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烏程漢簡》札記（十）

　　□□千二百……
　　樓船士員三百卅四人：其五十六人越，二百七十八人楚。104
　　對於烏程漢簡104號簡簡文的解讀，整理者和謝明宏都有過討論。整理者認爲：“簡文所記的‘越’、‘楚’爲古代地方區域之名，其中‘楚’指戰國晚期的楚境而言，自當包括古吳地。簡文是記‘樓船’（即水軍）士卒，分別由越地五十六人、楚地二百七十八人構成。這對我們瞭解兩漢時期烏程的水軍士卒來源及組成很有參考價值。據簡文可知當時烏程還有水軍建置。”[1]謝明宏認爲：“此說當可信從，然整理者並未解釋‘越’的具體意涵，我們可稍作補充性的探討……‘越’當指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故地，而非與漢發生過交戰的東越國以及位於嶺南地區的南越國。選擇‘楚’、‘越’兩地的士卒，可能是看中其熟悉水性的區域特色……烏程漢簡樓船卒的籍貫描述，僅是一種模糊的地域概念。公文紀錄不言士卒來源的郡縣和諸侯國，而泛化地稱‘楚’、‘越’，顯示了這兩種文化概念的頑強生命力。”[2]
　　整理者與謝明宏的研究已經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有一些問題尚未完全解惑。
　　第一，簡文“樓船士員三百卅四人”，是一首“樓船”的人員數量，還是整個烏程水軍的數量？
　　第二，“越”“楚”並存，爲何少了“吳”？整理者所言的“‘楚’指戰國晚期的楚境而言，自當包括古吳地。”但是戰國晚期的楚境也包含了“越國”，爲何簡文有“越”而少了“吳”？尤其是烏程縣所在的會稽郡原是吳國轄地，爲何只是稱“越”而不稱“吳”？
　　第三，簡文明言“五十六人越，二百七十八人楚”，如此精準的人數統計，應該是有具體區域所指，簡文“越”“楚”的內涵是什麼？
　　第四，這樣的統計文書的用途是什麼？
　　雖然看似四個問題，但卻緊密相關，一個問題的解決都關係到其他三個問題的內涵表達。
　　首先是“樓船士員”的規模大小。依據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記載，臨淮郡堂邑縣有“樓船士四百一十四人”，[3]堂邑縣“治今江蘇南京市六合區西北”。[4]經測量堂邑縣與湖州市（漢烏程）直線距離約20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故堂邑縣的數據可以參照研究。相比堂邑縣“樓船士四百一十四人”，烏程漢簡104號簡的“樓船士員三百卅四人”數量還要少80人，推測也是一個縣的數據，很有可能是烏程縣的水軍數量。
　　由於是一個縣的水軍建置，規模很小，那麼其人員配置當是就近選擇，不大可能從遠處大規模的調配，故“越”“楚”很可能就是有確指，而非“一種模糊的地域概念”。簡文“三百卅四人”中烏程本地應該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越”“楚”兩大籍貫陣營中，由於烏程歷史上層是“越國”管轄，[5]又屬會稽郡，故“越”可能是指以烏程爲主體的漢代會稽郡，而這個區域恰好是吳王劉濞的吳國核心區。
　　爲何稱“越”而不稱“吳”的問題，我認爲可能和吳王劉濞的敗亡有關。《漢書·天文志》記載：“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粤，粤攻而殺之。”[6]吳王劉濞由於發動叛亂被殺，吳國國除。吳王劉濞統治吳地四十餘年，推動了吳地的發展，“劉濞被分封在吳地後，也是盡心盡力治理吳國……在劉濞的治理下，更是蒸蒸日上”，[7]“劉濞統治時期，迎來秦漢一統以後太湖流域發展的第一個高潮。”[8]在吳故地劉濞輕徭薄賦，深得當地民心，即使失敗後也被人所祭祀，“揚州人感恩吳王劉濞，立廟供奉夫差、劉濞兩位吳王，謂之大王廟”。[9]“夫差和劉濞對古代揚州的交通、經濟作山的貢獻，揚州人民沒有忘記，遂建廟祭祀，供奉香火。”[10]
　　漢廷很可能感覺到了吳地的這種“崇吳王”的氛圍，吳王劉濞叛亂後，漢廷也再無進行分封“吳王”的舉動。滅吳後，漢景帝“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爲江都王。”[11]可知漢景帝並未讓自己的兒子劉非承襲吳的國號，而是另行建立國號“江都王”，這也體現出漢廷高層對“吳”的厭棄。由此，表達國族或國號之意的“吳”可能在社會上尤其是原劉濞轄地成了漢廷禁忌。由烏程漢簡001號簡我們知道吳地採用的是吳王劉濞紀年而非漢廷皇帝紀年，[12]劉濞四十多年對吳的統治，早已使得吳地成爲獨立狀態，對文書寫作以及吳地人心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烏程等地原屬吳國，如果在地方官文書中再次出現有關“故國”的記錄，政治上恐有諸多不便。故出於政治考慮，前吳王劉濞轄地稱“越”而不稱“吳”無疑是適宜的。到東漢後，對前朝劉濞的相關禁忌漸消，“吳”再次成爲當地的區域型稱號，出現“吳郡”的稱謂。[13]
　　楚國雖然也參與吳王劉濞的叛亂，但楚國未除，楚王以及楚的名號依然在社會使用，故稱“楚”是合適的。從距離分析，簡文中的“楚”可能是指漢代的楚國或楚郡，[14]此地距離烏程較近，也方便水軍的人員集結。
　　秦漢簡牘文書中的統計數字，一般是日常使用、備查留底或上計使用。這種不具體標記樓船士員郡縣屬地的統計，大概不會是上計文書，可能是本地吏員在書寫統計時的一種簡單的處理辦法，只是要一個大體的分類或分析統計，以區別樓船士員的籍貫，方便日常管理，屬於日常使用的性質。吏員肯定有更加精準的樓船名籍用來上計，在這些簿籍中會詳細標記出戶籍信息，也即“名縣爵里”。
　　簡文中的“越”“楚”看似吏員的一個簡單處理，卻反映了漢代七國之亂後吳地的禁忌問題，說明吳王劉濞敗亡後，漢廷確實進行了系列整頓，去淡化吳王劉濞的影響以管理吳國故地。鑒於吳地長達四十餘年的獨立狀態，漢廷對吳地更像是一次對“新國土”的全面接收，如何消除吳王劉濞影響，確立漢廷統治秩序是相當嚴峻的考驗，烏程漢簡對我們思考漢代中央與地方關係提供了新史料和新視角。
　　 

[1] 曹錦炎：《烏程漢簡概述》，《烏程漢簡》，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年，第2頁。
[2] 謝明宏：《〈烏程漢簡〉讀札》，簡帛網2022年10月28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8826.html。
[3] 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第428頁。
[4]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56、357頁。
[5] 孟文鏞：《越國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6] （漢）班固：《漢書》卷二十六《天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304頁。
[7] 臧知非，沈華，高婷婷：《周秦漢魏吳地社會發展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7年，第106頁。
[8] 王志邦：《浙江通史·秦漢六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28頁。
[9] 趙昌智：《江蘇地方文化史：揚州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1年，第56頁。
[10] 王克勝主編：《揚州地名掌故》，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29頁。
[11]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六《吴王濞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36頁。
[12] 姚磊：《讀〈烏程漢簡〉札記（二）》，簡帛網2022年10月28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8825.html。
[13]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93頁。
[14]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62、764-765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2年11月7日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