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烏程漢簡》札記（十六）
作者:姚磊 發布時間:2022-11-18 14:47:27（首發）
米三斗直百廿。A1
用□。B1
用六。B2【正】
□一䏦以九月十日到□。
米䏦以九月廿□日到。□□□□。【反】138
按：烏程漢簡138號簡A1提到了“米價”——“米三斗直百廿”，結合漢代的度量衡推算，138號簡的米價是1斗40錢，即1石400錢。烏程漢簡137號簡也有“米價”，摘錄簡文如下：
〼出錢千四百七十，米十八石四斗。A1
〼出錢千四百，米十八石三斗。A2
〼出錢千三百九，米十六石〼A3
〼[出]錢千一百，米十二石〼A4【正】
〼□六斗。
〼九斗。
〼二石六斗。【反】137
從137號簡A1可知米1石約80錢，從A2知米1石約77錢；A3、A4簡文殘缺，無法得出準確米價，如果僅從現存簡文進行估算，米1石約77-82錢、85-92錢。137號簡A1、A2、A3、A4中的米價可能是隨市場價格不斷變化而進行的記錄，大致米價是每石80錢。烏程漢簡212號簡有“遭米大賤”的簡文，推測烏程縣廷對市場米價是時常進行記錄匯總。烏程漢簡137、138兩簡中的“米價”相差懸殊，足足有五倍，值得我們重視。
關於漢代的米價，陳直認爲：“米粟的價錢，每石低時直八十餘錢，高時直一百二十。”[1]王仲犖認爲：“當天下動蕩之時，米價或貴至萬錢一石，然大較貴不過二千，賤或至數錢。若就其通常市價而言，則西漢米價應爲百餘，穀價應爲七八十錢，東漢米價應爲二百，穀價應爲百錢。”[2]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知曉漢代米價的水平。考慮到烏程所在地盛產稻米，“秦漢今浙江境域的農業，以水稻種植為主……從東漢中期起，會稽郡和同屬揚州的一些郡，生產的糧食不但自給，且承擔起賑濟他郡的任務。”[3]東漢安帝時期“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4]故烏程所在的會稽郡米價本應該低廉，推測137號簡所記載的米價應是通常市價，138號簡中“米三斗直百廿”的米價，屬於高價，並不是常態下的價格。
影響米價的因素有很多，[5]由於烏程所在的會稽郡本來就盛產稻米，市場上的投機導致的價格較大的起伏可能性較小。東漢光武帝六年詔書中曾説：“水旱蝗蟲爲灾，穀價騰躍”。[6]故推測烏程是遇到了“風雨霜雪水旱厲疫”類的突發事件，[7]從而使得烏程本地米價大漲。
自然災害會導致糧食減產，對糧食價格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由於區域發展不平衡，漢代南方“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水、旱、蝗等災害記載甚少”，[8]依據卜風賢統計，周秦兩漢時期農業災害“江南”地區共計才15次，[9]這樣少的災害記錄明顯是與現實不一致的，王文濤解釋道：“邊遠地區，包括南方地區，人煙稀少，生產力落後，經濟不發達，人們對這些地方自然災害的重視程度就低得多；加上有的地方官吏對自然災害匿而不報，或由於交通不便，災情不能及時傳達到京師。所以這些地方的災害史料相對較少。”[10]甚至有時發生的災荒，文獻中也不交代具體緣由，如東漢順帝陽嘉二年“春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11]可知會稽在東漢順帝時發生了“飢荒”，但並未交待為何發生。這可能與王文濤所言的“邊遠地區”“重視程度”等因素有關。
由於南方的氣候特點，段偉認爲汉代疫病的一個特點是“南方和東部區域等氣候溫暖濕潤地區易發疾疫”。[12]除去自然災害外，會稽郡還經常發生疫情。依據史料的記載東漢光武帝、安帝時期會稽郡有過疫情發生，“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13]“是歲，會稽大疫。”[14]“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15]“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16]疫情的出現必然也會對物價產生較大影響。
由於烏程漢簡138號簡的具體時間不清晰，加上傳世文獻記載稀少，目前還無法準確判定米價上漲是自然災害還是疫病導致，但烏程漢簡提供了漢代江浙地區的災荒或疾病的資料，有利於深化經濟史、社會史、醫療史等方面的研究。
……
鮮曲。 蒲□廿六。
扇四束，直百，予三錢。 米□卅六。【正】
柚四百。 米卅。 橧
…… 䊮米百五十。【反】140
按：整理者所釋“曲”字圖版作：
，當爲“廿”“一”兩字。關於“鮮”，《說文·魚部》：“鮮，魚名，出貉國。”[17]指“活魚，鮮魚”。[18]“鮮廿一”是指活魚二十一條。
由此，釋文作：
……
鮮廿一。 蒲□廿六。
扇四束，直百，予三錢。 米□卅六。【正】
柚四百。 米卅。 橧
…… 䊮米百五十。【反】140
[1] 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頁。
[2] 王仲犖：《金泥玉屑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1996年，第24頁。
[3] 王志邦：《浙江通史·秦漢六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頁。
[4]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20頁。
[5] 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382-385頁。
[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7頁。
[7]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五十八《臧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887頁。
[8] 楊振紅：《漢代自然災害初探》，《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0頁。
[9] 卜風賢：《周秦兩漢時期農業災害時空分佈研究》，《地理科學》2002年第4期，第465頁。
[10] 王文濤：《秦漢社會保障研究：以災害救助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第41頁。
[1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六《孝順孝沖孝質帝紀》，中華書局，1965年5月，第1版，第262頁。
[12] 段偉：《禳災與減災：秦漢社會自然災害應對制度的形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2頁。
[1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志第十七《疫》，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350頁。
[14]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4頁。
[15]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一《鍾離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406頁。
[1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30頁。
[17]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44頁。
[18]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30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2年11月17日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