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靈星”祭祀研究

作者:于洪濤  發布時間:2015-04-10 10:26:14
　　靈星祭祀是秦漢時期重要的地方農業祭祀，其與社稷、先農等祭祀並列，一直延續至後代。農業是秦漢時期生活、生產的基礎與核心，向農神祈求風調雨順、保障農業生產也是古人樸素的祭祀觀念，靈星祭祀來源便是從這一點出發，并被漢代統治者不斷強調。在兩漢時期，分別被漢高祖、漢武帝、漢章帝以詔書的形式下達地方以保障祭祀。雖然是地方郡縣舉行的祭祀，但是仍然不失其重要地位。黃留珠先生指出：“秦漢時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天上諸神的祭祀被進一步強調。所謂靈星即天田星，古人認為該星主谷，為‘農祥’。這反應了對農業生產的重視。”[1]靈星祭祀的記載主要見到于《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漢舊儀》等材料。由於東漢便對靈星祭祀理解含混不清，所以對其研究和解釋自漢代便已開始，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義》都有這方面的材料，後代尤其是清人對其注釋、解讀的材料更加詳實。目前，對靈星祭祀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主要有王健、王柏中、田天等三位先生。[2]雖然研究材料梳理已盡詳實，但是在祭祀來源、祭祀官方化、祈雨含義疊加與混淆等方面，認識上仍有不足和錯誤。筆者試在前人研究梳理的材料基礎之上，結合漢代實際的社會狀況，從以上所論及的幾個方面出發進行研究，如有不當之處，敬祈學界專家批評指正。
　　靈星祭祀並非始於漢代，而是古已有之的祭祀習俗，這種習俗的產生，很可能與祭祀周人祖先后稷有關。田天先生源引《續漢書·祭祀志上》所記《漢舊儀》中的內容，認為：“（材料中）‘古時’，或指先秦而言，不過就目前能見到的材料而言，靈星之祠不見于先秦，傳世文獻啓始於漢高祖五年。”[3]實際上，依據《詩經·周頌·絲衣》的記載來看，先秦時期便已有針對靈星的祭祀儀式。清代學者王念孫指出：“《周頌·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4]陳橋樅云：“劉向《五經通義》亦以‘絲衣其’為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與高子說合，知魯、毛義同。”[5]所以高子之說并非虛言，詩的篇題“絲衣”即為“靈星之尸”所穿之衣服。而對於《絲衣》一詩的性質，《孔疏》云：“《絲衣》之詩，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也就是說，這是一篇正祭之後，繹祭之時使用的樂歌。繹祭即天子諸侯正祭之後又進行祭祀，其用意是為了宴請祭祀中尸的扮演者，以感謝其在祭祀中所付出的辛勞，並祈求神靈保佑。《絲衣》一詩與之前兩篇詩文存在著承續關係，清代學者胡承珙指出：“《絲衣》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是知古者祭天地社稷，皆有祭賓尸之禮，此《絲衣》詩為賓尸之所歌，承接上《載芟》《良耜》二詩而言之。《載芟》《良耜》所云‘祈報社稷’者，‘社’即指王社言之，‘稷’亦即靈星之祠，祀后稷也”。[6]因此，《絲衣》一篇作為《詩經》中社稷祭祀的一個部分，與其上兩篇組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儀式，而高子所說的“靈星之尸”，實際上就是后稷之尸。林素英先生也指出：“由於農祥靈星之祭，其配食者即為后稷農神，因而其祭所立之尸，即后稷之尸”，並且“祭祀自然神的確與祖先神不同，故不褻瀆其形象而無尸。然而為求真情得以投寄，遂通過不同之配食理由設置配食者，再以固定或非固定人選之方式，為配食者擇立合適之活人為尸。”[7]這自然能說明為何“靈星之尸”與“后稷之尸”會是同類，古人根據相同類似的原則，在祭祀上選擇不同的意象來表達其祭祀的意圖，同時也會將祖先功績與自然現象結合起來。在其他先秦文獻中，也有“靈星”與后稷、農業結合的相關記載。《逸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王念孫云：“‘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靈星，蓋即《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而改為日月星辰。” [8]《國語·晉語四》：“董因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 [9]《國語·周語上》：“虢文公曰：‘古者，太史順時土，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韋昭注：“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10]在以上的文獻中出現了“農祥”、“農星”等不同稱呼，不過這些均與“靈星”有關。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塚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為土相也。”[11]王利器注引劉寶楠《愈愚錄》曰：“靈星，即龍星角亢也，故又曰角星；龍屬辰為大火，故又曰火星；辰為農祥，故又曰農祥；又曰天田星；星色赤，又曰赤星；靈通作零，又曰靈星。”[12]以上材料中所說，“農星”、“農祥”、“天田星”都與“靈星”有關，為不同認識上的不同說法，不過靈星確為何星，則應以《國語·周語上》的說法為據，此下文會有詳細論述。
　　漢代靈星祭祀則是將周人原有的祭祀習俗官方化。實際上，靈星祭祀原本即是周人祭祀祖先的儀式之一，已經被周人封為常祀。秦統一六國後，史籍便無靈星祭祀的記載，但是在民間仍然繼承了這一祭祀儀式，從《漢書·郊祀志》所載“至今血食天下”便可見一斑。顏師古注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徧天下也。”由此看來，雖然官方不再奉祀周祖后稷，但是在民間仍然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也是官方設立靈星祠的原因之一，漢高祖八年則將此正式的官方化。《史記·封禪書》：“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13]《漢書·郊祀志》也有這樣類似的記載，在文字上會有所損益，但大致相同。《漢舊儀》卻記載為漢高祖五年設立，據王健先生考證，“《史記·封禪書》言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後四歲，令豐治枌榆社，其後二歲，令立靈星祠。根據這個詳細時間表，可推算為八年，其他年代有誤”。[14]不過，漢高祖八年詔書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后稷之祠與靈星之間的關係。在漢高祖詔書中，只是強調了后稷之祭與靈星的關係，並沒有談到是否與祈求雨水有關，另外這也是對周代后稷配享靈星祭祀儀式的繼承。而田天先生在其文中論述古人對靈星所祀對象的認識時，指出有三種不同看法，在其第二點中談到以靈星配享后稷，故以之為稷祠。[15]不過，從目前發現的材料來看，這種說法似乎有些不妥，《續漢書·祭祀志》：“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這條材料中顯然是后稷配食靈星，作為自然神的祭祀，周人只是將靈星與其祖先功績結合起來，從《詩經·絲衣》也可以證明這一點，由此田天先生說的配祀關係應是有問題的。二是靈星祭祀用牲與靈星祠設置。漢高祖詔書中明確指出“常以歲時祠以牛”，顯然靈星祭祀為常祭，每年舉行一次，並且使用的是太牢之禮，正如衛宏在《漢舊儀》中所說：“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漢五年，修復周室舊祀，祀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16]而《續漢書·祭祀志》中也說靈星祭祀“牲用太牢”。靈星祠的設置主要是在地方，根據高祖八年詔書的內容來看，其中明確說明了“郡國縣立靈星祠”，卻沒有說明皇帝是否參加祭祀。王健先生則認為靈星祠在京師也有設立，并引用《三輔舊事》所云“長安東十里有靈星祠”故事來說明，並且提出“漢代雩祭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東漢人曾將祠靈星與雩祭混為一談，說明兩者在祭祀級別上應該是一致的”。[17]而從漢初的情況來看，并不能說明靈星祭祀是皇帝參加的國家重大祭祀，卻只能說明是由地方政府，根據國家要求而進行的官方祭祀。《漢書·郊祀志》：“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18]由此觀之，在漢初國家對於稷的祭祀，也是以地方形式進行的，令書中所說的“令縣常以二月及臘祠稷”，顯然不是國家性的祭祀行為，這也是對地方習俗的尊重而將其官方化的證據。另外，在《漢書·郊祀志》中也談到：“漢興儀禮稍定，已有官社而未立官稷”。《三輔黃圖》云：“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官稷於官社之後。”[19]這就說明，漢初與漢中後期的情況不盡相同，高祖時便已經對稷進行祭祀，但是卻是地方祭祀行為，至於平帝時才將此定立為正式的國家祭祀，并不能混為一談。因此，王健先生所說的皇帝參與靈星祭祀，可能為漢武帝之後的情況，也可能是皇帝的偶然行為并不為常祀，也就沒有規制可言。因此，對於北魏劉芳所說“恆立郡縣”的觀點并不能斷然否認。[20]
　　祈穀求雨的含義是武帝之後對靈星祭祀的層累疊加，而非祭祀的原始含義。《漢書·郊祀志》：“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21]漢武帝元封三年，由於天下大旱，則令天下尊祠靈星，以祈求雨水降臨。這是繼高祖五年之後，官方再次強調祭祀靈星，但是靈星祭祀的含義卻發生了變化，以祈求雨水為主。這種變化可能與靈星所處的星位有關，蔡邕《獨斷上》：“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而裴駰《集解》引张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晨見而祭。”這也說明靈星屬於龍星一類，又稱為“天田星”，在《國語·晉語》中稱則為“農祥”，韋昭認為是房宿。《史記·天官書》中有載：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名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旁有兩星曰；北一星曰。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
以上材料則是有關蒼龍星宿中全部星斗的介紹。司馬貞《索隱》引《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李巡曰：“大辰，蒼龍宿，體最明也。” [22]也即是說，房、心、尾是蒼龍星宿中最為明亮的三個星宿，而靈星則指這組星宿中的房宿。衛宏《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23]“龍星”所說即為“蒼龍宿”，而天田為司馬，《天官書》中則謂“天駟”。《索隱》云：“房為天府，曰天駟。《爾雅》云：‘天駟，房。’《詩記曆書》云：‘房為天馬，主車駕。’宋均云：‘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24]而田天先生卻認為：“靈星所祀對象為心宿（龍星）中的一組小星，功用是祈雨。”[25]根據上述材料，田先生所論“心宿”似乎並非與龍星相對，而“心”與“房”卻同為“蒼龍宿”之屬星，那麼天田星也更不會是心宿中的一組小星，應是與心宿相等的房宿，這一點在《左傳》中也可以得到證明。《左傳》桓公五年：“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曰：“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26]楊伯峻注：“龍，蒼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總稱……龍見，非謂七宿盡出現，角、亢兩宿於黃昏出現東方，即可謂之‘龍見’，是時當夏正四月，孟夏建巳之月。”[27]所以，房宿是蒼龍宿中的一宿，而角、亢二宿出現便可謂“龍現”，因此从本意上来说，祈雨與房宿的關係不是很大。《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為民田時者，從晶辰聲。”段玉裁注：“《周語》曰農祥晨正。韋云：‘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爾雅》注曰：‘龍星，明日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28]另據，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件紫錦衣箱上的漆文，發現房宿與“農祥晨正”有關。
　　民祀隹（惟）坊（房），日辰（晨）於維，興歲之四（駟），所上若（陣），（經）天（常）和。[29]
王暉先生認為，此材料與耕種農時有關，为了适时播种，农人便以房星晨正作为春耕始起的标准点，“故古代农人高兴地把房宿称作‘农祥’、‘田候’、‘天时’、‘为民田时者’，并尊而祀之此盖即‘民祀佳坊（房）’的来由”。[30]但是，房宿與心、尾二宿合稱為“大辰”則可能與農業及雨水有關，亦可能取象於龍。張聞玉先生認為：“辰之所指,由大火又移至房宿,進而指房、心、尾三宿，甚至泛指‘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做了‘蒼龍’的代稱，成了十二屬相中‘辰為龍’的來源。”[31]而龍在先秦秦漢時期的巫術中，則常常被奉為祈雨對象。《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有畫龍祈雨水的內容：“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誇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云：“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32]秦漢時期用“土龍”祈求雨水的儀式，在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中有所記載，“四時皆水日，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龍成而發之”。[33]王充在《論衡·亂龍篇》中，則不讚同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之論，認為：“董仲舒申春秋之，設土龍以召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34]雖然在觀點上有所不同，但是王充卻真實的反映了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求雨內涵，這也說明在漢代，人們祈求雨水就是採用畫龍、土龍等巫術形式進行的，並且對此深信不疑。《新論·辯惑篇》：“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35]依據劉歆所述龍形與風雨相關，而土龍卻成為了求雨必備之設，這與董仲舒求雨之論不無關係，而在《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等篇中則早有論及。總之，漢代人將“辰”、“龍”與雨水巧妙的結合了起來，靈星作為執掌農業之神，自然也會被賦予求雨之功效，統治者以祈雨求穀的祭祀方式，進而求得民間耕種的風調雨順。
　　東漢時期官方仍然保留靈星祭祀，但是知之者甚少，而祭祀對象則更無人可釋，并在含義上發生了混淆。章帝時期，官方又再次強調靈星祭祀，《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社]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36]由此觀之，靈星祭祀是隨同社稷一同設立的，設立的背景則是漢章帝為了重新修葺百神祭祀。《續漢書·祭祀志》：“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祭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重新修葺群祀是這次恢復祭祀的核心內容，需要注意的是詔書中所提到的“應祭者未盡”的含義，這從劉昭注引《東觀書》中便可窺見一斑：“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病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37]也就是說，這一時期恢復的祭祀，主要是儀式上的增補，祭祀對象則是山川百神和日月星辰之神，但是靈星祭祀的真正含義則不為世人所知。《論衡·謝短》云：“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能究達其義，通見其義否？’問之曰：‘社稷、先農、靈星何祠？’”[38]王充在文中譏諷文吏自稱皆懂官事，但是究其深意則不盡了然，而靈星祭祀卻成為了其詢問的內容之一，自然也就說明在東漢時期，雖然官方仍然保留靈星祭祀，但是对其祭祀之意則無人明晰，已成為普遍現象。《論衡·祭義》篇中也有儒者不知其義的內容。《风俗通义·祀典》：“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39]這裡則記載了，一位縣令詢問屬吏有關靈星祭祀的事情，但是屬吏只能回答祭祀的方位，而無法詳實其義，就此看來，東漢時期人們已經無法解釋，有關靈星的對象、儀式、方位等問題。因此，王充在《論衡·祭義》中解釋的極其詳實，其道：
　　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啟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反）以求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春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40]
這裡需要注意的有兩點：一是，王充已經將靈星之祭與先秦時期的“秋雩”的作用相互混淆了，即上文所說“為民祈谷雨，祈谷實”，此已經將靈星祭祀的含義雙重化。陳啟源便已提出質疑，并指出：“《論衡》以靈星即龍星，又謂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祭在巳月，祈祭則秋之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帝精，非祭靈星，不得合為一祭。”[41]王健先生根據前人研究成果，結合漢代雩禮的實際情況，指出：“漢代的祠靈星不是雩禮，漢代也沒有常規的雩禮，王充的說法混淆了兩者間關係。”[42]究其根源，東漢王充的張冠李戴源起於漢武帝時期的歧義解釋，從而對靈星祭祀造成了層累的錯誤疊加，而東漢人則無法考證其義，在靈星祭祀的問題上卻繼承了前說，而且還加以演繹使並非同屬的兩種祭祀混為一談。二是，靈星、歲星、明星三者的關係，東漢人已經不詳知靈星祭祀的對象，認為“歲星”便是靈星，歲星出於春，則靈星祭祀的時間在春季。不過依照王充的解釋，靈星祭祀應為春秋兩次。依照本文第二部分論述，靈星就是“農祥晨正”中的房宿，應為早春出現，則靈星祭祀只有春季一次，而且依照《漢舊儀》的記載，祈雨為四月之後立夏干旱進行，至於七月雖然干旱仍不得祈雨祭祀。這種說法在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找到相應證明，“·信曰：五月中天旱不雨，令民”整理小組注云：“，即字，《說文》：‘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43]這不僅可以說明，“雩”與靈星祭祀是兩種不同的祭祀，而且在時間上則為春季一次，應與農業耕種有關。“歲星”、“明星”之說則盡不可信，“歲星”在古代指的是木星，其運行軌跡極其有規律并與農時有關，因此在諸多文獻中皆有對其的記載，但是歲星與靈星是位於不同分域的，並非為一類。另外，“龍見而雩”中的龍星即指蒼龍宿，而房宿為其屬星，前文已經詳有論及，此不贅述。漢代有專門的求雨儀式，與靈星祭祀儀式并不相類。《漢舊儀》載：“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44]也就是說，漢代祈求雨水的祭祀對象主要是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等等，祭祀的主持者則為主管祭祀事物的太常，而祭祀時使用的物品為群神的常祀之物。實際上，漢代求雨繼承了先秦時期的“雩”禮祭祀的形式。《呂氏春秋·仲夏紀》云：“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45]《礼记·月令》中也有類似記載：“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46]而靈星祭祀的儀式卻與雩禮大為不同，《續漢書·祭祀志》：“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像教田，初為除芟，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47]由此看來，靈星祭祀與祈雨儀式並不相同，靈星舞所示之形狀皆為一年耕種之事，即文中所說“像教田”，因此祈禱耕種順遂，才是靈星祭祀的核心含義。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4月9日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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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留珠：《秦漢祭祀綜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
[2]王健：《祠靈星與兩漢農事祀典的幾個問題》，《中國農史》2008年第4期。
　 王柏中：《兩漢國家祭祀制度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田天：《先農與靈星：秦漢地方農神祭祀叢考》，《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
[3]田天：《先農與靈星：秦漢地方農神祭祀叢考》，《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
[4]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頁。
[5]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52頁。
[6]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52頁。
[7]林素英：《从祭祀立尸与燕尸之礼以观周代人文教化精神与意义——以<丝衣>、<楚茨>、<既醉>、<凫鹥>为讨论中心》，《詩經研究叢刊》（第十九輯），學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2頁。
[8]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頁。
[9]韋昭注：《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頁。
[10]韋昭注：《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1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651頁。
[12]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59頁。
[13]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651頁。
[14]王健：《祠靈星與兩漢農事祀典的幾個問題》，《中國農史》2008年第4期。
[15]田天：《先農與靈星：秦漢地方農神祭祀叢考》，《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
[16]孫星衍：《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2頁。
[17]王健：《祠靈星與兩漢農事祀典的幾個問題》，《中國農史》2008年第4期。
[18]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12頁。
[19]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23頁。
[20]魏收：《魏書》，中華書局年1974版，第1224頁。
[21]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42頁。
[2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540—1541頁。
[23]孫星衍：《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2頁。
[24]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541頁。
[25]田天：《先農與靈星：秦漢地方農神祭祀叢考》，《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
[26]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
[2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7頁。
[28]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頁。
[29]饒宗頤：《曾侯乙墓器漆書文字初釋》，《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0—198頁。
[30]王晖：《從曾侯乙墓箱蓋漆文的星象釋作為農曆歲首標誌的“農祥晨正”》，《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31]張聞玉：《釋“辰”》，《貴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32]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06—307頁。

[3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36頁。

[34]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93—694頁。

[35]朱謙之：《新輯本桓譚新論》，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7頁。
[36]司馬彪：《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204頁。
[37]司馬彪：《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183頁。
[38]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67—568頁。
[39]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58頁。
[40]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61—1063頁。
[41]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64頁。
[42]王健：《祠靈星與兩漢農事祀典的幾個問題》，《中國農史》2008年第4期。
[43]張家山二七四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七四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頁。
[44]孫星衍：《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3頁。
[45]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頁。
[46]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50頁。
[47]司馬彪：《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