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簡牘所見陽陵考

作者:晏昌貴、鐘煒  發布時間:2005-11-03 00:00:00

（首发）

　　2002年4月至7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里耶古城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一号古井（编号J1）中发现了大批秦代简牍。从已公布释文看，这批简牍属秦朝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据简文纪年可知，当是秦始皇及秦二世时期的遗物。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由于这批简牍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1]。本文就其中所见的“阳陵”略述己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据已公布的里耶秦简牍释文，“阳陵”地名出现了60次，是已公布简牍释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其中有59次出现在所谓“追讨戍卒赀钱”的文书中，只有一件例外，见于J1⒃5背面第4行，文曰：“三月癸丑，水下尽囗阳陵士囗匄以来。”但细察此件文书照片（图二二左3），“阳陵”字迹不清，与其他“阳陵”似有差别，所以这二字是否可以释作“阳陵”仍有疑问。即使释文无误，这一处“阳陵”是否可与其他诸例一样看作县名，仍有疑问。按简牍中与之类似的文例有如下诸条：
　　(1)八月癸巳，水下四刻，走贤以来。（J1⑧133背）
　　(2)十月戊寅□己巳以来。（J1⑧134背）
　　(3)四月甲寅日中，佐处以来。（J1⑧152背）
　　(4)九月庚午旦，佐壬以来。（J1⑨981背）
　　(5)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J1⑧157背）
　　(6)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隶妾以来。（J1⑨984背）
　　(7)七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盗、簪袅阳成辰以来。（J1⒃5背）
　　(8)囗月戊申夕，士五（伍）巫下里闻令以来。（J1⒃6背）
　　(9)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来。（J1⒃9背）
　　上举除第2条不明外，其余8条格式大体相同，先写月、日、时刻，后写爵称（身份）、人名、以来。《选释》注：“隶妾，刑徒”；“求盗，亭中专司捕盗的人员”；“簪袅，秦二十级爵的第三级”；“士伍为平民”；“不更，秦二十级爵之第四级”。于“走”、“佐”则无注，但注“贤”、“处”、“壬”为“人名”，则“走”、“佐”亦当为爵称或身份之标识。《文选》卷41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李善注：“走，犹仆也”。是“走”或即为“仆”。“佐”则当为“书佐”，《史记·萧相国世家》：“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萧）何乃给泗水卒史”。《索隐》：“如淳按：律，郡卒史、书佐各十人也。”《选释》又注“阳成”说：“里名”。1～6条无里名，当是传送文书者身份低微，或依附于官府私人，非国家编户齐民之故。由上述诸例观之，则“阳陵士”后所缺之字当是“五（伍）”，“匄”为人名。此处“阳陵”若为县名，则与上述7～9条作里名不合。若“阳陵”为里名，亦与爵称在前，里名在后不合。《选释》本条标点为“三月癸丑，水下尽，囗阳陵士囗匄以来”，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总之，本条“阳陵”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其余59处“阳陵”文例大同小异，今录一例，以资考察。J1⑨3正、背面：
　　卅三年三月辛未朔戊戌，司空腾敢言之：阳陵下里士五（伍）不识，有赀余钱千七百廿八。不识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名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有物故弗服，毋听流辞，以环书道远。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四月壬寅，阳陵守丞恬敢言之：写上，谒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堪手
　　卅四年七月甲子朔辛卯，阳陵遫敢言之：未得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觽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以律令从事，报之。∕嘉手。以洞庭司马印从事。　　敬手
　　整件文书由“敢言之”或“某手”结尾，以时间开头，可分为四段。大意是说：秦始皇33年（前214年）3月28日，阳陵司空腾报告说，阳陵县下里士伍名叫“不识”的，积欠赀钱1728枚，需要追讨，但不识充当戍卒，现不知在洞庭郡哪一个县服役，即归哪一个县管辖。现制作一份财务校验文书，上报给洞庭尉，命令管辖不识的县将追讨欠债的情况告知阳陵司空。阳陵司空现不再承担上报这笔债款的责任，查明欠债戍卒由哪个县管辖，即由哪个县负责统计在上报的年报表中。过去已向他的家庭追讨过欠款，因家里贫穷无法缴纳欠债，只好转到他服役之处。文书送达后要回报，文书由管辖追讨欠债的部门开启。4月初8，阳陵守丞恬将司空腾的报告转批给主管财务的“金布曹”，责成上报。由堪经手。秦始皇34年（前213年）7月28日，阳陵县令遫发现，上述公文至今没有呈报。由堪经手。秦始皇35年（前212年）4月初7，洞庭假尉觿通知迁陵丞说，阳陵戍卒现由迁陵管辖，应按律令处理，将文书抄录有关部门。由嘉经手。公文用“洞庭司马”印章封缄发送。由敬经手。
　　类似的文书共有12件，“阳陵”下的里名有谿里、下里、孝里、仁阳、逆都、宜居、叔作、褆阳、□□，共8个。“里”为战国秦汉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里”上即为“县”，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覆》：“士伍，居某县某里，去亡。”[2]明确记载“县”下即为“里”，故里耶简所记“阳陵”无疑应属秦县级单位。上举简文中的“阳陵遫”，李学勤先生以为“系阳陵县令名速（“速”为“遫”的简体）”[3]，也可证明简文中的阳陵为县名。
　　关于里耶简“阳陵”县的地望，目前主要有以下二种说法：
　　1、洞庭郡属县说
　　由于里耶简文所记秦县多位于湘西北地区，尤其是武陵山地，故有学者将阳陵与迁陵、酉阳、沅陵等已知秦县相联系，认为阳陵在湘西北，为秦洞庭郡属县。如《选释》说：“洞庭郡辖下的阳陵县从未见诸史籍，或许今后新的考古发现将提供证明。”[4]
　　诚如上文所说，“洞庭郡辖下的阳陵县从未见诸史籍”，这是此说最大的缺陷。此外，我们从简文本身亦可找到相关证据，证明阳陵非洞庭郡属县。上举简文说“有物故弗服，毋听流辞，以环书道远。”《选释》注云：“疑此句文字有误，似应作‘道远毋环书’。”J1⑨9正面写作：“已訾责鶨家，家贫弗能入。鶨有流辞，弗服勿听，道远毋环书。”正是《选释》所据。按“环书”当读为“还书”，“环”、“还”古通用[5]。《汉书·宣元六王传》：“博欲上书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还书谢。”颜师古注曰：“还书，报书。”“报书”犹言回信。若依上述说法，则同在一郡之内，就谈不上道远了[6]。本组文书还返多历时日，如以简［9］12正、背文为例，其间隔时间是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由管理索钱的吏员开视。四月壬寅即初二日，阳陵代理县丞同意并抄发了司空腾的文书，公文旅行很长时间后，阳陵官员不耐烦了，故于三十四年（前213年）八月初一进行追问。又过大半年，到三十五年（前212年）四月七日，阳陵守丞又去迁陵依法执行这一公务。公文从阳陵至迁陵，又发回阳陵，至少需要大半年的时间。相隔时间如此长，说明阳陵、迁陵两县之间的距离当不会很短。从简文看，这组文书为阳陵卒在当地拖欠赀钱，而本人在洞庭郡当差。阳陵司空发现其事，于书发文追讨，其始只知“戍洞庭郡，不知何县署”，经调查，最后确知在迁陵县当差，于是洞庭假尉告知迁陵丞，“以律令从事”。文书完结。如果阳陵是洞庭郡属县，同在本郡当差，却不知在何县驻防，往返文书经年，这不是很奇怪吗？
　　2、关中秦人故地说
　　李学勤先生认为，“从文书内容看阳陵无疑是秦人故地，过去曾发现秦阳陵虎符，王国维先生作过考证，其地是否是因汉景帝陵改名的汉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尚待考虑。”[7]李文所说“王国维先生作过考证”，是指王氏所作《秦阳陵虎符跋》，“阳陵虎符”有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王文除极力论证“阳陵虎符”为秦物外，于阳陵之地则说：“《汉志》阳陵虽云景帝所置，然《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有‘阳陵侯’，《傅宽列传》亦同，《索隐》云：‘阳陵，《楚汉春秋》作阴陵’。然潍县郭氏有‘阳陵邑丞’封泥，邑丞者，侯国之丞，足证傅宽所封为阳陵而非阴陵。是高帝时已有阳陵，其因秦故名，盖无可疑。”[8]是王国维以为秦阳陵即《汉志》左冯翊之阳陵，为汉景帝陵。地在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之北[9]。《三辅黄图》载：“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按景帝五年作阳陵，起邑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10]近年据考古工作者实测，景帝阳陵底部东西166.5米，南北155.4米，封土高31.64米。以上实测数据与文献所载基本一致[11]。今按《汉书·地理志》左冯翊“阳陵”县条下班固自注云：“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史记·孝景本纪》说得更具体：“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史》、《汉》既言之凿凿，后世志书均从其说[12]，恐怕不好轻易否定。所以李先生要说“尚待考虑”。
　　汉景帝阳陵附近又有阳陵邑。据《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前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徒阳陵赐钱二十万”。张晏注：“景帝作寿陵起邑。”《史记孝景本纪》云：是年“作阳陵渭桥。”略有异同。徒民当是充实阳陵邑的。阳陵邑位于阳陵以东，约在今高陵县马家湾乡一带[13]。
　　至于“阳陵邑丞”封泥，近年亦有发现，不过讨论者多以为是另一处阳陵，与汉景帝阳陵无关[14]。所依据的文献《史记索隐》，《史记·秦本纪》“子庄襄王”句下《索隐》云：“（庄襄王）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卒，葬阳陵。”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作“阳陵”作“芷阳”，《史记·吕不韦列传》也说：“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曰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芷阳”又写作“茝阳”，但没有作“阳陵”的。司马贞《索隐》只是一条孤证，不足为据。《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可见“芷阳”得名甚早，秦玺印有“茝阳少内”[15]，秦封泥有“茝阳丞印”，值得注意的是，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囊括所有秦封泥，却未收录“阳陵邑丞”，大约是有所怀疑吧[16]。
　　以上二说既然都与简文不合，我们还得另辟蹊径。按楚亦有“阳陵”县。包山楚简有如下简文：
　　(1)昜陵司马达、右司马志为昜陵贷越异之金四益。（简119）
　　(2)昜陵连嚣达、大卜（从辶）尹足为昜陵贷越异之黄金四益以翟种。（简112）
　　(3)昜陵人远从志（简193）。[17]
　　简文“昜陵”即“阳陵”。从阳陵有“司马”、“右司马”、“连嚣”等职官看，阳陵当为楚县[18]。关于楚阳陵县的地望，史载亦有异说，《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章：“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授之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文选·詠怀诗》注引作：“于是乃执珪中授之，封以为阳陵君。”《新序》卷二《杂事二》作“成陵君”[19]。顾观光则疑作“陵阳”[20]。屈原《哀郢赋》：“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汉志》陵阳属丹扬郡，在今池州府青阳县南六十里。屈赋云“南渡”者，以其在大江之南也。实则郢都去陵阳千六七百里，东西相望，故总记之曰东迁。恐非庄辛受封之“淮北之地”。
　　另一“阳陵”则见于《左传·襄公十年》：“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楚师不退。” 说明春秋中晚期，郑国故地已有“阳陵”这一地名，当系郑国所设县邑名，后被楚国所占有。《春秋大事表》卷六“许州府”条载：“又府治西北为郑阳陵地，当郑国之南，襄十年，诸侯伐郑至于阳陵，即此。”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阳陵，郑地，在今许昌市西北”。又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郑国“阳陵”在今许昌市西北和禹县东南之间[21]。其中禹县今改为禹州市，战国时为阳翟邑。阳陵、阳翟两地相距不远，至楚怀王中期时已属楚国所有[22]。秦始皇中后期，此地又被秦军占领。
　　郑“阳陵”的取名与“阳”位有关，也与“陵”这一地貌有关。《春秋释例》卷5“阳陵”条：“《传》曰：‘诸侯之师还郑而南至于阳陵’，晋与楚夹颍而军此，则阳陵在颍北也，或以为襄城舞阳县者，非。”《尚书古文疏证》卷6下“鄢陵县”条：“大坻阳翟以东，新郑以南，其地平旷，无名山，惟多冈陵横亘，曲屈不下三二十许，故《左传》所谓阳陵、大陵、鱼陵、鄢陵，六国所谓安陵、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说明郑国“阳陵”因位于颍水之北（阳），又有“冈陵横亘”而得名。里耶简中的阳陵即由此而来。从相关地域背景看，郑地阳陵与秦国关中故地的距离相对较近，比“淮北之地”更早被秦人占领。由此也可证，楚秦阳陵县位于郑地的可能性较大。
　　总之，目前关于里耶简中阳陵县地望的两种说法，均不能与传世文献完全吻合。我们根据包山楚简，提出另外一种假定：包山简文中的楚“昜（阳）陵”县即秦阳陵县的前身，其地既不在湘西北，也不在关中，而是在中原或淮北楚国故地。其中又以郑地阳陵说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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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考古》2003年第7期。
　　[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0页。
　　[3]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
　　[4] 前揭《选释》，第24页。
　　[5] 高亨等：《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168页。
　　[6] 日安：《里耶识小》，简帛研究网，2003年11月7日。
　　[7] 前揭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第79页。
　　[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
　　[9] 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考古》1994年第6期；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10]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3页。
　　[11] 前揭《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
　　[12] 参看《太平寰宇记》卷26关西道二咸阳县“阳陵城”条，《读史方舆纪要》卷53陕西二西安府高陵县“阳陵城”条，《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179西安府古迹“阳陵故城”条。
　　[13]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14] 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15] 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16] 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茝阳丞印”见第277页。
　　[17]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4、25、32页。
　　[18] 参看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6～101页。
　　[19] 赵仲邑：《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58页。
　　[20]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引顾观光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册第830页。
　　[2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图幅35－36。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22]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7～110页和所附图1－－“楚‘东国’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