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烏程漢簡》札記（二十）

　　〼□望里公乘草莽臣昧死再拜，上言變事〼【正】
　　〼……别□□。【反】105
　　簡文“上言變事”反映的是漢代的“言變事”制度，《秦漢文化史大辭典》認爲：“‘變事’即有關叛亂或其它緊急之事，亦有建議之意。簡牘中‘變事書’內容中兩意兼而有之。”[1]可參。在烏程漢簡之前，漢簡中已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學界有關“言變事”的研究也非常豐碩。[2]
　　由於“言變事”是直接向皇帝匯報情況，保密性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漢書·梅福傳》記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3]說明了“言變事”的機密。尚德街東漢簡牘所見“上言變事”簡文，也印證了“變事書內容保密的重要性”。[4]所以，機密性的“言變事”文書理應存放在皇帝或漢廷所在長安的相關機構處，而烏程漢簡105號簡則説明“言變事”文書在發書之地烏程縣廷存放，十分奇怪。居延漢簡中也存在“言變事”文書在發書之地的情況。陳直也曾有過疑惑，他認爲：“上述各簡，應出於長安受書之地，乃出於居延發書之地。或張掖太守未代寄發，或正本已發，現存爲副本也。”[5]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漢簡、懸泉漢簡也有“言變事”文書在發書之地的簡文。結合諸簡，“言變事”文書在發書之地的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
　　首先，最直接的可能是縣廷扣押了部分百姓上呈皇帝的“言變事”文書，從而導致“言變事”文書在發書之地。如果“言變事”的內容涉及到地方官員的不法行爲，自然容易被地方吏員扣押不發。而且出土簡文多次強令不能扣押“言變事”文書，暗含這種文書有扣押的可能與空間。
　　其次，部分上書“言變事”的百姓書寫能力有限，[6]加上“言變事”文書有固定的格式，寫錯還要受罰，懸泉漢簡中有“皇帝陛下，始昌以私印行丞事，上歐言變事書，署不如式，有言而誤”的簡文。[7]其中“‘署不如式’的‘署’意義廣泛，此處當指用語、題署或簽署，其形式須‘如式’；如不符合格式要求，會遭糾舉或懲罰。”[8]故普通百姓大概率會找縣廷的吏員操刀代寫，留下了洩露內容的空間。按照漢代文書流轉程序，部分“言變事”文書由地方郵驛系統轉呈皇帝，[9]故存在縣廷乘機私留副本的可能。
　　最後，上書“言變事”人員目的多樣，地方官員存在很大壓力有一定的靈活處理的權限。依據《漢書·劉向傳》的記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而敎令人言變事。”[10]就是劉向爲了自己目的而讓外親“言變事”，屬於自導自演的性質。此外，由於“言變事”的人員也可能因“地方僚屬之間矛盾”引發，[11]故本地官員也經常牽涉其中。由於此類“言變事”人員目的多樣，存在“威脅”或“勒索”地方官吏的可能，居延漢簡27.21號簡便有“言變事，後不欲言變事”的事件發生，這對地方官員是有很大政治壓力的。故“言變事”文書大概率會在地方縣廷中存在或多或少的痕跡，這本身可能就是上書“言變事”者之目的。
　　居延新簡EPT52：48號簡記載“·令相長丞尉聽受言變事者毋□”，令相長丞尉是指“縣令、侯國相、縣長、縣丞、縣尉，皆縣級行政機構負責人”，[12]可見地方事務是“言變事者”的一個重要訴求方向。薛英群研究“變事書”後認爲：“‘變事’書之數量不少”。[13]如果均按照《漢書·梅福傳》記載的“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來操作的話，行政乃至郵驛系統是難以支撐的。由此，地方官員兼有接收、鑒別、過濾“變事書”真假、緊急程度、“變事”大小的責任。從實際情況考慮，普通百姓的“變事書”可能還是生活瑣事居多，關乎國家存亡的事情還是很少的。把這些“生活瑣事”傳遞給皇帝無疑是不現實，也是沒必要的，即不是所有的“變事書”都能上達皇帝。
　　需要注意的是朝廷下達有不能“留難”阻礙“言變事者”的法令，這也考驗地方官員的應對能力。經過接收、鑒別、過濾後，會導致部分人員放棄“言變事”，比如上引的居延漢簡27.21號簡。可假如“言變事者”還要堅持上書，地方官員大致也會上呈一些“言變事”文書，以免引起麻煩。
　　無論那種原因，普通百姓上呈皇帝文書“言變事”的機密性甚至可行性都存在問題，“漢代人民可以自由上書言事”的效果其實是可以懷疑的。[14]能上達皇帝的“言變事”文書又多涉及到權力爭斗，“言變事”也受多種因素所影響，很多不是單純的檢舉揭發。
　　如漢高祖時期的黥布案，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説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15]可知賁赫“言變事”的途徑是“乘傳詣長安”，劉邦與蕭何讀過賁赫所寫的“言變事”文書後，“恐仇怨妄誣之”，十分慎重，只是先拘繫了賁赫，但由於黥布害怕“其言國陰事”而真反叛，“言變事”無疑是黥布反叛的重大誘因。
　　如漢武帝時期的李文案，據《史記·酷吏列傳》記載，“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縱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16]從中可知“言變事”是揭發御史中丞李文的“姦事”，而“言變事”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李文與張湯的矛盾，魯謁居爲討好張湯而構陷李文。如漢哀帝時期的東平案，據《漢書·息夫躬傳》記載：“躬、寵乃與中郞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吿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17]息夫躬利用漢哀帝剛繼位急需穩定統治的心思，通過中常侍宋弘“言變事”，導致東平冤案，班固對此評價道：“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18]在這兩個案子中，“言變事”成了官員權力斗爭的工具。
　　如漢成帝時期的梅福上書案，據《漢書·梅福傳》記載：“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尙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19]梅福“言變事”的途徑是“因縣道”，但由於他批評譏諷外戚王氏，“言變事”的效果並不好，並未達到匡正國事之目的。
　　如王莽時期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漢書·王莽傳》記載：“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乃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20]作爲最高統治者的王莽把“考問上變事者”與特殊天象“日正黑”的出現結合起來，一方面説明“言變事”重要，一方面也説明官員對“言變事者”也的確存在“留難”阻礙的情況，“言變事者”存在被打擊迫害的可能。
　　從南方的烏程到西北邊塞，都有“言變事”文書的出現，可見漢代“言變事”制度真實存在。“言變事”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官員不法、權力斗爭、百姓生活、案件訴訟、奇異現象等均可納入“言變事”的範疇。上書“言變事者”目的也很多元，不是所有“變事書”都能上達皇帝，漢政府也無法消化所有的“言變事”文書，留下了政府運作的空間。“言變事”這一形式，對於皇帝、地方官員、普通百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並滲入漢廷的權力運作體系之中，成爲漢代一種常態化的政治模式，並對以後的政治體制產生了很大作用，值得我們重視。
　　 

[1] 林劍鳴，吳永琪主編：《秦漢文化史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第478頁。
[2] 參考吴方基：《新出尚德街東漢簡牘所見“上言變事”制度》，《簡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第298-299頁。
[3] （漢）班固：《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17頁。
[4] 吴方基：《新出尚德街東漢簡牘所見“上言變事”制度》，《簡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第301頁。
[5]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2頁。
[6] 參考邢義田：《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今塵集》，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7] 張俊民：《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32頁。
[8] 邢義田：《今塵集》，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195頁。
[9] 參考吴方基：《新出尚德街東漢簡牘所見“上言變事”制度》，《簡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第305頁。
[10] （漢）班固：《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30、1932頁。
[11] 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07頁。
[12] 李迎春：《居延新簡集釋》3，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609頁。
[13]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8頁。
[14]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2頁。
[15] （漢）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603-2604頁。
[16]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42頁。
[17]（漢）班固：《漢書》卷四十五《息夫躬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80頁。
[18] （漢）班固：《漢書》卷四十五《息夫躬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89頁。
[19] （漢）班固：《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17、2926頁。
[20] （漢）班固：《漢書》卷九十九下《王莽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15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2年12月31日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