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澤之會與馬陵之戰時間考

作者:王政冬  發布時間:2014-04-05 22:45:54
　　逢澤之會標志魏國霸業達到頂峰，馬陵之戰則是魏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兩件事深刻影響了戰國中期政治形勢的發展與演變，但對於逢澤之會與馬陵之戰的具體時間，史料的記載頗多模糊與矛盾之處。筆者在前人考訂的基礎上，通過對史料地進一步分析，發現這兩件事應該都發生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逢澤之會在前，馬陵之戰在後，具體考證如下。
　　逢澤之會的時間，《史記·六國年表》列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秦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會諸侯於澤。朝天子。”《集解》徐廣曰：“澤，《紀年》作‘逢澤’。”《史記·秦本紀》載秦孝公二十年：“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馬陵之戰的時間，《史記·六國年表》列在周顯王二十八年（前341），當魏惠王三十年、齊宣王二年，《魏世家》、《田世家》同。
　　可見，按照《史記》的記載，是先有逢澤之會，後有馬陵之戰。這一順序也見於《戰國策·秦策四》：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
　　 
“朝為天子”，王念孫認為“為”通“於”，“謂魏惠王朝於天子，而天下皆從也”。[1]此句是說，逢澤之會後，魏惠王曾率十二諸侯朝見周天子，這與《史記·六國年表》“會諸侯於澤”、“朝天子”的記載一致。文中的“齊太公”，錢穆認為當作“齊威王”[2]，楊寬認為當作“陳侯”或“齊威公”[3]。總之是齊威王時，齊國“舉兵伐魏”，在馬陵之戰中大破魏軍，讓魏國“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是指馬陵之戰後，魏惠王屈尊前往朝拜齊威王，遂有“徐州相王”之事。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逢澤之會、馬陵之戰、徐州相王三件事正是按次序先後發生的。又《戰國策·秦策五》：
　　 
　　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朝天子於孟津”一事，上文已經提及，逢澤之會後，魏惠王親率十二諸侯朝見周天子。“後子死”即馬陵之戰魏軍主帥、魏惠王的太子申兵敗被殺。“秦”，金正煒認為當作“齊”，指齊國；楊寬認為當作“徐”，指徐州，亦即徐州相王之事。[4]這段策文的事件排序也是逢澤之會、馬陵之戰、徐州相王。又《戰國策·齊策五》：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
　　 
　　這段話也是說先有魏惠王率諸侯朝見天子，後有馬陵之戰。綜上所述，先有逢澤之會，後有馬陵之戰，這一時間順序是沒有問題的。
　　對於馬陵之戰的確切時間，學者們否定了《史記》的記載。錢穆根據古本《竹書紀年》推斷出馬陵之戰開始於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結束於次年。[5]陳夢家、楊寬、繆文遠皆從其說。[6]不過錢穆依據《六國年表》將梁惠王二十七年定在周顯王二十五年（前344年），學者根據梁惠王元年的日食推定梁惠王二十七年當為周顯王二十六年（前343年）。錢穆所依據的古本《竹書紀年》材料，都見於《史記索隱》，一共四則：
　　 
　　（1）《史記·魏世家·索隱》：《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朌戰於馬陵。
　　（2）《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戰馬陵。
　　（3）《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王劭：《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朌敗梁於馬陵。
　　（4）《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
　　 
比較這四處記載，第一條和第四條的時間相同，都是梁惠王二十八年。第二條記載因為田齊年代尚無定論，暫時可以分成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史記•田世家•索隱》云：“案《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如果田齊桓公在位十九年，則齊威王元年在梁惠王十五年，齊威王十四年為梁惠王二十八年（前342）。與第一條和第四條的時間相同。雷學淇、範祥雍持田齊桓公在位十九年說。[7]第二種情況，《史記•魏世家•索隱》云：“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齊幽公即齊桓公，或是多字諡號省稱不同，或是誤字，姑且不論。如果齊威王在齊桓公十八年嗣位，則齊威王十四年為梁惠王二十七年（前343），與第三條的時間相同。錢穆、陳夢家、楊寬等持田齊桓公在位十八年說，[8]所以他們認為馬陵之戰發生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的記載也無誤，既然兩種記載都正確，於是調和兩說，將馬陵之戰變成了一場跨年戰爭。
　　但是這種調和有一處硬傷，那就是馬陵之戰與南梁之難的先後順序會發生錯亂。《史記·田世家》云：
　　 
　　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複故位。韓氏請救於齊。……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戰國策·齊策一》云：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
　　 
兩處都記載說南梁之難，韓國五戰五敗，最後齊國出兵，遂大破魏軍於馬陵。對於南梁之難的時間，古本《竹書紀年》有確切的記載，《水經·渠水注》引《紀年》云：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指出：
　　 
　　梁即南梁，赫即霍也。《春秋》哀公四年，《左傳》云：“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即此梁赫也。戰言二邑者，轉戰於二邑之間……杜注曰：“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有霍陽山。”服虔注云：“梁、霍，周南鄙也。”以《戰國策》文證之，即《索隱》所謂“南梁之難”矣。高誘注曰：“南梁，韓邑。大樑在北，故曰南梁，在今汝州西南。”[9]
　　 
錢穆也贊成雷氏之說，認為“穰疵率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就是“南梁之難”，並說“齊以去年冬即出師救韓，至是乃真與梁遇戰於馬陵，則亦在惠王之二十八年也。否則魏軍敗於去年之冬，太子被虜，將軍見殺，今年無力复勝韓矣”。[10]那麼按照錢氏的意思，古本《紀年》中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朌敗梁於馬陵”的記載只表示齊國發兵而已！這顯然有點荒謬。“齊田朌敗梁於馬陵”的意思非常明確——馬陵之戰已經結束，齊軍獲得了勝利。戰爭可能在幾個月前打響，但在十二月，齊軍在馬陵徹底擊敗了魏軍。所以，這條材料所記載的時間與上述的第一條和第四條材料是矛盾的。那麼，兩者孰對孰錯呢？雷學淇認為“王劭云二十七年，乃二十八年之訛”。[11]范祥雍贊同雷說：
　　 
　　案此事《魏世家》、《孟嘗君列傳》索隱皆引作“惠王二十八年”，則《孫吳列傳》之“二十七年”，“七”為“八”字之訛。……今本《紀年》戰馬陵在周顯王二十六年，當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亦同。[12]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測了。南梁之難韓國五戰五敗，齊國等到韓國與魏國鏖戰良久之後，才發兵救援韓國，所以馬陵之戰的時間已經到了歲末的十二月。這種時間安排顯然更符合邏輯和常理。因此，馬陵之戰應該發生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即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
　　再說逢澤之會。《史記·六國年表》將逢澤之會的時間定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但是，錢穆認為馬陵之戰在周顯王二十六年夏曆十二月（前343年）已經開始，而按照傳世文獻的記載，逢澤之會是早於馬陵之戰的，於是錢穆就將逢澤之會提前到周顯王二十五年（前344），因為《史記·周本紀》有周顯王“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事，《六國年表》周表作“諸侯會”。[13]據上文所引《戰國策》，逢澤之會後，諸侯確實曾共同朝見周天子。不過，這種“提前”並無確鑿證據，只是錢穆在誤排馬陵之戰時間的基礎上，對歷史事件進行地一種想當然的聯繫。戰國時期諸侯朝周天子的事件不止一次，《史記·趙世家》載趙肅侯四年（前346）“朝天子”，《後漢書•西羌傳》：“（秦）孝公立，威服戎羌，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沒有證據顯示周顯王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與逢澤之會後諸侯朝周天子是一件事。
　　這裏還需要注意古本《竹書紀年》對逢澤之會的記載。《六國年表》載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秦國“會諸侯於澤。朝天子”，《集解》引徐廣曰：“澤，《紀年》作‘逢澤’。”如果《紀年》與《史記》所載有差異，《史記》三家注是會加以說明的，如《六國年表》於魏惠王十五年載“魯、衛、宋、鄭侯來”，《集解》引徐廣曰：“《紀年》一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平安邑’”；《史記·魏世家》也記載魏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云：“《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厘侯來朝，皆在十四年。”我們再看逢澤之會這個問題，《集解》引《紀年》只介紹了文字的差異，而沒有提及年份的差異，那就說明《紀年》所載逢澤之會的時間與《六國年表》應該是相同的。當然，也存在《紀年》沒有記載逢澤之會時間的情況，不過，這種可能性比較小，《紀年》畢竟是一本編年體史書，而逢澤之會又是戰國中期的重大事件。所以，《六國年表》和《秦本紀》所記載的逢澤之會發生在秦孝公二十年即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應該是無誤的。
　　 
　　綜上所述，逢澤之會與馬陵之戰應該都發生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這一年，魏惠王召開逢澤之會，秦國派公子少官率軍參加。會盟之後，魏惠王率諸侯朝見周天子。之後，魏國大舉進攻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國許諾，但沒有立即出兵。結果韓國與魏國在南梁激戰，五戰五敗。齊國趁機出兵，於這年十二月，大破魏軍於馬陵。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4月4日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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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諸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增補本) [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415.
[2]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93.
[3]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5、397.
[4]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5.
[5]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93-300.
[6]陳夢家.六國紀年[M].北京：中華書局，2005：136-144.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4-372. 繆文遠.戰國史系年輯證[M].成都：巴蜀書社，1997：91-100.
[7]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 [M]. 《竹書紀年》研究文獻輯刊（第九冊），北京：國家圖書出版社，2010. 范祥雍.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5.
[8]參見錢穆《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辨》，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28-231. 陳夢家.六國紀年[M].北京：中華書局，2005：135.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94-296.
[9]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 [M]. 《竹書紀年》研究文獻輯刊（第九冊），北京：國家圖書出版社，2010.
[10]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99.
[11]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 [M]. 《竹書紀年》研究文獻輯刊（第九冊），北京：國家圖書出版社，2010.
[12]范祥雍.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5.
[13]參見《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廿七年非周顯王廿七年辨》，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93-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