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山M336漢簡《功令》中的“卒史補丞尉、丞相大尉史”

　　張家山M336漢簡《功令》記載：
　　 
　　斗食、學佴通課補有秩，有秩通課補有秩乘車，有秩乘車通課補丞尉。令史通課補屬尉佐，屬尉佐通課補卒史。卒【史】補丞尉、丞相大尉史。[1]
　　 
“丞尉”在其中出現兩次。整理者以為前者為“縣丞、縣尉”，後者則為“丞、尉史，二千石官署的丞、尉屬吏。”[2]換言之，整理者認為：有秩乘車作為百六十石以上的官嗇夫及其他吏员，其補縣丞、縣尉是合理的；卒史作為郡级文書類吏員，補縣丞、縣尉不合理，因而只能補丞、尉史，然而卒史是郡吏，不可能補縣吏，所以只能理解為郡級官署的丞、尉屬吏。
　　   但卒史本就是郡內高級史類吏員，從尹灣漢簡太守府中 “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屬五人，書佐十人，嗇夫一人，凡廿七人”，[3]也可看出，卒史排在太守和丞後，相當靠前，在郡內地位頗高。在郡內又如何升遷到更高級的史類職官呢？其次，所引《功令》材料中，既然丞、尉兩次作為吏員升遷後的職官出現，在緊鄰的簡文中，一個詞若理解為縣級和郡級兩種意思，並不恰當。
　　關於卒史一職，李迎春先生曾進行過研究，指出郡卒史具有較高的地位和較好的仕宦前途，引《史記》卷53《蕭相國世家》中蕭何“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禦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請，得毋行”，則郡卒史考績優異者可被征入中央。[4]但卒史還有其他升遷渠道。據尹灣漢簡《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常見郡卒史“以功遷”為縣丞、縣尉的情況。例如：
　　 
　　曲陽丞沛郡相朱博故東郡太守文學卒史以功遷
　　即丘左尉潁川郡穎陰王昌故太守卒史以功遷
　　曲陽丞沛郡相朱博故東郡太守文學卒史以功遷
　　南城尉山陽郡東緡陳順故太守卒史以功遷
　　容丘尉潁川穎陰東門湯故太守卒史以功遷
　　 
　　此外還有遷為侯國丞的例子，不再一一列舉。倘若只有個例，或許還不能說明什麼。但在一個郡中存在如此眾多“以功遷”的例子，說明從卒史升遷為縣長吏是極為正當的，屬於卒史正常的升遷路徑。
　　因此《功令》此處應當是：卒史補縣丞、縣尉，以及丞相史、太尉史。向下遷為縣長吏，向上遷為丞相太尉史，方才合理。《功令》的記載說明，卒史升遷為縣丞尉，在漢初已經屬於正常的遷轉路徑，此後一直延續到尹灣漢簡所示的西漢中後期。如此，則史類吏員的遷轉體系中，上層包括：卒史-縣丞、縣尉、丞相史、太尉史，在遷轉上出現了向縣長吏和更高級史類吏員的分化。
　　但我們不妨再補充下，為何卒史作為史類吏員，卻能升為縣長吏處理政務。與卒史類似，令史也是史類吏員，但在處理文書之外，還參與追捕犯人、管理倉庫、鎮壓盜賊甚至代理官嗇夫等眾多職責。劉曉滿總結時有這樣一段話，筆者深以為然：由於文書的擬定、往來與日常行政事務聯繫緊密，故令史有時也會參與相關行政事務的辦理。因為各級政府、各部門的政務有別，所以除“主文書”外，相關令史的職能也各有側重。這便是除“主文書”外，令史的執掌比較多樣、不太一致的原因。[5]換言之，秦漢以文書行政，處理文書的令史遂熟知政務，具有行政能力，可作為相關吏員的重要補充。《功令》顯示卒史由令史連升兩級而來，岳麓秦簡也有禦史觸等破獲重大案件遂超遷為卒史的例子。[6]因此，卒史是由能力極為突出的令史升遷而來，其行政能力自然很高，以功勞遷為縣長吏，就是極為正常的了。
　　 

[1] 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8頁。
[2] 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第99页。
[3]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77頁。
[4] 李迎春：《論卒史一職的性質、來源與級別》，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編：《簡牘學研究》第6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3-151頁。
[5] 劉曉滿：《秦漢令史考》，《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4期。
[6]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191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4年1月26日1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