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詔書之三品

作者:馬怡  發布時間:2014-06-27 08:56:31
　　提  要：在漢代，“詔書”這一名稱有廣義、狹義兩種用法。廣義之詔書，除詔書外，還包括策書、制書和誡敕（戒書）等多種御用文書；狹義之詔書，是指告諭性質的御用文書，此即蔡邕在《獨斷》中所說可分為“三品”的詔書，包括皇帝對官員的指示、對奏書的“制可”，以及由中央頒發的各種行政命令和文告等。漢代詔書之“三品”的劃分，是由詔書的形成過程來決定的。一件詔書，它與皇帝本人的關係越直接、密切，它的“品”也就越高。
　　關鍵字： 漢代  詔書分類  《獨斷》  漢簡   漢碑
　　 
　　 
　　在現存的漢代文獻中，皇帝的命令文書數量不少，其種類不一，內容重要。但是，由於這些命令文書往往是節錄，加之年代久遠，制度湮沒，致使其面目顯得含糊，給準確辨識帶來了困難。應當如何對它們進行分類，學者們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今日所見的漢代皇帝的命令文書係經過轉寫，已非原形，故不宜以文體形式來分類，而只能以“制詔內容”來分類。[1]另一種意見認為，皇帝所下的文書有策書、制書、詔書、誡敕等四種，但其中詔書和制書的區別不明顯，兩者在實際使用中並無嚴格的劃分。[2]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漢代的皇室文書泛稱詔書，細分則有策書、制書、詔書、誡敕之別。[3]
　　筆者認為，第一種意見有一定的道理，但嫌疏略。因為這些御用文書的樣式（包括文體）並非全然不可分辨，且樣式與內容有密切的關聯，研究前者有助於對後者的探討。第二種意見認為詔書與制書的區別不明顯，亦欠準確。因為廣義之詔書已包括了制書；狹義之詔書同制書相比，兩者在文書等級方面與功能方面皆有差異。第三種意見較為穩妥，但缺少相應的申說，也沒有對如何分類作進一步的討論。筆者認為，在漢代，“詔書”這一名稱有廣義、狹義兩種用法。廣義之詔書，可泛指一切御用文書，包括皇帝的策書、制書、詔書和誡敕（戒書）等；狹義之詔書，則指皇帝的告諭性質的文書，此即蔡邕在《獨斷》中所說可分為“三品”的詔書，包括皇帝對官員的指示、對奏書的“制可”，以及由中央頒發的各種行政命令和文告等。本文擬就漢代詔書之“三品”進行辨析，著重探討這三種不同等級的詔書的特徵與功能。
　　胡廣的《漢制度》和蔡邕的《獨斷》是研究漢代皇帝的命令文書及其分類的最基本的文獻。胡廣，東漢人，歷東漢安帝至靈帝六朝，曾任尚書郎、尚書僕射，典掌樞機多年，後官至太傅。《後漢書》本傳稱其“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除撰寫《漢制度》外，[4]他還曾為《漢官解詁》作注。[5]蔡邕，亦東漢人，其叔父蔡質是《漢官典職儀式選用》的作者。[6]蔡邕曾師事胡廣，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東觀。[7]《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謝沈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依以為志。”[8]胡廣和蔡邕都熟悉漢朝的典章制度，又有依承的關係，他們的記述應當是可信的。如果說《漢制度》與《獨斷》未必能總括兩漢制度的全貌，則其至少也應是東漢制度的反映。
　　茲將《漢制度》與《獨斷》中有關皇帝命令文書及其分類的記述迻錄如下。《漢制度》曰：
　　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它皆仿此。[9]
　　《獨斷》曰：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乗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誄諡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一尺木兩行，唯此為異者也。
　　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征為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逺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10]，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為戒勅也。世皆名此為策書，失之逺矣。[11]
將《漢制度》與《獨斷》兩相比對，見可印合處頗多，但前者簡略，後者稍詳。它們都將皇帝所下文書分為策書、制書、詔書、誡敕（或戒書）等四種。但《獨斷》稱詔書“有三品”，並分述其式，這是《漢制度》中所未見的。
　　詔書，據《漢制度》、《獨斷》記載，“詔，告也”；“詔書者，詔誥也”。《說文·言部》：“誥，告也。”徐鍇繋傳：“誥，以文言告曉之也。”[12]《釋名·釋典藝》：“詔書，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13]是詔書為告諭文書。“詔”字始見於秦。《說文通訓定聲》：“誥，告也。……至秦又造‘詔’字以當之。徐鉉補‘詔’入《說文》。”[14]《史記·秦始皇本紀》：“命為‘制’，令為‘詔’。”[15]里耶秦簡8-461:“王譴曰制譴。以王令曰以皇帝詔。承令曰承制。”[16]又，《漢書·高帝紀》五年條顏師古注引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17]是自秦漢起，唯有皇帝的告諭文書稱作詔書。
　　作為告諭文書的詔書，即狹義之詔書，其等級不及制書。前引《秦始皇本紀》曰“命為‘制’，令為‘詔’”；《漢制度》與《獨斷》皆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獨斷》又曰：“奉而行之名曰令。”是“命”、“令”有別，“制”、“詔”亦有別。《漢禮儀》：“天子稱尊號曰皇帝，言曰制，補制言曰詔。”[18]《增韻》：“大曰命，小曰令。上出爲命，下稟爲令。”[19]制度乃國家大綱，故以最高級的命令形式“制”來行之；而不屬於制度的“令”，則往往以“詔”來行之。[20]
　　從《獨斷》的記述看，要分辨漢代詔書的種類，應以“其文”（即詔書的用語）作為依據。如此理解雖有道理，但具體操作卻相當困難。因為現存的史料顯示，漢代詔書的用語及相關的分類情況，似乎不能够與《獨斷》的記述一一相合。實際上，用語只是詔書的局部表徵，在今日難得見到完整詔書的狀況之下，恐不宜將此作為唯一的依據。我們或許應換個角度來看待《獨斷》的記述。《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似是分類，實指等級。在漢代文獻中，以“品”來表示等級的例子甚多。如《漢書·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又《後漢書·循吏列傳》：“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21]故《獨斷》所謂詔書“三品”之“品”，當正如《漢書·匈奴傳》“給繒絮食物有品”條顏師古注：“品，謂等差也。”[22]
　　漢代詔書等級的劃分，應是由詔書的形成過程來決定的。換言之，一件詔書，它與皇帝本人的關係越直接、密切，它的“品”也就越高。對於狹義之詔書的“三品”，或許應這樣理解：第一品，皇帝直接下書給某官（即《獨斷》所謂“其文曰‘告某官官’”。按：疑此即《漢制度》之“告某官云云”）；第二品，臣子奏請，皇帝批覆（即《獨斷》所謂“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第三品，臣子奏請，無皇帝批覆而答曰“已奏，如書”，由有關官員下轉到相應的部門（即《獨斷》所謂“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總之，告諭性質的詔書共分三個等級：由皇帝親下，經皇帝批覆而下，奏聞皇帝而下。 　　 
　　由皇帝親下某官的詔書為第一品。據《獨斷》記載，“其文曰‘告某官官’（告某官云云），如故事”。然而在今存的漢代史料中，使用此文例的皇帝命令文書數量甚少，偶能見之。如：
　　 
　　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東觀記》）[23]
　　 
　　告豫州刺史馮煥：今  
　　常為效用，邊將統御
　　內以恩威撫喻，杜
　　去年鮮卑連犯鄣塞
　　（中略）
　　元初六年十二月（《賜豫州刺史馮煥詔》）[24]
　　 
以上，第一條是漢章帝的詔書，其對象是平陵令、丞，文例為“告某官”，同《漢制度》所述；第二條是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的詔書，其對象是豫州刺史馮煥，文例為“告某官某”，同《獨斷》所述。
　　依理推想，儘管現存的完整的漢代詔書不多、辨識困難，第一品詔書的數量似乎也不應如此之少。疑“告某官”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它可能涵蓋了幾種類似的文例，如“制詔某官”和“皇帝問某官”。
　　先看“制詔某官”。有不少學者將起首為“制曰”、“制詔”、“制詔某官”等帶有“制”字的皇帝的命令文書一律視作制書。[25]這種觀點或不夠妥當。誠然，在皇帝命令文書中，起首為“制曰”的，必是制書；起首為“制詔三公”（包括“制詔御史”）的，大約也都是制書。但在此之外，其它起首為“制詔某官”的皇帝命令文書就未必如此了。例如：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漢書·游俠傳·陳遵》）[26]
　　 
　　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漢書·武五子傳·昌邑哀王劉髆》）[27]
　　 
制詔酒泉大（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茭酒泉郡，其假□如品，司馬以下與將卒長吏將屯要害處，屬大守察地刑（形），依阻險，堅辟（壁）壘，遠候望。（《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242）[28]
　　以上，第一條是漢宣帝賜給太原太守陳遂的璽書，從內容看，是私信性質的詔書；第二條是漢宣帝賜給山陽太守張敞的璽書，是密令性質的詔書；第三條是漢宣帝下酒泉太守的詔書的片段，是軍事指令。[29]它們皆無關制度，不應是制書，而應屬狹義之詔書的第一品。
　　這裏要指出，制書之“制”，是指制度，如《獨斷》所謂“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而“制詔”之“制”，是指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和裁斷，義同“稱制”之“制”。《說文·刀部》：“制，裁也。”《呂氏春秋·禁塞》：“以告制兵者。”高誘注：“制者，主也。”[30]《漢書·高后紀》：“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漢書·陸賈傳》：“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顏師古注：“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31]故皇帝裁可臣子的建議時，稱“制曰可”；[32]使者奉皇帝旨意詔諭臣子時，稱“承制詔某官”；[33]皇帝直接向臣子下詔時，則可稱“制詔某官”。其實，《獨斷》中已有“漢天子正號曰‘皇帝’……其言曰‘制詔’”的說法。是皇帝之言皆可曰“制詔”。則“制詔某官”（不包括“制詔三公”、“制詔御史”）或與“告某官”類同。
　　此外，還有“皇帝問某官”。例如：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漢書·晁錯傳》）[34]
　　 
　　（宣帝）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漢書·趙充國傳》）[35]
　　 
　　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漢書·趙充國傳》）[36]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襃舉諸侯，稱引周﹑湯。以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劉欽）[37]
　　以上，第一條是漢文帝賜給太子家令晁錯的璽書，是對其上言兵事的“寵答”；第二條是漢宣帝致後將軍趙充國的“敕讓”之書；第三條是漢宣帝對趙充國奏書的回覆；第四條是漢元帝賜給淮陽王劉欽的璽書，表示寬大和訓誡。這四條“皇帝問某官（包括諸侯王）”之例，都是皇帝親下的詔書，亦當屬狹義之詔書的第一品。將用語“皇帝問某官”、“制詔某官（不包括三公、御史）”、“告某官”三者作比較，可見“皇帝問某官”略似書信，有尊重或榮寵的意味；“制詔某官”較為正式；而“告某官”在規格上或不及前兩者。
　　在以上所討論的九件第一品詔書中，至少有六件可確知是“璽書”（包括漢文帝賜給晁錯的璽書，漢宣帝賜給陳遂、張敞、趙充國的璽書，[38]漢元帝賜給劉欽的璽書等）。璽書，即鈐蓋了皇帝的印璽，或以皇帝的印璽封緘的文書。有學者認為璽書即制書，[39]此觀點或可商榷。誠然，據《獨斷》所述，除頒佈赦、贖令的制書外，皇帝所下的制書通常皆“璽封”，[40]但“璽封”並非制書所獨專，上引六件屬於“璽書”的第一品詔書即為其例。《漢官舊儀》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命用之；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皇帝）信璽，發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41]是皇帝有六璽，其用法有別。按此，可推知“璽書”當有多種，其功能與對象不同，所用印璽也不同。大約以皇帝本人名義而作，用皇帝印璽直接頒下，有專達對象的文書，皆為“璽書”。因此，第一品詔書有可能皆為“璽書”。
　　有研究者根據《獨斷》所謂“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認為“如故事”是此類詔書的結束語。[42]但實際情況未必如此。上文所舉諸條，無論是“告某官”、“制詔某官（不包括三公、御史）”，還是“皇帝問某官”之例，皆未出現“如故事”。而且從內容看，這些詔書中的大多數，即便全文俱存，也不大可能見其使用“如故事”之語。疑“如故事”在此恐非詔書用語，而是《獨斷》的作者對前一句“告某官”所做的說明，意思是“告某官”這種格式就如同以往的舊例。 　　 
　　經皇帝批覆而下的詔書為第二品。此類詔書由兩部分組成：前為臣子的奏書，後為皇帝的批覆。批覆通常作“制曰：可”，表示准許；或作“下……（某官）”，表示批轉某官。此類詔書的特徵明顯，容易識別，屢見於文獻和考古資料。文獻中的例子，如：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佈天下。”制曰：“可。”（《史記·孝文本紀》）[43]
　　 
　　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靈斯。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後漢書·和帝紀》）[44]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史記·三王世家》）[45]
　　 
　　（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漢書·朱博傳》）[46]
　　以上，第一條、第二條是臣子奏請、皇帝“制曰可”之例；第三條包括了兩件詔書，前者是臣子奏請、皇帝批轉“下某官”之例（此處為“制曰：下御史”），後者是“制曰可”之例；第四條也是臣子奏請、皇帝批轉“下某官”之例（此處為“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它們皆與《獨斷》所述相合。
　　傳世文獻中的此類詔書，其奏書部分往往是節錄，罕能見其全貌。而在考古資料中卻有一些格式、內容較為完整的例子，如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47]
　　[簡1]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太）常昌書言：大（太）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太）官抒井，更水、火，進鳴雞。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太）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別火（居延漢簡10.27）
　　[簡2]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燧）取火，[48]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長安、雲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日。臣請布。臣昧死以聞。（居延漢簡5.10）
　　[簡3]制曰：可。（居延漢簡332.26）
“元康”，漢宣帝年號；“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這是一件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通告夏至“更水、火”和“寢兵”等事項的詔書。[簡1]—[簡2]為御史大夫丙吉的奏書，[49]以“昧死言”開始，以“昧死以聞”結束。[簡3]為漢宣帝的“制可”，提行頂格書寫。
　　又如出土於肩水金關遺址的“永始三年詔書”（74.EJF1—8）：[50]
　　 
　　[簡1]丞相臣方進、御史臣光昧死言：
　　明詔哀安元[元]，臣方進、御史臣光：往秋郡被霜，冬無大，不利宿麥，恐民
　　[簡2]調有餘結（給）不足，不民所疾苦也。可以便安百姓者，問計長吏，守丞
　　臣光奉職無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方進、臣光前對問上計，弘農太守丞立
　　[簡3]郡國九轂（榖）最少，可豫稍為調給。立輔既言民所疾苦，可以便安
　　弘農太守丞立、山陽行太守事湖陵□□上□
　　[簡4]令堪對曰：富民多蓄田，出貸□□□移□
　　治民之道，宜務與本，廣農桑□
　　[簡5]來出貸，或取以賈販。愚者苛□
　　[簡6]來去城部流亡，離本逐末，浮食者□
　　與縣官並稅，以成家致富，開兼併之路。□
　　[簡7]言既可許，臣請除貸錢它物律。詔書到，縣、道官得取□
　　縣官還息與貸者，它不可許。它別奏。臣方進、臣光愚戇，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簡8]制：可。
　　 
“永始”，漢成帝年號；“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這是一件關於災後政策的詔書。[簡1]—[簡7]為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的奏書，[51]以“昧死言”開始，以“愚戇，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結束。“”表示殘斷，此處或當補“昧死請”或“昧死以聞”等字。[簡8]為漢成帝的“制可”，提行頂格書寫。
　　碑刻中的例子，如《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52]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五經，演《易繋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犬）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此詔書的格式完整。“元嘉”，東漢桓帝年號；“元嘉三年”，公元153年。這是為孔廟置百石卒史以掌主禮器的詔書。前為司徒吳雄、司空趙戒的奏書，[53]以“稽首言”開始，以“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結束。後為漢桓帝的“制可”，提行頂格書寫。文末有年、月、日及該日干支，寫明“奏雒陽宮”，可知該奏書在雒陽宮上呈皇帝。
　　又如《無極山碑》：[54]
　　光和四年□[七]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55]大（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
　　尚書：謹案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党范遷詣□□□為元氏三公神□，本初元年二月癸酉、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詔書出其縣錢，給四(時)祠具。去年五月，常山相巡遣吏王勳、三□[老？]弘褒詣三公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令勳、褒歸，□雨可得。三公山即與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交雨。……臣愚以為如巡言，為民來福，以祠祀為本。請少府給珪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詔書故事。報。臣耽愚戇，頓首頓首，上
　　尚書。
　　制曰：可。
“光和”，東漢靈帝年號；“光和四年”，公元181年。這是為無極山神建廟的詔書。前為太常陳耽、[56]丞敏的奏書。奏書以“頓首上尚書”開始，以“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結束，可知該奏書呈遞尚書。“尚書”提行定格書寫。後為漢靈帝的“制可”，亦提行頂格書寫。
　　以上幾件見於考古資料的詔書，其基本結構一致，但奏書部分所用的敬辭卻有差異。這些差異與時代和奏書的上呈方式相關。西漢時，敬辭用“昧死”，後來又加“愚戇”、“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東漢時，敬辭則用“稽首”和“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此與《獨斷》的記述大致相合：“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獨斷》說的是上呈皇帝的奏書中的敬辭。而在呈遞尚書的奏書中，“稽首”則改為“頓首”，並省減部分敬辭。在後文中，見於奏書的敬辭之例還有不少，其用法大抵如此。
　　此類詔書雖為第二品，但其內容卻往往很重要，甚至會關係到制度。例如，前引《史記》中《孝文本紀》所載漢景帝“制可”丞相等奏請允許郡國諸侯為文帝立廟的詔書、《三王世家》所載漢武帝“制可”眾朝臣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的詔書等。而臣子們的奏請，亦往往是奉皇帝命令進行討論後提出的建議。[57]有些第二品詔書最終成為律令。例如：
　　御史請諸出入津關者，詣入傳□□吏（？）里□長物色□瑕見外者及馬職（識）物關舍人占者，津關謹閱，出入之。縣官馬勿職（識）物者，與出同罪。制曰：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簡498—499）[58]
　　 
　　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置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為書告津關，來，復傳，津關謹閱出入。馬當復入不入，以令論。相國、御史以聞。制曰：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簡504—505）[59]
　　 
　　令丙苐（第）九
丞相言：請令西成、[成]固、南鄭獻枇杷各十至。不足，令相備不足，盡所得。先       告過所縣用人數，以郵、亭次傳。人少者，財助獻。起所為檄，及界，郵吏皆各署起、過日時。日夜走，詣行在所司馬門。[司馬門]更詣（？）大（太）官，[大（太）官]上檄御史，[御史]課縣留穉（遲）者。御史奏請許。
　　制曰：可。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松柏一號漢墓簡牘）[60]
　　 
　　長安敬上里公乘臣廣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廣知陛下神零，覆蓋萬民，哀憐老小，受王杖承詔。臣廣未常有罪，耐司寇以上……臣廣願歸王杖，沒入為官奴。臣廣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
　　制曰：問何鄉吏？論棄市，毋須時。廣受王杖如故。
元延三年正月壬申下。（《散見簡牘合輯》簡153—160，《王杖詔書令冊》）[61]:
　　 
　　大（太）皇大（太）后詔曰：往者陰陽不調，風雨不時，降農自安，不堇作[勞]，是以數被災害，惻然傷之……故建羲和，立四子，……時以成歲，……其宜囗歲分行所部各郡。
　　詔條
　　（中略）
　　敬授民時，曰：揚谷，咸趨南畝。
　　禁止伐木    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當伐者。
　　毋擿剿      謂剿空實皆不得擿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
　　毋殺幼蟲    謂幼少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
　　（中略）
　　·羲和臣秀、和叔[臣]晏等對曰：盡力奉行。
　　安漢公□□□太傅大司馬□昧死言：臣聞帝歲□□□□曆象日月……皇太后聖德高明權……臣謹?羲和四子所部京師、郡國、州縣，至……歲竟行所不到者，文對……牒囗。臣昧死請。
　　大（太）皇大（太）后[制曰]：可。（敦煌懸泉《四時月令詔條》）[62]
　　以上五條，從它們的內容和結構看，都是由臣子的奏書和皇帝（或太皇太后）的“制可”組成的第二品詔書。文中的“制曰”、“皇帝陛下”、“大皇大后”等皆提行頂格書寫。[63]第一條、第二條出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之《津關令》，該《津關令》包含了十餘件與此類似的詔書。第三條出自湖北荊州紀南鎮松柏村1號西漢墓，此係漢令之“令丙苐（第）九”的抄件。第四條出自甘肅武威磨咀子東漢墓《王杖詔書令》冊。該冊共收錄五件詔書，此係其中之一。其末簡署“右王杖詔書令”，可知這些詔書具有“令”的性質。第五條是在敦煌懸泉置遺址發現的《四時月令詔條》。這是一組文書：前半部分是大（太）皇大（太）后的詔書，從內容看，其性質當屬制書；後半部分包括月令五十條、“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關於派遣羲和四子督察各地奉行詔書的奏書和大（太）皇大（太）后的“制可”，其性質當屬狹義之詔書的第二品。前後兩件詔書構成了具有制度與法令意味的“使者和中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此即本組文書的題署。《史記·酷吏列傳》載杜周曰：“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64]以上幾例，或可與杜周之說相證。
　　附帶談到，在文獻中，有關於臣子上呈奏書而“報聞”的記載。有研究者認為，皇帝對奏書“可根據情況畫‘聞’”相報，“這種批示語與相應的奏書同樣也合而形成一份詔書”。[65]疑此說法未安。“報聞”並不一定是皇帝的回示。《漢書·東方朔傳》：“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顏師古注：“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66]在一般情況下，那些未被採納的奏書，應當是由有關部門來回覆上書者，告之已奏聞皇帝，此為“報聞”。被“報聞”的奏書，通常是不會形成詔書而頒行的。 　　 
　　奏聞皇帝而下的詔書為第三品。此類詔書規格最低，用於一般性行政事務，無須皇帝親自頒旨或裁定。按《獨斷》所述，“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可推知此類詔書的形成過程是：臣子呈遞奏書；尚書報告皇帝並批答奏書、照準所請，詔書遂成；最後由負責本項事務的官員將該詔書下發到相關部門。
　　尚書，官署名，亦官名，秦始置於宮中，職掌收發文書，傳達、記錄詔命章奏。西漢成帝以後，尚書定置五員，分曹治事，成為重要的宮廷政治機構。[67]東漢置尚書臺，職掌納奏、擬詔、出令，綜理政務。其長官為尚書令，秩千石，兼有宮官、朝官雙重身份，秩位不高而權重。[68]
　　尚書諸曹各有職司。《晉書·職官志》記載：“（漢成帝）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69]一說東漢為五曹，六人，見《通典·職官典·職官四·尚書上》：“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書二人、吏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70]
　　東漢有所謂“五曹詔書”，應是指這種由尚書臺批答、下發的詔書，即狹義之詔書的第三品。應劭曰：
　　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71]
　　又其所撰《風俗通》記載：
　　 
　　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九逸。[72]
宣達而至鄉亭的“五曹詔書”，其內容或與基層吏民有較為密切的關係。
　　現存的漢代文獻中的狹義之詔書，多屬第一、二品。這些詔書的等級相對較高，往往與大事、要政有關，因而為史籍所收錄。但是，由於漢朝實行集權統治，帝國龐大，行政繁忙，各類地方事務亦統歸中央控制，故奏聞皇帝而下的第三品詔書的數量實際上是很大的。今日稀見此類詔書的原因，是其未受史家關注而失載之故。儘管如此，我們仍可從各種史料中搜檢到它們的蹤跡。
　　居延漢簡中有這樣的記錄：
　　十二月三日
　　北書七封
　　其四封皆張掖大守章：詔書一封、書一封，皆十一月丙午起。詔書一封，十一月甲辰起，一封十一月戊戌起。皆詣居延都尉府。
　　二封河東大守章，皆詣居延都尉：一封十月甲子起，一十月丁卯起。
　　一封府君章，詣肩水。
　　十二月乙卯日入時，卒憲受不今卒恭。夜昏時，沙頭卒忠付騂北卒護。（居延漢簡502.9A,505.22A）[73]
　　 
　　十二月十二日
　　二封張掖大守章，一封詔書，十二月乙卯起，一封十二月丁巳起。四封皆府君章，其三封□□□（居延漢簡495.2）[74]?
　　以上，兩條簡文都是傳遞公文的記錄。第一簡記錄了十二月三日收發的七件公文，其中有三件是詔書。這些詔書皆鈐蓋了張掖大（太）守章，發出日期分別為十一月甲辰、十一月丙午、十一月戊戌，目的地是居延都尉府。甲辰至丙午是三天，丙午至戊戌是兩天，則從甲辰至戊戌的五天內，由張掖太守府發往居延都尉府的詔書計有三件。第二簡記錄了十二月十二日收到的公文，其中有一件（或兩件）是詔書，該詔書大約也鈐蓋了張掖大（太）守章。通過這些簡文，我們可以瞭解到漢代詔書在西北邊地傳送的一些情況：當時的公文傳遞頗為繁忙，詔書亦在其中；這些詔書在傳遞時無加急、專送等特殊處理；其數量似乎不少。由此看來，以上簡文所記錄的詔書有可能是“五曹詔書”，或者其中一部分是“五曹詔書”。
　　還有一些更具體的例子。例一，四川省昭覺縣的《光和四年邛都石表》：[75]
　　 
　　[正面]
　　領方右戶曹史張湛白：前換蘇示有秩馮佑轉為安斯有秩，庚子詔書：聽轉示部，為安斯鄉有秩，如書；與五官掾司馬蒍議請屬功曹，定，入應書時簿。下督郵李仁，邛都奉行。言到日，見草。○行丞事常如掾，○主簿司馬追省，府君教諾。○正月十二日乙巳，書□昌、延□（主？）。○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丙午，越嶲太守張勃，知丞事、大張□使者益州治所下，三年十一月六日庚子。○長常叩頭死罪，敢言之：詔書聽郡，則上諸、安斯二鄉復除，□齊□鄉及安斯有秩，詔書即日□□□勸農督郵書掾李仁，邛都奉行。勃詔□詔州郡，□□□死罪，敢言之。○□□□□□下庚子詔書，即日理判也。三月十四日丙午，詔書太守勃行于東。大官守長常叩頭死罪，敢言之。○使者益州□□□□治□□□□言□。○高官□□詔書，即日始君、遷里、□□□□□□□等十四里。○將十四里丁眾受詔，高米立石表。師齊，驅字彥新。
　　 
　　[側面]
　　越嶲太守、丞、掾奉書言：□□常□都□□□□□，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大官守長常□部曲、部勸農督郵書掾李仁，邛都□□□於詔書，書到，奉行務□□□□□□□詔書□」□□真□湛，書佐延主。
　　 
表文約400字，是一組文書，包括詔書和相關的下行文書、覆命文書，內容涉及更換鄉有秩、調動郡吏、復除上諸、安斯二鄉的賦役等。光和，東漢靈帝年號。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越嶲”，郡名，屬益州刺史部；“蘇示”、“邛都”，皆縣名，屬越嶲郡；[76]“上諸”、“安斯”，皆鄉名，當屬邛都縣。“領方右戶曹史”，吏名，疑屬尚書五曹之戶曹。[77]“領方”，掌領一方。[78]《漢官儀》曰：“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又曰：“左、右曹受尚書事。”[79]“鄉有秩”，吏名，掌一鄉人。[80]“督郵”，郡府屬吏，掌監屬縣，宣達教令。[81]表文所載“督郵李仁”、“勸農督郵書掾李仁”、“部勸農督郵書掾李仁”等，應為同一人，是在本郡邛都縣“奉行”詔書的郡吏。
　　表文中的“詔書”應就是“五曹詔書”。[82]此碑未見皇帝批奏所用的“制曰”、“制可”之文；其所載“庚子詔書：聽轉示部，為安斯鄉有秩，如書；與五官掾司馬蒍議請屬功曹，定，入應書時簿”等，皆公文套語；其內容屬一般性行政事務，且相當瑣細。由上述情況看，此“庚子詔書”可能是尚書五曹中的戶曹對越嶲太守所上奏書的批答文字。而這種由本曹回覆相關奏書的處理方式，以及批答文字中所使用的“如書”一語，也與《獨斷》所述第三品詔書的特徵“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大致相合。但在此例中，誰是“本官下所當至”之“本官”？是呈遞奏書、下傳詔書的越嶲太守，還是批答奏書的戶曹？因缺少更多的資料和證據，尚難判斷。  
　　例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83]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槀（稾）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
　　                                                                       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
這是弘農太守樊毅為請求免除華山下十里之內民眾“租田口筭”而呈遞尚書的奏書。文中，“尚書”皆提行頂格書寫。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洪适指出：“此碑全載光和二年十二月壬午奏牘，別無它詞。……雖不同孔廟卒史碑並載朝廷施行語，案後碑云‘上奏復賦，克厭帝心’，則知已從其請矣。”其說是。該奏書是呈遞尚書的，既刻諸碑石，顯然其請求已獲允准。奏書的內容無關要政，碑文中亦未見皇帝之“制可”，可知它應當是由尚書允准和批答的。尚書的批答連同奏書便形成詔書，此即“五曹詔書”。奏書稱：“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筭，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是樊毅在提出請求之時，已表明自己要及時、盡力地奉行和宣達詔書。或因尚書的秩位不高，加之對該奏書的批答無非是套語，如《獨斷》所述“已奏，如書”之類，故此碑不錄。但該奏書的性質卻由此而發生了變化，成為詔書的組成部分，故刻諸碑石，向世人宣示。
　　例三，《魯相史晨祀孔子廟奏銘》：[84]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甯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聖，仰瞻榱桷，俯視幾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余□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這是魯相史晨請求為孔子廟增祀而呈遞尚書的奏書。文中，“尚書”、“朝廷”皆提行頂格書寫。建甯，東漢靈帝年號；建寧二年，公元169年。該奏書和上例弘農太守樊毅的奏書相似，[85]也是先呈遞尚書，後刻諸碑石，這說明它也獲得了允准。在碑文中，同樣沒有皇帝之“制可”，這表明它也是由尚書允准和批答的。尚書的批答使該奏書轉化為詔書的組成部分，故向世人宣示。
　　例四，甘肅省甘谷縣出土的《甘谷漢簡》：[86]
　　 
　　[簡1]延熹元年十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宗正臣柜、丞臣敬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柜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永壽三年三月十六日，蜀郡大守稙書言：乙酉示章詔書：宗室、
　　 [簡2]諸侯五屬內，居國界，有罪請；五屬外，便以法令治。流客雖五屬內，不得行復除。宗室劉槐、劉直，自訟為鄉縣所侵，不行復除。稙到官勸耕桑，槐、直等駱驛愬（訴）訟。當如永和六年庚午詔書，
　　[簡3]謁以補正。
　　（中略）
　　[簡18]等令酉為□曹華史許秉□上請□□鞌
　　□錢其□□□□□吏責
　　[簡19] □□□□詔書，宗室有屬、屬盡，皆勿事。乃令……勿令為吏。
　　詔書，發郡縣士，或收宗室屬盡錢，或不明……復除?
　　[簡20]四月七日丙子，[87]涼州刺史超使告部漢陽從[事]史忠等：[88]移
　　郡國大（太）守、都尉，寫移，書到檢案，奉行右言。被書後五日，如宗正府書律令。
　　[簡21]鞌□□□□尉吏如為□文無舊典，
　　[簡22]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巳，涼州刺史陟使下郡國大守、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各實核誰，為州集簿。……如律令，書到言。
　　[簡23]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三）日壬午，漢陽大守濟、長史億下冀中西部督郵曹掾術亮、史敘、屬縣令長：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各實所部正處，書到言，如詔書律令。
　　 
這是一份請求維護宗室人員權益的文件及其下行文。“延熹”，東漢桓帝年號；“延熹元年”，公元158年。此批木簡已經殘斷，但諸簡背面皆有編號，故可確定它們屬於同一簡冊，並可確定簡序。[簡1]—[簡18]為呈遞尚書的“宗正府書”，是宗正（劉）柜[89]等報告各地宗室人員權益受侵、要求依照以往詔書給予優待的奏書。[簡19]的情況較為複雜，需稍加辨析：該簡的位置在下行文之前，通常這裏是批答奏書的位置；該簡的簡文至少有兩次提到了“詔書”，內容重要，因而有可能是批答奏書的詔文，惜已失其完貌。[簡20]—[簡23]，皆該文件的下行文。
　　因木簡殘斷而導致的文字缺損給研究這份文件帶來了困難。不過，從該文件的內容和結構看，它不是由皇帝親下的第一品詔書。該文件的前半部份是奏書，但在批答奏書的位置未見皇帝之“制曰”、“制可”，因此它也不像是由皇帝批覆的第二品詔書。該文件中的奏書是“上尚書”的，其內容較為瑣細；批答文字處雖有缺損，但如前所述，見其兩次提到了“詔書”；而它的兩級下行文（[簡22]、[簡23]）中又都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之語，故該文件很可能是一件由“上尚書”的奏書與尚書的批答所形成的詔書，即第三品詔書。
　　通過對《光和四年邛都石表》、《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魯相史晨祀孔子廟奏銘》、《甘谷漢簡》等4例所作的分析，可知這幾件第三品詔書具有下述的特徵：1、詔書起始於呈遞尚書的奏書（見例一、例二、例三、例四，但例一沒有直接的證據）；2、奏書的內容較為瑣細或無關要政，所請都獲得了允准（見例一、例二、例三、例四）；3、詔書中沒有皇帝“制曰”、“制可”之類的批覆（見例一、例二、例三、例四）；4、對奏書的批答的文字簡明扼要，使用公文套語（見例一，其它各例情況不詳）；5、它們被稱作“詔書”（見例一、例二、例四）。上述幾點，在相關史料稀少而零散的現況下，或可將其作為尋找和辨識此類詔書的綫索。
　　 
　　漢代詔書的分類是個既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充分利用有關的傳世文獻和各種考古資料，將它們結合起來，建立研究的基礎；以特徵、性質不同的詔書為考察對象，著重探討它們的形成過程；將詔書與皇帝本人的關係作為判定詔書之等級的標準，這或許是解決該問題的一個思路和辦法。
　　 
　　附記：本文的初稿曾以《漢代詔書的分類》為題，發表於日本秦漢史學會、日本愛媛大學主辦的“第20屆日本秦漢史年會”（2008年，日本，松山）。2009年6月二稿。2013年1月三稿。
　　 
　　（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65—83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6月26日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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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第三篇第一章《漢代制詔的形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5—190頁。
[2]例如薛英群《漢簡官文書考略》，《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262頁；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58頁。
[3]見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5頁。汪桂海的說法略同，見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頁。
[4]《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李賢注、《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在徵引《漢制度》時，皆稱“胡廣《漢制度》曰”，可知胡廣是《漢制度》的作者。見《後漢書》第2546頁、第3630頁。按本文所引《後漢書》，皆中華書局標點本。
[5]《後漢書》卷44《胡廣傳》：“所著詩、賦、銘、頌、箴、吊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見第1511頁。《隋書》卷33《經籍志》：“《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見第967頁。按本文所引《隋書》，皆中華書局標點本。
[6]《後漢書》卷60《蔡邕列傳》，第2001頁；《隋書》卷33《經籍志》，第968頁。
[7]《後漢書》卷60《蔡邕列傳》，第1990頁。
[8]《後漢書》志第4《禮儀上》，第3101頁。
[9]《後漢書》卷1《光武帝紀》李賢注引，第24頁。
[10]“告某官官”，《唐六典》卷9“中書令”條引蔡邕《獨斷》作“告某官某官”。[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第274頁。
[11][漢]蔡邕：《獨斷》卷上，《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淵閣本，  第850冊，第76-78頁。
[12][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繋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45頁。
[13][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6《釋典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16-317頁。
[14][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本，第287頁。
[15]《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36頁。按本文所引《史記》，皆中華書局標點本。
[1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釋文第33頁。
[17]《漢書》卷1《高帝紀》，第53頁。按本文所引《漢書》，皆中華書局標點本。
[18][漢]應劭：《漢官儀》卷上引《漢禮儀》，[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第124頁。
[19][宋]毛晃：《増修互注禮部韻略》卷4《去聲》。《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韻書之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淵閣本，第237冊，第533頁。
[20]徐望之認為：制與詔，惟天子乃得用之，其次皇后、太子之言始得稱令，是古代之令不敵命之又一佐證。徐望之：《公牘通論》，《民國叢書》第三編44冊，上海書店，1991年影印本，第50頁。
[21]《漢書》卷24《食貨志》，第1164頁；《後漢書》卷76《循吏列傳·秦彭》，第2467頁。
[22]《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第3773頁。
[23]《後漢書》卷24《馬援列傳》注引，第850頁。
[24][宋]洪适：《隸釋•隸續》卷15《賜豫州刺史馮煥詔》，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157頁。
[25]如王國維《敦煌所出漢簡跋一》，《觀堂集林》卷17《史林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522頁；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第170-173頁；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第31頁；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第25頁。
[26]《漢書》卷92《游俠傳·陳遵》，第3709頁。
[27]《漢書》卷63《武五子傳·昌邑哀王劉髆》，第2767頁。
[28]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 1984年，第47頁。
[29]王國維認為，“此宣帝神爵元年所賜酒泉太守制書”。見王國維《敦煌所出漢簡跋一》，《觀堂集林》卷17，第521頁。疑未安。
[30]《呂氏春秋》卷7《孟秋紀·禁塞》，《諸子集成》（六），中華書局，1986年，第70頁。
[31]《漢書》卷3《高后紀》，第95頁；卷43《陸賈傳》，第2116頁。
[32]“制曰可”之例，詳下文。
[33]“承制詔某官”之例，如《漢書》卷78《蕭望之傳》，第3280頁；《後漢書》卷16《寇恂傳》，第620頁。
[34]《漢書》卷49《晁錯傳》，第2283頁。
[35]《漢書》卷69《趙充國傳》，第2979—2981頁。
[36]《漢書》卷69《趙充國傳》，第2992頁。
[37]《漢書》卷80《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劉欽》，第3316頁。
[38]據《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征羌時，宣帝頻賜璽書，如“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語未卒，璽書報”。本節所引的兩件，應當也是璽書。
[39]王國維認為璽書即制書，並以漢宣帝“制詔太原太守（陳遂）”的璽書為制書之例。見王國維：《敦煌所出漢簡跋一》，《觀堂集林》卷17，第521頁。
[40]應劭《漢官儀》卷上：“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41][漢]衛宏：《漢官舊儀》卷上，[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第30—31頁。
[42][日]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第169頁；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行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348頁；又見所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中華書局，2011年，第394—395頁。另，汪桂海指出，“如故事”是此類詔書的結束語，但並不一定普遍使用，見所著《漢代官文書制度》，第32-33頁。
[43]《史記》卷10《孝文本紀》，第436頁。
[44]《後漢書》卷4《和帝紀》，第167頁。
[45]《史記》卷60《三王世家》，第2105-2110頁。
[46]《漢書》卷83《朱博傳》，第3407頁。
[47]此詔書諸簡的編排，參[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第一篇《冊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9—20頁；釋文參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48]“除（？）燧”，陳夢家、于豪亮釋作“陰燧”。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第164頁。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第181—183頁。
[49]其時丙吉為御史大夫、蘇昌為太常、魏相為丞相，見《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第803-806頁。
[50]本冊書的圖版，見《簡牘學研究》第4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釋文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02—104頁。該詔書的下行文中有“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戊辰”之句。
[51]其時翟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見《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第835頁。
[52][宋]洪适：《隸釋·隸續》卷1，第17—19頁。
[53]其時吳雄為司徒，趙戒為司空。見《後漢書》卷7《桓帝紀》，第297、298頁。
[54][宋]洪适：《隸釋·隸續》卷3，第44—45頁。
[55]“七月”，據陳垣《朔閏表》補。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第40頁。
[56]其時陳耽為太常，見《後漢書》卷8《靈帝紀》，第346頁。
[57]大庭脩認為，將皇帝的命令、朝臣的答申及皇帝最終的“制可”相合，是為詔書形式之一。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第174—178頁。
[58]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7頁。
[59]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07-208頁。
[60]荊州博物館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0頁。
[61]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17頁。
[62]中國文物研究所等：《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第4-8頁。
[63]第一條、第二條簡文中的“”的作用，相當於提行另書。
[64]《史記》卷122《酷吏列傳》。《集解》《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第3153頁。
[65]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第34頁。
[66]《漢書》卷65《東方朔傳》，第2841頁。
[67]《宋書》卷39《百官志上》：“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第1233頁。《晉書》卷24《職官志》：“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第730頁。按本文所引《宋書》、《晉書》，皆中華書局標點本。
[68]《後漢書》卷46《陳寵附子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第1565頁。《後漢書》卷49《仲長統傳》：“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 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第1657頁。應劭《漢官儀》卷上：“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秩千石。……其三公、列卿、〔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回車豫避。”並參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第1章第2節，中華書局，1993年；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第3章第2節，齊魯書社，2007年。
[69]《晉書》卷24《職官志》，第730頁。
[70][唐]杜佑：《通典》卷22《職官四·尚書上》，中華書局，1988年，第601-602頁。
[71]《後漢書》卷48《應奉列傳附子應劭傳》，第1613頁。
[72]《太平御覽》卷593《文部九》引應劭《風俗通》，中華書局，1960年，第2670-2671頁。
[73]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599-600頁。
[74]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592頁。
[75]吉木布初、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和石闕殘石》，《考古》，1987年第5期，第434—437頁。
[76]見《漢書》卷28《地理志》，第1600頁。
[77]有研究者以為此“戶曹史”是郡縣戶曹小吏，見吉木布初、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和石闕殘石》，第435頁。疑未安。
[78]《後漢書》卷80《文苑列傳》：“據守敦煌，並域屬國，一郡領方。”第2600頁。
[79][漢]應劭：《漢官儀》卷上，[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第141頁。
[80]《後漢書》志第二十八《百官五》：“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 第3624頁。
[81][漢]應劭：《漢官儀》卷上：“督郵、功曹，郡之極位。”第153頁。
[82]吉木布初、關榮華指出：表文中的“詔書”是以“五曹詔書”的形式頒發，由督郵下達。見吉木布初、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和石闕殘石》，第437頁。其說是。
[83][宋]洪适：《隸釋·隸續》卷2，第28頁。
[84][宋]洪适：《隸釋•隸續》卷1，第23頁。
[85]洪适認為：“此亦奏牘，乃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樊毅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宋]洪适：《隸釋•隸續》卷1，第24頁。
[86]本冊書的圖版，見張邦彥：《甘谷漢簡摹本》，《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何雙全：《簡牘》，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47頁圖9。釋文見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第5-8頁；並參何雙全《簡牘》，第46-48頁。
[87]“四月七日丙子”，《散見簡牘合輯》作“十月廿日丙子”；張邦彥作“十月廿日丙子”；何雙全作“□月二十日丙子”。分見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第8頁；張邦彥《甘谷漢簡摹本》；何雙全《簡牘》，第48頁。今據圖版改。
[88]“從事史忠等”，《散見簡牘合輯》原誤作“從史忠等”。今據圖版改。
[89]柜通矩；（劉）柜，應即劉矩。《後漢書》卷76《循吏列傳·劉矩傳》：“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參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