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谢桂华先生

作者:于振波  發布時間:2006-06-18 00:00:00

（首发）

　　在与病魔进行长期的抗争之后，谢桂华先生告别了他热爱的简帛研究事业，离我们而去了，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深得谢先生关爱的一名学生，让我把记忆中的一些片段写下来，寄托自己的一份哀思吧。
　　记得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读书时，我对秦汉史很有兴趣。想读研究生，入学考试却名落孙山。因为不甘失败，决心两年后再考，仍然把研究方向定在秦汉史，所以见到相关的书就买。毕业前夕（大约是1988年6月），买到了谢先生主编的《简牍研究译丛》第一、二辑。当时这两本书对我来说，实在太艰深了，但我由此知道了谢先生的名字和他的研究领域，并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两年后，我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张传玺先生指导下学习秦汉史。张先生再三强调考古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之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使我贸然闯入简牍学这一领域。翻阅简牍资料，拜读前辈时贤的相关论著，逐渐成为我课外阅读的主要内容。此时，我又找出久违的两册《简牍研究译丛》，细读再三，茅塞渐开。
　　在此期间，谢先生的成果不断进入我的视野，他参与编著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更是我受益至今的重要工具。当年从书店里淘到这两本书时的兴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主要是根据居延汉简写成的，谢先生的上述成果正是我撰写论文的基础，因此，在毕业论文答辩时，导师张先生指定请谢先生做校外评议人。按照张先生的指示，我把论文带到历史所，交给谢先生，便匆匆告辞了。印象中，谢先生待人很随和。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去历史所取评议书，心中忐忑不安，等待接受批评。谢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称赞论文写得好，接下来，便耐心细致地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包括引文的失误以及论证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谢先生始终和颜悦色，毫无责备的意思，更无居高临下的姿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批评不但不感到窘迫，反而如释重负，这种感觉在我是平生第一次。后来，谢先生经常向别人提到我的这篇论文，称赞有加，而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却只字不提。
　　北大毕业后，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林甘泉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谢桂华先生和李祖德先生作为培养小组成员给了我很多指导。林先生在家中给我上课，每两周一次。我去历史所，主要是请教谢桂华先生。谢先生不论当时有多忙，总是放下案头的工作，为我解惑释疑，向我讲述他的研究心得，介绍国外简牍研究动态，不厌其烦，诲人不倦。
　　在此期间，谢先生为简帛研究中心的成立投入大量精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谢先生为创办《简帛研究》而联络作者，联系出版社，审稿，编辑，校对……事无巨细，任劳任怨。他最大的感慨是人手不够，在我临近毕业时，几次提出要留我在他身边工作，但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历史所，离开北京。我当时有种种考虑，坦白地说，我缺乏谢先生的那种献身精神。
　　1996年，长沙走马楼吴简大量出土。我于1998年年初携家来长沙，既有生计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能与吴简拉近距离。1999年12月，谢先生为筹备“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到长沙。工作之余，特意来看望我，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谢先生得知我仍然没有放弃简牍研究，非常高兴，他带我到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把我引见给宋少华所长（现为简牍博物馆馆长），我也因此结识了黎石生、李鄂权、何佳等年轻朋友。黎石生和我都是在谢先生的鼓励和推动下而从事走马楼吴简研究的，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与谢先生的殷切期望分不开。
　　这次见面，为了使我更好地学习海外简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谢先生提出让我翻译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先生的汉简研究名著《汉代行政记录》，并收入他主编的“简帛研究丛书”中。按照谢先生的设想，这套丛书将分批出版，首先推出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学术名著，进而推出大陆学者的优秀著作。谢先生认为，从事简帛研究也应提倡“拿来主义”，不能闭门造车，不要夜郎自大，只有博采众家之长，才能推陈出新，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因此，这套丛书的初衷，就是要为大陆的简帛研究打开一个窗口，为有志于简帛研究的年轻人找到治学的门径，从而为这一学术领域培养、积蓄后备力量。
　　《汉代行政记录》的翻译工作于2000年12月完成，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出版，在这五年时间里，总共校对了四次。每次在我校对之前，谢先生先都已仔细看过校样，然后才转寄给我，校样上满是谢先生校阅的文字和标记。后面的两次校对，都是在谢先生生病之后，一次在2004年7月，一次在2004年12月，谢先生在病情稍稍稳定之后，坚持校阅。我几次在电话中劝他好好休息，并向他保证自己一定认真校对，但无济于事……2005年12月，《汉代行政记录》中文版正式出版，而此时，谢桂华先生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从1999年12月到2001年8月，为了筹备一次国际性的简牍研究盛会，谢先生多次来到长沙，在各相关机构、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制定详细方案，募集经费……其中辛苦，难以尽述，而他却很少为自己考虑，食宿因陋就简，从不挑剔。记得2001年春，谢先生再一次来到长沙，此时我刚好迁入新居不久，住房比较宽裕，于是与妻子商定，邀请谢先生住在家中，以便能对他在生活上有所照顾。然而，谢先生早出晚归，因过度劳累，嗓音都有些沙哑了，我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有一天晚饭后，我忍不住劝他休息一天再去跑，他回答说做事情要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谢先生不止一次讲到，他希望通过这样一次简帛研究的盛会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为大陆简帛研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从而增强国内简帛研究的整体实力。这些道理，我固然明白，可是，作为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这样奔波劳累，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事实上，谢先生从中得到的，除了辛苦，还是辛苦，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
　　2001年8月16—19日，“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宾馆隆重召开。熟悉谢先生的人都知道，谢先生此时已极度疲劳，嗓子完全沙哑了，只是一种毅力、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
　　会议结束后，我和黎石生都劝谢先生保重身体，不要再拼命为他人做嫁衣了。谢先生说，会议结束了，还要编会议文集，还要编《简帛研究》，还要编张政烺文集，还要编“简帛研究丛书”……等这些事情告一段落，他会好好休息一下。可是，这些事情哪里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谢先生非常推崇张政烺先生，佩服他学问功底之深，称赞他论证缜密严谨，说他的文章，就像剥笋子，层层深入，直达问题的本质，并为他不能把满腹的学问写出来留给后人而深深惋惜——谢先生说，他是带着这份崇敬与惋惜的感情而参与整理张政烺文集的。就在《张政烺文史论集》即将出版的时候，谢先生却因患肝硬化于2003年底住进了医院。
　　2004年7月初，谢先生刚出院不久，给我来电话，从说话声音判断，他的身体还很虚弱。谢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了，他了却一桩心事，还清了一笔“债”——谢先生把自己生病之前计划要做的事都叫做“债”，把这些事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一定要完成。可是，在他所开列的计划中，有长沙简牍会议文集，有《简帛研究》，有“简帛研究丛书”……惟独没有考虑他自己。我劝他，身体要紧，那些事根本不是什么“债”，完全可以交给别人去做……然而，谢先生是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坚持到底的人，我只有默默为他祈祷……
　　此后几次给谢先生打电话，感觉他的身体状况在逐渐好转，由衷地感到高兴，并不住地提醒他不要过度劳累，谢先生也一再答应会注意的，我自然也信以为真。可事实上，他一进入工作状态，就忘记了自己。
　　2005年7月，我去北京出差，顺便去拜访谢先生。一见面，谢先生就高兴地对我说，他的“债”就要还清了，《简帛研究二○○二、二○○三》已经出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已经发排，“简帛研究丛书”中有的书已经出版，其余的书也已经或即将发排……从2004年出院以来，短短一年的时间，谢先生忍受病痛的折磨，却完成了常人都难以胜任的工作。
　　我想，既然还清了“债”，这回总该安心休养一下了吧？然而，2005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中国秦汉史第十届年会，谢先生的身影也出现在会场——据说因为订不上卧铺，他只好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我在休息时去看谢先生，得知他又背上了新“债”——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我劝他只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不要再拼命了，谢先生也满口答应，可我深深地知道，只要是对简帛研究事业有利的事，他会满腔热情地全身心投入，劝说几乎没有多大意义。
　　2006年元旦，我给谢先生打电话，向他祝贺新年，他的家人告诉我，谢先生又住进了医院……
　　2006年3月，我把《汉代行政记录》中文版样书寄给吴荣曾先生，吴先生在回信中这样评价谢先生：
　　“他为中国的简牍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为名，不为利，纯粹是一种奉献。这种精神非常伟大，今天如先生者有几人？他提挈后进也是凭着自己热诚的心，这点也值得令人钦佩和学习！”
　　2006年5月中旬，我因一点私事去北京。5月13日，与李均明先生相约去看望谢先生。谢先生在家中休养，由他的儿子谢向东陪护。走进卧室，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谢先生躺在床上，腹部因肝腹水已严重隆起，脸上、双臂瘦得皮包骨，说话非常吃力而且含混，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这就是曾经那么矍铄、那么乐观、那么健谈的谢先生吗？！
　　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李先生和我都尽量不让他多说话。在几句简短的交谈中，谢先生没有谈自己的病痛，却问起我的工作情况，还提醒我去看看导师林先生和张先生。
　　这时，邬文玲也来了，紧接着，谢向东叫来了救护车，于是，我们一起把谢先生送到宽街医院。因病情严重，宽街医院不敢留，我们又去地坛医院。在诊室里，医生让我把体温计放到谢先生腋下，我放了几次，体温计都滑落到衣服里，这时我才发现，谢先生腋下已经瘦成一个空洞，即使体温计再粗上几倍，也未必夹得住。我不知所措，脑袋里一片空白。后来是李先生接过体温计，一直扶着，才勉强测完体温。
　　谢先生很坚强，在我们相处的这几个小时里，几乎没有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尽管腹水已压迫得他呼吸困难。
　　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
　　2006年6月12日凌晨，谢先生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学术界失去了一位作风正派、治学严谨的学者，一位淡泊名利、甘做人梯的实干家，一位诲人不倦、不遗余力奖掖后进的师长……
　　2006年6月13日下午，谢桂华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先生的生前同事、朋友、学生前来做最后的告别……
　　哀乐低回，苍天也为之动容，雨，在淅淅沥沥地下……
　　安息吧，谢先生！

2006年6月16日

　　（编者按：本文收稿日期为2006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