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及石刻文獻中的“如詔書”

　　關於漢代簡牘及石刻文獻當中的“如詔書”用例，居延新簡E.P.F22·65A：“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到言”[1]。E.P.F22·67：“州牧各下所部如詔書=到言”[2]。永始三年詔書：“十月己亥，張掖大守譚，守郡司馬宗行長史〼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篇叩亭顯處，會吏民皆知之，如詔書。十一月己酉，張掖肩水都尉譚、丞平下官下當用者，如詔。十一月辛亥，肩水候憲下行尉事謂關嗇夫吏，承書從事，明扁亭隧□〼處，如詔書。士吏猛〼……〼”[3]。《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0·30：“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4]10·31：“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5]10·32：“三月丙午，張掖長史延行大守事，肩水倉長湯兼行丞事，下屬國農部都尉、小府、縣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6]。10·33：“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7]18·5（乙14版）：“永光四年閏月丙子朔乙酉，大醫令遂、丞襃下少府中常寺，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閏月戊子少府餘，獄丞從事〼□□□□□□丞相府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掾未央屬順，書佐臨。〼□□□□□□□□騎將軍、御史、中二千石、郡大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言。/掾□□，令史相”[8]。2000ES9SF4：1：“丞（承）書從事，……當用者，明白扁鄉亭市裏顯見處，令吏民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別之，如詔書”[9]。甘谷漢簡第二十二簡：“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巳，涼州刺史陟，使下郡國太守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10]。第二十三簡：“延熹元（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三）日壬午，漢陽太守濟、長史憶，……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各實所部，正處”[11]。《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12]。《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大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從事下承□用者，如詔書，書到言”[13]。
　　關於漢代簡牘文書當中的“如詔書律令”及“如律令”用例，20·7（乙16版）：“毋留，如律令”[14]。179·9（甲1016）：“毋留，如詔書律令”[15]。204·5（乙146版）：“毋留，如律令”[16]。271·8（甲1427）：“警備，如律令”[17]。271·20A（乙204版）：“〼候官聽書從事如律令”[18]。275·24A（甲1490）：“毋忽，如律令”[19]。293·10A（甲1553A）：“戍卒當□□□衣如律令”[20]。303·12A（甲1584A）：“當傳舍從者如律令”[21]。401·6（乙249版）：“毋苛留，如律令”[22]。484·63（乙265版）：“〼毋忽，如律令”[23]。484·65（乙265版）：“〼官如律令〼”[24]。562·3A（乙282版）：“毋留止，如律令”[25]。E.P.F22·70：“以便宜財予從史、田吏，如律令”[26]。敦煌漢簡1685：“毋忽，如律令”[27]。2000ES9SF4：2：“閏月丙申，甲溝候獲下部候長等：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亭隧顯見處，令吏卒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罪別之，會今，如詔書律令”[28]。甘谷漢簡第二十二簡：“如律□〔令〕……書到言”[29]，第二十三簡：“書到言，如詔書律令”[30]。懸泉漢簡中有頗多“傳信簡”，其中亦有“如律令”用語，茲舉數例：《失亡傳信冊》（II0216②：866—869）：“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866簡）……上傳信御史府。如律令。……官寫移書到，如律令”[31]。IT0114①：1：“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32]。I0112②：18：“當舍傳舍，如律令”[33]。
　　關於“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大庭脩指出，第一，“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並不是“主者施行”的淵源，而是相當後世的“符到奉行”，是上級官署對有關官署下達執行命令的文句；第二，“甲某官下乙某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並非詔書專用語[34]。按照大庭脩的觀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普遍用于漢朝的官文書，是一文本位置確定的慣用語。
　　基於此結論可知：第一，“如詔書”的性質屬詔書後行下之辭，上接“下官下當用者”（74EJF16·15），“承書從事，明扁亭隧□〼處”（74EJF16·15，額濟納漢簡2000ES9SF4：1與之相似），“承書從事下當用者”（E.P.F22·65A、10·30-33），“□從事下承□用者”（《無極山碑》），詔書內容補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下接“書到言”（E.P.F22·65A、E.P.F22·67、《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無極山碑》），從西漢宣帝元康年間（前65—前61）至東漢靈帝光和年間（178—184），這種體例都沒有較大變化。
　　第二，漢元帝永光四年乙酉詔書中，“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言”與“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並行，似“書到言”與“如詔書”皆為上級官署對“承書從事下當用者”的要求，此諸用語可根據具體情況使用。
　　第三，漢代文書中的“如律令”“如詔書律令”的用法有二：其一，“警備”“毋忽”“毋留”“毋苛留”“毋留止”“以便宜財予從史、田吏”這種補充性質的文書單元可與“如律令”（20·7、204·5、271·8、275·24A、401·6、484·63、562·3A、E.P.F22·70、1685）“如詔書律令”（179·9）連用。
　　此結論有兩個反證，2000ES9SF4：2為甲溝候下發始建國二年詔書的行下之辭，將其與2000ES9SF4：1（太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發始建國二年詔書的行下之辭）比較可知，“如詔書”與“如詔書律令”相同，東漢桓帝延熹二年詔書中也有這種現象，其中“如律令”“如詔書律令”下接“書到言”（甘谷漢簡第二十二、二十三簡），這與“如詔書”的使用規則相近。
　　其二，“某人當某事如律令”（293·10A）“當某事者如律令”（303·12A）“某人如律令”（484·65）“某人聽書從事如律令”（271·20A）以及“傳信”簡“當舍傳舍，如律令”（IT0114①：1、I0112②：18），其中的“律令”都有明確的指代[35]，這與“它如某某”相近[36]。
　　關於詔書後行下之辭“如詔書”的性質，王國維指出，文書末尾綴加“如詔書”是針對律令未定的情況，若律令已定，則直書“如律令”以示督促[37]，實將皇帝命令文書按照詔書後行下之辭，分為“如詔書”與“如律令”兩類，“如詔書”與“如律令”的性質不同，前者發揮了超越文本區分性質的功能，後者則僅為文本之一部分。大庭脩對此觀點進行了修訂，他將“如詔書律令”理解為詔書的各種處置是以律令為基礎的，且“如詔書律令”與“如律令”是相同的[38]，這意味著“如詔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的性質不同。
　　冨谷至指出“如律令”有三種解讀，第一種，“如律令”為按照律令執行；第二種，“如”為相同之義，“如律令”即“與律令相同”；第三種，“如律令”即表明本文書擁有律令同等的效力，他認為應當以第三種解讀為准[39]。“如律令”中的“律令”沒有明確的指代，所以應當為規定文書性質的用語。
　　按照冨谷至對“如律令”的理解三種理解，“如詔書”或為按照詔書執行之意；或為“與詔書相同”之意，或為此文書擁有與詔書相同的效力之意。但是永始三年七月戊辰、元康五年二月詔書冊這種毋庸置疑的皇帝命令文書中，其詔書後行下之辭中皆有“如詔書”之語，若“如詔書”是此文書“與詔書相同”或擁有與詔書相同的效力之意，則顯贅餘，那麼“如詔書”就只能是按照詔書執行之意。張俊民指出，“如詔書”規定了文書的性質，即有此三字的簡牘可歸為“詔書類”文書[40]。
　　無論是性質抑或是效力，都是抽象的概念，由“如詔書”在詔書後行下之辭中上接“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文書的接收對象），下接“書到言”（匯報文書的接收、執行情況）的位置，可知此語應當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上級官署對文書接收者的具體要求。
　　據《續漢書·百官志一》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曰：“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41]可知，東漢的官吏“不如詔書”則“有司奏罪名”，“不如詔書”與“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並列，“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應是對官吏謄抄、撰制的文書之負面評語，“不如詔書”或亦為官吏謄抄的詔書之評語，為“詔書副本與原件存在不同”之意。
　　除此之外尚有一證據可證此結論。懸泉漢簡II0115③：77：“五鳳二年十一月己卯朔丁亥，侍謁者光持莭（節）使下敦煌太守承書從事，今敦煌太守書言，今年地動……如詔書”[42]。《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指出，此簡為三棱形觚，“而左行‘如詔書’三字，字體和墨迹都與右行文字不同，顯係後加”[43]。按照冨谷至的觀點，“如詔書”在文本中發揮督促官吏執行的作用，似可有可無，亦可被“如律令”“如詔書律令”替換。既然此語具有一定隨意性，那麼為何II0115③：77觚形簡後面要特意加此三字？
　　關於觚形簡的性質，冨谷至指出，E.P.F22·151D中的“寫移檄到”指“接到檄之後謄寫檄書內容，再以檄來傳達”，E.P.F22·151這枚四面體觚形簡就是“檄”，且“檄”具有“露布”的特點，其封泥匣無法封緘文書，封泥僅是彰顯文書權威性的一種憑證（官印的另一功能）[44]。由此可知，因觚形簡具有“露布”的特點——文書的接收者可以自由瀏覽其內容，且其形制與詔書簡冊不同，故不能以詔書的謄抄規範複制觚形簡的文本（即不能“如詔書”）。後加“如詔書”之語或為對複制觚形簡文本的補充規定，即加“如詔書”三字後，接收官署可將其文本轉謄為詔書簡冊。
　　這種情況亦發生在E.P.F22·126-150，冨谷至指出，E.P.F22·126-150應是觚形簡（檄）的抄本，在抄寫時改變了形制[45]。其說是，E.P.F22·126-150原件的末尾應當有類似“如詔書”的附加規定，甲渠候官以此為依據改變了文書體例。可修訂上文結論，詔書中的“如詔書”不僅規定官吏必須保證副本文本與原件一致，還要保證副本符合詔書的基本形制，即形式與實質上都要統一。
　　關於“如詔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等用語的不同之處。既然詔書後行下之辭“如詔書”發揮了要求官吏必須正確謄抄詔書的作用，那麼其他行下之辭“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等用語就有可能並不僅是冨谷至指出的發揮督促官吏執行的作用，而是規定書寫規範。比如“如律令”就是按照律令的書寫規範抄錄，這是基於本文觀點的推論，茲作解答。
　　盡管“如詔書”與行下之辭“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性質相近，但是“如詔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的功能或許存在差異。
　　首先，漢代的基層機關並沒有嚴格執行文書制度的物質條件，邢義田指出：“文書的主體內容部分往往采‘兩行’的形式，……正式文書簡中一種長度應為漢尺二尺（約四十六公分），也有一尺等等不同尺寸者。可能因為物資困難或沒有那麼嚴格按規定執行，邊境地區的正式文書編冊不一定用二尺簡，一尺者反而較多”[46]。
　　同時，懸泉漢簡II0114③：404中規定：“詔書必明白大書，以兩行著故恩澤詔書。無嘉德，書佐方宜以二尺兩行與嘉德長短等者以便宜從事，毋令刺史到，不謹辦致案，毋忽。”[47]《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指出，“嘉德”為新莽尺[48]，故此簡當屬新莽時期，然哀帝元壽二年（前1）改刺史為州牧，未見新莽復刺史一官，可推測此簡記載的文書規定或在西漢一代即已推行，此簡旨在重申規定。漢代基層文書行政並不規範，尚無法做到副本、正本格式的完全統一，更不必說對文書的性質進行細致的分類謄抄[49]，這就意味著，即使“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與“如詔書”同意，此文書制度也很難得到落實。
　　新莽初年，甲溝候（即漢代的甲渠候）在下發始建國二年詔書冊時，以“如詔書律令”替換了“如詔書”（見上引額濟納漢簡2000ES9SF4：2），或是因為甲溝候官下屬的部、燧無須繼續謄抄副本，甲溝候官不需要在詔書後行下之辭中規定“如詔書”，所以額濟納漢簡2000ES9SF4：2中以督促基層官吏執行的“如詔書律令”替換“如詔書”。東漢末年的漢陽郡在傳發皇帝的命令文書（甘谷漢簡第二十二、二十三簡）時，“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可下接“書到言”，與“如詔書”的使用規則相近，此現象並不能反映“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可與“如詔書”互用，反而可證東漢末年“如詔書”等文書制度在西北等物資匱乏的邊境地區幾近寢廢。
　　其次，若“如詔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相同，則其前後用語應當一致，然據上文可知，“毋留”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一同使用，且有“如詔書”，則無“毋留”，故“如詔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的功能或不同。
　　綜上，“如詔書”的功能或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不同，“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發揮了督促官吏執行文書之意，並不具有規定文書謄抄規範、傳下時限的功能，這與“如詔書”不同。
　　關於漢朝詔書後行下之辭中的“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對後世的影響，《唐律疏議·職制律》中規定：“諸稽緩制書者，一日笞五十，（謄制、勑、符、移之類皆是。）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其官文書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50]。唐代的《職制律》將官文書分為兩類，其一，“制、勑、符、移”；其二，在曹常行文書，對謄抄的時限（“寫程”）有明確的要求，“通計符、移、關、牒，滿二百紙以下，給二日程；過此以外，每二百紙以下，加一日程。所加多者，總不得過五日。其赦書，計紙雖多，不得過三日。軍務急速，皆當日並了。”[51]在曹常行文書亦對時限有所規定，茲不贅述。這與漢王朝文書中的“毋留”的精神相同，據筆者檢索，詔書後行下之辭中有“如詔書”，則無“毋留”，或“如詔書”之語兼有“毋留”的語義，故出現了此特殊現象。
　　《唐律疏議·職制律》此後的條目中分別規定了對執行“不如詔書”與書寫“不如詔書”者的處罰。關於前者，“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失錯，謂失其旨。）”[52]存在兩種情況，第一，“有所施行而違者”，即直接違背了制書中的規定，第二，“失錯”，即在執行的過程中違背了制書的精神。從《疏議》的內容可知，此規定的對象為“制、勑、符、移”等“理與制書義同”的文書[53]，即皇帝的命令文書。
　　關於後者，《唐律疏議·職制律》規定：“諸受制忘誤及寫制書誤者，事若未失，笞五十；已失，杖七十。轉受者，減一等”[54]。謄抄原件的目的在於迅速、准確傳遞文書，因皇帝命令文書的“當用者”群體通常比較龐大，若不層層謄抄、發送，一旦丟失原件，對基層行政的影響較大，此為謄抄原件之原因。詔書原件（上級副本）存檔，副本傳下的原因則在於明確責任主體。漢朝的各級機關通常原件存檔，傳下副本，下級機關接收的文書原件其實就是由上級機關的官吏謄抄的副本，其中有官吏謄抄的正文與長官的署名，兩種字體便於明確責任主體，溯源追責。邢義田以E.P.T59·578“候尉上書/副”為證，指出副本既可以留檔，也可以再次謄抄發送給其他機構[55]。E.P.T59·578為上行文書，並不能以此為證據，認為下行文書亦副本存檔，正本下行。除此之外，上行文書亦有副本上行，正本存檔之例，比如張榮強、韓樹峰指出，秦漢時期由鄉主持、保管戶籍正本的編制，由縣保管鄉呈上的副本[56]，這與E.P.T59·578的情況不同。
　　綜上，詔書後行下之辭中的“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分別規定了詔書接收對象（“承書從事下當用者”）、詔書謄抄規範、傳遞時限等（“如詔書”）、詔書接收反饋（“書到言”）。“如詔書”為詔書規範謄抄、傳下文書之意，詔書為皇帝的命令文書，故“如詔書”之語可視為文書性質的標識，盡管前賢的結論正確，但推導過程卻因果倒置。漢代詔書後行下之辭中的“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書到言”共同構成了一個規定文書制度運作的文本單元，發揮了規範文書行政的作用，此遺意被唐代的《職制律》所繼承。

[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頁。
[2]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上），第212頁。
[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頁。
[4]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頁。
[5]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17頁。
[6]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17頁。
[7]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17頁。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頁。
[9]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
[10] 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頁。
[11] 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第94頁。
[12] 洪适撰：《隸釋·隸續》卷一《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頁。
[13] 洪适撰：《隸釋·隸續》卷三《無極山碑》，第45頁。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13頁。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122頁。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136頁。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194頁。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194頁。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198頁。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209頁。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211頁。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235頁。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249頁。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249頁。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282頁。
[2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下），第213頁。
[27]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84頁。
[28]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第229頁。
[29] 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頁。
[30] 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第94頁。
[31]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
[32]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38頁。
[33]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38頁。
[34]  日大庭脩著：《秦漢法制史研究》，林劍鳴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04頁。
[35] 曾磊認為，《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史記·孝文本紀》司馬貞索隱引“如淳云”中對“乘傳”的規定應當出自《廄律》（曾磊：《門闕、軸線與道路：秦漢政治理想的空間表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243頁），對“當舍傳舍”者的相關規定或為《廄律》《傳食律》，而“當舍傳舍，如律令”中的“律令”或指《廄律》《傳食律》。
[36] “如律令”既可作為文書正文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文書的行下之辭，這導致了漢代簡牘文書中“如律令”用語的兩重屬性——在正文中的“如律令”大都有實際指代，在行下之辭中的“如律令”則充當了督促官吏執行的作用（這與“急急如律令”相同）。
[37]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06—107頁。
[38] 日大庭脩著：《秦漢法制史研究》，林劍鳴等譯，第207頁。
[39] 日冨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劉恒武、孔季波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51頁。
[40] 張俊民：《簡牘學論稿——聚沙篇》，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頁。
[41]《續漢書》志二四《百官志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559頁。
[42]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64頁。
[43]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64頁。
[44] 日冨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劉恒武、孔季波譯，第50、76—77頁。
[45] 日冨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劉恒武、孔季波譯，第58頁。
[46] 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82本第4分，2011年，第666頁。
[47]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2頁。
[48] 胡平生、張德芳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3頁。
[49] 若“如詔書”與“如律令”“如詔書律令”“如太守府書律令”等用語相同，則漢代的律令、詔書、太守府書皆有獨特的文書形制。
[50] 《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6—197頁。
[51] 《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第196—197頁。
[52] 《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第197頁。
[53] 《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第197—198頁。
[54] 《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第198頁。
[55] 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第640頁。
[56] 參見張榮強：《〈前秦建元籍〉與漢唐間籍帳制度的變化》，《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29頁；韓樹峰：《論漢魏時期戶籍文書的典藏機構的變化》，《人文雜志》2014年第4期，第72—73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4年1月23日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