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謙益《漢武帝論》書後

作者:曹旅寧  發布時間:2015-10-29 10:08:13
　　錢謙益（1582—1664），明清之際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其平生有修撰明史之志，後因收藏修史資料圖籍的藏書樓絳雲樓毀于一炬而未能完成。其著《錢注杜詩》、《列朝詩集》、《國初群雄事略》却因運用史料豐富，史識過人而受到好評！雖入清禁毀書目而依然極爲流行。其文集《初學集》、《有學集》更爲研治明清之際史事者所必讀。錢氏《漢武帝論》不見于前述文集，長期以來只有鈔本流傳，因此未被研治漢武帝史事者所采摭。故不揣淺陋，逯文如下幷加以疏說，以就教于當今治國史之博雅君子。
漢武帝論上
　　前漢書譏切孝武黷武窮邊，襲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實，止于今不變。遷、固皆漢臣也。請以漢臣之論鑿鑿副名實者析之。
　　班史記建元七年，蚩尤旗長竟天。後遂命將略取河南，置朔方。明年，戾太子生，與兵相始終。指陳事應以不戢自焚爲戒。虜數入上谷、漁陽、雁門，殺略無算。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扼戍要害，此上策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宣王亦將爲黷武乎？長星見則天子征伐四方，其所知則匈奴當之，何謂不戢自焚？延元中，陳忠論敦煌事曰：“孝武憤怒匈奴凶暴，浮河絕漠，窮迫虜庭，遂開河西四郡，收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藩臣。”由此觀之，甘露、竟寧扶服入朝，皆武帝三十餘年窮兵遠略，威楞所震叠也。竟寧中，侯應論保塞事曰：“自孝武出師征伐，斥奪陰山，匈奴不得依阻其中，治弓矢來寇，每過之，未嘗不哭也。”應以得陰山爲漢利，而固以收河南爲漢病，异乎所論矣。史言漢兩將軍大出，所殺虜八九萬，漢士物故亦數萬，馬死者十余萬匹。府庫單竭，柕軸空虛。漢之疲乏，亦略相當。建平中，揚雄論入朝事曰：“孝武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豈樂傾無量之費，勞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雄可謂知大計矣。
　　中國與匈奴，疲耗相當，蓋承有之。獨不見九原、令居之役，兩將軍出塞千里，不見匈奴一人而還乎？獨不見宣、元之際，天子承襲餘威，南面受單于朝，龍駕帝服，傳鐘伐鼓于清渭之上乎？武帝末，匈奴遠遁，十四年不復出兵。幕南空庭，垂及三世。士馬休養蕃庶幾何？軍興之費，視舟車六畜訾省幾何？幷邊士馬戍卒收保幾何？比前絜後，會計得失，奚翅相當而已哉！今盡沒出車命將奠安方夏之成勞，而引禁暴止戈助順佑信之經義。六十餘年，入朝保塞，牛馬布野，策勛于後王；而三十餘年好大喜功，單極中國，錄瑕于前世，知二五而不知十，非通人之識也。吾故謂論武帝者，以揚雄、侯應、陳忠三臣爲正。遷謗書也，固目論也，吾無取焉耳。
漢武帝論下
　　范曄《南匈奴傳論》，謂“孝武窮竭武力，殫用天財。宣帝值虜庭分爭，權納懷柔，罷關僥之警，息兵民之勞，南面朝單于，朔、易無匹馬之踪六十餘年”。此襲班氏之餘論，而又失焉者也。班史《匈奴傳》曰：“貳師沒後，漢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律死，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又曰：“宣帝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由此觀之，匈奴之上書求朝，携國內附，皆武帝威力明矣。譬如獲稻，武帝耕之，宣帝食之。今盡絀耕耔之勞，而侈談庾積，不已傎乎？陳壽《魏書》曰：“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竹、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于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臣，世以衰弱。”此深悉用兵要害方略，非范曄所能知也。
　　三代以來，世患夷狄。玁狁戒其孔棘，薄伐止于太原。武帝雪耻百王，復仇九世。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北登單于台，虜不敢南向發一矢。易世而後，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蠻夷君長，迎者數萬人。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快矣哉！撻伐之勝事，開闢以來所未有也。金行失紀，胡羯蔓延。拓拔主中國，耶律作天子，袞冕蹂踐于馬蹄，繈褓沉淪于魚服。信天之不悔禍，抑亦世無漢武，以至此極也。
　　孔子作《春秋》，大齊桓一匡之功，而仁管仲。大齊桓，有不大漢武矣乎？仁管仲，有不仁漢武矣乎？或曰：“孟、荀二子言仲尼之徒不言桓、文者何居？”曰：“此仲尼之徒之言也，非仲尼之言也。吾夫子受命于天，制《春秋》爲萬世法，立乎衰周，却觀後世。華夷同貫，殺運增長，茫茫禹迹，有深恫焉！”故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袵矣。”非爲一世言之也。嗚呼！斯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孟、荀二子，數世之知也。使二子者生乎今之世，則其大齊桓，仁漢武也，亦必將有取于吾言矣。
　　錢氏敏銳地覺察到《漢書》“譏切孝武黷武窮邊，襲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實，止于今不變”＃與事實有悖！其以西漢時人陳忠、侯應、揚雄三人的議論與東漢初年班固所言加以比勘對照，從而揭示出漢武帝出擊匈奴的正當性以及歷史影響。幷從中國歷史上“尊王攘夷”傳統的源遠流長，揭示出孔子的華夏夷狄觀念與班固所言格格不入。對此，錢氏別有《一匡辨》上、下。讀者自可覆按。
　　錢氏之所以能做出這種迥异于時流的判斷，與他所處時代分不開的。元末群雄蜂起，明太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大明王朝。然自明建立伊始，蒙古、倭寇、滿洲相繼成爲邊患。明王朝重新修建萬里長城，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山海關，以抵禦蒙古。明英宗正統年間，蒙古瓦剌部在山西大同包圍幷俘虜了御駕親征的正統皇帝，史稱“土木之變”，幷乘勢圍攻北京。日本倭寇除長期在東南地區騷擾入侵外，明神宗萬曆年間，剛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又發動了侵朝戰爭，明王朝派兵馳援，雖然最終獲勝，然損耗國力甚巨。同一時期滿洲興起，明征討失敗，後長期向明王朝進攻，曾一度圍攻北京。幷乘明末流寇幷起之機，最終入關取代明王朝。有清一代統治中國近三百年。錢氏《漢武帝論》絕非書生空談，而有歷史現實的考量存在其中焉。
　　錢氏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明清時代，特別是身處明清易代鼎革之間，特別推崇宋人胡安國的《春秋胡傳》，强調夷夏之大防。同時又推崇歸有光歸震川的治學，議論漢武帝以西漢時人議論爲主，不引司馬光《通鑒》。前引錢氏所說《漢書》“譏切孝武黷武窮邊，襲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實，止于今不變”，所謂儒者之言，自然包括《漢書》以來至于錢氏生活時代的正統之見，當然也包括《通鑒》。而且《通鑒》自隋唐以前多沿襲正史，研究隋唐之前的歷史一般不應徵引《通鑒》。儘管有關漢武帝時代的史料十分缺乏，也不應破例。自錢氏以後，呂思勉、錢穆、黃永年等先賢莫不如是。這也算得上是常州史學流派的家法了。
　　錢氏所說《漢書》“譏切孝武黷武窮邊，襲迹亡秦。儒者以其言爲口實，止于今不變”，班固借“明年，戾太子生，與兵相始終。指陳事應以不戢自焚爲戒”說出，此所謂“不戢自焚”，意思是士兵如果不停止、收斂，必將自食惡果，借此表達反戰的情感。司馬光《通鑒》進一步發揮了班固的認識，而後史氏沿此軌轍研討，自然會推出戾太子與武帝不同的政治路綫這樣的思路。其實這是班固的見解，而非戾太子的見解。至于中國古代歷史上統治政策的調整事例，有新朝對前朝的調整，有即位新君對于老皇帝的調整，更有同一位皇帝在統治時期不同階段的調整。儘管其實質，借漢宣帝的話說：“漢家自有家法，霸王道雜之！”但就漢匈和戰而言，確如錢氏所言：“譬如獲稻，武帝耕之，宣帝食之”；“今盡沒出車命將奠安方夏之成勞，而引禁暴止戈助順佑信之經義。”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10月28日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