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山336號墓漢簡《功令》簡2-簡4研讀札記一則

　　張家山漢簡《功令》篇首簡2-簡4載：“一　丞相行御史事言，議以功勞置吏。●諸上功勞皆上爲漢以來功勞，放（仿）式以二尺牒各爲將（狀），以尺三行皆叄（三）折好書，以功多者爲右次編，上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謹以　庚　式案致，上御史、丞相，常會十月朔日。有物故不當遷者，輒言除功牒。　已。”[1]在對這一部分的研讀過程中，發現或可值得討論之處若干，特撰此小文，請方家指正。
　　關於簡2中的“丞相行御史事言”，整理者在注釋中提到“行”爲高秩級官員兼理低秩級官員事務，御史爲御史大夫。[2]此外並無更多解釋。
　　 
一、關於“丞相行御史事言”
　　（一）丞相行御史之何“事”？
　　結合《功令》後文，此處的“言”當爲上言，即向皇帝進言。然而根據後文多次出現御史奏請漢皇可知，丞相代行御史大夫職能的原因並不是因爲御史大夫職位發生空缺。秦漢時期，丞相及大臣的意見，均由御史大夫起草上奏皇帝。[3]那麼這裡“丞相行御史事言”的背景或爲秦漢時期在“一般情況下”上言皇帝時須通過御史大夫來完成。如居延漢簡《元康五年詔書冊》所示：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4]（《合校》10・27）
　　即由御史大夫處理丞相上書中意見，再向皇帝進行轉達。在簡牘和傳世文獻中，少見丞相單獨上言皇帝的事例，多見御史上言皇帝的事例。在張家山漢簡中《二年律令・津關令》簡488-簡491可見“一、御史言，越塞闌關，論未有令。・請闌出入塞之津關……制曰：可。”[5]在嶽麓秦簡《秦律令》中可多見御史上言皇帝的簡文。如：嶽麓秦簡《秦律令（壹）》簡313“御史言，令覆獄乘恒馬者，日行八十里└。請，許。”[6]嶽麓秦簡《秦律令（貳）》簡014“・御史言：巴縣鹽多人，請”同簡035-簡038“●御史言：予徒隸園有令……皆用此令。”同簡148-簡153“丞相、御史言：前軍軍吏治粟將曹(漕)長輓……奏。制曰：可。布以爲恒令。”[7]未見“丞相言（皇帝）”的事例。可見，“御史言（皇帝）”的上行文書形式較爲常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唯有丞相與御史共同上言皇帝這一例，被皇帝裁決爲恆令。應該正如吳旺宗先生所指出漢代一般重大的行政事務需上報皇帝的，多由丞相、御史大夫聯合上奏。[8]但是，從文型來看，“丞相行御史事言”比“丞相御史言”複雜，屬於“行某事”的一類。所以，在《功令》中丞相應不只代行了御史大夫上奏皇帝的職能。也正如吳旺宗先生所指出，御史大夫有參與各級官吏的選拔任用與考課的職能。即對政府官員進行考課或審計，並以之爲政績優劣之依據，作爲升黜之標準。[9]雖然丞相也具有選用官吏之權，[10]但在這裡丞相代行御史大夫該職能，蓋爲形成以丞相爲主導的奏議模式。
　　綜上，《功令》內容涉及以功勞進行對全國官吏的考核及任用，當爲重大行政事務。所以可看作由丞相和御史大夫聯合上奏皇帝，丞相臨時代行御史大夫“上奏皇帝”與“考核官吏”之事。
　　（二）關於“行某事”的秩級問題
　　簡2 “丞相行御史事言”此處的“行”，整理者在注釋裡將“行”解釋爲高秩級官員兼理低秩級官員事務。[11]
　　那麼“行”是否只能由高秩級官員“兼理”低秩級官員事務時使用，實則不然。嚴耕望先生很早提到在漢簡中，西漢邊郡已常有以丞長史代郡守行事者。[12]以近期出土漢簡爲例，懸泉漢簡Ⅱ90DXT0114④:297可見“敦煌長史奉憙行大守事”[13]等，此類事例在此不必過多列舉。按：《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14]敦煌長史爲邊郡佐官，秩級600石顯然低於郡太守的秩級2000石。大庭脩已指出，“行某事”很難看出按秩次等級兼任的規律。[15]對於“行某事”是否應理解爲“兼任”，鷹取祐司指出行（某）[16]事始終是代理職務，不應看成是兼任他官。[17]但在懸泉漢簡中可見“兼行某事”，因此或可將“兼行某事”即兼任兼理，與“行某事”即臨時代行代理進行區別看待。但代行一方的本職也應仍發揮其職能，只不過是具體到某個或某幾個事務之上。
　　關於中央官職的“行某事”事例，懸泉漢簡Ⅰ91DXT0309③:131載：“□月□□御史大夫吉行丞相事，下大司農、酒泉敦煌大守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18]此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之例，正與張家山漢簡336號墓《功令》“丞相行御史事”相反，當是低秩級的御史大夫代行高秩級的丞相事務的新證。
　　傳世文獻《史記・三王世家》又載：“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 ”[19]太子少傅秩二千石，[20]按：《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21]此例前半爲太子少傅秩級在宗正之下而代行高秩級官員之事。又如：《史記・呂太后本紀》載：“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22]此處爲平陽侯曹窋代行御史大夫張蒼事務。平陽侯爲爵位；御史大夫爲官位，兩者或無可比性。但若以曹窋的官職來說，他在惠帝呂后時期曾任中大夫和御史大夫，秩級不逾“行”之對象御史大夫。
　　綜上，整理者“行”爲高秩級官員“兼理”低秩級官員事務之說雖無誤，但低秩級官員亦能代行高秩級官員事務。因此，整理者之說有所疏漏。
　　 
二、關於“除功牒”釋義
　　張家山漢簡《功令》簡4載：“輒言除功牒”[23]對於此處的解釋，整理者引《漢書・景帝紀》如淳注，解釋爲指因故未按規定升遷者，就原秩級累計功勞。[24]似將除、牒二字理解爲累計疊加之意。日本明治大學漢律令研究班將此處譯爲“從功牒中除去”。[25]即將功牒看作名詞。研究班並未出示如此釋譯的理由。今按：嶽麓秦簡《秦律令（叁）》簡189 “〼輒言除其牒”[26]，此處明顯爲動賓結構，“牒”爲名詞。因此，《功令》整理者之說可商，筆者以爲或應將“功牒”視作名詞，即爲《功令》簡3裡出現過的二尺牒。
　　 
　　附記：本文在撰写過程中得到海老根量介先生指導，清華大學華迪威兄力助，謹此致謝。
　　 

[1] 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6頁。
[2] 同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第96頁。
[3] 參見王勇華：《秦漢御史大夫的職能》，《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第95頁。
[4]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6頁。標點爲筆者添加。
[5]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墓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5頁。
[6] 陳偉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198頁。
[7] 陳偉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43頁、50頁-51頁、117頁-118頁。
[8] 參見吳旺宗：《秦漢官制中“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問題再剖析》，《理論月刊》，2006年09期，第51頁。
[9] 參見同吳旺宗：《秦漢官制中“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問題再剖析》，第51頁。
[10] 參見同王勇華：《秦漢御史大夫的職能》，第97頁。
[11] 同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第96頁。
[12] 參見嚴耕望：《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年，第389頁。
[13]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叁）》，中西書局，2023年，第514頁。
[14]（漢）班固撰：《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上》，中華書局，2013年，第742頁。
[15] 參見大庭脩：《漢代の官吏の兼任》，收入氏著：《秦漢法制史的研究》，創文社，1982年，第541頁，初出1957年。
[16] 括號內容爲筆者加入。
[17] 參見鷹取祐司著，魏永康譯：《漢代的「守」和「行某事」》，收入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六卷）》，中西書局，2018年，第98頁。
[18]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貳）》，中西書局，2020年，第374頁。標點爲筆者添加。
[19] 吳樹平主持校注，（漢）司馬遷撰：《史記》，今注本二十四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4727頁-4728頁。
[20] 參見同吳樹平主持校注，（漢）司馬遷撰：《史記》，第4728頁今注1。
[21] （晉）司馬彪撰：《後漢書》志第26《百官三》，中華書局，2012年，第3589頁。
[22] 同吳樹平主持校注，（漢）司馬遷撰：《史記》，第992頁。
[23] 同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第96頁。
[24] 同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第96頁-97頁。
[25] 漢律令研究班：《張家山漢簡三三六號墓《功令》譯註稿その（一）》，《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8,2024年，第171（-40-）頁。原文爲“功牒から除け”。
[26] 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陸）》，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年，第147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4年7月2日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