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漢簡郵書刺簡考辨

　　懸泉漢簡編號爲Ⅰ90DXT0112②:79的木簡，整理者釋文作：“入西緑緯書一封，敦煌陽關都尉臣實上，綠緯緣滿，署皆完，緯兩耑各長二尺。元始二年三月庚辰縣泉嗇夫長受遮要御牛康。”根據這枚簡的釋文信息，可知該簡爲郵書出入記錄，即郵書刺簡。從羅振玉、王國維作《流沙墜簡》，王氏即在書中釋讀了數枚斯坦因所獲的敦煌漢塞遺址郵書出入記錄木簡。[1]李均明《簡牘文書“刺”考述》一文中提到了居延漢簡中的郵書刺與過書刺，李均明認爲“郵書刺”是秦漢之際對行書律規定的行書事務的具體化。[2]
　　《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3]，郵書刺也即郵書簡，是將郵書的出入發到以及傳遞信息進行登記的簡牘簿書。《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4]根據劉昭所注，東晉時仍有驛吏條陳郵書上報的規定。檢視懸泉漢簡，其中大量的郵書刺簡都是對郵書出入信息的記錄，這些記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通過簿書的形式上報給效穀縣和敦煌太守以備查詢。
　　歸納懸泉漢簡中的郵書記錄，可以推知敦煌郡中經懸泉置的路線爲東西方向，區別於居延地區的南北方向路線，後者經過的郵書基本爲南北郵書，“南書”如居延漢簡30.4：“南書一封殄北候印”；簡33.16：“南書一封居延都尉章 校”；簡185.3+49.22：“南書二封皆都尉章丨詣張掖大守府丨甲校 六月戊申夜大半三分執胡卒常受不侵卒樂 己酉平旦一分付誠北卒良”。
　　“北書”如居延漢簡70.21：“□□月郵書刺北書二封 肩水”；簡75.14“十三日北書三封 皆張掖大守章[詣府] 一封甲子起一封癸亥皆”；簡157.14A：“北書三封合檄板檄各一 其三封板檄張掖大守章詣府 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大守府牛掾在所 九月庚午下餔七分臨木卒副受卅井卒弘雞後鳴當曲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三分疾程一時二分”；居延新簡EPT52:168：“北書四封 不校 其一封太守章詣府 二封居延司馬詣府 二封章破一詣府……”；肩水金關漢簡73EJT6∶25：“北書三封張掖大守章”；簡73EJT23∶634：“北書一封張掖大守章 廿日 詣居□”。
　　反觀懸泉漢簡中則都是“東西書”的出入記錄，郵書方向的記錄反映出懸泉置所在驛路的基本方向，即經過懸泉置的路線爲東西向，其中效穀縣下轄兩置，遮要置在西，懸泉置在東，出懸泉置東行，將到達廣至縣所轄的魚離置，這三個置的方位排布是很清楚的。“東書”如懸泉漢簡Ⅰ90DXT0109 S:68：“出東書合檄一龍”；簡Ⅰ90DXT0112③:98：“東書三封檄三庫令印  一封檄二詣廣至其  一封檄一詣淵泉其”；簡Ⅰ90DXT0208 S:27：“出東書五封□ 二封敦煌長”。“西書”如簡Ⅰ90DXT0108②:5：“西書三封檄三皆詣大守府 其二封檄一淵泉長印 板檄一冥安令印 一封張奉德私印  一檄效穀左尉印 三月丁亥定昏時西門亭長望來付樂望亭長充世”；簡Ⅰ90DXT0109 S:104：“西書二封 其一冥安長印 一廣至長印”。
　　根據上面所引示懸泉漢簡，可以發現懸泉置出土簡牘中郵書刺簡基本都是東西郵書的出入記錄，簡文直接證明了敦煌郡下經過懸泉的驛路方向，這也符合我們所知的河西走廊地理分佈情況。根據這樣的驛路分佈，可以判斷懸泉置中所記錄的郵書簡牘出入的方向信息，在某些未標明郵書傳遞方向的簡牘中，則可以據郵書傳遞的途徑信息來判斷其方向。如簡Ⅰ90DXT0114③:5記載：“陽關都尉明上書一封 甘露元年十一月丁酉日中時縣泉譯騎道受平望譯騎□到日中付萬年譯騎”，該郵書刺簡記載了甘露元年敦煌陽關都尉一封上書的傳送信息，陽關都尉上書當是發往東去直達長安漢廷的郵書，從大方向來說必是東書無疑，該簡雖然沒有記錄“東西書”信息，但依然可據郵書性質判定方向。
　　另如簡Ⅰ90DXT0114③:6記載：“書一封敦煌長史印詣冥安 甘露二年四月丁卯日下餔時縣泉御  受遮要御韓德行”。該簡也是郵書刺簡，根據簡文內容，該郵書當爲敦煌太守屬下敦煌長史發出的一封郵書，該郵書發往敦煌郡冥安縣。漢代敦煌郡鼎盛時期曾下轄六縣，其中冥安在敦煌郡東部，學界認爲今天瓜州鎖陽城南部的南壩村古城遺址爲漢代冥安縣故城，[5]根據這枚簡記錄的發到信息判斷，該郵書屬於東行的“東書”，同時，簡文所記載的郵書付受信息顯示，在甘露二年四月丁卯下餔時分由遮要置御付予懸泉御，因此更能確定其爲西來東行的郵書無疑。
　　在明確了郵書刺簡記錄的基本模式以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本文所要討論的懸泉漢簡Ⅰ90DXT0112②:79。該簡爲紅柳簡，形製完整，簡長23.5釐米，寬1釐米，厚0.2釐米，木簡上部右側有一刻齒，屬於有明確紀年的簡牘，根據此簡彩色圖版和紅外圖版來看，簡牘的釋文當無問題。簡文記載懸泉置收入一封敦煌陽關都尉臣實所上的西行綠緯書，該郵書刺詳細記載了綠緯書的封裝信息，“綠緯緣滿，署皆完，緯兩耑各長二尺”，說明郵書在進入懸泉置的時候封緘很完整，其具體信息記錄甚詳，也說明這封郵書很重要。一般而言，“綠緯書”多是軍書，傳遞重大軍事情報信息，因此才會鄭重封緘，對其傳遞也有相關要求，不能留遲。
　　我們需要考辨的是，該書既爲陽關都尉上書，自然是發往東去到長安或者天子行在所，如此則該軍書當爲東行郵書，且陽關都尉作爲漢代關都尉，秩比二千石，其駐地在敦煌西南的陽關，此軍書自敦煌陽關東來，途經懸泉置，必然爲“東書”無疑，且簡文其後的郵書傳遞信息也說明了這一點。據簡文記載，該軍書在元始二年三月庚辰由遮要御牛康付予懸泉嗇夫長，遮要在西，其御牛康將郵書付予懸泉嗇夫，則此軍書的傳遞爲自西向東而來，結合前文陽關都尉上書信息，綜合判斷此郵書爲發往長安東去的郵書，其絕不可能爲“西書”，而應是“東書”。至於郵書刺簡端常見的“出、入”信息，只是郵置登記郵書出入的必要形式，與郵書發到方向及傳遞信息無太大關涉，正如懸泉漢簡穀物出入簿一類文書，有“出”則有“入”，該郵書刺既記載懸泉置“入”郵書，此後必然會有“出”郵書進行傳遞的記錄，材料所限，我們現在已看不到了。
　　不禁要問，既然簡Ⅰ90DXT0112②:79爲明確的“東書”出入記錄，何以簡端會題作“西書”？這個問題顯然頗有趣，我們不妨大膽推測，當時作爲文書記錄的書佐小吏可能一時失誤，才將此簡方向信息登記錯誤。揆諸己身，普通人尚且不可避免在工作中出現失誤，古人也並無全知之能，其書寫致誤自然不可避免，這就提醒我們，在使用出土材料的時候，也一定要考辨內容，正如我們考辨傳世史料一般，衹有這樣才不至於誤解史料，誤引誤證，得出錯誤的結論。
　　 
　　附圖：Ⅰ90DXT0112②:79彩色及紅外圖版
　　 
　　 

[1]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25-126頁。
[2] 李均明：《簡牘文書“刺”考述》，《文物》，1992年第9期。
[3] 《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07頁。
[4] 《後漢書志》第二十九《輿服》上“載車”條劉昭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3652頁。
[5] 《中國文物地圖集·甘肅分冊》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297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3年12月26日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