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語》句末語氣詞“也已矣”早期的面貌

作者:曹銀晶  發布時間:2009-06-09 00:00:00

（北京大學中文系）[1]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9提交論文首發）

一

　　古漢語裏有一種現象，把兩個或三個語氣詞連在一起使用，表達某種語氣。這種語氣詞連用現象，自東漢以降論者頗多，如東漢趙岐、梁皇侃、宋朱熹、清劉淇、魏維新、王鳴昌等等。[2]不過這些人都是對語氣詞連用作一些零星的解釋，直到马建忠的《馬氏文通》才真正對句末語氣詞連用現象給予系統闡釋。[3]馬氏之後，專門集中論述這一問題的論文尚不多見，僅有郭錫良、趙長才、朱承平、楊永龍、周滿偉、李宗江先生等。[4]他們都注意到了先秦時兩三個語氣詞連用的現象。[5]其中有些學者就意識到了《論語》裏語氣詞連用現象比較常見，甚至有三個語氣詞連用的現象。[6]正因爲如此，討論語氣詞連用現象時，從古到今很多學者都會涉及《論語》材料。
　　可是不管是歷史上的還是現代的，研究《論語》語氣詞連用時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傳世本。衆所周知，傳世古籍中的文字有時很難避免錯誤，所以歷史上一些學者力圖利用新發現的文獻材料校讀傳世古籍。[7]近代正好有幾部新發現的《論語》材料可以跟今本《論語》對照，有助于彌補傳世本的缺陷。有鑒于此，本文想利用這些新發現的《論語》版本中的語氣詞跟今本《論語》中的語氣詞進行比較，探討《論語》中語氣詞連用的情况。因爲筆者學力所限，本文僅就《論語》中那些在語氣詞連用現象時經常被提起的“也已矣”加以考察，以期能够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
　　首先要說明的是，筆者以清阮元刊刻的《十三經注疏》本《論語》（下文稱“阮元本”，《十三經注疏》8，（台）藝文印書館印行1989年）作爲底本，以《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下文稱“定州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1997年）、《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下文稱“敦鄭本”，王素，文物出版社1991年）、《敦煌〈論語集解〉校證》（下文稱“敦集本”，李方，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和《景刊唐開成石經》（下文稱“唐石經”，中華書局1997年）著錄的《論語》作爲對比對象，對《論語》中句末語氣詞使用情况進行比較。

二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論語》已毀之殆盡，當時傳授生徒要靠口頭講述，于是出現了《魯論》和《齊論》不同的內容。後來又從孔宅壁中發現了《古論》，這樣在西漢時期就有三《論》幷行于世。此時，有兩次《論語》改定工作：第一次《論語》大改定是在西漢末年，出于張禹之手，名之曰《張侯論》；第二次改定是在東漢，出于鄭玄之手，以《張侯論》爲底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自漢代以來，有不少的學者做過《論語》注釋工作。到了元脫脫等纂修《宋史·藝文志》時，只有何晏等《論語集解》和皇侃《論語義疏》二書尚存。[8]其中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在宋後就亡佚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論語集解》、《論語義疏》二書是清代從日本購回的。[9]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和邢昺《論語注疏》，到目前爲止，無疑是影響最大的三種注疏本。[10]不過要確切說出從日本購回的何晏和皇侃的注疏本的來龍去脉還是有一定的困難的，[11]所以本文暫且不論此二本所收的《論語》原文。[12]這樣，本文考察傳世本《論語》語氣詞“也已矣”時，只采取阮元本《論語》加以論述。
　　語氣詞“也已矣”三字連用，在阮元本《論語》里共出現8例：
　　（1）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2）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3）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
　　（4）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先進》）
　　（5）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顔淵》）
　　（6）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顔淵》）
　　（7）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
　　（8）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
　　下面按定州本、敦煌寫本、唐石經本先後次序，分別考察這八例語氣詞“也已矣”在各本中的使用情況。[13]

三

　　定州本竹簡《論語》是1973年在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的。該墓主人劉修死于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論語》抄本。《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這部書在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了定州本《論語》的全部釋文，因爲殘簡居多，所錄釋文共7576字，不足今本《論語》的二分之一。在不到今本一半的文字中，差异之處達七百多處，幾占釋文的十分之一。原簡照片或摹本，到目前爲止，尚未發表。部分摹本僅見于《文物》1997年5期上。定州本《論語》因盜擾火燒，致使竹簡受到嚴重損壞。[14]正因爲定州本《論語》有很多殘缺，所以上錄阮元本《論語》語氣詞“也已矣”連用的八例中，只有（3）、（4）、（7）三例的文字見於定州本，原文各作：
　　（3a）說而不擇, 從而不改, 吾無如之何矣。（《子罕》）
　　（4a）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也。[15]（《先進》）
　　（7a）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16]（《衛靈公》）
　　通過對比，我們很容易發現阮元本作“也已矣”的部分，在定州本作“矣”或“也”。值得一提的是，定州本《論語》沒有見到三個語氣詞連用現象。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定州本裏單個語氣詞使用情况，共有10多種：也263、矣54、乎47、焉21、哉12、與16、已2、耶2、夫1、者1等，（右邊的數字爲出現的次數。下同。）占定州本《論語》語氣詞用例的95%左右；語氣詞連用使用情况，共有9種：也與6、也已2、也者1、也夫1、乎哉3、乎已1、矣夫6、矣乎2、已矣1等，占定州本《論語》語氣詞用例的5%左右。[17]
　　本文認爲定州本反映了西漢時《論語》的面貌。時代稍前的戰國時期出土文獻語氣詞使用情況，也可作爲其旁證。筆者就戰國出土文獻的孔子言語語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下文稱“上博簡”）中的有關孔子對答的文章，即《上博（一）·孔子詩論》《上博（二）·子羔》《上博（二）·魯邦大旱》《上博（二）·民之父母》《上博（三）·中弓》《上博（四）·相邦之道》《上博（五）·季康子問于孔子》《上博（五）·弟子問》作爲比較對象，[18]對其進行了窮盡式的調查統計。據不完全統計，這些上博簡中，單個語氣詞共有5種：也103、矣36、乎19、與5、哉2，占整個語氣詞用例的95%左右；語氣詞連用使用情况，共有4種：也與4、也夫2、也乎2、也已1，占整個語氣詞用例的5%左右。例如：
　　反納于禮，不亦能妃乎？(《上博（一）·孔子詩論》12號簡)
　　《樛木》之時，則以其祿也。(《上博（一）·孔子詩論》11號簡)
　　禹之母，有莘氏之女也。(《上博（二）·子羔》9-10號簡)
　　此命也夫。(《上博（一）·孔子詩論》7號簡)
　　其亦天子也歟，抑亦人子也歟？[19]（《上博（二）·子羔》13號簡）
　　由丘觀之，則美言也已。”《上博（五）·季康子問于孔子》13-14號簡）
可見，這些上博簡的孔子語錄當中也尚未發現三個語氣詞連用的情况，也就是說筆者目前所能够見到的戰國時期出土文獻裏尚不見“也已矣”連用的情况。[20]由此看來，漢朝《論語》版本不見三個語氣詞連用現象，可以說是基本上符合《論語》當時實際語言使用情况的。如果我們承認《論語》中的“也已矣”不是成書時原有的，那麽後來的阮元本所見“也已矣”到底是怎麽回事的呢？爲了解决此問題，筆者考察了另一種新發現的《論語》文獻，即敦煌寫本《論語》。

四

　　敦煌寫本《論語》可分鄭玄《論語注》、何晏《集解》和白文《論語》（下文稱“敦白文”）三類。其中鄭玄《論語注》和何晏《集解》已得以出版。（即本文所謂的“敦鄭本”和“敦集本”）至于敦煌寫本的具體年代，還有些爭論，不過無疑都是唐代寫本。（有關其年代，參看[表4]）王素先生參照很多材料整理出敦鄭本《論語》收錄《論語鄭氏注》殘卷6件。[21]李方先生錄校的敦集本《論語》收錄了二十世紀在敦煌及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唐人寫何晏《論語集解》單行本60餘件。敦鄭本和敦集本不僅可以訂正傳世本中的許多錯誤、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許多糾紛，還可以提供傳世本中沒有的許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許多新的問題。[22]請看阮元本《論語》8句“也已矣”在敦鄭本和敦集本中的使用情况：[23]

[表1] 阮元本《論語》8句“也已矣”在敦煌寫本中的使用情况

　　　　　　　　　　　　　　　　　　　　　　　　　　　　　　　　　　　　（“-”爲該件殘缺而沒有此句）

區分		(1) 泰伯	(2) 泰伯	(3) 子罕	(4) 先進	(5) 顔淵	(6) 顔淵	(7) 衛靈公	(8) 子張
敦鄭本	伯2510	也已矣	也已矣	已矣	-	-	-	-	-
敦集本	伯2123	-	-	-	-	-	-	也已矣	-
	伯2628	-	-	-	-	-	-	-	也已矣
	伯2687	-	-	-	也已矣	也已矣	也□□	-	-
	伯3194	-	也已矣	-	-	-	-	-	-
	伯3606	-	-	-	也	-	-	-	-
	伯3402	-	-	-	也	矣	-	-	-
	斯0800	也已矣	也已矣	-	-	-	-	-	-
	伯2620	-	-	-	也已矣	矣	矣	-	-
	伯2699	-	已矣	-	-	-	-	-	-
	伯3534	-	也已矣	-	-	-	-	-	-
	伯3192	-	-	-	也	已矣	也已矣	-	-
	斯3011	-	-	-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	-
	伯3305	-	-	也已矣	-	-	-	-	-
	伯3705	-	也已矣	-	-	-	-	-	-
敦白文	斯6023	-	也已矣	-	-	-	-	-	-
	伯2548	-	-	-	-	也已矣	也已矣	-	-
	伯3783	-	也已矣	-	-	-	-	-	-

　　由[表1]可以看出，上述阮元本《論語》8個“也已矣”在敦煌寫本裏作“也”、“矣”、“已矣”或“也已矣”等多種情况，而作“也已矣”者較多。這些情况同時告訴我們，至少在唐朝寫本裏“也已矣”連用現象比較流行，不過情况還是比較複雜的。蔣紹愚先生認爲，之所以唐朝寫本裏出現各種各樣的抄本，是因爲當時多憑記憶，究竟是“也已矣”還是“也已”、“已矣”、“也”不易記准。而唐宋以後有刻本爲依據，就容易一致了。也就是說，阮元本所見的8個語氣詞“也已矣”是跟唐石經的刊刻和宋印刷術的發達有關。[24]其說甚確。

五

　　唐石經，是繼漢熹平石經的第二部刻《論語》的石書，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成于開成二年(公元837)，故亦稱開成石經。唐石經共刻十二部經典，分別是《易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25]唐朝文宗時，宰相鄭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巨學鴻生共力讎刊，准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王介、段絳(另一人姓名漫漶不清)等四人用楷書分寫經籍于石，約用七年時間刻成。這表明唐石經是在當時經籍用字混亂、錯訛現象嚴重的情况下,朝廷下令刊刻的；是經過資歷深厚、精通儒學者認真校訂、審核後才鐫刻上石的,其目的就是對經籍用字進行規範。[26]
　　值得注意的是，唐石經《論語》裏的8個語氣詞，跟阮元本完全一樣，也都作“也已矣”。請看下面[表2]：

[表2] 阮元本《論語》8句“也已矣”在唐石經中的使用情况

書名	(1) 泰伯	(2) 泰伯	(3) 子罕	(4) 先進	(5) 顔淵	(6) 顔淵	(7) 衛靈公	(8) 子張
唐石經《論語》[27]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阮元本《注疏》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阮元本《論語》是據“宋十行本”刻的。阮元在《十三經注疏·重刻宋版注疏總目錄》云：“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釋也。其書刻於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而此“宋十行本”多襲宋朝廖瑩中校刻的九經版本。[28]可以說，阮元本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宋朝。通過阮元本《論語》8處“也已矣”在承襲唐石經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唐石經的刊刻完成對當時經籍起到了强有力的規範作用，使經籍文字混亂的情況得到了控制，直到宋朝受印刷術發達的影響，其內容又得到廣泛推廣使用。
　　據應岳林先生說法，印刷術起源于唐朝初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唐朝雕版印刷初步發展時期，五代至元朝雕版印刷全面發展時期，明清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幷用時期。值得一提的是，應先生注意到了唐朝刻印技術相對粗糙，因而印刷的主要內容是貼近人們思想、爲市民階層所常用的通俗書，如詩文、日曆、韵書及陰陽相宅、佛道經典等，而爲統治階段和士大夫所需要的儒家經典及其它百家著作尚未作爲出版對象。直到五代宋金元，爲統治階級及士大夫所需要的儒家經典、百家著作、史書、類書及反映科技的醫、算之類著作被大規模刊印，廣爲流傳，印刷術由原來的民間小規模經營走上了政府大規模組織的道路。[29]
　　筆者同意應岳林先生的看法，認爲唐朝印刷的主要內容不包括儒家經典；直到五代、宋朝，儒家經典被大規模刊印，廣爲流傳。宋朝以後《論語》注釋本也正好可以證明此種情况。根據現有的傳世文獻材料，宋朝以後的《論語》各種版本語氣詞使用情况基本上跟阮元本《論語》相同。請看下表：

[表3] 阮元本《論語》8句“也已矣”在宋朝以後注疏本中的使用情况

　　　　　　　　　　　　　　　　　　　　　　　　　　　　　　　　　　　　　　　（“-”爲該書沒有此句）

	書名	(1)	(2)	(3)	(4)	(5)	(6)	(7)	(8)
宋	蔡節《論語集說》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陳祥道《論語全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戴溪《石鼓論語答問》	也已矣	-	也已矣	-	-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張栻《癸巳論語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鄭汝諧《論語意原》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明	郝敬《論語詳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劉宗周《論語學案》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清	陳鱣《論語古訓》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戴望《戴氏注論語》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黃式三《論語後案》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劉寶楠《論語正義》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可見，宋以後的傳世文獻《論語》和上錄阮元本《論語》的語氣詞使用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
　　綜上，從現有的材料看，《論語》裏的語氣詞“也已矣”連用不見于漢朝文獻，而見于唐朝敦煌寫本，定形于唐石經本。由於唐朝石經本的刊刻、印刷術的發達，影響到了阮元本《論語》及宋朝以後的《論語》版本，使得宋以後的《論語》語氣詞使用情况基本上與唐石經一致。
　　至于《論語》裏所見“也已矣”大致出現在什麽時候？現在所能夠見到的皇侃《論語義疏》到底在反映什麽時候的面貌？唐石經到底根據什麽版本刊刻？“也已矣”到底表達什麽語氣？等等，則是應當另行討論的問題了。

[表4] 敦煌寫本《論語》寫作年代情况

區分		收入篇	寫作年代	說明	參考文獻
敦鄭本	伯2510	雍也- 鄉黨	晚唐	陳鐵凡先生說：“此件尾題末注‘維龍紀二年二月燉煌縣’，龍紀爲唐昭宗年號，龍紀二年爲西元八八九年。”	陳鐵凡：《敦煌論語异文匯考》243頁，《孔孟學報》1期，1961年。
敦集本	伯2123	衛靈公 、季氏	唐朝	此件《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原編爲2496號。李方先生說：“文中‘民’字缺筆唐諱，知爲唐寫本。”	李方錄校：《敦煌〈論語集解〉校證》66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下文稱“李書”）
	伯2628	微子- 堯曰	唐朝	李方先生云：“文中缺筆書‘民’字，知爲唐寫本。”	李書765頁
	伯2687	先進、 顔淵	唐朝	李方先生云：“文中‘民’作‘人’，又據書法，知爲唐寫本。”	李書443頁。
	伯3194	述而、 泰伯	唐朝	李方先生據卷中“治”改作“理“，定爲唐寫本。	李書220頁。
	伯3606	先進、 顔淵	唐朝	許建平先生把伯3606和散0666兩件合為一件，說：“陳鐵凡、李方據散0666號‘民’字缺筆定位唐寫本。”	許建平《敦煌經籍叙錄》362頁，中華書局，2006年。（下文稱“許書”）
	伯3402	先進、 顔淵	盛唐	李正宇定爲盛唐時期寫本, 潘重規、許建平從之。[30]	許書357-8頁。
	斯0800	述而、 泰伯	中唐	卷末拖尾背面爲“午年正月十九日某寺出蘇油麺米麻毛等曆”，則爲蕃占時期之物，據此可知正面寫卷必早于此時。王重民認爲是中唐寫本。許先生從之。	許書338頁。
	伯2620	先進、 顔淵	中唐-	許先生說：“寫卷‘民’子缺筆，或改‘人’，皆避唐太宗諱，然就寫卷的行款、字體來看，應是中唐以後的抄本。”	許書351頁。
	伯2699	述而、 泰伯	中唐-	許先生說：“‘民’、‘治’有諱，當是中唐以後學童習書。”	許書339頁。
	伯3534	述而、 泰伯	蕃佔 時期	末有題記“亥年四月七月孟郎郎寫記了”1行。許先生據亥年的題記，認爲此卷爲蕃占時期寫本。	許書340頁。
	伯3192	先進、 顔淵	中唐 或 晚唐	卷末有題記“丙子年三月五日寫書了張□讀”1行，又有七言詩一首。卷背爲《社司轉帖》，中有“大中十二年四月一日社官李明振”字樣。姜亮夫云：“‘《論語》出于丙子，考其書勢，似爲八百年時書’。按大中十年，適爲丙子，則八百年時之丙子，應爲貞元十二年，與伯氏所言甚合，確否不可必，姑附于此。”許先生說：“此說誤。貞元十二年，敦煌爲蕃占期，用地支紀年，而不用干支。池田溫、榮新江以此丙子爲宣宗大中十年（856），甚善。因卷背《社司轉帖》爲大中十二年（858）所書，正面之丙子必早于此年。”	許書358-9頁。
	斯3011	先進- 憲問	晚唐 或 後梁	篇題前有題記“戊寅年十一月六日僧馬永隆手寫論語一卷之耳”。……關于戊寅年的確切年代的考定，有兩種說法：一為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一為後梁末帝貞明四年（918年）。	許書353-5頁。
	伯3305	子罕、 鄉黨	晚唐	卷背有“咸通九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書記記事”、“咸通十年正月廿一日社司轉帖”等。	許書340頁。
	伯3705	述而、 泰伯	晚唐	卷背有“中和二年”題字。許先生根據其書法、行款及卷尾、卷背的塗鴉，此當是學子所書，時間應在中唐以後。	許書339頁。
敦白文	斯6023	泰伯、 子罕	唐朝	李方先生據“民”字缺筆定爲唐寫本。	李書286頁。
	伯2548	先秦、 顔淵	唐朝	許先生說：“字體惡劣，小兒所書。……寫卷‘治’字不諱，然‘民’字缺筆，‘淵’則多寫作‘’，亦避諱缺筆字，因而李方定爲唐寫本。”	許書297頁。
	伯3783	述而- 鄉黨	晚唐	卷末有題記“文德元年正月十三日燉煌郡學士張圓通書”1行。	許書293頁。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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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乂  田：《<魯論>、<齊論>比<古論>出現得早——與唐明貴先生商榷》，《陰山學刊》2007年第1期。
　　徐望駕：《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版本研究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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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  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异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爲例》，《世界漢學》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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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岳林：《印刷術在中國的起源、發展及在亞洲的傳播》，《復旦學報》1994年第2期。
　　榮新江：《〈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拾遺》，《文物》1993年第2期。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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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承蒙蔣紹愚先生和李家浩先生的指导并審閱，在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2]他們都對語氣詞連用現象給予解釋，如東漢趙岐《孟子·公孫丑下》注：“云爾者，絕語之辭也”；梁皇侃《論語義疏》：“耳乎，語助辭”等。具体内容參看廖禮平：《〈論語〉〈孟子〉中語氣詞連用初探》，《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
[3]馬建忠說：“合助助字者，或兩字叠助一句，則謂之雙合字。或叠三字，則謂之三合字。”參看馬建忠：《馬氏文通》377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
[4]參看廖禮平《〈論語〉〈孟子〉中語氣詞連用初探》，《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二）》，《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1期。趙長才《先秦漢語語氣詞連用現象的歷時演變》，《中國語文》1995年第1期。朱承平《先秦漢語句尾語氣詞的組合及組合層次》，《中國語文》1998年第4期。楊永龍《先秦漢語語氣詞同現的結構層次》，《古漢語研究》2000年第4期。周滿偉《〈論語〉語氣詞的連用》，《德州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李宗江《試論古漢語語氣詞“已”的來源》，《中國語文》2005年第2期。
[5]郭錫良先生說：“句尾語氣詞的連用，《尚書》中未見，先秦其它典籍兩個語氣詞連用的很常見，還有三個語氣詞連用的情况。”參看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二）》81頁，《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1期。
[6]馬建忠早就說過：“求之今文，雙合字之助句者鮮矣，而三合者僅見于《論語》《檀弓》《左傳》。”（參看馬建忠：《馬氏文通》377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郭錫良先生也說過：“先秦三個語氣詞連用的也不多，只出現在少數典籍中，如《論語》、《左傳》、《孟子》，以《論語》用得較多。”（參看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二）》81頁，《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1期）。趙長才先生根據《論語》、《左傳》、《國語》和《老子》四書的統計結果，進一步認爲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語氣詞種類已經達到了19種，用例達175次。其中《論語》使用了17種，用例達79次，占這一時期全部用例（175次）的45.1%（參看趙長才：《先秦漢語語氣詞連用現象的歷時演變》，《中國語文》1995年第1期）。
[7]裘錫圭先生說：“從歷史上看，我國學者自來都很注意利用考古發現的古抄本和其它古代文字資料來校讀傳世古籍。……現代學者中間，不少人在校讀《老子》、《尚書》等書時，很重視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六朝和唐代寫本；還有人利用周代金文和秦漢金石文字等資料校讀古籍。他們大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參看裘錫圭：《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校讀古籍的重要性》94頁，《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8]參看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二期。至于《魯論》、《齊論》和《古論》的出現時代，還有些爭論。唐明貴先生認爲《魯論》、《齊論》的出現晚于《古論》（參看唐明貴：《<古論>、<齊論>與<魯論>考述》，《陰山學刊》2006年第1期）。乂田先生認爲《魯論》、《齊論》比《古論》出現得早（參看乂田：《<魯論>、<齊論>比<古論>出現得早——與唐明貴先生商榷》，《陰山學刊》2007年第1期）。關于皇侃《論語義疏》一名，徐望駕先生有所論述。他說：“據《梁書》，皇書初名《論語義》，其後《隋書·經籍志》稱《論語義疏》（卷三二，志二七），《舊唐書·經籍志》作《論語疏》（卷四六，志二六），敦煌寫本作《論語疏》。《論語集解義疏》一名，見于今本，通稱《論語義疏》。”參看徐望駕：《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版本研究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
[9]黃立振先生說：“《論語集解》到了宋代以後就亡佚了，清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就未收入。直到清末民初，長沙葉德輝（觀古堂）從日本購得正平《論語集解》本，從此始回祖國。”（參看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二期）清朝的時候，單行本《論語集解》也從日本傳來（參看高華平：《<論語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二期）。
[10]高華平先生說：“在後世多種‘集注’本和注疏本中，何晏等人的《論語集解》通過自然競爭勝出，最終得以獨占鰲頭。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叙錄》中說:‘(何晏)《集解》盛行于世，今(指唐代——引者)以爲主。’《隋書·經籍志》之《論語》‘類序’曰:‘是後諸儒多爲之注……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至隋朝，鄭、何幷行；但到了唐代，却是陸德明所說的‘何以爲主’了。此時的《論語集解》又與皇侃的《論語義疏》十卷合幷爲‘注疏本’ ——一般稱之爲‘皇本’。到北宋咸平年間(998—1003)，邢昺著《論語疏》，又與何晏等人的《論語集解》合刊，世稱‘邢本’；到南宋時，‘邢本’很快取代‘皇本’《論語義疏》，‘皇本’終于亡佚。清人編《十三經注疏》所用即是‘邢本’。”參看高華平：《<論語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二期。
[11]至于皇侃所撰《論語義疏》什麽時候流入日本，目前還有不同看法。徐望駕先生認爲皇侃所撰《論語義疏》在南宋末年流入日本（參看徐望駕：《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版本研究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傅熊先生認爲約在唐朝建立之初，說：“鑒于隋唐時期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强烈興趣以及中日兩國持續緊密的文化交往，《論語》的最重要的版本在那時流傳到日本是不足爲奇的。雖然說出《論語（集解）義疏》到日本的確切時間也是困難的，但人們有個大致的共識，即它到達日本約在唐朝建立之初。關于《論語（集解）義疏》（10卷）存于日本的最早記載見于藤原左世（？-898年）。在皇家圖書焚毀後，對日本保存的中國典籍的調查與875年的總集中，目錄大致編于898年以前，幷再版于黎庶昌（1837-1897年）的《古逸叢書》（1882-1884年）。”（參看傅熊：《經典注釋文本與流行版本的异同——以<四庫全書>本皇侃<論語義疏>爲例》，《世界漢學》2005年第1期）。
[12]我們今天所能够見到的皇侃本《論語義疏》裏的“也已矣”比阮元本《論語》多出5次。如《學而》：“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爲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泰伯》：“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子罕》：“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關于這些問題，筆者打算另文討論。
[13]東漢時期刊刻的熹平石經也著錄《論語》原文。不過漢石經刻成後，董卓之亂時，碑文殘缺于戰火之中；又幾經遷徙，碑文複告漫滅；降至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嘆。現原碑皆毀，僅存殘石，拓片，我們已不能窺其全貌。本文使用《漢石經集存》（馬衡，科學出版社1957年）考察，發現阮元本8句“也已矣”，都不見於熹平石經。所以本文不舉熹平石經本《論語》材料。
[14]據說，該墓約于西漢末年被盜掘，而由于盜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驚駭逃出，所以竹簡出土時就已經嚴重炭化，唐山地震中又被擾動，所以尚未發表（參看《定州漢墓竹簡〈論語〉》1-2頁，文物出版社1997年）。不過參加整理工作的人有張政烺、李學勤先生等，水平都很高。再加上，我認爲“也”、“已”、“矣”三個語氣詞很容易釋出來，釋文裏不會有太大的錯誤。所以在本文裏還是直接引用釋文材料。
[15]爲殘缺。下同。定州本“也”後面緊接著出現“吾子何哂由也？”一句。可見，阮元本作“也已矣”的此句，在定州本僅用“也”一字。
[16]定州本《論語》75頁注21說：“未，今本作‘末’。”
[17]定州本《論語》出現3次“而已矣”，即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不占而已矣”（《子路》），“莫己知也，□□而已矣”（《先問》），不過本文認爲“而已矣”的“已”是有實際意義的動詞，所以在本文裏姑且不把它看作語氣詞連用。
[18]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是上海博物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在香港文物市場上購買的竹簡。自問世以來即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他所收錄的竹簡數目巨大，內容涉及學科、領域廣泛，且竹簡全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戰國古籍，被學術界譽爲“國之重寶”。目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有7册，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之（七）。裘燮君先生把先秦文獻分成若干類，即記事性詩體類、歌體類、記事體類、誥命誓詞體類、議論體類和史傳體類。通過分析，他還認爲，在先秦文獻中，記事性詩體類、記事體類、誥命誓詞體類對語氣詞的運用最少，而歌體類、議論體類（尤其是其中的哲理、政論類）對語氣詞的運用最多，如中山王鼎、《詩經》、《孫子兵法》和春秋戰國其它諸子散文等（參看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體文獻在語氣詞運用上的差异》，《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筆者同意裘燮君先生的觀點，即語氣詞在不同文體的文獻裏反映出來的面貌是不同的。基于這一點，筆者在本文裏選擇了既屬于戰國時期出土文獻又屬于所謂“議論體類”的孔子言語語錄。
[19]馬建忠認爲“歟”字，古同“與”。甚是（參看馬建忠：《馬氏文通》372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
[20]傳世先秦文獻裏，僅見兩次“也已矣”——即《孟子·離婁下》：“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禮記·表記》：“虞帝弗可及也已矣”。這兩例也許是在反映先秦語言面貌，也許是後人改動后的面貌，目前沒法得出結論。不過不管怎么樣，此兩例都既不屬於《論語》原文，又不屬於孔子語錄體範圍之內，故暫擬不論。
[21]參看榮新江：《〈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拾遺》，《文物》1993年第2期。
[22]參看李方錄校：《敦煌〈論語集解〉校證》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23]敦煌文獻的發現和盜掘情况比較複雜，下面簡單介紹一下跟本文有關的一些情况。王道士（1849-1931年）光緒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英國國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本文簡稱爲“斯”）從1907年開始從王道士那裏購買了敦煌文獻，出版了《西域考古記（塞林提亞）——在中亞和中國西鼬考察的詳細報告》（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1921）。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本文簡稱爲“伯”）在1908年也從王道士那裏購買了6000餘件各類文獻及佛畫，入藏到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和幷未將其敦煌文獻整理出專門的報告。但他在考察中，曾寫了大量的筆記（參看伯希和著，耿升、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上參看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52-77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其原照片可以參看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台）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1986年。
[24]此爲蔣紹愚先生私下跟我談此文章時提出的意見。
[25]此部分參見吳遼東：《唐開成石經<論語>拓本考略》，《蘭台世界》1993年第10期。還可以看楊麗君：《歷代石經<論語>考》7-9頁，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26]參看吳麗君：《<唐開成石經>刊刻的社會背景綜述》，《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05年第3期。
[27]參看《景刊唐開成石經》第四册《論語》部分2597-2673頁，中華書局1997年。
[28]孫欽善先生認為宋咸淳年間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元初義興岳氏多襲廖氏之舊增補成《九經三傳沿革例》。孫先生認為《九經三傳沿革例》的作者是元初義興岳氏，與宋時岳珂無關（參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638—641頁，《中華書局》1994年）。
[29]參看應岳林：《印刷術在中國的起源、發展及在亞洲的傳播》，《復旦學報》1994年第2期。關于印刷術發明的起源，張秀民先生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中就列舉了七種說法，即漢朝說、東晋說、六朝說、隋朝說、唐朝說、五代說、北宋說（參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人民出版社1958年）。張岩方先生認爲，其中漢朝說、東晋說和六朝說過早，沒有確鑿的證據；北宋說又太晚，因而都不能成立；舊時流行的五代說，已爲事實所推翻；解放後盛行的隋朝說因爲誤解文獻等問題，也難以成立。張岩方先生就從文獻記載、實物發現和貞觀時期的社會歷史條件等三方面來加以分析，認爲雕版印刷術發明于唐代貞觀年間（參看張岩方：《試論雕版印刷術發明于唐代貞觀年間》，《圖書館建設》1985年第3期）。
[30]李正宇先生云：“本件編號P.3402，原件爲盛唐時《論語》抄本，經過多年使用，已經殘破不全，無法繼續使用，吐蕃統治時期成爲廢紙，利用背面抄抄寫寫。在原抄本卷尾余白處有人用硬筆續寫‘論語卷第六’五字。……背面《吉凶禁忌書》，筆迹與‘論語卷第六’五字同，抄寫者當同爲一人，亦吐蕃統治時期（781-848）硬筆寫本。”潘重規先生說：“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讀伯三四〇二號敦煌《論語集解》殘卷，正文行間夾有藏文，如‘子在回何敢死’側有藏文署名；‘願爲小相焉’側有藏文虎年紀年，可見這個卷子氏吐蕃認的讀本。”許建平先生根據這兩點，認為李正宇先生的盛唐寫本的說法比較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