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光先生與《秦制研究》

作者:曹旅寧  發布時間:2014-09-15 09:06:04 　　日前在成都召開的第14届中國秦漢史年會上，遇到國家圖書館的汪桂海兄，談起他的導師山東大學張金光先生，汪兄說，去年已經因病心肺衰竭不治去世了。聞訊後心中爲之不怡良久。
　　我最早讀到張先生的論文是《文史哲》1984年2期上的《論秦漢的學吏制度》，該文揭示出秦漢時期國家培養統治爪牙的全過程，對《史記》、《漢書》相關紀事進行了很好的詮釋。我想，這篇文章大概是張先生論文中被徵引次數最多的一篇論文。張先生第二篇給我深刻印象的論文是發表在《文史哲》1990年第1期《論秦自商鞅變法後的農村公社殘餘問題》。這大概是張先生後來官社理論的雛形。我1998年至2001年間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時，選定秦律爲研究對象，曾在與中山大學法律系中國法律思想史劉星教授的討論課上，談起張先生的觀點，沒想到令劉教授倍感新鮮，課後我還提供了該文複印件給劉教授。至于引起我震驚的是2005年購讀張先生大著《秦制研究》以後，我在2002年出版的拙著《秦律新探》中曾指出商鞅移植法經至秦之說不可信，甚至法經六篇本身都是可疑的，是僞造的。竟然與張先生的主張不謀而合。此外，對秦律、漢律的理解上，張先生在書中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荊州博物館的彭浩先生曾主持整理張家山247號漢墓法律簡牘的整理工作，也曾在與我的電話交談中贊揚過《秦制研究》這部書。
　　此後，我從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任教于烟臺魯東大學的同門學長李炳泉兄處得到張先生的地址及電話，準備有機會到濟南拜會訪學。誠所謂“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是也！但遺憾的是因爲種種原因始終未能成行，只是打過兩次電話。第一次通話我談了對《秦制研究》的觀感，甚至包括一些誤讀之處。張先生誠懇建議我寫出，後來因爲種種原因沒能完成，只寫了一篇札記《江陵高臺18號墓木牘與〈漢孟孝琚碑〉》發表在武大簡帛網上。大概張先生年事已高，平時不太接觸網絡，對出土新材料如里耶秦簡比較陌生，我談了里耶秦簡中關于徒隸制度的新材料，證明徒隸的終身服役性質，張先生都很感興趣。第二次，我記得談起過秦簡《編年記》的性質問題。因爲根據荊州博物館後來發掘多本類似《編年記》的竹書，《編年記》只是當時一種官方發布的歷史讀物，其上面的私家記事只是臨時標注而已，後來我這篇《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性質探測》的論文發表在《北大史學》第14輯。張先生當時在電話中說，他也有類似看法，後來還寄贈給我一本2008年第3期《文史哲》雜志，上面張先生還用鋼筆寫上“內有拙文一篇 曹理寧教授惠存幷指正  張金光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所謂內有拙文一篇指得就是《釋張家山漢簡〈曆譜〉錯簡——兼說“新降爲漢”》一文。由于我們一直未通過書信，故張先生根據我的自報家門，誤寫“旅”爲“理”字了。
　　人總是要離開這個世界的，學術界談起張先生，總爲他一生的坎坷以及艱苦生活唏噓不已。其實按照古人的“三不朽”論，張先生將以“立言”而不朽，將在人類思想文化寶庫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這應該也是令張先生本人及後學感到欣慰的地方。就在此次成都秦漢史會議結束之前，主辦方組織參觀抗戰時遷至宜賓李莊板栗坳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舊址，在董作賓先生破敗不堪的故居面前，導游說了一句，這裏就是完成《殷曆譜》的地方。我突然又想起了張金光先生以及他的《秦制研究》。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9月13日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