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馬政研究綜述
作者:李想 發布時間:2021-05-28 08:19:35（首發）
馬匹在生產生活、交通運輸、軍事戰爭等方面占據重要地位，由此也產生了以馬為中心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法規等馬政內容，相關問題也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漢代馬政的研究成果豐富，本文將其歸納為關於“馬政”的綜合研究、馬匹的分類與使用、馬匹的管理、馬匹的飼養、馬種的改良、馬匹的增殖、馬匹的相馴之術、馬匹的保護、馬匹的醫療等八個方面進行描述。
（一）關於“馬政”的概念
馬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馬政和養馬業》認為馬政就是養馬管理機構及其頒佈的政令。[1]周凱軍《秦漢時期的馬政》將馬政解釋為古代關於軍馬牧養及其管理的政策措施。[2]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指出馬政是古代國家對於官用馬匹的採辦、牧養、管理、使用等方面所實施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古代兵制、郵驛制度、財賦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3]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稱馬政是國家用行政手段管理馬匹的飼養、使用等行為的簡稱，屬於國家行政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4]東北師範大學李洪波的碩士論文《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綜合各家之言，揭示了馬政豐富的內涵：“古代政權對馬匹的徵集、飼養、管理、使用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並設有相關機構進行統籌管理的行政制度。它涵蓋農業、軍事、交通、政治等多方面，甚至與其他制度相交叉。”[5]
（二）漢代的馬政發展變化
許多學者的論著中都概括了漢代不同阶段馬政的興衰變遷。比如，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不僅介紹了兩漢實施馬政的具體措施，還具體分析了東漢國家軍馬牧養規模比大大縮減的原因。[6]趙夢涵《西漢的養馬業》對西漢的馬政從內容上分為官馬的管理與發展、對民間養馬的政策兩個部分進行論述，闡明西漢養馬對於經濟、軍事、交通等方面的積極意義和歷史影響。[7]米壽祺《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將西漢馬政發展的四個階段，兼論及東漢馬政的相關變化。[8]王裕昌、宋琪《漢代的馬政與養馬高峰》指出漢代對馬政的調整以北邊、西邊的軍事壓力減輕為背景，東漢以後官府養馬業和民間養馬業的興衰狀況大相徑庭。[9]蘇州大學陳寧的碩士論文《秦漢馬政研究》以《張家山漢簡》、《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相關內容為證，對西漢前期、中後期的馬政相關內容進行了梳理。4東北師範大學李洪波的碩士論文《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總結西漢馬政四個發展階段，尤為全面，並簡要概括了東漢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的馬政變化，詳細分析其原因。5
（一）馬匹的分類
按照馬匹的性質，可劃分為官馬和私馬兩類。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一文指出官馬所屬的國家養馬業是馬政的主流。[10]西北師範大學周峰的碩士論文《西北漢簡中的馬》對漢簡中出現的“私馬”和“私財物馬”的區別產生疑問，他僅指出其共同點在於兩者可能在特殊情況下被徵用。[11]劉輝《西漢傳驛馬匹之來源考述》提到從漢初到昭帝之後私馬的主要用途的變化，由適應軍事需要到越來越多地補充郵驛機構；並認為“私馬”和“私財物馬”的區別主要在於馬匹歸屬和軍事職能上：“私馬”雖為私有，但養於郵亭並記於簿冊，供需要時使用，是由“亭燧”所有，其雖有一定的郵驛職能，但主要用於軍事防禦；而“私財物馬”為郵驛機構“置”所有，無軍事職能。[12]劉輝此說或可作為參考。
按照馬匹的用途，大致有傳馬、驛馬、軍馬、卒馬等不同類型。高榮《漢代“傳驛馬名籍”簡若干問題考》指出“傳馬”是專指為運送物資或公務往來者而駕車之馬匹。[13]“驛馬”是指為傳遞行政文書等物品的馬匹，不套車，因而速度更快。“軍馬”是在軍事活動中使用的馬匹，地位極為重要。“軍馬”中有一類叫“候馬”，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指出“侯馬”是在烽燧綫上用來騎乘以巡邏、候望的馬匹，是用於巡視邊境的重要代步工具。2 “卒馬”的“卒”與“倅”、“萃”通，“卒馬”即副馬，指各種備用馬。此外，在漢簡中還有“使馬”、“都廄馬”等名稱，大抵用以區別馬匹的所屬、所處位置等，也可被歸為上述幾大類。
學界對漢簡中出現的“柱馬”中“柱”的解釋存在爭議。胡平生和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書認為“柱”字待考，“或說，懸泉漢簡中常見‘注’或‘柱馬’，疑指飼養在馬廄裏的待用之馬。注是‘住’的假借字。”[14]即認為“柱馬”屬於“卒馬”那一類。初世賓《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也認為，“有專備不得挪作他用之義，與驛置交通有關。”[15]高榮《漢代“傳驛馬名籍”簡若干問題考述》通過對比柱馬與一般馬匹飼料的供應量（與馬匹被使役的強度密切相關），否定了柱馬為備用馬之說，並探究“柱”字的含義，得出“‘柱’或‘柱馬’應即‘主馬’，亦即駕車之轅馬”的結論。4王志勇《漢簡所見“柱馬”新解》一文認為上述兩類觀點都“不甚妥當”，他首先在馬匹數量上排除了“副馬（備用馬）”的說法，並指出柱馬當屬於傳馬的範疇，“柱”只不過是明確其具體用途；後通過分析漢簡簡文，指明其中的“驂”、“柱”、“駕”等應該是更明確了各匹“傳馬”在傳的過程中的使用情況，它們的職能各不相同，因而“柱”不是“駕車之轅馬”（“駕”）。[16]另外，他從“傳馬”還可負物這一用途推斷“柱馬”應即傳世文獻中所言之“馱馬”（或曰“負馬”），主要用於負載物資，並從訓詁學角度進行了印證，即認為“柱馬”屬於“傳馬”中與“駕馬”相區別的一類。7
（二）馬匹的使用
漢代馬匹的使用是有嚴格規定的。蘇州大學陳寧的碩士論文《秦漢馬政研究》指出一般情況下不同用途種類的馬匹，即使是在一個系統內部也不得隨便交換使用，若不經合法程式使用馬匹會受到嚴懲，且在違法使用時傷害到馬匹，負責人還要在承擔責任的基礎上另外承受處罰。[17]孫富磊《懸泉漢簡<甘露二年病死馬書>所見驛置傳馬管理》也論述了傳馬使用的具體要求、傳馬死亡後的賠償機制、非法使用的追責等內容。[18]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指出漢律規定的傷、病、失、死馬的賠償機制有不合理之處，並認為這大約是漢律過於簡約所致，也許是出土律文不全，其他規定尚未見到。[19]
馬匹的使用範圍十分廣泛，在商貿運輸、車騎儀衛、軍事戰爭、中央戍衛、郵驛傳遞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1．商貿運輸。陳寧《秦漢馬政研究》論述了馬匹作為交通運輸的主要動力在商業貿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並結合統治者對商業採取政策的歷史背景和實質作用，指出用於商業運輸的車輛馬匹數量非常可觀。1
2．車騎儀衛。王裕昌、宋琪《漢代的馬政與養馬高峰》認為漢代的車騎儀衛作為封建等級制度的重要標誌之一，在政治上有力地推動了養馬業的興盛。[20]陳寧《秦漢馬政研究》還指出漢初車乘駕禦制度的形成經過一定的時間，且在前朝的基礎上改進和發展，這決定了馬政體系的形成；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的不同用馬需求，決定着不同等級的養馬機構及其運作特點。1鄭先興在《論漢代民間的馬信仰》中也提到，官員出行、郊遊、赴宴、田獵都必備的車騎成為漢代社會生活中榮華富貴的標誌。[21]
3．軍事戰爭。劉輝《西漢傳驛馬匹之來源考述》指出邊郡牧苑的馬主要用於軍事戰爭。[22]東北師範大學李洪波的碩士論文《西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主要以西漢宣昭、東漢前期為例，討論馬政與邊疆安全之間的關係。[23]孟古托力《騎兵建設推動養馬業的發展——戰馬馬源之分析》明確提出馬匹成為戰馬應具備的條件，並對漢代戰馬需要量、戰馬的來源等作了分析。[24]龔留柱《關於秦漢騎兵的幾個問題》涉及漢代騎兵作戰時戰馬防護的問題，指出“至少在東漢末年，已有了鐵甲制的馬鎧”。[25]
4．中央戍衛。陳寧《秦漢馬政研究》指出武帝組建騎兵以加強中央的戍衛，並詳細分析了童騎、宦騎、官騎等按不同性質組成的騎兵部隊，展現了馬匹在中央戍衛方面的使用狀況。1
5．郵驛傳遞。日本學者森鹿三對居延漢簡等進行考察，稱西漢傳驛並用，既采前代的傳車制度，也逐漸開始使用驛騎制度，而到東漢時，傳馬消失，只有驛馬。[26]陳寧《秦漢馬政研究》對比了車傳和騎驛的速度，亦說明驛馬的使用逐漸擴大，在整個的郵驛系統中逐漸占據重要的地位。1
在郵驛制度方面，王裕昌、宋琪《漢代的馬政與養馬高峰》詳細闡述漢的傳驛制度，稱其較之秦更加完善，出現了“亭”、“置”、“驛”、“郵”的驛傳體系，並分別解釋其涵義與用途；同時介紹了漢代對驛傳用馬的速度、使用期限、使用憑證、使用對象等的嚴格規定。[27]王棟梁《從懸泉漢簡看漢代的郵驛制度》從懸泉漢簡切入，談及漢代敦煌郡懸泉置在郵驛機構設置、內部組織形式及其附屬機構、郵書管理制度、傳遞信息方式及其差別、郵驛網路與程限、郵驛經費與供應等六個方面的問題。[28]
在傳驛馬匹來源方面，劉輝《西漢傳驛馬匹之來源考述》對西漢傳驛馬的來源情況作了較全面詳盡的考述，指出“西漢傳驛馬匹的來源以各級政府下撥為主，郵驛機構自買及私人馬匹助給為輔，偶爾也會出現於道中執取的情況。” 此外，“地方政府對傳驛馬匹的下撥較之中央政府而言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實效性；郵驛機構自買馬匹的情況在西漢中後期較為頻繁，且買馬經費由地方政府承擔；私馬補充傳驛馬的現象在邊郡‘亭燧’中出現較多，而其他郵驛機構嚴格來講似應不存在這種情況。” [29]
（一）管理機構設置
1．養馬場所和機構
中央之廄是分佈於長安及其附近的馬廄，主要蓄養宮廷輿馬。位於長安城內的有“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以及駿馬廄、家馬廄等。東北師範大學雷銘的博士論文《秦漢禁苑研究》根據現有的史料，對天子六廄的分佈、官秩、特點等進行了闡述。[30]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對廄苑的分佈及其職能進行考證，[31]十分詳盡。沈剛《漢代中央的廄》主要辨析了中央之廄在文獻記載中其設置和分佈的矛盾和牴牾之處。[32]
地方設置“廄”、“監”、“苑”等養馬場所。雍際春《西漢牧苑考》一文指出“監”、“苑”一般設在牧地，是專為國家繁殖畜養馬匹的機構。[33]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稱漢代在全國各地設傳置以傳遞郵件，因此各傳置都設有馬廄養馬備用，且對於傳置中的馬根據其高度而分別使用。5陳芳《秦漢牧苑考》結合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和考古資料，對秦漢牧苑的分佈、管理、興衰等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討論。[34]
牧師苑是大規模的、有規範的管理機構，其目的是直接爲軍隊提供戰馬，在邊地郡縣尤爲重要。在秦漢時期，邊地郡縣設“六牧師苑”。雍際春《西漢牧苑考》指出“六牧師苑”分佈的地理位置，並通過仔細考證，認為文獻中缺載的一苑當為安定郡的“呼池苑”，設置時間不晚於漢景帝時；他還依據兩漢簡略史料，參考後人論著，就西漢其他牧苑試作考辨，以為補正。7雷銘《秦漢禁苑研究》認為雍際春的推論可備一說，但又提出“所謂‘六牧師苑令’是指六處管理牧師苑的官方機構，並不一定專指六處牧師苑”的觀點；針對六牧師苑令所處六郡之外的其他邊郡還見有牧師苑或牧師官的記載的情況，他分析得出結論：三十六所牧師苑之設是漢初之制，武帝時期開疆拓土，牧師苑之設應早已突破三十六所之限。4
還有關於“邊郡六牧師苑”與“牧師諸苑三十六所”之關係的辨正。馬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馬政和養馬業》從語法角度指出“牧師諸苑三十六所”中“諸”字是六的代稱，既有“諸”，又有“所”，顯然提示三十六所分屬“牧師諸苑”，即分屬六個牧師苑，認為不管是“三十六所”還是“三十六苑”都下屬於六牧師苑的養馬分場。[35]雍際春《西漢牧苑考》也得出了相似結論，並認為“邊郡六牧師苑”在西漢眾多的牧苑之中，應屬規模較大、設置和管理亦較完備的核心牧馬場所，其餘諸苑（如“牧師諸苑三十六所”）當是西漢馬政興盛時因地制宜，根據需要在適於畜牧的西北邊地所增置的，其規模和級別可能較小，但“六牧師苑”與其餘諸苑共同構成了西漢馬政的完整體系。[36]
東漢基本上沿用西漢的馬政體制，但多有減省，其太僕所屬丞僅一人。最主要的是西漢的邊郡六牧師苑廢止，到漢光武時僅有漢陽流馬一苑。
2．官職的設立
許多學者以《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依據對漢代馬政組織系統進行研究。
在總體劃分上，馬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馬政和養馬業》將漢朝馬政機構一分為二，其一為直接為皇室服務和保衛京師的御用系統，其二則為用於國防的邊郡六牧師苑系統。1謝成俠在其著作《中國養馬史（修訂版）》中亦對此進行劃分，分為“皇室馬政系統”和“國家馬政系統”。[37]
在具體官職設置上，漢代中央設“太僕”，總領馬政事務，屬官負責各項具體事務。還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五監長承、牧橐、昆蹏令丞等。[38]沈剛《漢代中央的廄》在日本學者加藤繁考述西漢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兩個系統的基礎上，從制度和時人觀念方面進一步說明天子六廄的支出費用來源於帝室財政，由此指出太僕的職責具有特殊性，其在業務上還管理帝室財政系統的馬政，負有部分參與天子六廄的管理職能。[39]
諸侯國設“僕”，相應於中央太僕。其下有“廄”、“中廄”，職掌是“廄長”和“廄丞”。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指出這些機構，平時和驛傳系統編制在一起，主供信息傳警，必要時向騎兵提供戰馬。[40]
郡縣負責馬政的為“馬丞”。邊地郡縣既有正常的“馬丞”一職，又有“廄嗇夫”、“廄令史”等官職。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提出郡縣的“廄”不同於諸侯國之“廄”，而當屬地方代管的中央直屬機構。6此外，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指出還有叫做“廄徒”的勤雜人員。[41]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認為西漢馬政組織從中央到地方系統嚴密、職責分明，並提到由皇帝直接派遣的“護苑使者”一職，檢查監苑養馬事宜，監督保證諸苑養馬業的順利發展。[42]
（二）馬匹的登記與身份標識
許多學者的論著都提及漢代馬匹的登記制度。漢代主要對馬匹的數量、毛色、性別、年齡、身高、名字等進行登記，便於管理。
在名字問題上，趙莉《懸泉漢簡中的馬、馬政文書及相關問題》將懸泉漢簡《傳馬名籍》與日本學者森鹿三研究的居延舊簡《驛馬名籍》中馬匹的毛色、年齡、身高進行了對比，並說明漢代馬匹名稱的正常性和常見性。[43]
在性別問題上，有一種特殊的馬，叫做善（騸）馬，乘（騬）馬，即去勢的馬。馬的去勢術方面，禹平《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提及秦漢時期未經去勢的馬不允許駕車，並指出以去勢術發展為基礎的馬去勢的要求非常嚴格。[44]蔣文孝《從出土文物看秦漢養馬業及其相關問題》指出馬匹經過閹割後野性逐漸褪化，性情溫順而不暴烈易被飼養和馴服，並認為漢代養馬技術更加進步使閹割術在實際應用中更加廣泛。[45]而劉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馬”揭秘——兼說中國家畜家禽閹割傳統》以漢代的大宛馬為例對去勢術有更為詳細介紹。[46]
此外，馬匹登記時還可以補充其他特點，如馬匹用途、良駑、烙印等。補充用途：如“代牡亡馬”。補充馬匹的優劣良駑：高榮《漢代“傳驛馬名籍”簡若干問題考述》指出馬匹登記簿中的“上”、“中”、“下”實際上是把馬分為三個等級。[47]補充馬匹烙印特徵（一般寫在性別和年齒之間）：如“左剽”。高荣還指出“剽 ”或作“抾”，即指在馬 (驢 、駝 )的身上刺印或烙印，而“左剽”是說印跡在左邊。5一般來說，官馬烙在右側，私馬烙在左側，[48]因此可知烙印的作用之一在於區別官馬和私馬。
劉釗《說秦簡“右剽”一語並論歷史上的官馬標識制度》一文，對“剽”進行了辨析，否定“一目病”之注釋，認為“剽”讀作“標”，是指馬所烙的標識，其作用還在於“防閑詐偽”；他還從典籍中歸納總結了歷代的官馬標識制度，展示了現存的歷代實物烙馬印圖像。[49]還有一些論文涉及馬烙印，如禹平《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指出馬身上也要烙印標記，不能混亂。2陳寧《秦漢馬政研究》也提到了“識物”，即每匹馬的身上都要做上標記。[50]
馬烙印作為馬匹身份的標識之一，還用作馬出入關的重要憑證，形成馬匹出入關的登記檢查制度。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在論及“津關令”時，提到馬身上的烙印對於出入關管理和認證的重要作用，並概括了登記檢查制度實施的流程。[51]
（一）飼料種類
馬食可根據性質主要分為草類飼料和糧食飼料兩類，也可根據營養價值分為粗飼料和精飼料兩類，趙岩《由出土簡牘看漢代的馬食》一文詳細說明了漢代馬匹飼養的穀物化傾向。[52]以下為漢簡中常見的飼料。
“菽”，即豆類，這一糧食類精飼料的使用與軍事相關。西北師範大學周峰的碩士論文《西北漢簡中的馬》指出騎兵所用的戰馬特意增加“菽”這種飼料，以增強馬的體質。[53]
“莝”是乾草及穀物秸稈經過精鍘而成的精飼料, 這是在漢代的名稱。高敏《論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特徵和局限》認為由此可見漢代已經注意到了精鍘飼料。[54]
“芻、稾”是莊稼的莖葉，乾草，稾更為粗糙。趙岩《由出土簡牘看漢代的馬食》通過分析簡牘內容，認為芻、稾在漢代是衡量財富的標誌。[55]
“茭”。很多學者注意到了茭草在馬匹飼養中的重要地位。對於“茭”是什麼這一問題，學界有不同的看法。禹平在《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中認為“茭”是“幹芻”（即乾草）。[56]周峰在《西北漢簡中的馬》中將其解釋為“幹飼料，草類植物”。[57]王子今《漢代河西的“茭”——漢代植被史考察札記》一文專門論述“茭”，綜合各家說法認為“茭”是野生飼草，[58]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趙岩的支持。2
“苜蓿”是漢代張騫通西域時新引進飼草。高敏《論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特徵和局限》一文指出漢武帝時因為引進的大宛等國良馬，豐富了馬的飼料。1謝成俠的著作《中國養馬業》結合歷史典籍和前人著述，探究了苜蓿的不同名稱、原產地、種植技術等，略舉其自漢代以來在我國的發展狀況。[59]禹平《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進一步指出漢代苜蓿的栽種推廣迅速，不僅首都長安、洛陽附近種植，而且又在北方各地推廣開來；且這種植物極適於養馬，它的引入和大面積種植，對於提高養馬的品質及促進馬的大規模養殖起到了重要作用，官方不僅劃定園苑進行大規模種植，還設立專官進行管理。3而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一文卻認為苜蓿的引進在普遍意義上沒有起到促進漢馬馬種改良的作用。[60]
（二）飼料供應量
于振波在《居延漢簡中的燧長和候長》中注意到馬匹飼料供應上的大小石問題，由此也推知漢代可能普遍有這種情況。[61]陳寧《秦漢馬政研究》根據《張家山漢簡》指出西漢國有馬匹的飼養方式是飼料供應量根據季節的轉換而有所不同。[62]趙岩《論漢代邊地傳食的供給——以敦煌懸泉置漢簡為考察中心》以敦煌懸泉置為考察中心，認為可能由於用粟、 麥的數量不同及所從事任務的不同, 茭的用量不會十分統一。[63]趙岩的另一論文《由出土簡牘看漢代的馬食》以出土漢簡的內容為支撐，詳細梳理了芻、稾、茭等草類飼料和粟、麥、菽及其他糧食飼料的供應量，並認為“茭”的供給量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大概是因要隨茭的存儲量及其他種類飼料的用量而變化；之後系統地總結了漢代馬匹飼料供應量的特點。2趙莉《懸泉漢簡中的馬、馬政文書及相關問題》主要從懸泉漢簡的簡文入手，點明漢代關中和邊塞地區傳馬精飼料配給量的地域差異、軍馬和日常用傳馬精飼料配給量的差異，指出氣候因素和軍事因素分別對這兩種差異的影響。[64]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提到漢廷下令在各地區增加馬飼料量的原因，由此揭示馬匹在郵驛傳遞、交通運輸等方面的重要地位。4
（三）飼養的管理與方法
1．飼料的管理
學界對“茭”的管理研究較多。伊傳寧《由漢簡所見西漢馬政》指出伐茭是戍邊士兵的工作之一，其標準也有規定，漢政府要求詳細記載其收支記錄，且建立了相應的獎懲機制。[65]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對茭草的管理作了詳細說明，指出由此可見西漢政府對馬飼料登記制度的完善與嚴格。[66]劉炘在其專著《中國馬文化·馴養卷》中亦整理了對茭草管理的相關規定和處理辦法。[67]對於其他種類飼料的管理，目前文獻記載比較簡約，因而研究成果較少。
2．飼馬工具的管理
禹平《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一文指出漢代對於飼馬工具的管理十分嚴格，“一般都要求刻以標記，不能錯換或誤識”。[68]對於飼馬工具管理的具體措施，目前因相關傳世文獻所載內容過少及出土文獻不足而未有深入探討。
3．飼養方法：
禹平還提到漢代馬匹飼料的搭配使用，指出漢代人對馬匹喂養方面已認識到營養多樣性的重要。4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對廄馬食粟進行考察，說明了精飼料（菽、粟等糧食為主）和粗飼料（穀物的草秸等）並用的飼養方法。[69]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概括總結了飼料深加工、夜間加喂食草以增肥等科學飼喂方法。[70]
（一）優良馬種的來源
米壽祺《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提出西漢在與匈奴作戰中十分注意改進馬匹品質，漢廷通過漢匈和親、開放“關市”進行交易等方式引進匈奴地區的良種馬，有助於提高中原馬的品質，並認為“匈奴地區馬匹的大量輸入，對西漢改良馬種和繁榮養馬事業有直接關係。”[71]禹平《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論及漢代對良馬的尋求還有戰爭掠奪這一方式。4而孟古托力《騎兵建設推動養馬業的發展——戰馬馬源之分析》也補充了良馬種的另一個來源——朝貢；並指出，貢馬，特別是數量較小的貢馬，品質上都屬上乘，甚至是難得的，其數量雖然不多, 但對於改良中原馬種，提高戰馬品質，具有一定意義。[72]
（二）對馬種本身的關注
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論及優良馬種對改善軍馬素質的積極作用，提到馬驢雜交的騾是軍事上優良畜種。[73]安忠義《漢代的養馬業及對馬種的改良》相對全面地闡述了漢代對北方草原之蒙古馬，西北草原之浩門馬，西南地區之西南馬，西域的烏孫馬、大宛馬（天馬）、果下馬等優質馬種的引進，並從考古發現的實物材料看漢代馬匹改良的實際效果。[74]山東大學李寶傑的碩士論文《兩漢相術研究》也指出西域大宛馬的引入，使經過雜交產生的馬匹速度進一步提升，而且更加高大，對漢朝用馬是一種極大地補充。[75]而劉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馬”揭秘——兼說中國家畜家禽閹割傳統》一文主要對從大宛引進的“汗血馬”進行考察，認為其本質是一種經過閹割的馬，而因中國早就具有對家畜進行閹割的知識，所以漢朝在獲得所謂天馬之後得知其秘密，大大降低了對這種馬的熱情。[76]蘭州大學徐水蘭的碩士論文《漢代河西養馬業研究》以漢代的河西地區為重點闡述其作為馬種培育基地對馬匹品種的改良的重要意義，並詳細介紹了野馬的外型特徵、習性、分佈等，指出野馬與家馬雜交後馬種質量顯著提升。[77]
李得賢《論漢代的馬政》整理和概括了漢代搜養軍馬的重要措施。[78]米壽祺在《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一文中表示在漢代和平或動亂時期，徵集馬匹的策略不同，並將增殖馬匹的途徑總結為官馬、民養和市易三種。[79]趙夢涵《西漢的養馬業》指出漢代經過幾十年的準備，到漢景帝時期，在西起甘肅，北至內蒙，山西北部向東北延伸到遼寧的廣大地區內，基本上形成了一個規模很大佈局很廣的養馬體系。[80]
馬匹的增殖主要通過籌措資金支持國家養馬業、鼓勵發展民間養馬業、防止馬匹外流、直接或間接擴大國家馬匹數量及來源、擴大馬政機構等方式實現。
（一）籌措資金支持國家養馬業
漢高祖四年八月，開始徵收“算賦”。陳寧《秦漢馬政研究》指出其直接目的就在於馬政建設，表明漢初統治者在大力發展國內經濟的同時也在為以後的軍事發展做長遠的考慮。[81]漢武帝時徵收“馬口錢”，“所征之賦為軍隊建設提供了經濟保證，作為騎兵不可缺少的作戰工具，馬匹的數量也因有了賦稅的供給而有所增加，在此基礎上對匈奴作戰的騎兵也得到了保證。”6此外，還用算緡告緡的方式，把地主富商的土地財產全部歸為國有，在此基礎上擴大牧地和馬源。陳寧認為，算緡、告緡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包括貨幣、田宅和奴婢，所收之田可作為牧場，所收之馬匹亦可直接用於國家所需。6
（二）鼓勵發展民間養馬業
漢文帝採取“馬復令”，“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82]李得賢《論漢代的馬政》一文指出其實質為“以馬代丁”。3還有與匈奴“互市”：孟古托力《騎兵建設推動養馬業的發展——戰馬馬源之分析》考證了漢匈雙方都努力維持經濟上這種往來，即使武帝時進入戰爭狀態，幾乎也沒有間斷；西漢方面輸出的主要是紡織品、金屬器等，史未明載輸入什麼，據考有馬匹。[83]
（三）防止馬匹外流
漢景帝到漢昭帝時期實行禁止馬匹出關的政策，稱為“馬弩關”，“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84]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考證漢簡中馬匹的身高，推知“五尺九寸合135.7cm”。[85]陳寧《秦漢馬政研究》將漢代對買賣馬匹的地區限制和規定分為在王朝任職者在關中買馬，關外的郡縣買馬關中，各諸侯國、食邑及王國、食邑下屬買馬關中三類情況進行詳細闡明。6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指出“西漢一直禁止一定體高和馬齡的戰馬出境，着眼點都在武備。”[86]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認為這固然是為了防範匈奴，但也是為了防範關東的諸侯王，而後者的意義可能更重要一些。[87]
（四）直接擴充國家馬匹
漢武帝時期實行“賣爵得馬”，1“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88]李得賢《論漢代的馬政》指出其本質也是“以馬代丁”。[89]高敏《秦漢史論集》一書論述此條政令時，認為這裏牽涉到“吏”階層的演變，它“開始是一個光榮的稱號”，慢慢“變成職役的名稱，產生了不樂為吏的現象”[90]漢武帝出此政策，既能增加財政收入，又能擴大馬源。
此外，還“籍吏民馬”，[91]將私馬登記在冊，國家需要時強制、無償徵用。
（五）間接擴大國家馬匹來源
漢代間接擴大國家馬匹來源的方式較多，主要有：
1.官貸民牧。“武帝以新秦中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92]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將其解釋為武帝時期推廣的一種經營畜牧業的方式，後來發展成為在全國實行的“課馬息”制度。[93]到了漢昭帝，對武帝時期的馬政進行調整，停止徵收馬的課息。
2.亭養母馬。從漢武帝時開始，到漢昭帝始元五年廢止。“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94]王裕昌、宋琪《漢代的馬政與養馬高峰》指出亭養母馬制度由官貸民牧的方式演變而來。[95]
3.從民貲買。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一文分析其原因是漢武帝時朝廷派衛青、霍去病數次出擊匈奴，馬的損耗很大，軍馬資源短缺，因而“先去民馬來用，過後付錢予民”。8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認為這種方式具有掠奪和強制性，政府難以兌現承諾，易招致百姓反對。[96]
4.提高馬價。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指出此種方式除非用行政命令，一般難於被接受，此政策違反經濟規律，難於長期推行。1而周凱軍《秦漢時期的馬政》則補充認為大幅度抬高馬價也不失為刺激軍馬生產的積極措施。[97]
（六）擴大馬政機構
漢武帝時期專門設置了水衡都尉。陳寧《秦漢馬政研究》指出管理馬政職官的增多正反映了漢代中期馬政發展的迅速，統治者對馬匹等牲畜的需求不斷增加。[98]
（一）相馬術
所謂相馬術，是通過觀察馬的外形等判斷馬匹的優劣。馬的平均壽命是30-35歲，十四五歲正值青壯年時期，體格和力量處於頂峰狀態，所以相馬要相的就是這個年齡段的良馬。[99]相馬之術為相六畜法之首，是原始畜牧業時期就開始積累的生產經驗，到兩漢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
蔣文孝《從出土文物看秦漢養馬業及其相關問題》指出西漢相馬技術已經理論化、系統化。[100]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認為東漢時期遊牧民族大量良馬的輸入促進了相馬術的發展。[101]余欣《出土文獻所見漢唐相馬術考》從出土簡文的公文書慣用語推斷漢代相馬術並非民間小道，在軍隊和地方政府的馬政管理中也經常使用；並由相馬術探究中古時代的“形法”。1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則提到漢代相馬術促進了軍馬體質的改良，指出了相馬術的另一種發展。[102]山東大學李寶傑的碩士論文《兩漢相術研究》詳細論述漢代相馬術在明確的師承關係、相馬理論體系融合、相馬式的出現和完善等方面發展的表現。[103]還有許多學者的論文及著作對相馬術的具體內容作了或略或詳的闡述。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產生了相馬的實物標準——馬式。顧鐵符在《奔馬·“襲烏”·馬式》中指出，1969年甘肅省武威縣北郊雷臺東漢墓中出土的一件銅奔馬不是純粹的藝術品，而是相馬用的“馬式”，很可能就是伏波將軍馬援創制的銅馬式複製品。[104]胡平生《“馬踏飛鳥”是相馬法式》認同顧鐵符的部分觀點，詳細論證了“馬踏飛鳥”的設計並不主要着眼於藝術形象，而是以良馬的標準為尺度作出合乎比例的造型，印證了漢代的相馬理論；但對其為馬援馬式複製品一說存疑。[105]張廷皓《關於漢代的馬式》以出土銅馬實物為依據，提出漢代的馬式應有兩種，即有專門鑒定各部位發育狀況的靜態馬式和鑒定奔走能力的步樣馬式，進一步說明“馬踏飛鳥”銅像是為專門鑒定大宛馬的步樣（“對側快步”）馬式。[106]蔣文孝《從出土文物看秦漢養馬業及其相關問題》認為漢代馬式的產生與發展足見最高統治者對相馬之術的重視。2
（二）馴馬術
所謂馴馬術，是對馬匹進行訓練、調教的方法和策略。
高榮《漢代“傳驛馬名籍”簡若干問題考述》在對“傳驛馬名籍”簡進行研究時，指出傳驛馬從開始成年到服役，期間有一到兩年的調教馴服期。[107]李群《我國古代的養馬技術》一文分析道：“從各文獻記載看，我國歷代所有御用馬及馬場（收監）中均專設‘調習’人員，一般由牧工擔任。長期來，馬匹調教技術的傳授主要以言傳身教為主，至於更具體的方法，則缺乏專門文字記載。”[108]蔣文孝《從出土文物看秦漢養馬業及其相關問題》指出在考古發現的漢代畫像石上，有許多反映馴養馬的圖案，並簡析了以馬匹調教為主題的挽馬圖和舞（訓）馬圖。2在對軍馬的調教方面，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指出地方馬政不但要徵集牧養戰馬，還有訓練調教的任務。3東北師範大學雷銘的博士論文《秦漢禁苑研究》談及戰馬的調教，指出漢代不僅戰馬的需求量大，並非所有馬匹都能經受得住長途跋涉、上陣廝殺的殘酷考驗，它們需經嚴格的調教才能成為合格的戰馬，因此馬匹的調教職責重大，且建有品質追蹤機制；如牧養的馬匹不堪使用，在奔馳和羈縶時不聽指揮，或到軍後進行考核被評為下等，相關負責人皆要受到重罰，甚至革職永不敘用。[109]
（一）馬匹的保護
在法律方面，雷銘《秦漢禁苑研究》詳細論述了秦漢時期對馬、牛等具有軍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畜產嚴格保護的相關條例，還指出對於設置陷阱及狩獵裝置的違法行為，在未對馬、牛造成傷害時，相比於秦律，漢律對該行為的懲處要重很多。1陳寧《秦漢馬政研究》中亦詳論漢律對馬匹的保護，指出在飼養、使用過程中馬牛的傷亡的賠償要求和後續處理；此外，他還闡述了關於牛馬等牲畜踐踏他人稼穡的處理辦法，並對比秦漢律的不同之處，認為漢律對放牧者的規定、約束比秦時更細緻嚴格。[110]
在技術方面，李群《我國古代的養馬技術》一文提及馬的蹄鐵技術（即給馬蹄裝上蹄鐵，可以便於馬匹長期行走奔跑，不致損傷馬蹄，起到保護馬匹的作用），認為我國早在西元前81年已有革制的“馬鞋”出現，已注意保護馬蹄，是我國蹄鐵技術的起始。[111]龔留柱《關於秦漢騎兵的幾個問題》提到馬甲對戰馬的保護作用，指出漢代冶鐵技術發展並應用於馬甲的製造之中，認為至少在東漢末年已有了用鐵甲制的馬鎧。[112]
在其他方面，禹平《論秦漢時期養馬技術》指出從秦漢對駕車御手培訓的規定之中看出當時人們對馬匹的役使和保護手段的進步,大大延長了馬匹的使用年限。[113]孫富磊《懸泉漢簡“甘露二年病死馬書”所見驛置傳馬管理》一文提到“葆馬”（“葆”即利用個人財物對軍馬進行擔保）的措施，指出傳馬在日常訓練中並非用來駕車，使用不當，會造成傳馬死亡，因而要求“葆馬三日”，這也是為保證馬匹安全的一種手段。[114]
（二）馬匹的醫療
禹平《論秦漢時期養馬技術》指出秦漢時期醫馬技藝已有很大的發展，其具體表現為馬醫已經掌握了牲畜的檢疫方法，而醫馬技術也已成為發家致富的手段。5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簡要概括了漢代馬匹病症、治療方法、相關責任制度以及對死亡馬匹的處理方法。2伊傳寧《由漢簡所見西漢馬政》從漢簡出發詳細介紹了馬匹疾病治療、病故處理程式。[115]趙莉《懸泉漢簡中的馬、馬政文書及相關問題》通過秦漢法律條文之對比研究了馬損傷診斷、上報上級、死馬器官的處置等，[116]較為細緻具體地展示了漢代馬匹醫療狀況。西北師範大學周峰的碩士論文《西北漢簡中的馬》以西北地區漢簡為依據闡述了馬匹生病的症狀、治療配方、用藥量的記錄，馬匹因病死亡的處理程式，馬匹死亡責任、死亡後的處理記錄等方面的內容，以此反映西漢治馬技術的成熟。[117]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以漢代河西走廊地區為重點，探究了獸醫水準提高的具體表現，認為獸醫知識的積累並廣泛應用於牲畜飼養，大大降低了牲畜的死亡率，促進了畜牧業生產的發展，而當時的獸醫知識在今天獸醫學中都有所借鑒。[118]
從前文綜述可以看出，關於漢代馬政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尤其是在馬匹的管理上，有較多的傳世典籍和出土資料作支撐，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近年來，新材料的發現與整理帶來了新的認識，舊問題的研究也有了更豐富的材料。例如，劉釗先生《說秦簡“右剽”一語並論歷史上的官馬標識制度》一文基於簡文、典籍、實物證據對官馬標識制度進行闡釋，[119]這爲綜合運用多種材料研究馬政提供了研究典範。另外，儘管當前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基礎，但相較於唐宋時期的馬政研究，漢代的馬政仍然有不少的研究空間。比如，在新材料的推動下，漢代的馬匹烙印、蹄鐵、馬甲等相關制度都有了進一步探討的契機。筆者也期待諸如此類的問題，能受到學者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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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劉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馬”揭秘——兼說中國家畜家禽閹割傳統》，《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第83-92頁。
[47] 高榮：《漢代“傳驛馬名籍”簡若干問題考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第34頁，36頁。
[48] 《古代的官馬屁股上有“車牌號”》，《文史天地》2015年第5期，第94頁。
[49] 劉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0-358頁。
[50] 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6年，第38頁。
[51] 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史林》2004年第6期，第71-73頁。
[52] 趙岩：《由出土簡牘看漢代的馬食》，《農業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6頁。
[53] 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3年，第27頁。
[54] 高敏：《論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特徵和局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第96頁，95頁。
[55] 趙岩：《由出土簡牘看漢代的馬食》，《農業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6頁，286頁。
[56] 禹平：《論秦漢時期養馬技術》，《史學集刊》1999年第2期，第26頁，26頁。
[57] 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3年，第24頁，22-28頁。
[58] 王子今：《漢代河西的“茭”——漢代植被史考察札記》，《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97-101頁。
[59] 謝成俠：《中國養馬史 修訂版》，北京：農業出版社, 1991年第5期，第49-51頁。
[60] 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南都學壇》2006年第3期，第2頁。
[61] 于振波：《居延漢簡中的燧長和候長》，《史學集刊》2000年第2期，第9-16頁。
[62] 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6年，第36頁。
[63] 趙岩：《論漢代邊地傳食的供給——以敦煌懸泉置漢簡為考察中心》，《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第143頁。
[64] 趙莉：《懸泉漢簡中的馬、馬政文書及相關問題》，《發展·歷史文化》2012年第9期，第50-51頁。
[65] 伊傳寧：《由漢簡所見西漢馬政》，《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第30卷第1期，第33頁。
[66] 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3年，第24-25頁。
[67] 劉炘：《中國馬文化 馴養卷》，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第8期，第151頁。
[68] 禹平：《論秦漢時期養馬技術》，《史學集刊》1999年第2期，第27頁，26頁，25頁。
[69] 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南都學壇》2006年第3期，第5頁。
[70] 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甘肅高師學報》2014年第19卷第3期，第116頁。
[71] 米壽祺：《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第90頁。
[72] 孟古托力：《騎兵建設推動養馬業的發展——戰馬馬源之分析》，《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93頁。
[73] 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5-106頁。
[74] 安忠義：《漢代的養馬業及對馬種的改良》，《農業考古》2006年第4期，第277-279頁。
[75] 李寶傑：《兩漢相術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20年，第41頁。
[76] 劉戈，郭平梁：《“大宛汗血天馬”揭秘——兼說中國家畜家禽閹割傳統》，《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第85頁。
[77] 徐水蘭：《漢代河西養馬業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蘭州大學2016年，第28-29頁。
[78] 李得賢：《論漢代的馬政》，《西北世紀》1949年第6期，第3頁，3頁。
[79] 米壽祺：《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第89-90頁。
[80] 趙夢涵：《西漢的養馬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91頁。
[81] 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6年，第30頁，44頁，47頁，38頁。
[82] 司馬遷：《史記·平淮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17頁。
[83] 孟古托力：《騎兵建設推動養馬業的發展——戰馬馬源之分析》，《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92頁。
[84] 班固：《漢書·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47頁。
[85] 黃敬愚：《簡牘所見西漢馬政》，《南都學壇》2006年第3期，第2頁。
[86] 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史學月刊》1987年第6期，第13頁，12頁。
[87] 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馬政及相關問題》，《史林》2004年第6期，第77頁。
[88] 班固：《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65頁。
[89] 李得賢：《論漢代的馬政》，《西北世紀》1949年第6期，第3頁。
[90] 高敏：《秦漢史論集》，河南：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年，第243頁。
[91] 班固：《漢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01頁。
[92] 班固：《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72頁。
[93] 何平立：《略論西漢馬政與騎兵》，《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5頁。
[94] 司馬遷：《史記·平淮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39頁。
[95] 王裕昌，宋琪：《漢代的馬政與養馬高峰》，《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50頁。
[96]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範大學2014年，第9頁。
[97] 周凱軍：《秦漢時期的馬政》，《軍事經濟研究》1993年第8期，第90頁。
[98] 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6年，第46頁。
[99] 余欣：《出土文獻所見漢唐相馬術考》，《學術月刊》2014年第46卷第2期，第140頁，135-140頁。
[100] 蔣文孝：《從出土文物看秦漢養馬業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2001年第3期，第213頁，214頁，212頁。
[101] 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徵集》，《史學月刊》1987年第6期，第15頁，10頁。
[102] 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甘肅高師學報》2014年第19卷第3期，第116頁。
[103] 李寶傑：《兩漢相術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20年，第38-41頁。
[104] 轉引自胡平生：《“馬踏飛鳥”是相馬法式》，《文物》1989年第6期，第75頁。
[105] 胡平生：《“馬踏飛鳥”是相馬法式》，《文物》1989年第6期，第83頁。
[106] 張廷皓：《關於漢代的馬式》，《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第379頁。
[107] 高榮：《漢代“傳驛馬名籍”簡若干問題考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第35頁。
[108] 李群：《我國古代的養馬技術》，《古今農業》1996年第3期，第22頁。
[109] 雷銘：《秦漢禁苑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範大學2019年，第148頁，146頁。
[110] 陳寧：《秦漢馬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6年，第37頁，55-56頁。
[111] 李群：《我國古代的養馬技術》，《古今農業》1996年第3期，第21頁。
[112] 龔留柱：《關於秦漢騎兵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90年第2期，第10頁。
[113] 禹平：《論秦漢時期養馬技術》，《史學集刊》1999年第2期，第28頁，28頁。
[114] 孫富磊：《懸泉漢簡<甘露二年病死馬書>所見驛置傳馬管理》，《敦煌學輯刊》2019年第3期，第167頁。
[115] 伊傳寧：《由漢簡所見西漢馬政》，《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第30卷第1期，第33-34頁。
[116] 趙莉：《懸泉漢簡中的馬、馬政文書及相關問題》，《發展·歷史文化》2012年第9期，第51頁
[117] 周峰：《西北漢簡中的馬》，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3年，第30-34頁。
[118] 陳天鵬：《簡牘所見漢代河西走廊的牧馬業》，《甘肅高師學報》2014年第19卷第3期，第117頁。
[119] 劉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0-35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1年5月27日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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