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篇》用字新證

作者:孫聞博  發布時間:2014-05-23 14:45:52
　　摘要：史游《急就篇》流傳至今有松江本、顏本等多種寫本與刊本。漢晉出土及傳世文獻，特別是經釋文校訂及綴合的漢簡《急就篇》可以爲相關研究提供幫助。相對而言，松江本與原本更爲接近，其與宋太宗本、顏本眾多異文的存在，一定程度或是魏晉之際漢字使用與書寫變化的體現。
　　關鍵字：《急就篇》  漢簡  松江本 
　　 
　　《急就篇》爲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所作，篇幅很小，不足兩千字。然而，自其問世以來頗受歡迎，傳播流行七百餘年，歷史影響巨大。作爲 當時主要供初級教育使用的識字讀物，其所記錄的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姓名、職官、法律、地理及物質文化資料等各個方面，是瞭解西漢社會的一面鏡子。秦漢時期曾先後出現多種字書，但僅《急就篇》完整保存至今，值得珍視。這裏在前賢研究基礎上，主要利用出土的漢晉特別是西漢考古資料對《急就篇》的用字及版本問題進行考察。
　　《急就篇》的版本流傳頗有特點。因篇幅短小，便於抄錄，即使後來刊行了刻本，也仍多有寫本傳佈，致使其版本問題較爲複雜。不過，王國維、沈兼士、沈元、啟功等前輩學者已有較好的梳理。[1]現存較重要的版本主要有：
　　（1）松江本。孫吳皇象作章草《急就篇》，北宋時葉夢得曾獲摹本一種，並加楷書釋文，于宣和二年（1120）刻石穎昌。到明正德四年（1440），吉水人楊政又將所藏穎昌碑本殘帖重刻石於松江，所缺字則用明代宋 克所寫補入，即此本，共三十一章。元趙孟頫正書寫本一種、章草寫本二種，明宋克章草寫本二種，俞和章草正文、楷書小字釋文本一種，及《玉煙堂法帖》均屬此系統。
　　（2）宋太宗本。《玉海》引宋《太宗實錄》云宋太宗以進獻的所謂“鍾繇本《急就章》”臨寫，爲三十四章。宋人羅願在淳熙十年（1183）以此宋太宗本爲底本，參考碑本皇象本、黃庭堅本、及李燾、劉子澄所藏兩種顏注本做了《考異》，王應麟《急就篇》補注本將其列於該書卷首。又，日本香川獲原寺藏遣唐僧空海臨本，其第一章“馮漢強”改作“馮晉強”，所據當是晉代的本子。不過，其除第三十四章有缺外，內容與宋太宗本基本相同，也暫可歸入此系統。
　　（3）顏本。唐人顏師古參考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諸寫本，擇善而從所作的校注本，共三十二章。完整顏本今天只見於《玉海》附王應麟《急就篇補注》中。不過，王氏在做《補注》時對顏本正文、注文及音義均做了校改。故現在對顏本《急就篇》原來用字的瞭解，實際主要來自前舉羅 願《考異》的校語。
　　（4）王應麟補注本。宋王應麟在顏本基礎上做了更細密翔實的注解，共三十四章。此書附于王應麟所編《玉海》，所出雖最晚，但收字最多，注釋最詳，後來的流傳使用也最爲廣泛。不過，過去學者引用此書多據浙江書局本《玉海》，並非善本。[2]今國家圖書館藏有元至元六年（1269）慶元路儒學刻、明遞修本王應麟《急就篇補注》四卷，質量較好。
　　欲研究諸版本關係並追溯《急就篇》原貌，應充分重視該書成書前後的出土及傳世材料。下面的討論就以王應麟補注本（元至元六年（1269）慶元路儒學刻本）爲底本，校以松江本、宋太宗本、顏本等上述諸本，並參考漢代簡牘、印章、碑刻、銅器等考古文物資料及魏晉《急就篇》殘篇。具體到用字的討論，出土文獻要優於傳世文獻，漢代材料優於魏晉，西漢優於東漢，西漢中期至東漢前期的西北簡牘優於東漢晚期的石刻資料。當然，因出土資料僅爲過去物質文化之很小一部分，其局限性也要充分估計。
急就奇觚與眾異
　　“急就”二字，歷來注說頗多，而以于省吾先生引《爾雅·釋詁》“就，成也”，“猶今言‘速成’”之解爲可取。[3]今按：《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記李斯初說秦王，有“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語。又，同書卷一一五《朝鮮列傳》提到“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文獻中這兩處“急就”，正作急速成就講。
羅列諸物名姓字
　　顏師古注：“言此眾章列敘萬物之名及人姓字”；張舜徽按：“此篇先列姓字，後舉物名。”且斷句作“羅列諸物名、姓字”。[4]今按：“名”字當從下讀。《史記》中“名姓”一詞出現有15次，“姓名”則爲2次。居延漢簡有“第八卒東郡白馬    里王甲等某干人名姓”（E.P.T57:67），[5]“官行者走    亡印以私名姓封”（E.P.T56:56），皆作“名姓”。又，居延漢簡記錄籍貫姓名年齡的法律文書作“郡縣里名姓”（303•15，513•17）、[6]“名郡縣爵里年姓”（E.P.T51:228）、“名縣爵里年姓”（E.P.T52:155）或“名爵縣里年姓”（E.P.T68:34）。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木簡作“爵里名姓”。[7]此外，甘肅玉門花海漢簡有書“曰書人名姓趙苽韓范鼠張豬翟如……”者二枚，[8]整理者認爲其與同出“蒼頡作書……”的三枚字書簡可能均屬《蒼頡篇》，[9]胡平生先生也認爲其屬《蒼頡篇》這一大系統大抵不錯。[10]其同樣寫作“名姓”。由此可知，“名姓”爲漢代特別西漢時慣用語。而《急就篇》“名姓”一語的使用及羅列姓名的作法，還含有對《蒼頡篇》的承襲。
勉力務之必有喜
　　松江本“喜”作“憙”，顏本、宋太宗本作“喜”。于省吾先生引漢鏡銘文證當時“喜”、“憙”互作。[11]今按：《漢書》卷三〇《藝文志》云“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則此處用字當固定。[12]目前所見敦煌漢簡《急就篇》作“憙”，[13]居延漢簡作“熹”（E.P.T5:14A）。後者對照圖版，雖左側殘缺，仍可釋出，作“憙”。又，1914年斯坦因于樓蘭所獲晉《急就篇》殘紙，“勉力務之必有憙”句抄有兩遍，亦均作“憙”。[14]《急就篇》這裏最初或作“憙”字爲宜。
秦妙房
　　松江本“妙”作“眇”，顏本、宋太宗本作“妙”。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有“弟二鄧萬歲秦眇房郝”（E.P.T48: 49）。按此探方與鄰近T49出《急就篇》殘簡多枚，據兩探方所出紀年簡，時代 範圍大體在西漢元帝至東漢和帝初年間。[15]其作“眇”字，與松江本同。
戴護郡
　　    顏師古注：“護郡，言爲太守或都尉。”今按：漢印則見有“樊臨郡”、[16]“隋臨郡”。[17]《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單超》“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同書卷八一《獨行列傳·劉翊》“河南種拂臨郡，引爲功曹”，其中“臨郡”，皆作擔任郡守講。
景君明
　　顏師古注：“君明言明德宜爲列國諸侯也。漢有京房字君明。”今按：“君明”也可用作女性的字。漢碑《三老諱字忌日記》記：“次女反曰君明。”[18]又，敦煌漢簡書信簡有“幼卿君明足下”（335）。[19]
董奉德
　　王應麟補注：“後漢儒林傳任末友人董奉德。”今按：此例時代稍晚。懸泉漢簡《過長羅侯費用簿》有“以付亭長奉德”（I 0112③:61-78），時代爲宣帝元康五年（前61）。[20]居延漢簡中則可見“丁奉德”（303·40）、“司馬奉德”（387·3）。又，“奉德”也可作爲人的字，《孔宙碑》碑陰有“門生東郡東武陽穆字奉德”。[21]
管財智  偏呂張
　　“管財智”，松江本作“筦財曆”，顏本、宋太宗本作“管財智”。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內容爲：“……□□□□宮□文章筦財知篇呂張魯□”（E.P.T48: 152B）。對照圖版，“文”字以上雖至多殘存半字，但字跡清晰，不少仍可釋出，作“靃聖宮顏文章筦財知篇呂張魯□”。“筦財知”中“知”字，與“智”通。則其姓用字與松江本同，而名則與顏本、宋太宗本接近。
　　“偏呂張”，松江本“偏”作“徧”，顏本、宋太宗本作“偏”。上舉居延漢簡則作“篇”。莊世驥曾認爲“徧”“偏”皆訛字，當作“編”。于省吾先生已糾其偏，指出“偏”非訛字，漢印“偏”、“編”二姓互見。今按：先秦兩漢“篇”、“編”、“徧”三字通假，[22]“篇”、“徧”當對應漢印中的“編”姓。又，上舉居延漢簡“靃聖宮”的“靃”姓，松江本作“靃”，顏本、宋太宗本作“霍”，居延漢簡與松江本同。
　　又，此簡A面作“……易厚”，對照圖版，所存字均殘缺過半，釋文顯誤。據筆劃並參考《急就篇》，當作“……薬禹湯淳”。“薬”，松江本同，顏本、宋太宗本作“楽”。
崔孝讓  燕楚莊  聶干將
　　松江本“讓”作“襄”，顏本、宋太宗本作“讓”。于省吾先生引《劉熊碑》、《堂邑令費翔碑》以爲作“讓”者是。今按：諸漢碑時代已爲東漢末年。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則有“崔孝襄姚得燕楚”（E.P.T48: 154A）。前論探方48、49所出簡時代在西漢元帝至東漢和帝初年，而此簡與簡E.P.T48:41正面“嚴薛勝客聶邗將家男弟過說長”，[23]文意正相連接；對照圖版，二者可綴合爲完整的一支，即：“崔孝襄姚得燕楚嚴薛勝客聶邗將家男弟過說長”。“得”下脫“賜”字。“燕楚嚴”之“嚴”本作“莊”，避漢明帝諱改，其時代更當在東漢景帝至和帝初年。此作“襄”，與松江本同。
　　松江本“莊”作“嚴”，顏本、宋太宗本作“莊”。今按：居延漢簡作“嚴”，與松江本同。
　　松江本“干”作“邗”，顏本、宋太宗本作“干”。今按：漢印有“張干將”、“?干將”。[24]而居延漢簡作“邗”，與松江本同。
審母妨
　　松江本作“無妨”，顏本作“毋妨”，宋太宗本作“毋方”。元刊王應麟補注本此處“毋”作“母”，誤。今按：居延漢簡有“里女子張毋方自言迺十一”（E.P.W:35），作“毋方”，漢印則見有“毋方”、“毋方”、“田毋方”，[25]均與宋太宗本同。
苟貞夫
　　今按：漢印有“左貞夫”。[26]
尚次倩
　　今按：居延漢簡可見“靳次倩”（E.P.T56:213）、“張次倩”（E.P.T56:347B）。
蘭偉房  原輔輻  慈仁他
　　“房”，松江本同，顏本作“防”。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弟六褚回池蘭偉房減罷軍橋竇□□□□宣□奴殷滿息”（E.P.T48:54A），作“房”。又，1900年斯文赫定於樓蘭所獲晉《急就篇》第六章紙本有“蘭偉房減罷軍橋竇陽始輔福”，[27]亦作“房”，均與松江本同。
　　“輻”，松江本作“福”，顏本、宋太宗本作“輻”。今按：上引樓蘭晉紙本作“福”，與松江本同。
　　“他”，松江本作同，宋太宗本、趙章草本作“化”。今按：上引樓蘭晉紙本作“他”，與松江本同。
葛轗軻  敦倚蘇
　　“轗”，松江本作“咸”，顏本、宋太宗本作“轗”。今按：前面提到的晉《急就篇》第六章紙本還記有“葛咸軻敦錡蘇”，作“咸”， 與松江本同。
　　“倚”，松江本作“錡”，顏本、宋太宗本作“倚”。今按：上引樓蘭晉紙本作“錡”，與松江本同。
解莫如
　　今按：居延漢簡見有戍卒“田莫如”（E.P.T53:187）。漢印中則更爲多見，如“蘇莫如”、“甄莫如”、“田莫如”、“解莫如”、“筥莫如”、“樊莫如”、“蠪莫如”。[28]
錦繡縵離雲爵
　　松江本“”作“旄”，顏本作“”，宋太宗本作“純”。今按：敦煌漢簡有內容爲“鳳旄離爵乘風”（766）的殘簡。[29]其中出現有“旄”、“離”、“爵”諸字，及《急就篇》下句“乘風懸鐘華洞樂”之首二字“乘風”。且編號爲757、770、778的《急就篇》殘簡出土地點又與其接近，則此書寫應與《急就篇》有密切關係。[30]這裏作“旄”字，與顏本同。又，新獲吐魯番文書高昌寫本《急就章》亦作“旄”（2004TBM203:30-4a）。[31]
春草雞翹鳧翁濯
　　顏師古注：“‘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一曰春草雞翹鳧翁皆謂染彩而色似之”。今按：馬王堆三號漢墓遣冊記錄有“春草復（複）衣一，繢椽（緣）”（簡三五九），“春草複衣一，繢椽（緣）”（簡三六〇），“草複衣一、草椽”（簡四〇七）。[32]顏注後解或近之。
鬱金半見緗白
　　松江本“緗”作“霜”，顏本、宋太宗本作“緗”。今按：漢代出土及傳世文獻中描述衣物色澤少見“緗”字，而多用“霜”。如馬王堆三號漢墓遣冊記錄有“霜緒襌衣繢椽（緣）”（簡三四八）；[33]尹灣漢簡《君兄衣物疏》有“霜丸復衣一領”，尹灣漢墓M2衣物疏木牘更記錄有“霜散紟一領”、“霜丸衣一領”、“霜丸合衣一領”、“帛霜復繻一領”、“霜丸復繻一領”、“霜綺直領一領”、“帛霜帬一”、“霜散合帬一”等多種。馬怡先生討論尹灣漢簡遣冊時指出“霜”，讀爲“”，即“緗”，這裏指絲織品的顏色爲淡黃色。[34]上述用字均與松江本同。
縹綟綠紈皂紫硟
　　松江本“紈”作“丸”，顏本、宋太宗本作“紈”。顏師古注：“紈，即素之清薄者。” 今按：傳世文獻多作“紈”，如《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同書卷七六《韓延壽傳》“延壽衣黃紈方領”。出土文獻中则“紈”字少見，而多寫作“丸”，與松江本同。江蘇連雲港西漢中晚期侍其墓所出衣物疏木牘記錄有“白丸複絳一衣”等材質爲“紈”的衣物11種，“紈”均寫作“丸”。[35]又，連雲港尹灣漢墓M6《君兄衣物疏》記錄8種，M2所出衣物疏木牘記錄5種，均寫作“丸”。[36]連雲港西漢西郭寶墓所出衣物疏木牘記錄“□黃丸襌衣一領”等6種，同樣均寫作“丸”。[37]
絳緹絓紬絲絮緜
　　松江本“絓”作“”，顏本、宋太宗本作“絓”。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有“絳緹緟紬絲絮”（336·34A）。而另一支作：“第八絳緹紬絲”（E.P.T49:39）。後者對照圖版，“第”作“弟”，“”當作“”。上述均不作“絓”。
　　又，顏本、宋太宗本第七章“焦滅胡”至“請言物”六十三字，松江本無。章太炎先生據前後文字綜合考察，認爲西漢時無此章，當是東漢人羼入；[38]王國維先生並舉敦煌所出殘簡標“弟十二”者內容與顏本第十三章同，對此說作 了重要補證；[39]沈元先生注意到敦煌漢簡又有標“弟十亖”者，內容與顏本第十三章同，並考證增補的這一章至晚當作於新莽光武之際。[40]今按：這裏標“弟八”者，在顏本中屬第九章，而此簡牘年代下限已至東漢和帝初年，反映了這一階段的篇章狀況。
襌衣蔽膝布母繜
　　松江本“母繜”作“無尊”，顏本、宋太宗本作“毋繜”。今按：居延漢簡中兩次提到“毋尊布一匹”（325·11、E.P.T51:329）。《急救篇》此句或是因合韻需要，而將“毋繜”置於“布”字後。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所出遣冊記錄有：“毋尊襌衣一”（簡三九五），“母尊（繜）襌衣一”（簡四〇七）。[41]後者“母”字或當作“毋”。又，前引尹灣漢簡《君兄衣物疏》記有“白毋尊襌衣一領”，M2衣物疏記有“毋尊單衣一領”。西漢西郭寶墓衣物疏還見有“白毋尊襌衣一領”，“黃毋尊襌衣一領”等記錄。[42]上述用字均與居延漢簡同，作“毋尊”。《說文》：“繜，薉貉中女子無絝，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繜衣，狀如襜褕。”段注：“帛爲脛腔，禇以絮而裹之，若今江東婦之券胖。”
履舄鞜裒縀紃
　　松江本“鞜”作“沓”，顏本、宋太宗本作“鞜”。于豪亮、裘錫圭先生已指出“沓”讀作“鞜”，即皮靴。[43]今按：《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下》有“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語，顏師古注：“鞜，革履，音踏。”又，《三國志》卷三〇《魏書·夫餘傳》提到“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亦作“鞜”。不過，《鹽鐵論·散不足》“韋沓絲履”，則作“沓”。而目前所見簡牘材料多與《鹽鐵論》用字同。居延漢簡有“弋韋沓一兩直八百五十”（262•28A），“絡沓一兩”（L54B）。[44]又，懸泉置遺址所出漢代帛書《元致子方書》記名“元”者外屯敦煌，請“子方”代爲購置物品，其中提到“會元當從屯敦煌，乏沓”，“願子方幸爲元買沓一兩”，並希望“沓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數煩擾，難爲沓”，最後還建議“所幸爲買沓者願以屬先來吏，使得及事”。[45]所出現5處均作“沓”，與松江本同。
裳韋不借爲牧人
　　松江本“裳”作“尚”，顏本、宋太宗本、趙孟頫正書本作“裳”。顏師古注：“裳韋，以韋爲裳也。”沈元先生以“尚韋”爲履名。[46]今按：沈說甚是。敦煌漢簡有“尚韋二兩一出  狗皮二兩一出”（148），[47]字作“尚韋”，量詞用“兩”，且其後緊跟書寫的是“”，即襪，可參考。在漢代，“尚韋”又多寫作“常韋”，如居延漢簡有“犬二□  常韋一兩”（E.P.T51:457），“犬二兩  常韋二兩一卩”（E.P.F19:12）一類記錄，“常韋”出現了7次。
銅鍾鼎鋞鋗鉇銚
　　松江本“鋞”作“鈃”，顏本作“鋞”，宋太宗本作“鉶”。裘錫圭先生懷疑上述三字是一字異體。[48]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有“銅鍾鼎鈃鋗匜銚鐧”（336·14A），作“鈃”。但對照圖版，此簡實際下部及右側均殘缺，上面所釋凡爲金字旁者均爲推補，不可據。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遣冊類簡牘有“小鉼三，盛著杯，沐”（52）。[49]新獲吐魯番文書高昌寫本《急就章》殘存此字右上部分，釋文作“銒”。[50]
又，松江本“鉇”作“匜”，顏本、宋太宗本作“鉇”，空海本作“鉈”。于省吾先生以周代金文無“匜”而作“它”字，亦作“鉈”；而“鉇”、“鉈”同字，故此處原當作“鉈”，而漢簡作“匜”乃東漢人改寫之故。[51]今按：目前所見戰國楚簡遣冊簡正如其所言，長沙仰天湖M25遣冊記錄銅器有“一鎬”、“一鉈（匜）”；望山M2遣冊則記有“二盤，二鉇（匜）”。[52]“匜”寫作“鉈”與“鉇”。不過，兩漢時已出現“匜”字，而相對應的“鉇”或“鉈”字則出現很少，《說文》“鉈，短矛也”，已不解作器皿。《陳倉成山匜》銘文記：“第十二。陳倉成山共金匜一，容一斗八升。重五斤七兩”，[53]作“匜”。上舉居延漢簡336·14A對照圖版，其雖右側有缺，但據左側殘存筆劃釋作“匜”字不誤。又，敦煌漢簡有“弟十二銅鍾鼎鈃鋗匜銚釭鐧鍵鑽冶錮鐈（下缺）”。[54]對照圖版，此簡縱裂，僅剩文字的左半部分，上述所釋凡爲金字旁者亦爲推補，不可據；但“匜”據其左半側筆劃，所釋不誤。上述均不寫作“鉇”或“鉈”，與松江本同。
篅箯筥箅篝
　　松江本“箅”作“”，顏本、宋太宗本作“箅”。王國維先生說“第廿二章痿痹之‘痹’，章草亦作‘’。殆‘央’即‘畀’之別作矣”。但高二適先生從章草書寫角度指出“石本，葉（夢得）釋作，誤”，“草法係箅字”。[55]今按：高說可從。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作：“蓴莄□”（336·14B）。對照圖版，此簡實際下端殘斷，上述諸字也僅存右半部分，但“”字仍可釋出，實即“箅”字，與顏本、宋太宗本同。
甀缶盆盎甕罃壺
　　松江本“甀缶”作“缶”，顏本、宋太宗本作“甀缶”，空海本作“甀”。王國維先生以“”即“缶”之俗作，以“甀”爲是。今按：王說可從。王應麟補注引《淮南子》卷一三《氾論》有“抱甀而汲”。居延漢簡則見有“汲水桐若甀    二    二    二”（282·19）。
承塵戶絛繢緫
　　“繢”，松江本作“潰”，顏本、宋太宗本、空海本作“繢”。今按：敦煌漢簡《急就篇》有“第十四  承塵戶絛繢縱鏡斂踈比各有工賁脂粉膏筩”（869甲面），[56]作“繢”，與顏本、宋太宗本、空海本同。
　　“緫”，松江本作“縱”，顏本作“緫”。顏師古注：“緫……或作縱，音義皆同”。王應麟補注也說“緫，一作縱”。今按：對照圖版，上引敦煌漢簡正作“縱”，與松江本同。
　　又，核對圖版，上引敦煌漢簡“四”作“亖”，“承”字緊接“四”字書寫，中間沒有空格。
芬薰脂粉膏澤筩
　　“芬薰”，松江本作“蕡熏”，顏本、宋太宗本、空海本作“芬薰”。今按：上引敦煌漢簡作“賁”。[57]“賁”與“蕡”通，讀作“芬”。對照圖版，木簡上端至“”字處劈裂，“艸”字筆劃不明顯，且其上似有淡淡墨蹟，或本作“薰”。
＃襐飾刻畫無等雙
　　“飾”，松江本作“飭”，顏本作“飾”。今按：敦煌漢簡有“沐浴搣寡合同豫飭刻畫無等雙係臂琅玕虎魄龍”（869乙面），[58]作“飭”，與松江本同。
璧碧珠璣玫瑰罋  玉玦環佩靡從容  射鬾辟邪除群兇
　　“璧”，松江本作“”，顏本、宋太宗本作“璧”。今按：敦煌漢簡有“璧碧珠璣玫瑰罋玉塊環靡從容射騎辟耶除群兇”（869丙面）。[59]“璧”，對照圖版，實正作“”，與松江本同。水泉子漢墓新出七字《蒼頡篇》有“聲琅琅壁碧□”，[60]與此句或有聯繫。　
　　“玦”，松江本作“瑉”，顏本、宋太宗本、空海本作“玦”。今按：上引敦煌漢簡作“塊”，對照圖版，當釋作“玦”，與顏本、宋太宗本、空海本同。
　　“兇”，松江本作“凶”，宋太宗本、空海本作“兇”。今按：上引敦煌漢簡作“兇”，與松江本同。
碓磑扇隤舂簸揚  頃町界畝畦埒封
　　“隤”，松江本作“隤”，宋太宗本、空海本作“”。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有“第十九碓磑扇隤舂簸揚頃町”（E.P.T6:90），對照圖版，“第”寫作“苐”。其與臨近簡E.P.T6:91材質接近，寬度一致，並與後者正面“畦埒窬彊畔□”字體接近。原應是一支簡，可以初步綴合。[61]其作“隤”，與松江本同。《龍龕手鑒·阜部》：“，俗；隤，正。下墜也。”又，“揚”，松江本同，宋太宗本、空海本作“颺”。
　　“埒”，松江本作“”，顏本、宋太宗本作“埒”。上引居延漢簡作“埒”，與顏本、宋太宗本同。《正字通·田部》：“，俗埒字。即田界義。”《齊民要術》卷二“水稻”條提到“畦大小無定，須量地冝，取水均而已”。
　　“封”，松江本作“窳”，顏本、宋太宗本、空海本作“封”。王國維先生已指出作“封”字與韻不合。今按：上引居延漢簡作“窬”。此句與上句爲一組，上句末字“揚”爲動詞，此句也應是，作“封”字誤。“窬”、“踰”通假，[62]“踰”亦作“逾”字，作越過、經過或超過講。而“窳”者則以音通。
烏喙附子椒芫華
　　松江本“附”作“付”，顏本、宋太宗本作“附”。今按：目前所見出土資料，如居延漢簡262·28A、T40:191B，敦煌漢簡469，武威漢代醫簡6、8、17、42、57、71、81、87甲、88甲，及張家界古人堤簡1正面，[63]均寫作“付子”，與松江本同。
芎藭厚朴桂栝樓
　　松江本“芎藭”作“弓窮”，顏本、宋太宗本作“芎藭”。今按：武威漢代醫簡中均作“弓窮”（11、57、89甲），[64]與松江本同。
豭豶狡犬野雞雛
　　“豭豶”，松江本作“豭豶”，宋太宗本作“猳獖”。今按：居延漢簡《急就篇》殘簡“彘豬豭豶□”（E.P.F22:731），作“豭豶”，與松江本同。
廉潔平端撫順親
　　松江本“潔”作“絜”，宋太宗本、空海本作“潔”。今按：“絜”通“潔”，但出土材料中實際多寫作前者，睡虎地秦簡《語書》“（良吏）有（又）廉絜（潔）敦慤而好佐上”（九），“（惡吏）不廉絜（潔），毋（無）以佐上”（十），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凡爲吏之道，必精絜（潔）正直”（一壹、二壹）。[65]又，張家山漢簡《奏讞書》記述“刺女子婢里中奪錢”一案，末尾評價立功的獄吏?“毋害，謙（廉）絜（潔）敦?”（二二八），[66]用字均與松江本同。
辭窮情得具獄堅
　　松江本“辭”作“城”，顏本、宋太宗本作“辭”。今按：居延漢簡有“患害不足辭窮請□”（E.P.F22:721），作“辭”，與顏本、宋太宗本同。又，此簡中“情”字作“請”，非誤字。“情”、“請”可通假。《史記》卷二三《禮書》“故至備，情文俱盡”。《集解》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又，據圖版“請”字的下一字存左側偏旁，作“彳”，對應的是“得”字。
籍受證驗記問年
　　松江本“證驗”作“驗證”，顏本、宋太宗本作“證驗”。今按：居延漢簡有“驗記問”（EPT49:80）。對照圖版，應標示爲“原簡左缺”，上述三字雖僅殘存右半，但“驗”字所釋不誤，其表述與顏本、宋太宗本同。
　　上述的討論似可提供這樣一些認識與啟示：
　　無論“急就奇觚與眾異”的開篇所述，還是考古所見的漢代實物都顯示，識字課本《急就篇》最初可能是寫於三棱觚上的，且上端穿有小孔，以便編連。其一面21字，每觚三面共63字即一章。後來部分寫本的分章及每章字數正導源於此。兩漢時全篇共31章，後代因陸續增補才有了開篇列舉的所謂32、33、34章。[67]書寫載體的特性直接決定了每章的篇幅。又因爲載體的獨立性，誦讀中寫明章號以便排序就顯得頗有必要，故《急就篇》殘簡很多是寫明“弟一”、“弟二”等章號的。後代松江本等多保留章號這一點，也暗示其反映的書寫面貌較早。而章號在後來流傳中的逐漸省略，則可能與書寫載體由簡牘向紙的轉變，從而使章號原本功能喪失有關。
　　以往學者已注意到松江本用字可能較它本爲古，但具體論證不多。從上面討論看，諸本之中，松江本從篇章結構到具體用字確與漢代《急就篇》最爲接近。當然此本的一些用字已有變化，不少文字且有錯訛及誤乙，而這類情況在該本後半部分更爲突出。相對而言，宋太宗本、空海本、顏本用字較漢代《急就篇》變化較大，但仍留有一些舊貌，不少可校松江本之誤。
　　傳世本中，宋太宗本源自鍾繇本；空海本源自晉人寫本，或與衛夫人本、王羲之本有關。顏本雖綜核諸家，但實多與宋太宗本同，與松江本異，顯示其取字皇象本者較少。上述三個本子用字彼此間差異較小，而與松江本相對較大，實際反映了時代前後的用字變化。考古資料中，[68]前舉漢簡與樓蘭晉代殘紙的用字與松江本較爲接近；而吐魯番所出麴氏高昌延昌八年（568）《急就篇》殘紙，[69]其用字“與松江本多不同，而與顏注本較近”，[70]也值得注意。考慮到《急就篇》自西漢後期至魏晉一直扮演著吏學教材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用字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的規範書寫，則上述用字及版本的差異或許正是魏晉之際漢字使用與書寫變化的一種反映。並且，從前面討論看這種變化在地域上應當並不同步，大體北方早于南方，中原快於邊地，前者在傳播發展中逐漸影響到後者。
　　 
　　附記：本文得到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本文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9-161。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5月20日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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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國維：《校松江本急就篇》，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1983，第6冊；沈兼士：《文字形義學》，收入《沈兼士學術論文集》，葛信益、啟功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465-477、480-484頁；沈元：《〈急就篇〉研究》，《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啟功：《〈急就篇〉傳本考》，收入所著《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1-29頁。又，劉偉傑：《〈急就篇〉研究》第一章《〈急就篇〉文獻考》，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13-32頁。
[2]沈元：《〈急就篇〉研究》，87頁。
[3]于省吾：《急就篇新證》，《遼海引年集》，北京：北京和記印書館，1947，2頁。
[4]張舜徽：《急就篇疏記》，收入所著《舊學輯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上冊，308頁。
[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41頁。按下文所引居延新簡均出自該書，標明簡號，不再出頁碼。
[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下冊，497頁。按下文引用體例同居延新簡。
[7]武威地區博物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文物》1993年第10期，31頁。
[8]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11頁，簡65、66。
[9]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甘肅文物工作隊、甘肅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22-25頁。
[10]胡平生：《漢簡〈蒼頡篇〉新資料的研究》，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32-349頁。
[11]于省吾：《急就篇新證》，《遼海引年集》，2頁。
[12]居延漢簡《蒼頡篇》有“勉力風誦，……，卒必有意”（E.P.T50:1A、B）。《急就篇》當據《蒼頡篇》變通而來。對照圖版，此處“意”字已不清，或爲“憙”字之訛。按《蒼頡篇》首章押之部、職部韻，“憙”屬之部，亦合。
[13]參見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13頁圖版。
[14]图版及释文据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东京：汲古書院，2006，126頁。
[15]探方48出有《急就篇》殘簡E.P.T48: 41A、49、54、78、101A、115、152B、154A；探方49出有E.P.T49:39、50。兩探方紀年簡最早爲永光四年（E.P.T48:1、E.P.T48:2），最晚永元二年（E.P.T49:41A）。
[16]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第三12頁
[17]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征補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補四5頁。
[18]高文：《漢碑集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2頁。
[19]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53頁。
[20]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8-149頁。
[21]高文：《漢碑集釋》，252頁。
[22]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105頁。
[23]按，對照圖版，“家”字不清，顏本、宋太宗本等均作“求”。
[24] 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征補遺》，補三1、6頁。
[25]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征》，第三4頁、第六26頁、第八19頁。
[26] 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征補遺》，補三7頁。
[27]图版及释文据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123頁。
[28]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征》，第一21頁、第四17頁、第五2頁、第十二13頁、第十三8頁。
[29]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82頁。
[30]張娜麗認爲其同樣屬《急就篇》，並將其歸入有脫字的一類。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110頁。
[31]榮新江、李肖、孟憲實：《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68頁。
[32]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70、73頁。
[33]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69頁。
[34]馬怡：《尹灣漢墓遣冊劄記》，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64頁。
[35]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94-95頁。
[36]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129、151頁。
[37]釋文參見馬怡：《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255-256頁。
[38]章太炎：《膏蘭室劄記》卷一，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冊，83-84頁。
[39]王國維：《校松江本急就篇》，收入《王國維遺書》，第6冊。此篇8頁。
[40]沈元：《〈急就篇〉研究》，79-80頁。
[41]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72-73頁。
[42]馬怡：《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256頁。
[43]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收入《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175-176頁；裘錫圭：《漢簡零拾》，收入所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607-608頁。
[44]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233頁。
[45]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187頁。
[46]沈元：《〈急就篇〉研究》，77頁。
[47]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41頁。
[48]裘錫圭：《鋞與桱桯》，收入所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06頁。
[49]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52頁。
[50]榮新江、李肖、孟憲實：《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71頁。
[51]于省吾：《急就篇新證》，11-12頁。
[52]彭浩：《戰國時期的遣策》，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49-50頁。
[53]容庚：《秦漢金文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印本，1931，轉引自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研究》附錄二《漢代銅器銘文彙集》，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257頁。
[54]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79頁。
[55]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2頁。
[56]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88頁。
[57]“賁”，勞榦先生釋作“旁”。勞榦：《漢晉西陲木簡新考》之“急就篇殘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七，1985，25頁。細審圖版，似仍當作“賁”。
[58]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89頁。
[59]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89頁。
[60]張存良、吳葒：《水泉子漢簡初識》，《文物》2009年第10期，89頁。
[61]不過，銜接處尚缺“界畝”二字的一段殘簡。
[62]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331頁。
[6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72頁。
[64]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圖版1、5、10頁。
[65]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注釋15、167頁。
[66]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11頁。
[67]參見沈元：《〈急就篇〉研究》，79-81頁。
[68]洛陽出土有東漢《急就篇》刻磚，河北望都、安平逯家莊東漢墓磚券上書有與《急就篇》相關文字，洛陽出魏三體石經存有“觚與眾異羅”等字。不过这些均过于残缺，难得其详。上述图版及释文可参看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117-123頁。
[69]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吐魯番出土文書》（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32-237頁。
[70]周祖謨：《記吐魯番出土急就篇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文獻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二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78-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