年版）[8]收錄了全部簡影和釋文。另外，還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0]，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卷（居延新簡）》（敦煌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11]。也存有居延新簡的相關釋文。
　　四、阜陽漢簡《蒼頡篇》
　　1977年，在發掘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時，獲得一批竹簡，稱“阜陽漢簡”，也有研究者稱其爲“雙古堆漢簡”。其中出土《蒼頡篇》殘簡近200枚，據統計完整的字達541個[12]。內容十分豐富，包括《蒼頡》、《爰曆》、《博學》三篇。出土漢簡儘管比較殘破，但是“四字爲句，有韵可循”。對《蒼頡篇》的研究價值更大。這也是《蒼頡篇》失傳之後一次重大發現，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先有阜陽漢簡整理組及時地做了整理和釋讀工作，1978年《文物》第8期刊登了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館寫的《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候墓發掘簡報》，其中報到了《蒼頡篇》的部份照片。之後，又發表了《阜陽漢簡<蒼頡篇>》和44枚殘簡的摹本（《文物》，1983年第2期），對出土漢簡做了全面的介紹。胡平生、韓自强在同期刊物上刊載了《<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林素清《<蒼頡篇>研究》（《漢學研究》，1987年，5輯1期），寧赫《<蒼頡篇>研究》（東北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畢業論文），張標《阜陽出土<蒼頡篇>的若干問題》，日本學者福田哲之《阜陽漢簡<蒼頡篇>研究》等研究成果相繼問世。
　　五、尼雅漢文木簡《蒼頡篇》
　　1901年1月，斯坦因一行到達尼雅遺址，發掘得到40余枚漢文木簡。但是由于當時圖版文字不清楚，出土情况也未說明，所以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直到1998年，王樾在《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西域研究》，第四期）一文中說：在《夢幻尼雅》一書中，曾經發表過兩件值得重視的漢文木簡。編者只稱“斯坦因之後首次發現的漢文木簡”[13]。後經王樾先生精心考證，釋讀出其中一枚簡，文爲：黔谷阪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渙……。過去出土的漢簡《蒼頡篇》中也有這些文字，所以，這枚殘簡屬《蒼頡篇》[14]。我們在此稱其爲“尼雅漢文木簡《蒼頡篇》”。這是第一次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漢代小學字書木簡，有著極其重要的文獻學價值。
　　六、水泉子漢簡《蒼頡篇》
　　2008年8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肅省永昌縣紅山窑鄉水泉子村漢墓群發掘出一批木簡，稱爲“水泉子漢簡”。據介紹共出土140多枚字書殘簡，保存字數1000餘個。[15]這批木簡的題目殘損不全，基本內容與敦煌、居延以及阜陽出土的《蒼頡篇》相似，如：“幼子承詔”、“以教後嗣”、“漢兼天下”等，不同之處是，它是七言句的。這批漢簡出土之初，吳葒《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16]及吳葒、張存良等《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群》（《中國文物報》，2009年4月，第四版）就對此作了簡單介紹，幷公布了一枚字書簡。接著《文物》2009年第10期發表了《水泉子漢簡發掘簡報》，幷刊載了張存良、吳葒的《水泉子漢簡初識》，公布了22枚七言漢簡《蒼頡篇》的釋文。此後陸續有專家學者進行研究，包括張存良的《水泉子漢簡<蒼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2010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讀水泉子簡<蒼頡篇>札記》和《水泉子漢簡<蒼頡篇>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兩篇文章，主要對已經公布的釋文進行討論，訂正了一些釋讀中的錯誤；胡平生《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2010年）一文，對已公布簡文逐一進行比勘和解讀；日本學者福田哲之《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考——在<說文解字>以前小學書中的地位》（島根大學教育部，2010年）一文，從四個方面討論了水泉子漢簡《蒼頡篇》的相關問題。 這是迄今爲止《蒼頡篇》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爲研究《蒼頡篇》的內容、版本和流傳提供了新的數據。
　　七、北大漢簡《蒼頡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學接受捐贈，獲得一批西漢竹簡，稱爲“北大漢簡”。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概說》（《文物》，2011年，第6期）首次對這批竹簡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得到約1600枚完整簡，1700余枚殘簡。其中有《蒼頡篇》86枚，約1300字。同時還保存了少數完整的章節。[17]朱鳳瀚在《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文物》，2011年，第6期）仲介紹：北大漢簡《蒼頡篇》現存82枚，整簡69枚，殘簡13枚，保存完整字約1325個，殘字11個。絕大多數簡字迹清晰。此後，梁靜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上發表《由北大漢簡查考<蒼頡篇>流傳中的一處异文》和《出土本<蒼頡篇>對讀一則》，針對朱鳳瀚先生的釋文進行討論。蔡偉也以朱鳳瀚先生公布的部份內容爲依據，發表了《讀北大漢簡<蒼頡篇>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一文。2013年張世超又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上發表了《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啓示》，從文字學的角度，論述了《蒼頡篇》的相關問題。這是至今所見存字最多、保存狀况最好的西漢《蒼頡篇》傳本，對于漢字發展史的研究是極爲寶貴的資料[18]。
　　 
　　參考文獻：
　　1．專著：
　　[1]陳直.《居延漢簡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編,吳乃驤等校釋.《敦煌漢簡釋文》[M].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3]甘肅省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M].北京:中華書局,1991.
　　[4]甘肅省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簡》（排印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4.
　　[5]國家文物局主編.《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M]. 2009.
　　[6]胡平生.《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倉頡篇>殘片研究》[M].《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研究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勞幹.《居延漢簡考釋》[M].臺灣:臺灣出版社,1984.
　　[8]林永健等.《夢幻尼雅》[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5.
　　[9]羅振玉.《流沙墜簡小學術數方技書小學類考釋》[M].《流沙墜簡》[M].北京:中華書局,1999.
　　[10]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M].京都:京都東山學社, 1914.
　　[11]王國維.《王國維遺書》[M] .上海:上海古籍書店 ,1983. 
　　[12]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五）（影印本）[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13]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居延漢簡釋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乙編》（影印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論文：
　　[1]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J].《文物》.2011.
　　[2]北京大學新聞網.《北大收藏海外回歸珍貴西漢竹書總數達3300餘枚》[J/OL].2009.11.
　　[3]蔡偉.《北大漢簡《倉頡篇》札記》[D].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0.07.
　　[4]福田哲之.《水泉子漢簡七言本<倉頡篇>考—在<說文解字>以前的小學書中的地位》[J].出版地:島根大學教育部.2010
　　[5]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倉頡篇>》[J].《文物》.1983.
　　[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2009.
　　[7]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J].《文物》.1978.
　　[8]胡平生、韓自强.《<倉頡篇>的初步研究》[J].《文物》.1983 .
　　[9]胡平生.《漢簡<倉頡篇>新資料的研究》.[J]《簡帛研究》（2輯）[J].法律出版社,1996.
　　[10]胡平生.《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倉頡篇>》[J/OL].《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倉頡篇>之二》[J/OL].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2010.1.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水泉子漢簡<倉頡篇>札記》[J/OL].2009.11.
　　[11]梁靜.《由北大漢簡查考<倉頡篇>流傳中的一處异文》[J/OL].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1.7.
　　[12]梁靜.《由北大漢簡查考<倉頡篇>漢簡中的一處异文》[J/OL].簡帛網,2011.7.
　　[13]梁靜.《敦煌馬灣圈漢簡<倉頡篇>補釋》.[J/OL].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2.
　　[14]林素清.《倉頡篇研究》[J].《漢學研究》.1987,5輯 .
　　[15]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倉頡篇>漢簡》[J].《西域研究》.1998 .
　　[16]張存良,吳紅.《水泉子漢簡初識》[J].《文物》.2009.
　　[17]張存良.《水泉子漢簡七言本<倉頡篇>蠡測》[J].《出土文獻研究》,2010 .
　　[18]張海榮.《水泉子漢簡<倉頡篇>四支校釋——與張存良、胡平生諸先生商榷》.[J/OL].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2.
　　[19]張世超.<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啓示》.[J/OL].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3.
　　[20]朱鳳瀚.《北大漢簡<倉頡篇>概述》[J].《文物》.2011 .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13年11月7日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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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敦煌漢簡”是指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亞探險在敦煌發現的簡牘的合稱，隨著敦煌地區不斷發現新的漢代簡牘，“敦煌漢簡”一名已不再僅指斯坦因所發現的簡牘了。
[2]甘肅省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3]邢義田：《漢代<蒼頡>、<急救>、八體和“史書”問題》，《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
[4]裘錫圭：《談談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漢簡》、胡平生：《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蒼頡篇>殘片研究》，均收入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57-61頁、62-75頁。
[5]籾山明：《削衣、觚、史書》，《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93-98頁。
[6]張德芳、郝樹聲：《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漢簡未刊部份及其相關問題》，《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82頁。
[7]本文所說的“居延漢簡”即指1930年—1931年出土的1萬余枚簡牘。而在居延地區出土的漢簡遠不止這些，還有在1972—1974年出土的近2萬枚簡牘（包括在甲渠候官及甲渠塞第四燧兩地出土的“居延新簡”8千餘枚和在肩水金關出土的“肩水金關簡”1萬餘枚）以及1999—2001年出土的5百余枚簡牘（又稱爲“額齊納漢簡”）。一些學者爲了與“居延新簡”區別，也稱1930—1931年出土的居延漢簡爲“居延舊簡”。
[8]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京都：京都東山學社， 1914年。
[9]本文簡稱該版本爲“中華本”。
[10]本位簡稱該版本爲“文物本”。
[11]本文簡稱該版本爲“集成本”。
[12]胡平生、韓自强：《<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
[13]林永健等編：《夢幻尼雅》，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
[14]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15]張存良：《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 2010年1月。
[16]國家文物局主編：《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2009年3月，第121-124頁。
[17]韓巍：《北大珍藏西漢竹書》，《光明日報》，第013版，2013年。
[18]北京大學新聞網：《北大收藏海外回歸珍貴西漢竹書總數達3300餘枚》，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