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綜述及展望

作者:劉曉蓉  發布時間:2015-06-22 20:30:11
　　摘 要：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六座墓穴中發掘出西漢簡牘，四十二年來，對鳳凰山西漢簡牘的研究論著較多。本文結合歷時及共時層面分析發現，學者對鳳凰山簡牘的研究可以分爲發軔期、發展期、繁榮期三個階段。對鳳凰山研究現狀作分期述評及展望鳳凰山研究的廣闊前景，旨在對以往學術研究進行脈絡梳理，避免某些問題的重複性研究，從而拓寬後期研究視野，爲鳳凰山簡牘研究朝縱深方向發展提供參考。
　　关键词: 江陵凤凰山；西漢簡牘；研究综述；展望
　　 
　　一、引言
　　1973 年秋至 1976 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發掘的六座漢墓裏，發現了634枚西漢簡牘，對這批簡牘命名，有“鳳凰山漢墓竹簡”、“江陵鳳凰山西漢竹簡”或“鳳凰山西漢簡牘”等。簡牘內容豐富，主要有“‘告地下官吏書’、‘遣策’、‘鄭里廩簿’、‘鄭里戶籍簿’、‘市陽里徵收田租簿’、‘中舨共侍約 ’、‘平里和稾上的芻稿簿’等等”。^[1]涉及賦稅、徭役、戶籍、借貸、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文書，對研究西漢社會經濟具有極高的價值。
　　鳳凰山西漢簡牘從1973年發掘到現在已歷經了40多個年頭，許多專家和學者對鳳凰山簡牘研究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部分成績。但是，對於鳳凰山漢墓竹簡研究的具體成果有多少，發展到了什麼程度，還沒有一個整體把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見到有關鳳凰山漢墓簡牘總體研究狀況的介紹性文字，這種狀況對於鳳凰山漢墓竹簡的進一步研究勢必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我們整理這42年來前賢對鳳凰山漢墓竹簡取得的研究成果，全面瞭解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狀況，對鳳凰山研究分歷史階段作述評及展望鳳凰山研究的廣闊前景，旨在對以往學術研究進行脈絡梳理，避免某些問題的重複性研究，從而拓寬後期研究視野，爲鳳凰山簡牘研究朝縱深方向發展提供可茲參考的材料。
　　下面我們結合歷時及共時層面對鳳凰山研究作一分期研究述評，並展望鳳凰山研究的廣闊前景。
　　二、鳳凰山西漢簡牘分期研究
　　四十二年來對鳳凰山研究的重要成果，根據出土文獻發掘整理、研究進展和學術研究發展，利用歷時及共時層面分析,發現可以分爲發軔期、發展期、繁榮期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軔期（1973－1979年）
　　第一个阶段为 1973－1979年，爲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的發軔期。江陵鳳凰山這批簡牘合計634枚，數量較多，內容豐富，據考古專家確定爲西漢文景之間實物。1973 年秋，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學員發掘了八號、九號、十號墓，公佈了出土的430多枚竹简内容和圖版，其內容爲为契约、账册、遣策。此簡報的公佈標誌鳳凰山汉墓簡牘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发轫期”。
　　第二年，弘一發表《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06期）。隨着挖掘的深入，一系列發掘簡報發表，如：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撰寫的《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第 6 期）、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撰寫《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9期）、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撰寫了《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 年第10期）。早期對單個墓穴的文字釋讀以裘錫圭先生《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2]和金立先生《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3]兩篇爲佳。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出土了一件漆盾,平面呈龜腹甲形,長32、寬20.1厘米，與該墓同出竹簡所記“龜循”匹配。李家浩《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龜盾”漆畫試探》（《文物》1974 年第 6 期）一文從文字、音韻、文化藝術等角度進行了論證。
　　1975年一六八號漢墓出土了一件竹製天平衡稈，上有四十二个墨书文字，時隔兩年後，黃盛璋^[4]及華泉、锺志成^[5]各自撰文，對墨書的釋讀展開了劇烈談論，意見不盡相同。這一時期，在專題研究上亦有所收穫，如武漢大學曆史系《中國古代史稿》編的《從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漢簡看文景時期的賦役政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1975年05期 ），從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結合文獻,論證了田租、人頭稅和徭役是漢代封建國家對農民進行經濟剝削和掠奪的主要形式。舒之梅《從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墓看漢初法家路線》（《考古》1976年01期）一文，探討了漢初推行法家路線的一些重要措施，了解到漢初法家路線的階級局限性。陳直《關於“江陵丞”告“地下丞”》（《文物》1977 年第 12 期）。黃盛璋在《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曆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發現：“這批簡牘屬於漢初,對於研究漢代社會經濟、曆史地理和文字演變等都有很重要的價值；特別是10號墓所出有關商販組織和表明各種剝削關系的契約和賬冊等,不僅為漢代記載所無,而且在考古上也可以說是第一次發現。”^[6]另有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編的《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遣策考釋》（《文物》1976 年第 10 期）；沙孟海對10號漢墓出土的一枚題為“中服共侍約”的“共侍”兩字進行首次解讀，認爲“共侍”即爲“共偫”，意爲“儲物待用”^[7]。
　　在這一階段，6年中共發表了 15篇論文，年均約2.5篇。本階段論文主要是對鳳凰山漢墓簡牘的部分釋文以及少數篇章的初步研究，研究所涵蓋的內容以挖掘、整理報告爲主，還比較狹窄，所涉人員的範圍也相對狹小，但是勢頭強勁，貢獻甚巨。 總之，這一階段對鳳凰山西漢簡牘的研究正處在一個即將快速發展的准備階段。
　　（二）、第二階段：發展期（1980－2001年）
　　第二个阶段为 1980－2001年，是鳳凰山西漢簡牘整理与研究的“發展期”。
　　1980年骈宇骞在《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释读》一文里，比較了黃盛璋、華泉及鐘志成的觀點，結合圖版考證四十二個文字，得出釋文爲：“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劾（刻）曰‘四朱（铢）’，两端﹝等﹞十。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繇。里家十日。《﹝金﹞（？）黄（衡）律》。”^[8]該文論證翔實，釋文爲簡體是其遺憾。另有杜金娥的《谈西汉称钱衡的砝码》（文物 1982 第8期）。這篇文章綜合部分學者前期研究成果，結合其他出土文獻進行論證，拉開了鳳凰山簡牘研究進入第二階段“發展期”的序幕。
　　對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的一枚題為“中服共侍約”的“服”字的解釋,眾說紛雲。有的將“服”字釋為服役,有的釋為 “販”字,黃盛璋《關於“中舨共侍約”牘文的辨正》考證：“根據契約規定各項看，其內容皆爲商販之事，因此‘舨’就是‘販’，大概是可以肯定的。”（《江漢考古》1991 年第 2 期） 姚桂芳在《江陵鳳凰山 10 號漢墓“中服共侍約”牘文新解》中認爲：“‘中服共侍约’是一份约之封面的标题，而‘中服共侍约’ 应是一个区域性中型规模管理物资储备调配的组织。”^[9]對簡牘中具體文字、詞彙及某一枚簡牘文義進行考釋的文章還有：孫機的《江陵鳳凰山漢墓簡文“大柙”考實》（《文物》1986年第11期）；楊劍虹《“江陵漢簡”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江漢考古》1992 年第 1 期）；彭浩《鳳凰山漢墓遣策補釋》（《考古與文物》1982 年第5期）。
　　對鳳凰山漢簡從經濟制度、農業、喪俗、地理、文書、美術等角度進行研究的文章有5篇：高敏《從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看漢代的口錢、算賦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陳振裕《從鳳凰山簡牘看文景時期的農業生產》（《農業考古》1982 年第 1 期）；丁華《江陵鳳凰山漢簡所反映的俑類隨葬狀況》^[10]；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與歷史地理研究》（《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6 月）；黃盛璋《發往地下的文書—告地策》（《文物天地》1993 年第 6 期）。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李孝林先生從史學角度，對鳳凰山簡牘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撰寫了相關史學文章計4篇：《世界會計史上的珍貴資料—江陵鳳凰山 10 漢墓簡牘新探》（《江漢考古》1983 年第 2 期）；《從江陵 10 號墓簡牘研究漢初賦稅史》（《江漢考古》1990 年第 1 期）；《江陵 10 號漢墓簡牘統計史料研究》（《西安統計學院學報》1994 年第 2 期）；《世界罕見的賦稅史實物—鳳凰山 10 號漢墓簡牘新探》（《重慶工業管理學院學報》1997 年第 5 期）。
　　據筆者的統計，20年間共有18篇（部）論著發表或出版，年均約0.9 篇
　　（部）。在這一階段，研究的內容和主題全面而廣泛，在文獻學、語言學、軍事學、文字學、 曆史學與經濟學等許多個學科領域全面推進， 而且研究單位和個人分布範圍也相當廣，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及日本學者都參與了進來。本階段對鳳凰山漢墓簡牘的研究篇數較之第一階段有所下降，但在研究內容的涵蓋面上較第一階段更爲廣闊，研究單位和個人的參與度上也在緩慢提高。
　　（三）、第三階段：繁榮期（2002－2015年）
　　第三個階段為 2002 年至今，以彭浩主編《鳳凰山漢墓簡牘》（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年 7 月）的出版為起點，進入了對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的“繁榮期”。
　　江陵鳳凰山遣策內容豐富，是研究西漢名物、民俗尤爲重要的資料。李家浩在《读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札记三则》（《中国文字学报》2008年1期）一文中，結合有關文獻，對其中遣策部分的四種器物名稱進行了考釋，提出了個人與學術界不同的意見。田河《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遣冊校釋》（甘肅省文物局主辦：《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打印本）2011 年 8 月）。另有兩篇學位論文：魏灵水《汉墓出土遣策选释》（安徽大学碩士論文，2006年），張一諾《江陵鳳凰山漢墓遣策集釋》（首都师范大学碩士論文，2011）。张一诺匯集歷年来学者对凤凰山汉墓遣策所作的直接或间接的考释、研究成果，西漢遣策集釋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材料。
　　從1973年發掘至今，學者們對鳳凰山西漢簡牘的專題專項研究就沒停止過，這一時期，還有藉助鳳凰山簡牘而展開的其他學科研究，如：陳彥良《江陵鳳凰山稱錢衡與格雷欣法則—論何以漢文帝放任私人鑄幣竟能成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08年第2期，205－241頁；黨曉虹《鄉規民約何時出現：一個關於鄉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 第1期 88-92頁。這一時期著述更豐，如：對文書進行研究的有楊際平的《鳳凰山十號漢墓據“算”派役文書研究》（《曆史研究》2009年06期），該文聯系安徽天長西漢墓1號木牘的《算簿》和《九章算術》據算遣徭的算題,推測該簡冊是基層行政組織據算派役的簡冊；凌文超《江陵凤凰山9号墓三文书考证》（《简牍学研究》2014年）一文通過訂補、考證江陵鳳凰山9號西漢墓出土的三塊木牘釋文，揭示了三件官文書的內容及行政運作方式。秦開鳳的《漢代算賦定額的探討》（《晉陽學刊》2004年4期），通過計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中記載的作為算賦用途之一的吏俸,得出簡文中征收吏俸的數額與文獻記載的賦錢用於吏俸的數額基本相符,補充證得漢初算賦征收是有每算四十的定制。汪锡鹏《称钱衡、法钱和古代的货币管理》（中国城市金融 2008 第10期）。张文瀚《告地策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 第1期 P5-12），則梳理了以往前賢對鳳凰山告地策的研究情況。這一珍貴資料也引起了外國研究者的重視，如2002年佐原康夫的《江陵凤凰山汉简再考》（《东汉史研究》第61卷第3号，平成14年12月），對鳳凰山“葬送文書類”、“一0號墓出土簡牘”、“里正和鄉里社會”展開了詳細探討。
　　簡牘語言文字及集釋研究在各個時期成果都較多，貢獻也較大。如陈淑珍，田河在《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六号牍校释》一文里，对六号牍作了校释,并对汉代遣册与告地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了論述。^[11]這一階段突出表現在以下3篇學位論文。王鳳的《秦漢簡帛文獻文化詞語匯釋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論文，2014年）。鑑於四十年來各家對出土簡帛文字研究的巨大成果，楊一博的《出土漢代簡帛文字研究綜述（1914-2013）》（吉林大学硕士論文，2014）值得一提。這是一篇綜述性碩士研究論文，該文從1914年王國維、羅振玉所著《流沙墜簡》追溯至今，在文字學理論框架下進行全面分類梳理，較為完整地勾勒出出土漢代簡帛文字研究的發展脈絡及研究現狀，其中收錄了部分鳳凰山漢簡文字研究論著，為簡帛學的斷代分類研究提供一定的資料參考價值。評述了部分對遣策及文書中的個別字詞進行考證研究之作的優劣，皆有獨到之處，可茲研究者參閱。章水根的《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集釋》（吉林大学碩士論文，2013）。該文首先介紹鳳凰山漢墓簡牘的出土、整理情況以及主要內容，其次對鳳凰山漢墓簡牘的圖版及著錄情況進行對比整理，最後對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扼要的綜述，包括釋文的整理、具體文字的釋讀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整篇文章浑然天成，条理清晰，便于研究者检阅。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在深入研究和整理這批簡牘，2012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此書集中簡報內容和簡牘圖版及專家學者的釋文。尤其是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由中華書局出版，繁体竖排精装共3册，200千字，236页，收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江陵楚纪南城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共634枚简牍。這部書可謂鳳凰山研究之集大成者，對六座墓之釋文分別由彭浩、李家浩、裘錫圭、姚孝遂（及陳雍）、陳振裕及李天虹等諸位先生，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作了手寫釋文。該书按照简牍的照片、摹本、释文編排，對初接觸簡牘者來說，體例完備，便於圖版與文字及釋文的比照。
　　在這13年中，發表了相關研究論著20篇（部），年均爲1.5篇（部）。這一時期對鳳凰山的研究，專書、專題研究尤爲突出。與前兩期比較，數量雖然不多，但拓展較寬，在各個領域都有突破性進展，如歷史、地理、經濟、民俗等，不勝枚舉。這一時期，是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的繁榮期，在廣度及深度上都取得了更大的進步。
　　（四）、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整理
　　湖北江陵鳳凰山簡牘研究是西漢簡牘研究的一個亮點，由於發掘科學，一批簡冊保存了出土的原貌，為簡牘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四十二年來，國內外學術界紛紛撰寫論著進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由上分析三個階段成果，我們得出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論著的總體數量，如圖1所示：
　　圖1  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論著分期及數量曲線圖
　　
　　從上圖發現，國內外衆多學者圍繞這批簡牘，掀起了數次研究熱潮，四十二年來共發表相關論著53篇（部），年均1.3部（篇），每一階段論著分部如下表：
　　表1 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階段學科分部表
　　
　　 
　　我們發現，對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語言文字學研究著述最多，共計19部（篇），佔總數36%，這與鳳凰山西漢簡牘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價值不無關系。 簡牘埋藏地下近兩千年，其間沒有經過後人的改易，相當好地保存了當時語言文字的原貌，是研究當時語言文字使用狀況的最好、最真實的材料，在漢語史的研究中具有相比傳世文獻更高的使用價值。
　　同時我們還發現，與同期其他簡帛研究對比，數量相對較少，如銀雀山漢簡出土時間僅比鳳凰山早一年，但43年來對其研究的論著數量達400篇（部）之多^[12]。對鳳凰山的研究僅從數量上來看，顯得十分可憐，當然這與鳳凰山漢簡內容以契约、账册、遣策、文書爲主有關，也以銀雀山漢簡內容爲文學類有相當大的關係。正因爲如此，學者們更應充分重視這一材料，藉助鳳凰山簡牘的特殊價值，對西漢政治、經濟、民俗等進行深入研究。
　　總之，從考古成果的初步報道到發掘簡報的正式發表,從研究論文的大量湧現到研究專著的先後出版，鳳凰山簡牘的研究呈現出“發軔期、發展期、繁榮期”三個歷時階段，每個階段研究逐步深入，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我們同時也發現，一些匯編在校勘、標點和注解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這既體現了學者在這一方面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 同時也可看出在其它方面的研究相對欠缺。
　　四、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展望
　　有效的成果歸納和恰當的學術研究脈絡梳理，一方面能夠避免對某些問題的重複性研究，另一方面能夠在前人基礎上總結得失，拓寬研究視閾。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们应當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以期鳳凰山簡牘研究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科學。
　　第一，繼續加強相關基礎性研究。近年來，盡管鳳凰山西漢簡牘研究已經收獲了極多成果，各部分內容及不同學科角度的研究趨於平衡。繼續加強鳳凰山西漢簡牘的基礎性研究，尤其是通過全面分析其文字、詞匯和語法等的特點來認識當時的語言狀況，價值意義仍然很大。應該繼續重視鳳凰山西漢簡牘本身所具有的文獻學、語言學、曆史學、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價值，實現以全部內容為基礎材料從不同學科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同時在文學、哲學、法律學、人類學、地理學和宗教學等相對弱勢學科的研究中作更大的貢獻。
　　第二，加強跨學科領域的綜合性研究。隨著全國各地簡牘的不斷出現，鳳凰山西漢簡牘的研究，越來越需要結合其他簡帛材料或傳世文獻進行的綜合性研究。當前，對於鳳凰山西漢簡牘的研究，不同的學者多拘囿於不同學科內部， 能夠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很少。但是，由於鳳凰山西漢簡牘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往往需要研究者具備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如鳳凰山西漢簡牘富含大量的遣策，四十二年來對鳳凰山遣策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許多名物、人名還懸而未決，如果研究者同時具有民俗學及語言學知識，就能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這樣研究內容才會不斷豐富和延展，也才能糾正不同學科研究的偏頗。可見，將來對鳳凰山西漢簡牘進行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是必經階段。
　　第三，加強簡牘的計算機智能化研究力度。將計算機智能運用到古漢語特別是古籍研究中來，是大勢所趨。出土簡帛為我們提供了文化、歷史、民俗等諸多寶藏，要深入研究這些文獻，首先應該建立可以任意查找檢索字詞句段的電子語料庫。這一工作上個世紀已引發了研究高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整理小組”的電子預料庫已初步完成，但不見鳳凰山西漢簡牘內容，^[13]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其次是建立文本語料庫，主要是編製簡帛材料的逐字索引。簡帛中生僻字較多，現有通行字庫的電子版很難解決這一難題，而文本形式的逐字索引完全可以解決這一問題。隨着出土簡帛材料的不斷增加，簡帛研究的成果也逐日增多，我們咎待利用計算機智能技術，建立相關簡帛研究集成或簡帛研究論著目錄。可以預期，將來對鳳凰山西漢簡牘進行計算機智能化研究是學者們對其行深入研究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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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丁華：《江陵鳳凰山漢簡所反映的俑類隨葬狀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奮發荊楚 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9月。
　　[11]陈淑珍、田河《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六号牍校释》，《丝绸之路》， 2014 第12期， P48-49。
　　[12]明茂修、張顯成：《四十年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研究綜述——研究的分期、學科分布與展望》，《臨沂大學學報》2014年06月第3期，60頁）。
　　[13]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83、484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6月21日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