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

作者:陳治國  發布時間:2008-01-19 00:00:00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內容提要：戰國時期，封建制度逐漸形成，隨之出現的行政管理手段的變化使公文的數量大幅增加，公文的應用也更加普遍，公文成爲政府機構之間傳達政令、交換信息的最主要載體。從里耶秦簡和睡虎地秦簡來看，秦時公文的分類詳細，用語固定，不但設立了傳送公文的專職機構—郵，同時，爲保障文書安全與準時的遞達，秦還制訂了規範文書傳送的法律—《行書律》，幷設有專門保管往來文書的機構—書府，這一切都說明秦的公文制度已經非常成熟。
　　關鍵詞：秦  里耶  簡牘  公文 
　　 
　　進入戰國時期之後，在一些較大的諸侯國中，郡縣制逐漸取代了分封制的主導地位，封建的、以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爲特徵的行政制度開始初步形成。隨著諸侯國對地方政府控制力度的加强，兩者之間的聯繫不斷緊密，信息交換也空前頻繁，這些變化同時也導致了政府往來文書的數量大幅增加。秦國由于郡縣制實行較早，分封制相對薄弱[1]，因此，在這一點上體現得更爲明顯。《史記·秦始皇帝本紀》記載，秦始皇每天批閱大量的公文，甚至要“以衡石量書。”近年在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多達萬枚以上，可見當時政府文書往來之頻繁。秦對公文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非常重視，其表現之一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公文的使用確定下來，使公文成爲政府機構之間傳達政令、交換信息的最主要載體，如睡虎地秦簡《內史雜》中明確規定：“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2]即向上級請示，不准口頭請示，也不准讓人代爲請示，而必須使用公文。另外，爲保障公文的機密性與及時性，秦還制訂了專門針對文書傳送的法律—《行書律》，對危害公文安全與準時傳遞的行爲給予懲罰。
　　漢代的公文制度已經非常完善，學者也多有論述，而對秦公文制度的研究，以往由于缺乏實物材料，大都以漢推秦，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2002年，在湖南省龍山里耶戰國古城一號井中出土了一批秦代簡牘，總數多達36000余支[3]。據學者考證，這批簡牘是秦遷陵縣的官署檔案，其中政府之間往來文書的原件及其副本占了相當的比例[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家單位對其中的37支秦簡進行了釋讀，儘管公布的材料只是出土簡牘中很小的一部分，但無庸置疑的是，這些簡牘不但展示了秦代公文的真實面貌，使我們對秦的公文有了最直觀的認識，而且由于其內容完整，格式固定，從中還可以深入地瞭解當時公文制度的一些具體細節。
　　現作者根據已經公布的里耶秦簡及其釋文，幷結合其他文獻與考古材料，對秦的公文制度作一初步的考證與總結，不當之處還望專家學者給予批評指正。

一、公文的材料

　　我國秦漢時期用于書寫的材料主要是竹、木質地的簡牘[5]。由于政府文書的文字通常較多，對簡牘的寬度有較高的要求，因此，書寫文書的簡牘以木質爲多，而少見較爲細窄的竹簡。簡牘的寬窄主要是根據內容的多少來確定。從里耶秦簡來看，一般一件公文使用一支簡。秦時木質簡牘根據形狀不同，分爲“版”、“方”和“牒”。
　　版
　　睡虎地秦簡《司空律》規定：“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廣韵》：“版同板。”又王充《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槧，析之爲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可知“版” 就是修治成片狀的木板。
　　“版”或稱爲“牘”，《說文》：“牘，書版也。”即用來書寫的版又可稱爲牘。《通訓定聲》：“牘，長一尺，既書曰牘，未書曰槧。”《漢書·游俠傳》：“陳遵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之以爲榮。”可見版（牘）的長度是一尺。從實物資料來看，里耶出土的秦簡寬度不一，但長度多爲23厘米，正爲秦的一尺，與《通訓定聲》的說法正相吻合，說明里耶秦簡所使用的木板就是“牘”，亦即《司空律》中的“版”，同時也說明古人將書信稱爲“尺牘”是極有根據的。
　　方
　　前引《司空律》中有“方”。《儀禮·聘禮》：“百名以上者書于策，百名以下者書于方”，就是說，陪葬器物的數量在一百件以上的，用策來書寫，數量在一百件以下的用方來書寫。賈公彥疏曰：“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編聯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既夕篇》曰：“書瑁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注云：“方，板也，……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從這些記載來看，“方”也是一種供書寫之用的木板，有時用來記錄陪葬品的清單。與版相比，方的使用似乎要隨便一些，如《司空律》規定“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可見，政府機構平時使用方來書寫，沒有方的時候才使用版。
　　對于方的形狀，有學者認爲，由于古代簡牘的長度有嚴格的限制，爲增加簡牘的容字量，只有加大寬度，致使其長度與寬度相當，近乎方形[6]。從考古發現來看，在墓葬中出土的記載陪葬品的木方，寬度一般在6厘米以上[7]。里耶出土的簡牘寬度基本都在1.4—5厘米之間，普通竹簡的寬度只有1厘米左右，因此，相對而言，“方”的寬度確實要大一些。所以，所謂的“方”，應該是一個比較籠統的稱謂，泛指比較寬大（寬度超過6厘米）的木板。
　　 牒
　　睡虎地秦簡《倉律》中有：“……到十月牒書數，上內[史]。”里耶秦簡[8]134正中有：“……今寫校券一牒上謁，言之卒史衰、義所……”。《說文》：“札，牒也。”段注：“片部曰：牒，札也，二字互訓。長大者曰槧，薄小者曰札、牒。”顔師古《漢書注》云：“札，木簡之薄小者也。”可知牒是經過加工，比較薄小，供書寫之用的木片。
　　根據現有的材料，還沒有明確辨別出秦時牒的實物，但從居延所出土的漢代牒書來看，牒的長度從14.5厘米到23.7厘米不等，一般都不到當時的一尺，這說明牒的尺寸沒有嚴格的規定，但普遍都比“版”短小，這同時也驗證了《說文》之段注以及顔師古《漢書注》中認爲牒較薄小的說法。
　　版、方和牒，三者除了上述的形狀有异之外，在使用上還有所區別。版的規格比較統一，做工也較爲精細，多用來書寫比較嚴肅、正式的公文，如里耶出土的大部分木牘就是這種情况。方的寬度較大，主要用于記載橫長縱短的文句之用，如政府機構日常事務中的記事，也用于書寫曆譜、遣策等。牒的規格不一，可大可小，多作爲登記數字、器物、人名等的簿籍。
　　至于簡牘使用木材的樹種，睡虎地秦簡的《司空律》中有這樣的規定：“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里耶出土的簡牘經過鑒定，其中有杉、松，可見，簡牘選用木料的原則是柔韌，易于刮削。另外，里耶簡牘中還有很多質地堅硬，紋理細密的雜木，這也說明在簡牘的選材方面，具體的做法應該是根據實際情况的不同而因地制宜。

二、公文的種類

　　公文一般是指行政機構在運作過程中所使用的公務文書，它的範圍很廣，包括各級政府機構之間下發和上報的所有政令、法律條例、文告、請示以及情况彙報等相關文書。按照性質與功能的不同，秦時的公文已經有了明確的分類。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秦公文有以下幾種：
　　1.命書
　　睡虎地秦簡《行書律》中有：“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爲（僞）聽命書，法（廢）弗行，耐爲侯（候）；不辟（避）席立，資二甲，法（廢）。”秦始皇改“命爲制”後稱爲“制書”。《漢制度》云：“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也。”說明制書是皇帝下發的文書。而秦時的命書應是漢代制書的前身，是秦統一六國前秦王的專用文書。
　　2.恒書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遷子》中記載，士伍丙因犯罪，官府將丙流放到蜀地，“令吏、徒將傳及恒書一封詣令史”，其中恒書的性質不明，但由于事情與解送罪犯有關，因此恒書應該是介紹案件及判决情况的文書。
　　3.爰書
　　睡虎地秦簡中多見“爰書”，如《封診式·訊獄》中規定，拷打犯人後要記錄：“爰書：以某數更言，毋（無）解辭，治（笞）訊某。”另外，在許多司法文書中，開頭都要寫明：爰書。《漢書·張湯傳》注：“爰，換也，以文書代替其口辭也。”王先謙《補注》：“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都認爲爰書是囚犯的供詞。但從睡虎地秦簡中爰書的情况來看，爰書的內容除了含有囚犯的供詞外，還包括有對司法審訊的過程、案件的調查以及處置情况等方面的內容，因此，秦時的爰書應該是司法案件的記錄，既包括罪犯的供詞，也包括相關人員的證詞，同時也有官吏對案件的審訊以及調查、處置等方面的內容。
　　4.語書
　　睡虎地秦簡中有《語書》一篇，內容是秦王政二十年，南郡郡守騰對屬下的各縣、道發布的文告，命令各地的長官要教導鄉民遵紀守法。語，《國語·魯語》注：“教戒之也。” 因此，語書應是政府下發的，含有命令、訊誡性質的文告。
　　5.用書
　　睡虎地秦簡《厩苑律》中有：“叚（假）鐵器，銷敝不勝而毀者，爲用書，受勿責。”即，借用的鐵制農具，如果因爲過度破舊而損壞的，要以文書上報情况，收下原物而不令借用者賠償。根據律文的大意，這里的“用書”似乎應該是關于物品的使用、損耗情况的文書。
　　6.診書
　　睡虎地秦簡中有一條律文，“……其非疾死者，以其診書告官論之。”這里的診書應是官吏對死、傷者的調查、檢驗的文書。
　　7.計
　　計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上報的關于經濟、人口等方面內容的統計文書。睡虎地秦簡中有大量的關于計的條文，說明秦時對計的重視。《商君書·去强》云：“强國知十三數：竟（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稿之數。”而計的統計內容應該大體上就包括這些方面。
　　另外，登記各方面內容的簿籍，如廥籍、食者籍、年籍、算簿，各種證件，如傳、符、致、校券、債券等，在行政事務中使用時，也應該包含在公文的範疇之內。

三、公文的書寫規範

　　從里耶秦簡來看，秦時公文的書寫有著非常固定的格式，說明公文的書寫規範已經形成，且相當成熟。秦時的公文書寫有以下要求：
　　1.公文的開始要標明書寫的年、月、日，以及當月的朔日。
　　里耶秦簡中的政府往來文書，在開頭都寫明文書書寫的具體時間，而且幾乎全部都注明當月的朔日。如[8]152正：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內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書：舉事可爲恒程者，洞庭上裙直，書到言。今書已到。敢言之。”
　　2.公文有較爲固定的書寫用語。
　　向上級發書，在開頭和結尾要用“敢言之”，兩個“敢言之”之間是文書的主體內容，它的作用是標明文書的起迄，防止他人竄改。如[8]154正：
　　“卅二年二月壬寅朔[朔]日，遷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
　　即使文書的內容很少，“敢言之”都不可省略。如[16]6背：
　　“三月戊午，遷陵丞歐敢言之：寫上。敢言之。”
　　向同級單位發書，用“敢告”。如[8]158正：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遷陵守丞色敢告酉陽丞主、令史：下絡裙直書已到。敢告主。”
　　對下級發書則相對隨便一些，格式不甚統一，沒有前兩者那麽嚴格，其用語有“下某某”，如[8] 156：
　　“四月丙午朔癸醜，遷陵守丞色下少內：謹案致之，書到言，署金布發。它如律令。”
　　“却之某某”，如[8]157背：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却之啓陵：廿七戶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爲典，何律令？應尉已除成，丐爲啓陵郵人，其以律令。”
　　“謂某某”，如[9]1背：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報之。當騰[騰]。”
　　也有用“告某某”，如[8]133背：
　　“八月癸巳，遷陵守丞從告司空主：聽書從事。”

四、公文的封緘

　　公文書寫完畢後，爲防止在傳送的過程中被私自拆閱，還要對公文進行一定的處理，以保證文書的機密性。秦時將文書的保密處理稱爲“封”，如《史記·秦始皇帝本紀》記載，秦始皇病死沙丘後，“（趙）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其中的“封”就是如此。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有：“‘發僞書，弗智（知），資二甲。’今咸陽發僞傳，弗智（知），即複封傳它縣，它縣亦傳其縣次，到關而得，今當獨咸陽坐以資，且它縣當盡資？咸陽及它縣發弗智（知）者當皆資”，其中提到將僞造的“傳”打開，然後“複封”，“複封”就是對文書進行再次封緘，可見，秦時對公文都要進行封緘處理。
　　對于文書的封緘方式，王國維先生在《簡牘檢署考》中已經進行了深入詳細的考證，基本上厘清了這一過程，即“書函之上既施以檢，而複以繩約之，以泥填之，以印按之，而後題所予之人，其事始畢。[8]”也就是說，在寫有公文的簡牘上面蓋上一塊被稱爲“檢”的木板，然後用繩子將“檢”和文書簡牘捆扎在一起，在“檢”上放上封泥，再在封泥上蓋上負責官員的印章，最後寫上文書所要傳遞的機構。
　　秦時公文封緘的具體過程，文獻沒有明確記載，但考古出土的簡牘材料說明秦時文書的封緘中也有檢、封泥、印章等的使用，所以，秦時公文的封緘方式，應該與王國維先生的研究相一致，如：
　　檢
　　里耶秦簡[16]3：
　　“尉曹書二封，丞印。一封詣零陽。一封詣昆陽邑。九月己亥水下八，走印（？）以□。”
　　這支簡就是公文的“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有：“（可）何謂‘瓊’？‘瓊’者，玉檢也。節（即）亡玉若人貿偒（易）之，視檢智（知）小大以論及以齊負之。”其中的“玉檢”，就是覆在玉上面的木片，其作用是標記玉的大小、成色等情况。而用于公文的檢則是蓋在文書上面的木板，主要注明文書的一些情况。《說文解字》曰：“檢，書署也。”徐鉉注：“書函之蓋，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填以泥，題書其上而印之也。”劉熙《釋名》曰：“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說明檢的作用是遮蔽文書以免文字暴露在外。
　　 這支檢上的“尉曹”，指的是郡尉或縣尉，是發送文書的機構。“二封”，是說本次遞送的文書的數目，其中一封送零陽，一封送昆陽邑。“丞印”，是說封泥上印的是丞的印章。“九月己亥水下八”是標明文書收到或送出的時間，“走印”是遞送文書的人員，“走”是職務，印爲人名。這支簡充分說明秦時公文中已經有了“檢”的使用。
　　封泥
　　爲防止他人私自拆閱，在封緘文書時，需要將捆扎文書的繩子的接頭處放置在專用的封泥里，這樣一來，如要拆看文書，勢必就要破壞封泥，因此，封泥就起到了判斷文書是否曾被開啓的作用。封泥上，還要加蓋負責官員的印章。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有“盜封嗇夫可（何）論？廷行事以僞寫印。”即盜用嗇夫的名義對文書進行封緘應如何論處？成例按僞造官印論罪。此處將對文書的封緘與官印相聯繫，說明封緘文書必須蓋印。《爲吏之道》“口者，關；舌者，符璽也。璽而不發，身亦毋薛（罪）。”其中的“璽而不發，身亦毋薛（罪）。”是說蓋印的公文不能隨便開啓，否則就是犯法。在里耶與簡牘文書同時出土了帶有印文的封泥多枚，上有印文“酉陽丞印”、“□陵□印”、“□（洞）庭□（司）馬”等。這些情况都充分說明，封泥與印章的使用是秦時公文封緘過程中所必需的的步驟。
　　總之，從出土實物和文獻來看，秦時公文的封緘方式應與王國維先生的論斷相一致。

五、公文的傳送

　　公文的傳送是公文制度中重要的一環。秦時有專門針對公文傳遞的法律—《行書律》，儘管只保存下來兩條律文，但因爲漢初的法律大多繼承自秦，因此張家山漢簡的《行書律》對秦《行書律》就是很好的補充。
　　秦時文書的遞送有以下幾種方式：
　　1. “以郵行”
　　“以郵行”就是派遣郵人通過設于交通綫上的各個“郵”對文書進行遞送。里耶秦簡中寫有“遷陵以郵行洞庭”，“軹以郵行河內”等。睡虎地秦簡《語書》的末尾提到，文書要通過“以次傳”“以郵行”兩種方式進行傳遞。“郵”是秦漢時期專門傳遞公文的機構。《漢書·薛宣傳》注：“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規定：“十里置一郵。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郵。”
　　除了“郵”之外，秦時的“傳”也是傳送文書的機構。《說文》：“傳，遞也。” 睡虎地秦簡《傳食律》專門規定“傳”對政府人員供給飯食的標準問題，說明傳也是當時的傳遞機構。《行書律》：“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也。”其中的“傳書”應該就是通過“傳”遞送的文書。
　　郵和傳遞送公文時有專門的運輸工具—傳車，如《金布律》規定：“傳車、大車輪，葆繕參邪，可也。”其中的傳車，就是爲郵和傳配備的專用車輛。
　　2. “以次行”
　　 “以次行”就是公文以縣爲單位，按照一定的順序依次傳遞。“以次行”有兩種情况，一是公文在郡內傳遞。這種情况下，“以次行”是指公文依照省時省力的原則，把公文按照一定的次序，依次傳遞到各個縣、道，如秦簡《語書》中提到的“以次傳”，就是指文書從郡治所在地發出後，首先傳送到最近的一縣，然後由這個縣傳遞到相鄰的一縣，依此類推，最後將公文傳遞到南郡所屬的各個縣、道。第二種情况是公文的傳遞涉及多個郡。這種情况下，以次行是指文書按照傳遞路綫所經過的縣的先後順序依次傳遞，如《封診式》的“遷子” 爰書，記載丙被“以縣次傳詣成都”，這里的公文傳遞就涉及咸陽和蜀郡兩地，公文要依次傳遞到咸陽到蜀郡的路綫上的每個縣，最後遞達蜀郡的郡治成都。
　　3. “輕足行”
　　“輕足行”是指步行傳遞文書。睡虎地秦簡《田律》規定，各地上報當地的風雨蟲害、莊稼長勢的情况時，“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說明距離較近時采用輕足的方式傳送文書，其中的輕足，意指行走快捷的人，因此，“輕足行”采用的應是步行的方式。里耶秦簡中有許多由遷陵縣下發屬下各機構以及各鄉的文書，這些文書雖然沒有注明傳遞的方式，但由于距離很短，可以推測，它們的傳遞應該是以“輕足行”。
　　公文的傳送方式一般由公文的性質决定，如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規定：“……書不當以郵行者，爲送告縣道，以次傳行之。”  “□□□不以次，罰金各四兩，更以次行之。” 說明各種傳送方式都有各自適用的範圍，不能隨便混用，司法文書、徵召文書、經濟文書以及比較緊急的公文都要通過郵傳遞，如“書不急，擅以郵行，罰金二兩。”“諸獄辟書五百里以上，及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皆以郵行。”這說明郵的安全性以及速度是當時各種傳送方式中最高的。另外，距離的遠近有時也是確定傳送方式的因素之一，如“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說明距離較短時通過輕足傳送，距離遠時通過“郵”傳送。
　　文書的傳送人員既有專職的人員—“郵人”，也有臨時指派的人員。如里耶秦簡[8]157背：
　　“應尉已除成，丐爲啓陵郵人，其以律令。”
　　[8]154背：
　　“郵人得行。”
　　郵人是專職負責公文傳遞的人員，一般不承擔政府的其他徭役，如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規定：“令郵人行制書、急書、複，勿令爲他事。”“複蜀、巴、漢（？）中、下辨、故道及鶏劍中五郵，郵人勿令徭戍，……”
　　不通過郵傳遞的文書，遞送的人員是臨時指派的，如里耶秦簡中遞送公文的人員有：
　　僕人（“走”），如[8]133背：
　　“八月癸巳，遷陵守丞從告司空主：聽書行事。起行司空。八月癸巳，水下四刻，走賢以來。行手。”
　　政府官吏，如[8]152 背：
　　“四月甲寅日中，佐處以來。欣發。”
　　[16]5背：
　　“七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裊陽成辰以來。羽手。如手。”
　　奴隸，如[8]157背：
　　“正月丁酉旦食時，隸妾冉以來。”
　　[16]5背：
　　“丙辰水下四刻，隸臣尚行。”
　　有爵位的普通百姓，如[16]9：
　　“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來。”
　　由于政府文書涉及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內容，因此，公文的安全與及時地傳送就顯得十分重要，秦時對此有著嚴格的管理。
　　1.公文的安全性
　　睡虎地秦簡《行書律》規定：“書有亡者，亟告官。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即文書丟失後，要及時報告官府。身體老弱以及不够誠實可靠的隸臣妾，不能派遣遞送文書。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規定：“諸行書而毀封者，皆罰金一兩。……而封毀，□縣□劾印，更封而署其送檄曰：封毀，更以某縣令若丞印封。”爲防止公文在遞送過程中被私自拆閱，《行書律》對封泥的完整性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2.公文的及時性
　　爲保障公文被及時的遞達，睡虎地秦簡《行書律》明確規定：“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觱（畢），勿敢留。留者以律論之。”即傳送皇帝的命書和標記有急件的文書，要立即傳送；不是急件的文書，也要在當天傳送出去，不能耽擱。張家山漢簡《行書律》也有類似規定：“郵吏居界過書，弗過而留之，半日以上，罰金一兩。”“及書已具，留弗行，行書而留過旬，皆盈一日罰金二兩。”對沒有及時將文書送出的行爲進行懲罰。對于郵人郵書的速度，法律也有明確規定，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規定：“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過半日至盈一日，笞百；過一日，罰金二兩。”

六、公文的存檔與保管

　　據專家考證，出土秦簡的龍山鎮，應是秦時的遷陵縣的縣治所在，出土的簡牘是當時遷陵縣與其他政府機構之間的往來公文。這些不同時期的簡牘應是先被集中保存，最後由于某種原因丟弃在井中。因此，這批簡牘應該是秦遷陵縣作爲官署檔案保存的政府文書。
　　秦時已經有了將往來公文作爲政府檔案保存的做法，《史記·肖相國傳》記載，劉邦進入咸陽後，其他將領爭奪宮室財物，而肖何却注意收集秦保存的法律、地圖與政府文書。秦時設有專門的機構—書府—保管政府機構之間的往來公文，如睡虎地秦簡《內史雜》規定：“毋敢以火入臧（藏）府、書府中。”甚至政府的低級官吏，都配置有專門保管文書的私人隨從，《秦律雜抄》：“吏自佐、史以上負從馬、守書私卒，令市取錢焉，皆遷。”可見秦對公文的重視程度。
　　在出土的秦簡中，不但有其他機構發送給遷陵縣的文書，還有許多是遷陵縣向其他機構發送的文書。這些外發文書的原件應該已經送走，出土的應該是當時抄寫的備份。這說明當時各級政府不但將收到的文書收藏存檔，而且已經有了將外發文書抄寫備份作爲檔案存留的做法，如[8]154正：
　　“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遷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
　　背面：
　　“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郵人得行。”
　　這是遷陵縣的守丞向上級彙報購買奴隸情况的文書，文書的原件已經在二月初一郵走，郵遞人員是“行”，這支簡應是原件的抄件。
　　再如[16]5背：
　　“三月丙辰，遷陵丞歐敢告尉，告司空倉主：前書已下，重聽書從事。尉別都鄉、司空，[司空]傳倉；都鄉別啓陵、貳春，皆勿留□。它如律令。”
　　這是遷陵的縣丞歐給遷陵縣尉和司空等下發的文書，文書的原件應發走，現在看到的是作爲檔案存留的抄件。
　　在作爲檔案存留的文書中，要標明文書收到與發出的時間，如[8]152 背：
　　“四月甲寅日中，佐處以來。欣發。”
　　而且，除了這種較爲粗略的記時外，還有更爲詳細的記時方式，如[8]133背：
　　“八月癸巳，遷陵守丞從告司空主：聽書行事。起行司空。八月癸巳，水下四刻，走賢以來。行手。”
　　詳細記錄收發文書的時間，是爲了及時對文書進行回復，同時也可以及時向對方要求回復。
　　抄寫文書的官吏也要在文書的末尾注明：“某手”。在里耶秦簡中，所有作爲檔案存留的文書，無一例外都在簡末注明抄手的名字，如[9]981背：
　　“九月庚午旦，佐壬以來。扁發。壬手。”
　　文書的拆看人也要注明。如[8]152背：
　　“四月甲寅日中，佐處以來。欣發。”
　　其中的“欣發”是說開啓（“發”）文書的是“欣”。
　　文書的傳遞人也要注明，如是自別處遞送文書，稱爲“某以來”，如[16]5背：
　　“七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裊陽成辰以來。羽手。如手。”
　　如是給別處發文書，稱爲“某以行”，如[8]154背：
　　“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郵人得行。圂手。”

七、公文的回復

　　收到公文的機構要及時對發送文書的機構給予回復，文書的回復稱爲“報”，睡虎地秦簡《行書律》規定：
　　“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也。……書廷辟有曰報，宜到不來者，追之。”
　　 就是說，傳送和接收文書，都要寫明文書發出和遞達的時間，以便及時回復。在里耶秦簡中，《行書律》的這條規定得到了嚴格的執行，如[8]154背：
　　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郵人得行。
　　如[16]5背：
　　“七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裊陽成辰以來。羽手。如手。”
　　這兩支簡分別都注明了文書送出和遞達的具體時間。
　　文書的回復主要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告訴對方文書已經收到，如里耶秦簡[8]156：
　　“四月丙午朔癸醜，遷陵守丞色下少內謹案致之，書到言，署金布發。它如律令。/欣手。/四月癸醜水十一刻[刻]下五，守府快行少內。”
　　其中的“書到言”就是縣廷要求少內接到文書後，要給以答復，告訴縣廷文書已經收到。[8]152正就是少內對縣廷的回復：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內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書：舉事可爲恒程者，洞庭上裙直，書到言。今書已到。敢言之。”
　　這支簡就是告訴縣廷，文書已經收到（“今書已到”）。
　　二是對對方在文書中提出的問題進行答復，而如果沒有收到回復，發送文書的機構可以向對方追問，如[9]1正：
　　“卅三年四月辛醜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陽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資餘錢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今爲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縣責以受陽陵司空，[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年爲報，已訾其家，[家]貧弗能入，乃移戍所。報署主責發。敢言之。
　　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厨敢言之：寫上，謁報，署金布發，敢言之。儋手。”
　　[9]1背：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陽陵守慶敢言之：未報，謁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報之。當騰[騰]。嘉手。以洞庭司馬印行事。敬手。”
　　這條簡文是陽陵縣的司空“騰”向洞庭郡發送文書，希望洞庭郡的尉查清欠政府錢款的陽陵人“毋死”在洞庭郡的什麽地方服役，而且特別說明，洞庭郡回復的文書（“報”）由負責的部門拆看。陽陵的代理縣丞“厨”同意了司馬“騰”的意見，幷且也提出“謁報”，即請求對方給以回復。到了始皇卅四年，陽陵依然沒有接到洞庭郡的回復，于是陽陵的代理縣令“慶”又向洞庭郡發了一封文書，聲明：“未報，謁追”，即“沒有得到回復，再次要求給以回復”。

八、丞與公文

　　《後漢書·百官志》本注云：“丞署文書，典知倉、獄。”說明簽署文書的工作主要由丞負責。現在看來，這一現象在秦時就已經出現了。從里耶秦簡來看，遷陵與陽陵兩縣公文的收發都以縣丞和代理縣丞（“守丞”）居多，而很少見縣令，如在文書中出現的遷陵的縣丞與代理縣丞有6人，不見縣令；陽陵的縣丞與代理縣丞有5人，縣令與代理縣令只有2人。而且縣的其他官員如需要向本縣以外的其他機構發文書，也需要經過縣丞的同意，如[9]2正：
　　“卅三年四月辛醜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陽陵下里士五（伍）鹽有資餘錢三百八十四。鹽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今爲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令鹽署所縣責以受陽陵司空，[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已訾責其家，[家]貧弗能入，乃移戍所。報署主責發。敢言之。
　　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厨敢言之：敢言之。儋手。”
　　這篇簡文是說，陽陵的司空“騰”準備給洞庭郡發送文書，要求洞庭郡調查陽陵人“鹽”在洞庭郡的哪一個縣服役。在文書起草完畢後，司空騰將文書草稿交到代理縣丞“厨”處，三天后，代理縣丞“厨”在文書上批語：“寫上，謁報，署金布發”，同意了司空騰起草的文書。
　　同樣反映這一情况的還有簡[16]3：
　　“尉曹書二封，丞印。一封詣零陽。一封詣昆陽邑。九月己亥水下八，走印（？）以□。”
　　這里的“尉曹書”和“丞印”說明，雖然文書是由尉起草，但最後的發送還是需要經過丞的同意。這些材料充分說明，秦時的文書工作主要由丞負責，同時也說明漢“丞署文書”的制度正是繼承自秦。

　　附記：原文發表于《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1期。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8年1月10日。）

---

[1]對于秦的分封制，有學者總結了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秦封列侯、封君，但不封王。第二，分封嚴格，且少封宗室。第三，列侯、封君在封地享有收稅、鑄幣等經濟特權，但不臨土治民。第四，列侯、封君在封地內須守法令，不能爲所欲爲。第五，秦封君、列侯世襲，但子孫世代承襲的極少。”（胡澍：《“秦無分封制”質疑》，《西北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還有學者認爲，秦國通過“以濫治强，授爵範圍極爲廣泛，貶低爵位本身的價值，使得受爵者無法兌現被承諾的特權……”。（朱弘：《關于秦漢分封制的歷史反思》，《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總之，相對于其他幾個諸侯大國，秦在分封方面的控制是比較嚴格的。
[2]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下文所引的睡虎地秦簡均出自此處，不再另注，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代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下文所引的里耶簡文均出自上述兩篇文章，不再另注。
[4]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
[5]簡和牘本來指的是兩種材質的書寫材料。《說文》曰：“簡，從竹，間聲。”說明簡是從竹筒上鋸解下來的竹片。牘，從片，片是剖開的木條。《說文》曰：“判木爲片”，可知牘是木質。但到了漢代，許慎已將“簡牘”二字混用，將兩種材質統稱爲簡牘，不再區分。
[6]林劍鳴：《簡牘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36頁；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第27頁。
[7]出土木牘散見《湖北雲夢縣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江蘇海州西漢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海州西漢霍賀墓清理簡報》，《考古》1974年第3期。
[8]參閱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王國維遺書》第九册，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