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論所見“楚文化”

作者:工藤元男  發布時間:2007-03-24 00:00:00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

（首發）

一、21世紀COE項目與地域文化研究
　　2002年日本國文部科學省公開招募2002年度21世紀COE項目。為此，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決定，由從事與亞洲文化相關研究諸學科的研究者共同組成“亞洲地域文化遺產活用（enhancing）研究中心”，以“地域文化研究”為主題參加應募。該項目申請順利通過審核認可，現在即將完成為期五年時間的研究計劃。
　　此項目公開招募之際，筆者受命撰寫應募申請書。當時作為共同研究方法論所述者，在以下三點：第一、地域文化的再評價；第二、與重視田野調察的海外研究機構開展共同研究；第三、資料的電子數據化。此外，本基地由美術史、東洋史、日本史、考古學、東洋哲學、中國文學、人類學等各相關研究領域的教員參加，組成教育研究組織。作為各研究領域共同研究主題，提出了“亞洲地域文化研究”這一課題。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個平行並列、各自為營的研究課題，並未將各領域整體融合貫通。而當時之構想乃以四川省地域模型研究為基礎方法論。
　　所以如此，乃因筆者所主持的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自1996年秋開始，與四川大學、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組織對四川省新津縣新石器晩期宝墩遺址的考古發掘，共同開展四川省歷史、考古、民族的相關調査與研究。與此同時，筆者所在基地負責人、從事美術史研究的大橋一章教授所主持的奈良美術研究所也在大規模開展四川省摩崖造像的三維數據化研究。因此，決定以此兩研究所所進行的四川省調查研究為核心，將四川省視為地域文化研究的地域模型，開展與東亞各地域之間比較考察的共同研究。於是誕生了所謂“四川模型”這一稍稍費解的概念。
　　所謂四川模型，一言以蔽之，乃是伴隨秦漢帝國成立，各地之地域文化逐漸趨向消亡，稍後又如何重新構成、再生這一事情，以四川為地域模型進行考察確認與證明；並將之與其它地域類似情形展開比較考察的方法。稍作具體説明，即為如下內容。東亞各地的地域文化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而隨著秦漢帝國的成立相繼急速消亡，作為帝國統治下的某一地方，各地又進行重構。如在四川置巴郡、蜀郡、廣漢郡等，而楚都郢則置南郡等。其中我們所關注的則是，伴隨秦漢帝國的成立，先秦社会的地域文化逐漸消亡，而各地域逐步趨向所謂“秦化”、“漢化”這一局面。
　　若就楚地而言，則大致情形如下。近年來，在秦統一六國過程中征服的楚國故地出土了數量衆多、風格獨特的戰國文字資料。因其独特字形而被稱為“楚系文字”，這是為秦所征服的戰國楚國的文字，並在秦的統一過程中為秦系文字所排除、長久埋藏在歷史地層之中而不為人知。衆所周知，從二千数百年前的墓葬中隨葬的郭店楚簡中，發現了現存最古的《老子》文本，而上博楚簡中則發現了數量衆多的思想文獻典籍，戰國思想史研究因這些楚簡的出土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觀。然而，楚地出土的文字資料並非全為此類思想文獻典籍。如包山楚簡乃戰國中期楚墓中所出土，而其中就包含有大量刑法審判的資料。
　　秦征服楚國之後，在楚都郢之故地置南郡（湖北省江陵）；其後秦亡，西漢則在此地置南郡。在秦南郡的墓葬中出土了戰國之際秦國法制資料睡虎地秦簡，西漢南郡的墓葬中出土了西漢初期法制資料張家山漢簡。根據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等三種原始資料，我們得以對①楚國中心地、②秦占領之下秦化的楚地、③西漢重建之漢化之楚地等楚國中心地域，進行秦文化、漢文化進入楚地、最終使得楚地漢化各階段之歷時性考察[1]。在這些用以考察楚地之秦化、漢化的重要法制資料之中，特別是考察漢化系統之重要資料，為張家山漢簡之《二年律令》與《奏讞書》。為此，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協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州博物館，利用紅外綫照相機對原簡進行重新攝影，並編輯整理新釋文，附加新註釋。這一成果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戰國時代楚國固有的法制資料（包山楚簡）、秦漢統治之下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簡的出土，使得我們得以通過法制這一視角對楚地之秦化、漢化的過程進行檢討。
　　相比之下，先秦時代之四川則十分遺憾，缺乏類似楚地之出土文字資料，其考察只能依賴于考古資料。盡管如此，將並不十分充分之文獻史料與1980年代以降新増加出現的考古資料進行有機結合，則可作出如下問題設定。即在秦統一六國的過程中，秦逾越其固有領土，首先實行占領與統治者即此巴蜀之地。然而巴蜀之地與“其民有先王遺風”（《漢書·地理志》）的關中地域迥異，“巴、蜀、廣漢本南夷也”（同上），乃總稱為“南夷”之諸種族所居住之地域。因此，即便于此地置郡，其統治亦不可與東方諸國相同，困難重重。然而占領、統治此地之經驗與技巧，乃融入此後之秦漢帝國統治體制之中，並于日後中華帝國統治體制之形成，發揮重要作用[2]。
　　隨著秦漢帝國之成立，各地域相繼編入版圖，使得中央與地區、以及地區之間相互交流更為廣泛，並逐漸開始構築起嶄新的地域文化。這種秦漢帝國與地區文化之間的關係包含：地域文化之形成與展開的第一次情形，趨向消亡的第二次情形與進而重新構築嶄新的地域文化的第三次情形。以上這種多層性分析地域文化的方法，即我們所謂“四川模型”。
　　那麽，上述“四川模型”在適用于楚文化之際，除上文所述概括性內容以外，在具體層面而言，還有哪些問題呢。
　　 
二、《卜筮祭禱簡》所見楚文化
　　筆者嘗關注楚簡中的《卜筮祭禱簡》。就包山楚簡之《卜筮祭禱簡》，關於其構成與系統機能，有論文進行詳細體例分析：《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構造とシステム》[3]。此論文已承陳偉先生翻譯為漢語，詳請參看：陳偉譯《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構造與系統》[4]。又就較包山楚簡年代稍早的望山楚簡之卜筮祭禱簡，筆者亦有論文進行考察：《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の基礎性研究》[5]。該文結論認為，二者之間體例上並無本質差異。進而，關於《卜筮祭禱簡》目前年代最古資料之平夜文君楚簡，筆者亦有論文進行檢討：《平夜君成楚簡“卜筮祭禱簡”初探—戰國楚の祭祀儀禮—》[6]。平夜君成墓楚簡年代稍早于天星觀楚簡，其內容乃平夜君成在為期九年的疾病生活中，貞人們為其所舉行的疾病貞問記錄、祭禱記錄，以及平夜君成自己祈禱康愈的記錄等集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簡內容之中不見包山楚簡、望山楚簡等所見“歲貞”與“疾病貞”之区別，貞問之月集中于七月、八月，除十一月外每月均有，且全為疾病貞內容。由此可以設想：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所見體系性的構造與系統乃是吸收此前卜筮祭禱習俗，而加以整理、統合的一個完成形態。換言之，《卜筮祭禱簡》世界原本淵源于疾病貞，而隨著楚國王權擴張的某一時期開始，貴族階層介入其政治秩序之中，遂在此過程中開始出現歲貞。因之，歲貞未必全系私人貞問，其或亦充分具有王權意識（公開向王權表示恭順之意）、具有強烈公開性質的、一年中的例行儀式活動[7]。而歲貞的出現則使得歲貞與疾病貞同時並存。正如陳偉先生指出，包山楚簡之中雖然同在四月所舉行歲貞與疾病貞，然二者內容均不相混同。這一將各自貞問進行明確區分的情形無疑是上述內容最佳之旁證[8]。因此，與戰國楚國王權擴張過程中相呼應，卜筮祭禱的構造與系統也得以完成。
　　在此意義上，楚簡所見戰國楚地卜筮祭禱習俗無疑可以認為乃屬於我們討論課題的“楚文化”實例之一。然而作為楚文化的卜筮祭禱習俗也隨著其構成因素的分解，喪失了楚地的固有屬性。例如，楚曆以四月為歲首，乃基於当時六國通用的四分曆之產物，而楚國並無四分曆之外的其他曆法存在。而卜筮祭禱中出現有多位貞人參加貞問，大致反映出其歸屬于巫祝類之社会存在、以及楚地盛行巫風之事實。毋庸贅言，巫祝未必乃楚地所特有，巫祝文化乃是中國古代社会所具有的、頗具特色的一般性事實，此則在《史記・封禪書》等文獻中均有詳細記載。因此，將卜筮祭禱習俗之構成諸要素進行的要素分解，竟乃還原至構成中國古代社会共通諸要素。然而，此類諸要素乃以某一特定“型態”組合的階段、特別是作為個性化的“楚文化”，呈現在我們面前。
　　為説明上述將作為曆法的楚曆與作為地域文化的巫祝文化等諸要素有機組合為一定“型態”的卜筮祭禱文化，筆者乃引入文化人類學之“文化複合”（culture complex）這一概念。即，原本未必與王權相關的文化諸要素，伴隨著王權的擴張，乃進行相應的組合調整，重新構築出所謂“文化複合”。易言之，原本始于卜瘳習俗的疾病貞與歲貞相組合，誕生出“卜筮祭禱”這一楚地所固有的文化，而其根本原因則在於楚王權之擴張。平夜君成墓楚簡至包山楚簡的這一發展過程乃與戰國中期以後楚王權之擴張同時並行。楚國王權的擴張遂使得貴族階層亦納入其政治秩序之中，最終乃出現包山楚簡中所見卜筮祭禱習俗的完成形態。
　　 
三、《柬大王泊旱》所見楚文化
　　然而，問題在於並不能徑將楚簡中所記錄的習俗與文化直接視為所謂“楚文化”。典型的例子則可列舉上博楚簡的《柬大王泊旱》篇。該簡敍述較平夜君成墓楚簡年代更早的第30代楚簡王（前431～前408、在位）相關故事。雖然就簡的排列順序爭議不少，且簡上文字的字形與字句也頗難解，然而其內容則大致可歸納為：楚國遭遇大旱之際，楚簡王挺身“乞雨”，感動上帝，乃于三日之後沛然降雨一事。關於此簡內容，筆者嘗有專文討論：《楚文化圈の卜筮祭禱習俗—上博楚簡“柬大王泊旱”を中心に—》[9]。其要旨如下：以楚系文字書寫的該篇文字，儘管所述為楚王之故事，然而其記述動機則與《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篇》所見殷之湯王（成湯）、《晏子春秋·內篇諌上》所見齊景公之故事等基本相同，因此，難以從其中窺見楚之地域性特點。更毋寧說，此簡內容乃以此前的乞雨故事為背景，改造加工為楚簡王之事情。
　　陳偉先生曾指出，通過分析上博楚簡的《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隼》、《柬大王泊旱》三篇內容，可以確認此三篇確屬楚人所書，而文獻性質則近似《國語》[10]。無疑，就三篇作品屬性分類而言，陳偉先生所指出者誠然正確。但是就《柬大王泊旱》篇論，儘管其也為楚人所書寫，然而至於其內容則未必乃楚之所固有者。
　　 
四、楚系文字所見楚文化
　　一般提及楚文化，學界多習慣藉由中原地區視角來考察。如春秋時期楚君主自稱蠻夷的故事、以及楚人使用某种特殊的語言，為此而創造出特殊的文字等等。如滕壬生氏就楚系文字特徴嘗有如下論述（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1]）：
　　由於歷史和地域的原因，楚國自春秋以来就形成一種具有独特風格的文化。戰國時期，簡帛文字逐漸居主導地位，而中、晩期，這些日常生活中通用的毛筆書写而成的手写體文字並且直接影響銅器銘文的風格。具有濃厚的地域特點。表現在書写風格方面：字形趨於扁平、欹斜，筆勢円転流麗，横劃多作昂起的弧形，一般落筆重而収筆軽，多有首粗御細之感……（中略）……表現在形體結構方面：結構歧異，筆畫多變，符號繁雜特殊。以結構而言，楚系簡帛文字中有許多特殊形體。
以上乃就楚系文字的字形特徴所論述內容。然而趙學淸氏則通過中原地区五國（齊、燕、韓、魏、趙）文字與楚系文字之比較分析，指出兩者乃属同一文字體系[12]。實則，無論楚簡中毛筆的手寫體文字如何獨特，若將其文字分解為相應的單個要素（偏旁等），再加以隷定，則基本與中原文字並無二致。大西克也氏則從古代漢語學角度出發指出：楚地語言乃接近中原，而秦語言則相對其他諸地域較為孤立[13]。換言之，楚系文字作為文字類型，雖有滕壬生氏所指出之顯著特徴，但若分解其構成文字的諸要素，則其特徴遂趨至消滅。由此看來，楚系文字乃通過其文字構成諸要素間的關係，構成其獨特的特徴。
　　 
五、九店楚簡《日書》所見楚文化
　　楚懐王為張儀所欺騙，客死于秦之後，楚國的王權秩序乃急速趨向崩潰。與此相應，卜筮祭禱習俗的世界也逐漸崩壞，而代之以《日書》。這種交替雖然尚未有確證，而大致看來乃與卜筮祭禱簡所象徴的楚國王權在戰國後期逐步衰退密切相關連。
　　作為揭示出卜筮祭禱簡與《日書》之間継承關係的資料，九店楚簡《日書》乃引起衆多學者關注。就此問題，最近筆者有文加以討論：《從九店楚簡〈告武夷〉篇看〈日書〉之成立》[14]。其要旨如下。
　　九店楚簡《日書》出自乙組墓578座中之56號墓。根據簡報，乙組墓之年代縂體可分為4期7段，56號墓乃屬於其中之4期6段、即相當於“戰國晩期早段”[15]，乃迄今現存最古《日書》。《日書》中記錄有向武夷禱告的內容（以下簡称《告武夷》篇）。整理者李家浩氏認為：此內容“記的大概是巫祝為病人禱告某神之子武夷、以祈求病人飲食如故”[16]。然而就此解釋，學者之間尚有不同意見，這一討論也與《卜筮祭禱簡》如何發展成為《日書》這一問題相關。
　　武夷在傳世文獻中所見者，最早當推《史記·封禪書》。其中所見武夷乃方士向西漢之武帝上奏之際，出現在陳述祭祀太一神方術的語境之中。直接記述太一神與武夷之間關係的出土資料則有馬王堆３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将行”圖》。該圖繪在絹布之上，將神像分為上、中、下三層，各神像並附有題記。其中中層之三神的題字如下：
　　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獨行莫
　　我□、百兵毋童（動）【天之】禁。
　　我虒裘、弓矢毋敢来。
李家浩氏指出，右端“武弟子”即讀為“武夷子”，又先秦至秦漢之際，武夷乃所謂“避兵之神”（李家浩《論〈太一辟兵圖〉》[17]。是以《告武夷》篇之武夷也當理解為“避兵之神”。
　　李家浩氏《告武夷》篇釋文如下。
　　【□】敢告□之子武：“尔居（復）山之巸，不周之埜（野），帝胃（謂）尔無事，命尔司兵死者。含（今）日某（將）欲飤（食），某敢（以）亓（其）妻□妻女（汝），【】芳糧（以）（犢）某於武=（之所）：君昔受某之芳糧，囟（思）某逨（來）（歸）飤（食）故□”。[18]
關於簡文內容，有如下考證論文：
　　李　零《古文字雑識（二則）》[19]
　　陳松長《九店楚簡釋讀札記》[20]
　　饒宗頤《説九店楚簡之武夷（君）與復山》[21]
　　夏徳安（Donald Harper）（陳松長譯）《戰國時代兵死者的禱辭》[22]
　　李　零《讀九店楚簡》[23]
　　周鳳五《九店楚簡〈告武夷〉重探》[24]
　　李家浩《包山楚簡“”字及其相關之字》[25]
　　李家浩《九店楚簡“告武夷”研究》[26]
玆參照以上諸論文，略去考証過程，將筆者解釋略述如下：
　　〔大意〕【啊！】敢告□之子武夷：“尔居復山之麓、不周之野，天帝告尔無事(一如既往)、命爾司兵死者。今日某將欲飲食，乃將其自妻□處所得此聶幣、芳糧贈汝，藉此使某犢（不詳、祭祀名？）於武夷之所。（武夷）君今夕受此聶幣、芳糧，乃令某魂歸来，飲食如故”。
上述譯文中之“令某魂歸来,飲食如故”，乃從李家浩氏之解釋。李家浩氏注意到簡末“來歸”句與《楚辭·大招篇》之“魂乎歸徠、以娯昔只”、《招魂篇》之“魂兮歸來”等字句十分類似，是以將簡文的“來歸”釋為招魂之招辭、即巫祝呼喚病人離散之魂（某）的詞語[27]。李家浩氏這一見解、雖然在個別語句的解釋上尚有問題（如關於“某敢以其妻□妻女”之解釋），但是非常重要的指出了九店楚簡《告武夷》篇乃巫祝招魂的祝禱之辭。這就使得卜筮祭禱簡與包括《告武夷》篇在內的九店楚簡《日書》之間的継承關係得到具體確認。
　　筆者嘗在《从卜筮祭禱簡看“日書”的形成》[28]一文中，藉由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疾病占考察過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與《日書》的継承關係。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占辭中有云：
　　……苛光以長惻為左尹邵它貞，“以其下心而疾，少氣”。【占之】，“恆貞吉。庚、辛又（有）間，病速瘥，不逗於陽、同”。
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病》篇（第69簡正貳）有云：
　　甲乙有疾，父母為祟，得之於肉，從東方來，裹以桼（漆）器。戊己病，庚有【間】，辛酢。若不【酢】，煩居東方，歲在東方，靑色死。
　　同書乙種《有疾》篇（第183簡）有云：
　　丙丁有疾，王父為姓（眚），得赤肉、雄鷄、酒，庚辛病，壬間，癸酢，煩及歲皆在南方，其人赤色，死火日。
此類占辭皆据五行學説揭示出其中發病日、病因、再發日、病況轉好状態之間隔日（庚有【間】）以及報祭之酢日、不行祭祀之際的煩、歲方位等之間的關係。《日書》之卜瘳皆繼承了《卜筮祭禱簡》中以上相關內容。
　　再具體論之，就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中劃下線部分的“庚、辛有間”，李家浩氏解釋為：“苛光施以筮占的前317年11月己酉日的第二日之庚戌日、或第三日之辛亥日”。此後楊華氏更就較包山楚簡年代稍早的望山楚簡《卜筮祭禱簡》，列舉如下記述：
　　　　疾丙・丁有（瘳），辛（第66簡）
　　　　己未又有間，辛、壬瘥。（第67簡）
　　　　乙、丙少【瘳】。（第68簡）
　　　　壬、癸大有翏（瘳）。（第69簡）
　　　　間，庚申     （第70簡）
指出，在包山楚簡與望山楚簡中，均有利用《日書》的病占記錄[29]，並對筆者所認為《日書》乃自《卜筮祭禱簡》形成，其成立過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的乃是建除家的看法，加以反駁[30]。雖然就《卜筮祭禱簡》的占卜乃同時使用龜卜與易占，乃各家一致之見解，但是是否確實如楊華氏所言其中也有使用《日書》，筆者則認為尚有許多疑問。
　　此問題的關鍵之一在五行學説。此則為《日書》中最為重要的占法原理。下文略就目前最古的《日書》九店楚簡《日書》中的五行學説加以考察。
　　九店楚簡第二組中的《日書》可分為（二）至（一四），共13組。陳偉先生依據簡報旧釋文，將其內容定名分為：《建竷》、《結陽》、《四時十干宜忌》、《六甲宜忌》、《遇》、《十二支宜忌》、《四時方位宜忌》、《歲》、《內月》、《朔》、《衣》十一部分。其中《四時十干宜忌》（第37簡上至第40簡上）內容如下：
　　【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壬、癸吉，庚、辛城日。【凡夏三月】，丙、丁、庚、辛不吉，甲、乙吉，壬、癸城日。凡秋三月，庚、辛、壬、癸不吉，丙、丁吉，甲、乙城日。凡冬三月，壬、癸、甲、乙不吉，庚、辛吉，丙、丁城日。
陳偉先生復據五行學説，將以上內容整理如次表[31]：
　　
據此，將以上排列作為五行觀念更作如下説明。四時與天干相配的五行之際，若二者相同則為“不吉”（第一段）；前者生後者亦為“不吉”（第二段）；後者生前者則“吉”（第三段）。兩者相勝則為成（第四段）。又，夏之庚辛與秋之丙丁並無相生關係，乃以其尚未出現之“土”為中介，徑將“火生土”→“土生金”作“火生金”而至。是以五行相生、相勝的原理乃本篇占法原理依據。
　　誠然，根据陳偉先生所作圖表，或不難從中看出五行相生、相勝要素。但是，春、夏與秋、冬在“城（成）”的相勝關係上各自相逆。且正如陳偉先生所指出，夏之庚辛、秋之丙丁本身並不存在相勝關係，此則因占辭中並不存在五行排列中“土”的相應內容所致。且九店楚簡《日書》中可能與五行學説相關連的占辭僅此《四時十干宜忌》而已。這種記述同時也顯示出，九店楚簡《日書》中的五行學説尚未發展至成熟階段。而與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大量占辭、並依據縦横無尽的五行學説展開之情形相比，二者對比鮮明。或可見九店楚簡《日書》乃《日書》成立不久的早期階段產物。因此，楊華氏所認為《卜筮祭禱簡》占卜之中已經有使用《日書》的解釋，就此《日書》成立過程來看，亦頗為困難。
　　以上就《日書》如何從此前楚地社会習俗的卜筮祭禱發展形成這一問題，通過目前年代最古的《日書》——九店楚簡《日書》中的《告武夷》篇所作之考察。其結果認為，參照《楚辭》內容，則可知《卜筮祭禱簡》中招魂儀禮的習俗乃為九店楚簡《日書》之《告武夷》篇所継承。
　　 
六、代結語——與孔家坡漢簡《日書》相關連
　　隨著戰國後期楚國王權的衰退，卜筮祭禱簡世界也走向崩潰，《日書》逐漸取而代之。這一過程中所成立的《日書》，至戰國後期睡虎地秦簡《日書》階段，更以五行學説為中心，廣泛利用各種占法原理。這大致可以看作《日書》自身發展的階段。秦代《日書》相繼有湖北省江陵縣王家台、同江陵縣岳山、甘肅省天水放馬灘等出土，進入西漢則有湖北省江陵縣張家山、同随州市孔家坡、湖南省沅陵縣虎溪山、安徽省阜陽縣雙古堆等陸續發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出土地點皆集中于秦本土以及秦占領下的秦漢時代的楚地。換言之，原本在楚地由卜筮祭禱習俗而產生、作為地域文化的《日書》文化，在楚國滅亡之後，雖然楚之故地盡數編入秦漢帝國統治之下，卻依然存在。特別重要的是，西漢景帝時代墓葬的孔家坡8號漢墓所出土《日書》[32]，有以下等篇名（部分為編者命名）。
　　建除、伐木日、金銭良日、星官、徙時、□生、臨日、歸行、到室、亡日、離日、禹須臾行日、見人、禹須臾所以見人日、嫁女、牝牡月、牝牡日、裁衣、入官、直心、四季日、雞、豕、屏圂、殺日、直室門、死失圖、報日、有疾、日時、盗日、人字、忌日、始穜（種）
這些內容與戰國後期睡虎地秦簡《日書》非常相似，為《日書》歷經如何之發展、並為漢代所継承，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是故，楚國為秦國滅亡之前或稍后，在楚國所產生的“日書”文化，其後在秦漢帝國郡縣統治之下如何展開這一問題，與南郡地域統治體制變遷（楚→秦→西漢）之定點考察相同，乃具有分析之可能。

(刁小龍譯)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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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看拙稿《秦の領域擴大と國際秩序の形成》再論—いわゆる“秦化”をめぐっ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2號，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2003年。
[2]參看拙稿《秦の巴蜀支配と法制，郡縣制》，早稻田大學アジア地域文化エンハンシング研究センター編《アジア地域文化學の構築——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研究集成》所收，雄山閣2006年。
[3]《東洋史研究》第59卷第4號，2001年。
[4]《人文論叢》2001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5]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職記念論集刊行会編《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禮》所收，春秋社2005年。
[6]《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3號，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2005年。
[7]參看拙稿《“卜筮祭禱簡”所見戰國楚的王權與世族、封君》，楚文化研究会編《楚文化研究》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8]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
[9]《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第4號，2006年。廣瀬薫雄、曹峰譯《楚文化圏所見卜筮祭禱習俗——以上博楚簡〈柬大王泊旱〉為中心》，《簡帛》第1輯。
[10]陳偉：《上博楚簡〈昭王毀室〉等三篇の作者と作品のスタイルをめぐって》，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編《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所收，雄山閣2006年。
[11]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趙學淸：《戰國東方五國文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大西克也：《戰國時代の文字と言葉—秦と楚の違いを中心に—》，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編《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所收，雄山閣2006年。
[14]《福井重雅先生退休記念論文集〈暫定名〉》，近刊。
[15]參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415頁，科學出版社1995年。
[1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104頁，中華書局2000年。
[17]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１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18]前掲《九店楚簡》，50頁。
[19]《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会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
[20]同上。
[21]《文物》1997年第6期。
[22]中國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2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考古學報》1999年第2期。後改題為《九店楚簡〈日書〉》，再收錄於同氏著《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0年。
[2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４分，2001年。
[25]李家浩《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所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6]同上。
[27]前掲《九店楚簡“告武夷”研究》。
[28]《〈人文論叢〉特輯  郭店楚簡國際學術檢討会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9]楊華《出土日書與楚地的疾病占卜》，《武漢大學學報》2003年第５期。
[30]拙稿《建除より見た〈日書〉の成立過程試論》，《中國——社会と文化》第16號，2001年。
[31]陳偉《九店楚日書校讀及其相關問題》，《人文論叢》199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