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及《傅斯年遺札》

作者:曹旅寧  發布時間:2015-01-06 09:16:34
　　2014年8月間我在成都參加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年會。會後由主辦者組織參觀了抗戰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舊址——宜賓李莊板栗拗。
　　濛濛細雨中，在青山與綠色水田的襯映下，半山坡上幾棟屋檐上翹、像蝙蝠翅膀一樣相連的瓦房出現在眼前。由傅斯年故居參觀起，依次是張家大院（史語所圖書館及考古資料儲存所在地），史語所辦公室所在地（現在是小學，門口立有當年復員時所立紀念石碑的複刻品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舊址（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董作賓舊居等處，這些房屋還是當年的模樣，只是大都已無人居住，從屋頂可以望見一個個透亮的窟窿。這裏確實安靜的很，小路旁有一隻母鷄正帶著一窩剛剛孵化出來的小鷄在覓食。說明現在這裏是一個多麽偏僻的所在，更何况七十四年以前了。
　　史語所自1928年成立，最早設立在北平，1936年起遷往南京，1937年遷往長沙，1938年遷往昆明，1940年遷往李莊，1946年遷回南京，1949年搬到臺灣。
　　臺灣1998年出版的史語所成立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前言有這樣一段話，“本所創所人，也是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開創了新學術的園地，同輩是他的同志，晚輩是認同他的理念的人，故本集封面采集他的墨迹，不但書法豪放有逸氣，而且意味深刻隽永，應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同集中張春樹先生在《溫舊業、念恩師，附論民國史學》一文中更是指出：“民國最初三十年中的史學著作，在數量上與成就上（包括資料考證與解釋理論等各方能）均超過此前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段相等之時代，其貢獻可以說是空前的。”至于傅斯年的政治作爲。除了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爲己任的胸懷外，借用呂思勉先生《三國史話》中的一段話，“那時由于擾亂之際，顧全大局的人總要想大局安定。而要想大局安定，總要就有實力的人中揀其成氣候的而幫他的忙。這是從來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呂思勉先生文中特別還引用了明朝的王陽明先生所說：“莫要看輕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總有一段真摯的精神在內。”
　　三聯版王汎森先生著《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是一部佳作，捧讀再三。受益良多。大概是原書由英文回譯爲漢文的緣故，書中有若干處疑似訛誤：
　　第26頁注2：過去北大的許多學生是政府官員，此外，畢業之後，許多人比教員的仕途前景更光明。由于這些原因，陳漢章（1864—1938）拒絕在北大當教師的任命，而寧願做學生。按：此注誤。京師大學堂開辦時，浙江象山陳漢章伯陶，學問甚好，大學堂請陳去作教員，陳君聽說大學堂畢業後，賞進士出身，就辭教員不作，情願進學堂當學生。參見牟潤孫《海遺叢稿》（二編），中華書局2009年，第73頁。
　　第26頁注4.：“在傅斯年的私人圖書館”應爲“傅斯年圖書館”或“傅斯年私人藏書”。據我所知，傅斯年身後，其藏書悉由夫人俞大彩女士捐與史語所，現存傅斯年圖書館。
　　第80頁插圖說明：“胡適爲《獨立評論》向傅斯年催稿的信，信後抄了清儒程瑤田（易田）所題程子陶畫的《雪塑彌勒》”應爲“胡適爲《獨立評論》向傅斯年催稿的信，信後抄了自己做的清儒程瑤田（易田）所題程子陶畫的《雪塑彌勒》”因爲胡適原文爲“題程易田題的程子陶畫的雪塑彌勒”。按：重印本已改正。
　　第82頁第一行：“我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但第81頁倒數第三行已有“名門望族的女兒丁馥萃”，手頭無英文原著，無法查核，疑似有誤。
　　第113頁注1：“傅斯年像對待學生那樣對待顧頡剛”應爲“傅斯年像學生那樣對待顧頡剛”。傅斯年在海外從顧頡剛寄給他的著作中受到很大啓迪，這樣上下文才通順。
　　第177頁注4：“傅斯年將這一印章刻在”似應爲“傅斯年將這一印章鈐在”。中文習慣上將蓋印雅稱爲“鈐印”。
　　第227頁注4：“田橫是秦末的一個忠臣”原書注解或翻譯有誤，田橫是秦末群雄之一，幷非秦末的一個忠臣，漢朝建立後，田橫率五百人逃亡海島，應劉邦之招，但走到洛陽附近就自殺了，隨他逃亡海島的五百人也聞訊自殺了。
　　第354頁注3：見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上海，商務，1927）。1927應該爲1937年，因1927年出版的書不可能載有政府1933年公布的法令。
　　第326頁最後一段第二行：可是陳家在飛到上海停留不久之後。上海應爲南京。見三聯2010年版《也同歡樂也同愁》第230頁當事人回憶，飛機降落南京明故宮飛機場。本書第214頁有傅斯年接機幷失望地哭了的記載，因爲除胡適夫婦及陳寅恪夫婦及兩個女兒外幷無其他北平學人到達。
　　此外，新近讀到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王泛森先生主編《傅斯年遺札》中所收傅斯年致趙萬里數札中有：
　　1931年6月十五日：“《魏墓志輯》如已編就目錄，當可付印。好在此書巨大，一時印不出，故陸續上有辦法也。（印式亦以求省錢爲宜。）又于右任處藏石如需用，即煩森玉先生一索，或托蔡先生一索，如何?” 此札開頭中特別提到“《廣均》校訂工作費”。
　　1934年12月廿日：“若干年前，寅恪先生提及在所完成《廣韵》之校本，弟不勝欣喜。五載以來，弟心中念念在此，以爲此是不朽之事業。若功虧一簣，未免可惜。至于《宋元逸詞》、《北朝墓志》二書，自是名山之作。而後者尤爲史學之絕大貢獻，承先生交研究所出版，自是弟之欣榮。”以下提及三書版稅，內有“《元魏墓志》印費甚大，恐需照丙項，即由研究所貼印費也。”下文中提及《廣均》一書版稅事。
　　1935年9月2日：“大著《魏隋墓志》如考證需時，弟主張先將本文出版，如此則需一目錄，想督書記爲之，一周便可了事。其補遺若干，弟甚盼一幷附入，想能辦到。至于考證，聲明續出，似無不可。明知此非至善之策，然亦無如何耳。”下文中又談及《廣均》一書。
　　按：讀傅斯年致趙萬里數札，皆涉及《廣韵》、《宋元詞》、《北朝墓志》校訂輯錄事。且傳世古書中似無《廣均》一書，讀信札上下文，此數札中《廣均》均爲《廣韵》之誤。主編者在前言中有“整理史料不易”之嘆，信哉不虛！
　　2008年1月我曾訪問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也曾在臺灣大學歷史系參加學術活動。而傅斯年墓地就在台大校門口附近。一代哲人，其平生志事及遺札，得以刊行神州故國，亦是一件大有功德之事！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1月6日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