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考古學方法“遠遠滯後”，二重證據法“停留”的質疑

作者:劉信芳  發布時間:2006-12-26 00:00:00

（安徽大學歷史系）

（首發）

　　最近讀到陳淳先生《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6期）一文，說： “對于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强調‘二重證據法’重建古史的學者而言，它們的思維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20世紀初的水平。”又說：中國考古學的研究狀况“已經遠遠滯後于國際水準”。陳淳先生在文章中還表示了對學術傳統的鄙視與否定（參《文史哲》2006年6期，第22頁）。筆者有所不明，願質疑于次。
　　就新中國的考古學而言，報告、論著難以數計，成就舉世公認，倘若在方法上還停留在上一世紀二十年代的水平，舊中國、新中國與二重證據法有關的考古學方法全給否定了，這是難以解釋的。我們不妨說，學者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考古學與史學的綜合研究，不僅在其初始是正確的，即令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這恰好證明了二重證據法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一種能够與時俱進，能够不斷得到豐富完善，不斷得到新的闡發的方法。二重證據法在王國維的時代開出一輪絢麗的花朵，結出一批爲世所矚目的碩果；這以後，經幾輩學人的努力，二重證據法已經成長爲學林中的大樹，年年開花，年年結果。今天的“二重證據法”仍處于旺盛的生長期，以“停留”的眼光看待二重證據法，只知深愛自己的學術園地，看不到學術界的萬紫千紅，是有失于偏頗的。二重證據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中國的考古學在方法上也不是停留在原來的水平，而是在不斷進步。西方有些國家因爲缺乏史書記載，只好在考古上著眼于遺存本身，這是他們的長處。中外在考古學方法上的差异，是由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考古工作實際所决定的。外國學者幷沒有作出中國考古學方法比他們落後之類的判斷，此二者之間不能象百米短跑一般劃分先後。客觀的評介，中外考古學在方法上各有千秋，應該互相學習，互相借鑒，沒有必要簡單地貼上先進與落後的標簽。如果一定要否定中國考古學的方法，一定要否定二重證據法，是否需要有相應的研究成就，證明其方法爲先進，才可以下結論？
　　中國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獻，不僅中國學者在做，外國學者也在做。許多外國學者對中國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獻都很熟悉，作出了許多令人敬佩的貢獻。但我們也許可以冒昧地說，王國維的古史研究至今沒有人能超越，李學勤在甲骨文、金文、出土簡帛方面的研究成就，今天能與之差可比肩者，屈指可數，這難道不是國際水平？筆者無意抬高中國學者，因爲中國學者占有地利，除了上個世紀初出土的樓蘭、尼雅、敦煌簡牘以及上個世紀40年代出土的楚帛書以外，在絕大多數情况下中國學者還占有先機（請注意，在舊中國，中國學者屢屢痛失先機，至今還有數量可觀的資料流失海外，不予公布；當初個別外國學者在中國境內掠奪式的野蠻發掘，無方法可言，也在考古學的範圍之內）。以上的話只是爲了分析問題，請國外同行諒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都是在他們堅實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倘若不能撼動他們從事研究的基礎工作，空談缺乏實際研究成果作支撑的方法，是無能爲力的。筆者之所以提出以上質疑，還有一個原因，近年學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也喜歡寫考古學方法的文章，本科生、研究生都有。談方法，批評中國同行，津津樂道，讓他們讀典籍，則坐不住，是誰之過歟？
　　我不反對借鑒外國的方法，但如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倘若一定要按照當初的設計來匡正中國的社會主義，則膠柱鼓瑟，不堪設想。考古學方法的進步，也必然是這樣。如果一定要裝上高鼻子，染成黃頭髮，外國人根本就不屑于看你，因爲他是原裝的，你是模仿的。世界本來是多元化的統一，若否定傳統，否定中國人自己的學術之根，誰承認你？學術研究、文化研究是有個性，有風格，有繼承，有發展的；不象科學技術那樣具有通用性，具有淘汰性，甚至具有某種顛覆性。一個方正照排系統，淘汰了舊的排版印刷，幾乎顛覆了整整一個行業，有多少印刷工人被迫改行。計算機的核心技術被外國壟斷，你想學，學不來，人家不給，這就是科學技術！學術的借鑒不是這樣，我們引進西方哲學，不因此而淘汰中國的諸子之學；引進國際圖書分類法，幷不因此而淘汰四部分類法。古史重建借鑒外國的方法，也不會淘汰二重證據法。借鑒、學習的目的是爲了創新，是爲了使自己强大起來，不是爲了拋弃自己的根本。鄙視中國的學術傳統，貶低中國學者采用的正確研究方法，是沒有必要的。
　　最後，請記住一個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6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