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
作者:魏斌 發布時間:2009-08-25 00:00:00（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六十多年前，譚其驤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中，對早期湖南蠻族漢化有一個概括性的看法：湖南自戰國時雖已有中原人生息其間，然其時蠻多漢少，蠻族所受華夏文化之影響蓋極微，故西漢一代，無蠻事之記載。漢末王莽之亂，中原人士，始大舉移植荊湘，至東漢時而蠻漢間衝突迭生，蠻亂時聞矣。其時接觸既繁，蠻族中一部分人口，當已頗染漢化。各蠻族皆有“生”、“熟”之分，而“生”、“熟”之分，初無種族上之根本不同，不過因其漢化程度之深淺，予以區別而已。故“生”、“熟”隨時代而推移，其始為生，既而進於熟，熟之斯極，遂變而為“漢”矣。是則東漢時之熟蠻，遲至魏晉六朝時，當已盡變為漢。[1]
按照譚先生的看法，湖南土著蠻族的大規模漢化，出現於新莽以後。他還參照後世的民族史材料，推測當時蠻民有生、熟之分，以及由生到熟進而成為“漢”的變化過程。這些見解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缺乏具體史料證明，更為確切的早期湖南蠻族漢化過程則很難詳知。譚先生也指出：“惜今所傳魏晉六朝載籍之涉及湖南人與事者極少，故莫可得而考。”此文發表以來，涉及湖南地區族群演變的論著，數量已經不少。[2]隨著湖南地區考古的進展，利用考古資料討論早期湖南楚文化與土著文化的關係，也積累了不少成果。[3]但總體來說，由於文字資料貧乏，未知區域仍然很多。
這種情況隨著近年湖南長沙、里耶、郴州等地簡牘資料的陸續發現，有了一些改觀。這些資料正在陸續公布，提供了大量湖南地方社會的細節。其中，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簡尤以數量龐大著稱，包含大量吏民姓名，可據之瞭解漢吳之際長沙地區姓氏結構，引起學者注意。高敏據此討論了當地的漢人移民及其來源；滿田剛則指出，這些姓氏中可能有不少屬於蠻族姓氏，並具體辨認了一些蠻姓。[4]這些意見都很值得注意。不過，問題顯然不止這些，如大量有蠻姓嫌疑的吏民，可能來源於何種族群？這些族群與現代湖南及其周邊地區少數族群的關係如何？還有，編戶蠻民及其所使用的漢式姓名又是怎樣形成的？他們與外來的漢人移民如何相處？中古時期長沙地區的地方豪族主要是在漢姓還是蠻姓編戶中成長起來？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討論。
需要說明的是，學術界對古代中國境內的非漢族人群，有非漢族、異民族、少數民族、族群等多種不同稱呼。這涉及到“民族”和“族群”的定義。現代社會學者一般認為，“族群”一詞較為偏重文化傳統和血緣聯繫。“民族”一詞則內涵較廣，除了指族群和血緣家系外，還帶有較濃的公民和國家色彩。[5]古代湖南周邊蠻族顯然更符合“族群”概念。所以本文論證中主要使用“族群”一詞。
一、走馬樓吳簡吏民姓氏構成
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總數在十萬枚以上，預計全部出版尚需較長時間。高敏、滿田剛等學者的姓名研究，主要依據《嘉禾吏民田家莂》。此後陸續公布的《竹簡（壹）》、《竹簡（貳）》，多為戶口、賦稅記錄，也提供了大量姓氏資料。由於吳簡整理發表有一定隨機性，以上幾種資料可視作不同抽樣。而《嘉禾吏民田家莂》分為兩個年份，又可視作兩份樣本。下表即依據這四種資料製成。其中，《嘉禾吏民田家莂》參考了滿田剛的統計資料。《竹簡（壹）》、《竹簡（貳）》分別根據所附人名索引統計。此表有幾點需要說明：（1）吳簡中出現的姓氏有一百多個，包含大多數常見姓氏。為免煩瑣，表中對人數僅為一、二人的姓氏未予列出。考慮到《吏民田家莂》登錄人數相對較少，放寬到二人。（2）考慮到殘姓名和同姓名現象，表中只對明確記載不同丘里的殘姓名和同姓名分別統計，否則不予計入。但即便如此，由於殘破，不少同姓名不同丘里者所屬不好判定，上述統計仍會有一定誤差。（3）簡中有些相近姓氏應是同一個姓的不同寫法，如番和潘、五和伍，對此仍按兩個姓分別統計。
不可否認，吳簡中出現的姓名並非全部是臨湘當地居民。除去在臨湘任官者或屯兵的將領，還有不少來自臨湘鄰縣的安成、永新、劉陽等地民眾。不過，前者人數很少，可以忽略。後者來自臨湘周邊諸縣，居民來源上應當很接近，可以一併計入。本文特別關心的是那些在每份資料中均出現人數較多的“大姓”。他們無疑代表了當地人口的主體。綜合三份資料，總計人數多於三十人次左右者，可列出如下：
潘（番）、謝、黃、烝、鄧、李、張、陳、唐、吳、周、區、鄭、劉、朱、文、廖、伍（五）、胡、何、蔡、雷、廬（盧）、殷、石、谷、呂、魯、逢、王、郭、楊、高、趙、梅、毛、婁、許
由於姓名殘破等原因，上述姓氏表會有一些誤差。不過，稍加比對就會發現，四份資料所提供的姓氏人數排名，相似度是很高的。而且分姓計算的人數，按降序排列差別相當大。其中潘（番）、謝、黃、烝、鄧、李等幾個姓氏，人口優勢相當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口較多姓氏的相當一部分，曾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出現過。東牌樓簡中出現了30多個姓，有19個可以與上述吳簡大姓中找到。[6]這就表明，漢末孫吳之際臨湘地區有其特殊的地域姓氏結構，人口較多的大姓相對固定。
這種特殊姓氏構成似乎很早就已存在。湖南地區所出楚國官印中曾記有一些姓名，如“區夫相爾”、“黃鑄”、“登（鄧）繪”、“張女”、“黃惑”、“張磘”等等。[7]這些均為吳簡大姓。已發表的里耶秦簡記載姓名不多，黃、五（伍）等吳簡中的大姓卻出現多次。
走馬樓吳簡主要姓氏統計表
嘉禾四年《田家莂》 | 嘉禾五年《田家莂》 | 《竹簡（壹）》 | 《竹簡（貳）》 | ||||
李（39） | 宗（2） | 烝（109） | 監（4） | 謝（121） | 徐（8） | 黃（99） | 毛（9） |
黃（38） | 孫（2） | 黃（76） | 孫（4） | 黃（113） | 杜（6） | 潘（88） | 宗（8） |
謝（35） | 楊（2） | 謝（72） | 楊（4） | 烝（106） | 彭（6） | 烝（86） | 馬（7） |
烝（32） | 壬（2） | 鄧（63） | 林（4） | 李（96） | 丁（6） | 謝（84） | 孫（7） |
陳（32） | 田（2） | 潘（51） | 盧（4） | 陳（76） | 聶（5） | 李（66） | 這（7） |
周（28） | 涂（2） | 李（40） | 光（4） | 鄧（73） | 高（5） | 鄧（55） | 董（7） |
潘（26） | 樊（2） | 張（40） | 蒴（4） | 潘（71） | 史（5） | 周（55） | 丁（6） |
張（22） | 利（2） | 唐（36） | 焉（4） | 張（71） | 錢（5） | 蔡（52） | 由（6） |
鄭（22） | 吳（35） | 逢（3） | 吳（56） | 英（5） | 張（52） | 徐（5） | |
唐（21） | 區（31） | 雷（3） | 番（55） | 程（4） | 吳（51） | 彭（5） | |
鄧（18） | 陳（30） | 勇（3） | 區（53） | 馮（4） | 唐（50） | 光（5） | |
區（17） | 朱（30） | 壬（3） | 唐（53） | 秦（4） | 朱（41） | 苗（5） | |
吳（16） | 周（25） | 田（3） | 周（46） | 樂（4） | 鄭（37） | 樊（4） | |
劉（15） | 劉（25） | 許（3） | 鄭（42） | 這（4） | 區（36） | 孟（4） | |
胡（15） | 番（25） | 忩（3） | 朱（41） | 壬（4） | 陳（32） | 監（4） | |
文（12） | 蔡（24） | 馮（3） | 劉（38） | 誦（4） | 五（28） | 利（4） | |
五（12） | 廖（23） | 尹（3） | 谷（31） | 米（4） | 番（27） | 壬（4） | |
番（11） | 文（22） | 趙（3） | 何（30） | 梅（4） | 劉（23） | 梁（3） | |
逢（11） | 何（20） | 這（3） | 文（28） | 利（4） | 何（21） | 聶（3） | |
蔡（10） | 鄭（19） | 王（2） | 毛（28） | 華（4） | 胡（20） | 向（3） | |
殷（10） | 殷（17） | 由（2） | 胡（27） | 巨（4） | 文（18） | 常（3） | |
朱（9） | 胡（15） | 彭（2） | 廖（25） | 忩（4） | 廖（18） | 杜（3） | |
雷（8） | 五（15） | 涂（2） | 雷（24） | 傅（4） | 谷（18） | 汜（3） | |
廖（7） | 谷（14） | 應（2） | 石（23） | 光（3） | 魯（16） | 龔（3） | |
呂（7） | 石（11） | 敖（2） | 五（20） | 宗（3） | 殷（14） | 羅（3） | |
婁（5） | 呂（13） | 誦（2） | 殷（22） | 馬（3） | 郭（14） | 米（3） | |
王（5） | 魯（11） | 武（2） | 王（17） | 宋（3） | 盧（13） | 秦（3） | |
由（5） | 盧（10） | 監（16） | 田（3） | 雷（13） | 誦（3） | ||
杜（5） | 梅（9） | 廬（16） | 萬（3） | 廬（12） | 言（3） | ||
郭（4） | 高（9） | 呂（16） | 韋（3） | 王（11） | 尹（3） | ||
米隹（4） | 聶（7） | 蔡（15） | 衛（3） | 楊（11） | 勇（3） | ||
米（4） | 巨（7） | 許（14） | 侯（3） | 逢（11） | |||
何（3） | 苗（6） | 趙（14） | 林（3） | 趙（10） | |||
盧（3） | 馬（6） | 董（12） | 蘇（3） | 石（10） | |||
梅（3） | 姆（6） | 逢（11） | 庾（3） | 馮（9） | |||
毛（3） | 呂（5） | 郭（11） | 伍（3） | 呂（9） | |||
衛（3） | 婁（5） | 楊（10） | 焉（3） | 許（9） | |||
勇（3） | 郭（4） | 孫（10） | 勇（3） | 梅（9） | |||
彭（3） | 毛（4） | 婁（10） | 棋（3） | 婁（9） | |||
石（2） | 宗（4） | 魯（9） | 蒴（3） | 高（9） | |||
資料來源：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嘉禾吏民田家莂》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竹簡（壹）》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竹簡（貳）》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8]此外，《隸釋》卷4錄有東漢熹平二年桂陽太守周憬碑陰，列有桂陽郡數十位吏員題名，提供了東漢時期長沙臨近地區可資比較的資料。下面是其姓氏和人數：[9]
黃（4）、劉（3）、龔（3）、周（2）、左（2）、區（1）、蹇（1）、華（1）、王（1）、郭（1）、鄧（1）、朱（1）、潭（1）、張（1）、馬（1）、褚（1）、蔡（1）、宋（1）、堯（1）、張（1）
這些故吏絕大多數來自桂陽郡屬縣，尤以曲江、含洭居多。碑陰所列故吏人數不算太多，但作為一種概率來說，仍有相當參考價值。排除地域差異等因素，故吏姓氏與吳簡大姓相比也有相當的對應性。此外，郴州蘇仙橋出土孫吳殘簡中，記有陳、廖、李、劉、鄧（2人）、黃、謝等姓氏。這些均為走馬樓吳簡大姓。[10]同為蘇仙橋出土的西晉簡雖然尚未公布，但根據筆者調查的結果，所記姓氏也多與吳簡大姓相合。由此看來，漢末吳初桂陽郡吏民的姓氏構成，與長沙郡也頗為接近。
現存漢晉以前文獻中所記載的湖南地區人物不算太多。初步搜檢，籍貫長沙的可以找出區星、區景、鄧騫、鄧粲、陳平子、桓雄、易雄、韓階、虞悝、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劉壽、徐韋、桓龍、王毖、古初，武陵的有潘濬、潘京、廖立、伍朝、龔玄之、李娥、黃道真，零陵的有黃蓋、劉巴、蔣琬、劉敏、觀鵠、周服，以及桂陽的谷朗、張熹、蘇耽、成武丁，等等。[11]這份名單還不完全。考慮到下節還有討論，武陵、桂陽蠻族叛亂者的姓名沒有列入。除此之外可能還有遺漏。不過，這些人的姓氏已讓人感到很熟悉。能在文獻和石刻題名中出現，大都是當地有身份的人。他們和吳簡所記多為普通吏民是不同的，但很明顯，文獻和石刻所記人物姓氏，許多就是吳簡中人口較多的大姓。這種相似性不僅發生在長沙郡，相鄰的桂陽、零陵諸郡亦然。
以上幾種資料對照的結果，顯示出吳簡所錄吏民的姓氏結構確有其地域特徵。而且我們確信今後陸續公布的吳簡資料，所錄吏民姓氏結構也應與此相似。那麼，該如何理解這種帶有明顯地域特徵的姓氏結構呢？
二、漢姓與蠻姓
吳簡所錄居民，來源無疑是相當複雜的。大量中原常見姓氏在吳簡中出現，如高敏所說，表明中原人口向長沙地區的移居，早在永嘉之亂以前已經開始。[12]實際上，這一過程至遲不會晚于楚秦之際，可能還會更早。秦漢先後向嶺南用兵，據稱就有兵卒留居未歸。而新莽和東漢末期的政治動盪，都是促成中原人口南遷的重要契機。[13]特別是臨湘周邊地區，漢初以來就是郡國治所，移民比例應該更高。漢人移民徙入的方式有很多。除了戍兵因素以外，還有官府主導的徙民，如秦初曾“以謫徙民，與越雜處”；[14]《後漢書》卷18《吳漢傳》：建武十八年，巴郡反，“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于南郡、長沙而還”。類似官府組織的徙民，秦漢時期一定還有不少。加上避亂南遷、逃亡、經商等因素，漢末臨湘周邊必有相當規模的漢人移民或其後裔。最明顯的是吳簡中人數很多的劉姓，有不少應屬於劉姓長沙國宗屬後裔。
漢人或其後裔在吳簡居民中所占比例，很難具體推算。吳簡排名靠前的大姓中，李、張、陳、劉、朱、王、鄭、孫等都是漢人常見大姓。這似乎表明漢人或其後裔人數不少。但是，這些姓氏是否全部為漢人或其後裔，是很成問題的。滿田剛通過比較吳簡姓氏和史籍所記的蠻、山越、南越等姓氏，認為吳簡中的胡、石、張、田、魯、向、文、梅、秦、陳、李、潭、鄭、雷、趙、潘、黃、桓、孫、區、樊、仇等，可能都是蠻族採用的漢姓。[15]這份名單中就包括了張、陳、李、趙、孫、鄭等漢人大姓。由於不少蠻民漢化後採用這些漢人常見姓氏，使得判定這些姓氏所屬非常困難。
從另一方面來說，吳簡中人數較多的那些姓中，有蠻姓嫌疑的姓所占比例是很高的。滿田剛舉出了二十二個吳簡蠻姓。這些蠻姓中有十二個在吳簡人數中排名靠前。而且，這份姓氏單還很不完整，如下節所論，至少還應當包括周、唐、廖、吳、烝、謝、何、鄧、殷、伍等不少姓氏。合併來看，吳簡前三十餘位的大姓，至少有二十個左右有蠻姓嫌疑。這個數字很可能還會更高。與此同時，吳簡中人數較少的那些姓氏，即出現人數在3人以下的姓氏，有很多都是中原常見姓氏。如范、樊、韓、侯、桓、賈、梁、羅、馬、孟、牛、宋、萬、韋、夏、項、宗、曾、庾，等等。這樣推算起來，雖然蠻姓和漢姓無法完全區分，但吳簡居民具有相當大比例的土著成分，卻是可以肯定的。
文獻中本來就有長沙多蠻夷的記載。《漢書》卷95《西南夷傳》記南越王趙陀之語：“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顏師古注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可見漢初長沙郡仍多雜“蠻夷”。[16]新莽時期曾一度改長沙郡為填蠻郡，也表明朝廷觀念中，長沙地區仍然具有相當的蠻夷色彩。東漢長沙、武陵地區蠻族有過多次動亂，這在《後漢書》中有詳細記載，毋庸多說。東牌樓東漢簡牘中有一支相關簡：
簡60：要遇蠻夷邂逅到今府息屬（？）以（？）□……
此簡整理者定名為殘書信，保存不很理想。其中“蠻夷”二字，可與史籍所記東漢後期長沙周邊諸蠻族的動亂相印證。[17]與此相應，走馬樓吳簡中也有兩支“夷民”簡：
簡《壹》984：日□中尚（？）……部伍夷民
簡《壹》1648：其卅一斛五斗付吏區業給廩夷（？）民
兩簡提到的“夷民”，與東牌樓簡應有承續關係。從簡中反映的情況看，這些“夷民”顯然有別於官府編戶，應當視作孫吳初期仍然存在的一種土著族群。[18]其性質與西晉戶調式提到的“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或許比較接近。孫吳初期他們似乎還有反抗舉動。《竹簡（貳）》多次出現一個“賊黃勳”，如簡《貳》3859：“其卌二斛一斗七升賊黃勳黃龍三年叛物買米。”黃氏是蠻民大姓，黃勳或即“夷民”領袖。這種“夷民”直到唐初也仍然存在。《隋書》卷31《地理志下》：“荊州”條：“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蠻民動亂目的是抗議賦役徵發，《宋書》卷97《夷蠻傳》：“蠻無徭役，強者又不輸官稅，接党連群，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這種動亂實質就是編戶化與反編戶化的鬥爭。
古代不同種群的土著族群，在與華夏族接觸並逐步採用漢式姓名的過程中，往往會形成其比較鮮明的族群姓氏特徵。如板楯蠻，據《風俗通義》所記，就主要有七個姓氏：盧、朴、遝、鄂、度、夕、襲，號稱板楯七姓（一說為：羅、朴、咎、鄂、度、夕、龔[19]）。《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記南中大姓，有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朱提郡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永昌郡大姓：陳、趙、謝、楊。這就提示，吳簡大姓同樣可能是某些族群的姓氏標記。而漢晉時期居於長沙周邊的“蠻夷”，有武陵蠻、長沙蠻、零陵蠻、桂陽蠻等多支。其姓氏與吳簡大姓頗為吻合。如《隸釋》卷7《車騎將軍馮緄碑》記有“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人。《後漢書》卷38《度尚傳》提到桂陽郡“宿賊渠帥”卜陽、潘鴻、胡蘭。潘、黃、胡、趙等都是吳簡大姓。[20]可見吳簡大姓和這些土著蠻族有著密切的族源關係。由此來說，吳簡中的相當部分大姓原本可能就屬於這些土著族群，後來才變為官府控制下的編戶民。
問題是，這些與吳簡大姓相關的早期土著，其族源究竟如何？他們和長沙蠻、武陵蠻、零陵蠻、桂陽蠻等多支蠻族之間，關係有無近疏之分？還有，湖南地區周邊至今仍有很多漢族以外的族群居住，他們與吳簡大姓又有何關係呢？
三、吳簡大姓與湖南周邊族群姓氏
古代長沙周邊地區是多族群交彙之處。從考古學上看，濮僚、苗蠻、百越等多種系統的早期文化遺存，在長沙周邊地區均有發現。[21]在Eberhard 對南方族群的另一種分類中，湖南地區是瑤文化、泰文化、越文化、獠文化等交彙之地。[22]這決定了當地土著族群來源的複雜性。從地理分布上說，現代苗、瑤、土家等生活在湖南及其周邊地區的族群，與早期長沙土著民可能有較密切的關係。這些族群也各有其特殊姓氏構成。[23]下面依次列出這些族群的常見姓氏，然後與吳簡姓氏加以比較。土家族 湘西北是土家族聚居地之一。其來源說法不一，或以為巴人，或以為與苗瑤有更密切的關係，或以為武陵蠻後裔。土家族姓氏結構有其特點。漢晉以後一直到近代，此地蠻族大姓主要是田、向、彭、梅、覃，及馬、冉、王、黃、劉、尚、楊、張等。從這些姓氏看，土家與武陵蠻關係較近。《後漢書》記有多位武陵蠻首即所謂“精夫”，其姓氏有相、田、覃、楊等，均為土家大姓。[24]土家大姓有的與吳簡大姓吻合，如黃、張、劉等。但最主要的土家大姓，如田、向、彭、梅、覃，除了梅姓外，吳簡中出現人數均不多。這似乎表明，土家先民與吳簡大姓族源上不太密切。
苗族 湘西、湘西南是苗族的重要聚居地。其姓氏有苗姓、漢姓兩種。苗人漢姓在不同地區人口不一，湘西一帶以吳、龍、廖、石、麻、楊、田、伍居多，湘西南還有楊、潘、吳、李、粟等。苗姓、漢姓並不完全對應，有的一個苗姓對應著兩三個漢姓；有的一個漢姓對應著兩三個苗姓。[25]苗族漢姓不少與吳簡大姓吻合，如吳、廖、石、伍、潘、雷等。苗族分布地域較廣，比較起來，湖南苗族在形式上與吳簡大姓吻合度更高。這表明苗族先民與吳簡大姓關係應較密切。而容觀敻很早就認為，長沙馬王堆一號、二號漢墓有很多文化因素與苗族相似。他由此懷疑，墓主人利蒼或者就是歸附朝廷的苗族首領。[26]不過，苗族在後來的移動種必然又融入了很多其他民族成分，所以現代苗族姓氏顯得較為複雜。[27]淩純聲、芮逸夫曾指出，苗族漢姓可分為土著和移入兩種情形。[28]《苗防備覽》卷8《風俗考上》：“苗姓，吳、龍、石、麻、廖為真苗，其楊、施、彭、張、洪諸姓，乃外民入贅，習其俗，久遂成族類。”可見土著和移入的苗人，在姓氏上有著顯著區分。比較起來，上述“外民入贅”諸姓，姓氏上似與土家姓氏關係密切。
瑤族 湘桂交界山區是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瑤人雖有十二姓之說，實際上因種群繁多而差異較大。十二姓見於瑤族著名文獻《過山榜》（或稱《評皇券牒》），由於傳抄和人口變遷等原因，十二姓具體也有差異。比較常見的說法是：盤、沈、包、黃、李、鄧、周、趙、胡、馮、蔣、雷。[29]實際不止這些，胡耐安指出：“過山瑤族的姓有盤、趙、鄧、黃、李、周、祝、莫、唐、房、馮、陳、張、成、戴、劭、王、鄺18種，其中，盤、趙、鄧3姓似乎移住最早。其中也有漢族出身而同化於瑤族的人，或是由歸化的人。例如……莫姓原來就是連縣的漢人，他們在瑤山長期經營商販業，後來娶了瑤女為妻，同化為瑤族。”[30]瑤族姓氏與吳簡大姓吻合度較高，趙、鄧、黃、李、周、唐、陳、張、胡等姓吳簡中出現人數都很多。瑤族在族源上與吳簡大姓先民較為密切。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瑤族第一大姓是盤，這個姓氏不見於吳簡。而吳簡最大姓氏之一的潘，也不見於瑤姓。這很令人奇怪。我懷疑兩者本是一個姓的不同寫法。史圖博、李化民調查佘民姓氏時指出：“佘民……有四個姓：蘭、雷、鍾、盤。然而在景寧及其附近地區已沒有盤姓支氏族了。他們顯然已改為潘姓而成為漢人了。”[31]這個調查很有啟發。土著民借用漢字拼寫自己的姓氏時，用字本來就有很大的隨意性。盤、潘讀音相同，可能苗、瑤等族後來強化盤古信仰，改寫作盤，少量潘姓僅在一些小族群中保留下來。
這三個族群外，另外一些湖南周邊的族群，也與吳簡大姓吻合度較高。有些特別的吳簡大姓，如謝、潘、區等，現在大部分南方族群中並非大姓，但在特定族群中仍是常見大姓。比較重要的，可以舉出仫佬族、仡佬族、侗族、水族等。
仫佬族、仡佬族 仫佬族聚居在廣西西北部，有羅、銀、吳、謝、潘、梁、周、韋、張、黃、呂、包、盧等姓，尤以羅、銀、吳、謝最為大姓。除羅、銀等幾個姓外，大部分姓與吳簡大姓吻合。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謝姓是吳簡中人數最多的姓之一，現代南方族群中謝姓人口卻很少，滿田剛辨認蠻姓亦未列入。仫佬族中謝姓則是最大姓氏之一。謝姓在與仫佬族族源相近的仡佬族中也很常見。由此判斷，吳簡中的謝姓也應該被列入蠻姓。仫佬、仡佬的起源比較複雜，學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一般認為與古代夜郎和後來的僚人有相當的承襲關係，兼有濮、越的文化特徵。[32]仡佬族常見的有40多個姓，從姓氏上判斷，其族源也是相當複雜。謝姓或許屬於百濮系的姓氏。
侗族、水族 侗族主要分布于湘黔桂毗鄰地帶，有吳、楊、石、歐、李、潘6姓，均為吳簡大姓。其中，歐也就是區，當為諧音轉寫差異。區姓今天在南方族群中已較少看到。還有潘姓，潘姓吳簡中人數極多，在苗、瑤等族群中卻未見到，仡佬、壯等一些族群中雖有潘姓，人數亦不多。而潘姓除了在侗族中人口較多，水族中還是最大的姓氏。這種現象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水族大姓與吳簡大姓吻合的還有吳、胡、張等。據說是水族先民的“撫水蠻”，宋代的主要姓氏為“區、廖、潘、吳四姓”，[33]亦均為吳簡大姓。這表明水族與吳簡先民在族源上也有密切關係。
必須承認的是，現代南方族群是歷史上不同族群經過長期移動和混融而形成的，姓氏來源都比較複雜。[34]吳簡反映的大姓情況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期間這一地區的族群移動和融合也是相當複雜的。但令人驚訝的是，吳簡大姓與苗族、瑤族、仫佬、仡佬、侗、水等現代湖南周邊少數族群，具有很高的大姓對應度。[35]這種情況無疑表明，吳簡相當多的大姓應來源於當地土著。此外，如果單純從姓氏上判斷，吳簡大姓與湖南偏南地區的諸族群，姓氏吻合度上似乎更高一些。吳永章先生曾認為，從後世瑤、苗在湖南的分布格局來看，苗居偏西，瑤居偏東偏南，所以武陵蠻似與苗族先民關係較多，而長沙、零陵、桂陽諸蠻與瑤族先民關係似更密切。[36]這個判斷是值得注意的。除此之外，吳簡中常見的黃、周、吳等大姓，在今天很多南方族群中都是常見姓氏。這些族群大都擁有共同的百越祖先。這些都表明吳簡大姓與百越族群關係極為密切。[37]
從考古文化類型上來說，古代長沙周邊的“蠻夷”，本來與古越人關係較近。[38]常德夕陽坡2號墓簡牘記有“越誦君龜匩其眾以歸楚”。[39]這個“越誦君”可能就是當地蠻夷酋長。里耶秦簡J11210稱：“鞫之越人以城邑反蠻衿害弗智（正面）/廿六年六月癸醜遷陵拔訊轅蠻衿（背面）。”[40]簡中提到的“越人”可與“越誦君”相印證。而司馬遷曾指出，作為“南楚”的長沙等地，“與閩中、幹越雜俗”。[41]揚雄《方言》一書中還記有不少“南楚”語詞，據語言學者研究，與現代百越系族群的語言比較接近。[42]這些都證明早期長沙周邊土著與百越族群的密切關係。
不過，強調吳簡大姓與百越族群關係極為密切，並非否定其族源上的複雜性。上述里耶簡中就還兩次提到一個“蠻衿”。與之相關，里耶出土秦代戶版中也出現過一個“南陽戶人荊不更蠻強”（簡K27）。南陽是里名，戶主名叫“蠻強”。由此來看，里耶居民似與苗蠻有相當關係。里耶地處湘西，從地理上說是比較符合的。長沙的情況還不太清楚，但前面提到，容觀敻就認為長沙馬王堆漢墓有很多苗蠻文化因素。苗蠻、百越是南方的兩大族系，總的來說，越居南居東，蠻在北，但作為名稱，概念變化是很大的。[43]史籍中對此分別也不清晰。如《隋書》卷82《南蠻傳》稱：“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也，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古代長沙周邊處於多族群交彙地帶，混有蠻、越兩種族系成分並不奇怪。
大體而言，長沙周邊最早的土著民，應以百越族群為主體，與此同時，也混有相當的苗蠻成份。後來隨著楚國勢力的南漸和漢人移民的進入，逐漸摻雜進了楚、漢等成分。[44]考慮到臨湘周邊是漢代郡國治所駐地，對於南遷漢人應當是很有吸引力的。東漢時期，武陵蠻等苗蠻系族群活動頻繁，其族源和姓氏構成較為複雜，[45]在與朝廷的鬥爭中，有相當一部分會被遷徙和納入臨湘周邊的編戶系統。與此同時，少量巴系蠻民以及西南夷諸部族，也可能由於各種因素遷徙到這一地區。吳簡居民以人口較多的某些大姓為主體，同時包括諸多人口較少的小姓，正反映了其以土著族群為主，兼有諸多外來族群成分的狀況。這種狀況還可以推廣到長沙郡以及武陵、桂陽、零陵等更廣泛的地區。當然，在不同地區其族群混雜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別是臨湘周邊作為這一地區的政治中心，漢人移民以及其他族群遷徙混入的比例應該會更高一些。
四、編戶化和漢式姓名的推廣
湖南土著族群中漢式姓名的採用可能很早。前面提到，湖南楚墓所出官印中已有黃、鄧等吳簡常見姓氏。問題是，這些漢姓是如何形成的？蠻民中漢姓的使用或者說推廣，與編戶化過程是否同步？如果漢姓隨著編戶化而被使用或推廣，現代南方族群中使用的漢姓，為何又與編戶化了的吳簡先民姓氏如此吻合呢？還有，編戶化的吳簡先民聚落狀態如何？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瞭解早期長沙土著的編戶化和漢化過程。從考古資料上分析，楚國中後期，長沙周邊土著民中楚文化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46]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楚國的南方經略可能更像是據點式推進，目標是南方的戰略物資如銅和錫等。[47]對土著民大規模的征服和編戶化，可能尚未展開。至於楚墓官印中的漢姓，完全有可能只是流行於蠻民上層，並不意味著此時長沙地區已有大量編戶蠻民存在。一般來說，兩種異質文化接觸時，較高文化對較低文化更容易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往往首先體現在統治上層。他們在生活方式、姓氏制度等層面，是最容易發生變化的。至於一般民眾，這一過程要慢很多。文獻所記漢代蠻族首領的漢式姓名，也可以這樣來理解。
秦滅楚後，編戶齊民體制在南方已有推行。里耶秦簡J1（16）：9稱：“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啟陵鄉□敢言之。都鄉守嘉言：渚里□劾等十七戶徙都鄉，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問之，劾等徙□書告都鄉，曰啟陵鄉未有牒，毋以智，劾等初產，至今年數□□□□謁令都鄉具問劾等年數，敢言之。”[48]渚里的十七戶人移居到都鄉，由於未移交年籍被查出。這則資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戶籍控制存在問題，同時也表明戶籍制度確已在這一地區推行。前者在里耶出土的戶版中還有證明，反映出官府對當地的戶籍控制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楚秦交替所造成的暫時現象。[49]此外，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即楚國統治時期當地的編戶化就很有限，秦朝繼承而來，尚未來得及進一步推進。這個問題的解決還有賴於今後對楚秦出土資料的研究。
漢初對長沙等地採取的是一種羈縻政策。[50]其編戶數量仍不甚多，《新書》卷1《藩強》：“長沙乃才二萬五千戶耳。”單純從戶口數字來看，東漢時期長沙戶口有很大的增長。《漢書·地理志》所記為235，825人，這個數字到《後漢書·郡國志》變成了1，059，372人，口數有四倍以上的增長。《後漢書》所記戶口數字可能會有一些不實成分在內。[51]儘管如此，比較起來東漢時期長沙地區必定有一個大規模編戶化的過程。而且附籍人口如此大規模的增長，顯然不能僅歸結于移民徙入。朝廷權力的推進和土著民的編戶化，應是主要原因。其中，通過戰爭使大量蠻民編戶化就是一種途徑。《後漢書》卷38《馮緄傳》：“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余萬人，荊州平定。”同書卷18《吳漢傳》：“漢誅其（巴郡）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于南郡、長沙而還。”這些受降者中必有不少被轉化成為編戶民。孫吳時仍然如此。《三國志》卷52《吳書·張承傳》：“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不管這種戰爭的動機是主動還是被動，其客觀結果是導致大量蠻民編戶化。
戰爭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事實上，更經常性的蠻民編戶化過程，是在和平時期由地方官員來完成的。《後漢書》卷38《度尚傳》：“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這件事雖非發生于長沙地區，做法仍可類比。又，《後漢書》卷76《衛颯傳》稱：
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
衛颯任桂陽太守在東漢建武年間。他到來之前含洭等三縣的編戶民大概很少，衛颯通過鑿山通道，設置郵驛亭傳，從而使官府控制的編戶民大為增加。官府對土著民編戶化的重視，自然在於“使輸租賦”。伊藤敏雄認為，西漢以前蠻族並不承擔賦役，大多只象徵性交納少量宗錢。這是西晉戶調式“遠夷不課田者交義米”的制度淵源。東漢朝廷試圖要求蠻族承擔賦役，從而引起蠻族連續動亂。[52]這個結論也說明，南方蠻族的編戶化確實在東漢時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地方官們篳路藍縷的工作。[53]在土著民編戶化的過程中，地方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朝廷變蠻民為編戶的過程中，為了戶籍控制上的方便，大規模的推廣使用漢式姓名成為可能。此點明清兩代編戶官員在為苗民取漢姓時的做法，很值得參考。當時取漢姓，是以漢字音譯苗姓，生造苗人漢姓。主要有兩種做法，一種以頭人苗姓音譯；一種是以戶主苗姓音譯。也有的強制苗人自擇漢姓，或官為苗民賜姓。與漢語讀音相同的苗人名字，如張、王、胡、羊等，造冊時就直接寫成相應漢姓。有的還用諧音和近似音登記，苗姓中的養、麻、喜、降、漏、片等音，就寫成楊、馬（或麻）、許、向、婁、潘等漢姓。清政府每次鎮壓苗族起義後都要進行普遍的收降登記，登記過程中還往往隨意賜姓。[54]
吳簡中那些土著大姓的來源，很可能也是經由這樣一些過程來完成的。而且，從長沙與周邊桂陽、武陵等郡姓氏構成的相似性來推測，音譯為漢姓可能是一個主要做法。成為音譯姓氏來源的，則有戶人本姓、首領姓氏，甚至包括首領官號等多種可能。《搜神記》卷十二曾記載了蜀中楊姓的起源傳說：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這個傳說中的怪異成分自然不足論。不過，如果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起來，這條材料是很值得玩味的。蜀中西南楊姓的起源，或者可以這樣理解：這一地區早期生活的是某一土著族群，該族群或以猿猴為族群標記。他們通過與漢人接觸，或者被納入官府編戶系統時，採用了漢式姓名。而之所以大都採用楊作為姓氏，推測起來，很可能因為其族稱或者首領號的發音與楊相近。與此相關，東牌樓東漢簡牘中出現過一個臨湘精姓家族，有精宗、精張、精昔、精姃等族人。這個家族在地方上擁有一定田產。[55]“精”是一個很特別的姓氏，《後漢書》卷86《南蠻傳》提到，武陵蠻首領稱為“精夫”。我很懷疑這個家族也許就與“精夫”有關，以“精夫”這一首領號為姓。這在北方草原族群中本是一種常見現象。[56]從人類學的角度類推，南方族群中可能也會存在。
以上是蠻民編戶化和推廣漢式姓名的幾種可能。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情況。由於避賦等原因，有不少漢人逃到蠻地，“蠻化”為特殊類型的蠻人。《宋書》卷97《夷蠻傳》說：“蠻民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呂思勉論山越時指出：“此非越之驟盛，乃皆亂世，民依阻山谷，與越相雜耳。其所居者雖越也，其人固多華夏也。”[57]他們在官方視野中也屬於蠻人。[58]其中有些可能與蠻人一起，後來再度成為官府控制下的編戶，二次“漢化”為漢人，也會形成部分漢人常見姓氏。對他們而言，編戶化只是一次簡單的回歸。
當然，蠻民漢式姓名的採用，並不一定與編戶化過程有關。早期道教典籍《正一法文太上外錄儀》稱：[59]
四夷云：某東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縣山川界內夷狄羌戎，姓名，今居何處，改姓某，易名某，年歲月日時生，扣頭搏頰奉辭：因醜惡生出邊荒，不識禮法，不知義方，亹穢之中，善根未決。某年月日時為某隨某事得來中國，聞見道科，彌增喜躍，含炁願活，憑真乞生，依法賚信，奉辭以聞，伏願明師特垂矜副。謹辭。
四夷道民自陳格式中，有一項“姓名，今居何處，改姓某，易名某”，可見“夷狄羌戎”民眾改名、易名是很常見的。楚國官印和漢代文獻就已記有很多蠻首的漢式姓名，可知漢式姓名在蠻民中的使用，早在編戶化以前可能就已存在。不過，前面也提到，漢化一般會先發生于蠻族首領層。此外還可能是蠻首動亂時與朝廷接觸，朝廷為了記述方便而採用漢式姓名拼寫其名字。如文獻所記蠻首均為單名，可能就與王莽推行單名的法令有關。[60]但對於並不奉行朝廷詔令的蠻首們而言，這些名字顯然過於整齊。換句話說，這些蠻首的姓名，有一種可能是在與朝廷接觸中被動給與的。[61]
與此同時，一些蠻民在與官府、編戶民的接觸中，可能也感覺到採用漢式姓名的方便和必要。斯圖伯爾曾指出：“土著民與漢族的接觸越密切，他們就越發感到比起他們的原始命名法，漢族命名法體系，特別是姓，就更加實用了，他們要同化于比較高的中原文化，便努力顯示出對漢族命名法的模仿。他們是否和漢族一樣，就要看他們是否採用漢族風格的姓。首先接受這種風俗的當然是各村寨的頭人，其族屬便也繼之而來。他們原則上都自稱同一個姓。”[62]竹村卓二也說：“對於父親單系意識本來就佔優勢的土著民來說，漢族風格的姓比較容易滲透進來，同時他們也具有使族外婚制以及祖先祭祀等習慣更加深入的機能。”[63]這個過程是通過族群間的文化接觸自然完成的，漢族姓名的實用價值是決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少數民族由於考慮到使用漢式姓名的實際用途，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相當常見的雙名制現象，仍存在於很多地區。[64]
不過，斯圖伯爾和竹村卓二所提到的這種現象，從文化接觸上來說，前提是蠻、漢有相當頻繁的接觸機會。這一前提在秦漢以前的長沙周邊地區是否成立，是值得懷疑的。《魏書》卷101《獠傳》：“獠者……散居山谷，略無姓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南北朝時期的獠人，就仍然使用土著名字。由於缺乏資料，秦漢以前的長沙周邊地區土著族群的姓名情況現在知道的很少，不過推測起來，可能其中有一些人會由於和漢人的接觸而接受漢式姓名，但其所占比例應該不會很大。而前面提到，早期長沙土著民的大規模編戶化，集中出現在西漢後期到東漢。由此來說，編戶化的土著民中大規模漢式姓名的推廣使用，很可能是與其編戶化過程相伴隨的。由阿謨、阿段、阿夷一類的名字，到吳簡中那樣整齊的漢式姓名，應當有相當的官府力量在背後推動。
五、吳簡大姓與長沙地方社會
這裏就有一個問題。吳簡中那些人數上佔有優勢的大姓，是否在當地政治、社會上處於優勢地位呢？換言之，孫吳初期臨湘地方社會中的豪族層，是否就從這些編戶化的蠻人後裔中產生？漢晉時期各地豪族層的成長，逐漸形成了所謂“四姓”概念。如同處江南的“吳四姓”和“會稽四姓”。被列入四姓的家族，代表了當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優勢。長沙郡的情況如何呢？六朝史籍中未見長沙四姓記載。目前所見最早記載長沙地區大姓序列的資料，是唐初的幾種姓族譜。[65]此外，北宋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大致承襲這些姓族譜，也記載了一個各地的大姓名單，具體如下：
《貞觀條舉氏族事件》：長沙郡四姓 劉、茹、曾、秦
《新集天下郡望姓族譜》：長沙郡六姓 曾、吳、羅、彭、茹、秦
《太平寰宇記》：長沙郡五姓 劉、茹、曾、秦、彭
這三種記載所錄長沙大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茹、曾、秦三姓為共同記載；劉姓見於兩種資料；吳、羅則僅見於《新集天下郡望姓族譜》。三種名單中，《貞觀條舉氏族事件》最早，所記為“四姓”，似乎更接近于漢晉時期的“四姓”狀況。可是將其與前述吳簡大姓名單相對照，就會發現除去劉姓之外，其餘三姓均非吳簡人數靠前的姓氏。可見“四姓”與當地人口主要姓氏之間，並無一定對應關係。這是很令人奇怪的。吳簡中人口最多的那些姓氏，為何不能成為“四姓”呢？
回答這一問題，有兩種可能性需要考慮。其一，吳簡大姓與現存最早的姓氏書《貞觀條舉氏族事件》有四百年的時間差距，期間長沙豪族是否發生了興替？其二，影響“四姓”形成的因素中，人口數量是否相對次要？
漢晉之際見於史載的長沙人物，如前所述可舉出區星、區景、鄧騫、鄧粲、陳平子、桓雄、易雄、韓階、虞悝、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劉壽、徐韋、桓龍、王毖、古初，等等。他們的姓氏絕大多數不見於唐初姓氏書所列。見於姓氏書的茹、曾、秦等姓，漢晉之際則未見有活躍人物。《梁書》卷10《楊公則傳》：“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這些州郡著姓目前已很難考知。僅就唐初姓氏書中所記地方大姓，與中古早期當地實際活躍的家族相比較，是有不小出入的。由此來說，中古早期地方大姓的活動，也有一個家族興替的過程。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於長沙郡，豫章郡亦然。《太平寰宇記》卷106“洪州”記：“豫章有五姓，熊、羅、雷、湛、章。”就六朝史籍來看，湛、章不顯，相反胡、鄧相當活躍。[66]豫章大姓與吳簡大姓有相當符合度，似乎說明兩地主要居民在來源上具有相似性，可與長沙郡相參照。
這些大姓不能進入後世的姓氏書，那麼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如何呢？換句話說，大姓人群在地方社會中優勢如何？這需要瞭解當地的聚居狀態。[67]吳簡中出現的基層居民單位是里和丘。在吏民簿中出現的居民大多分屬不同的“里”。更多的居民則出現在賦稅記錄中，分屬於一種特別的單位“丘”。從姓氏分布來說，每個里、丘都包含有很多個姓氏；里、丘內部人數較多的仍是上述那些大姓。
理解這一問題，有一個難點是“丘”的性質。學界對此大體分幾種意見：（1）行政賦稅單位；（2）耕作區；（3）丘即里；（4）居住地。就目前看，“丘”為居住地的意見，似乎獲得了更多學者認可。[68]本文支持這種意見。“丘”應是當地民戶的居住地，吳簡中的“居在某丘”是實指。《論衡》卷19“驗符”云：“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岩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此事發生于東漢初年。其中的燕室丘，又見於《水經注•深水》：“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可見“丘”本是聚落。燕室丘所在的零陵泉陵與長沙相鄰，聚落形態應相去不遠。“丘”在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也已出現。這樣看來，“丘”應是民戶自然居住空間。侯旭東先生認為丘可能是里人口增多後分出的新聚落，[69]可備一說。丘內的人口構成則與北方類似，某一或某幾個大姓人口佔有優勢。從較大的地域範圍來看，人數占優的姓氏又呈現出一致性。[70]
不過，儘管土著大姓在地域人口中佔據優勢，由於蠻民漢式姓名採用有各種因素，單純從姓氏上並不能確定其早期的親屬血緣關係。這方面一些後世的民族史材料可以參考。《嶺外代答》卷10“入寮”條：“邕州諸溪峒相為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桂海虞衡志》亦云：“今黃姓尚多，……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以為嫌。”可見同姓並不意味著血緣上的親近。大理白族的居住狀況也是這樣。費子智曾描述說：“對民家來說，村子而非家族，是位居家庭之上的基本社會單位。住同一村子的老百姓，不論姓氏如何都崇拜同一個祖先，嚴格的說是奠基人，公認的聚居地創始人，即本主。”[71]這種重視共同地域大於共同姓族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白族的姓氏來自於借用的漢姓，由於缺乏原先的取姓時的血緣對應性，這些姓氏之間的親屬關係就很難確定。竹村卓二也指出，瑤族的姓具有兩重性。本姓可確定瑤族族籍，亞姓組成事實上的族外婚集團。[72]吳簡吏民的漢姓如果也是如此，丘內居民的聚居形態及其早期親屬關係就會變得相當複雜。與此同時，也帶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姓氏制度在早期南方族群漢化中，究竟具有怎樣的社會意義？遺憾的是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對此還很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人口佔有優勢的土著大姓如何與外來移民相處，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卷3“五民”中，曾記述了南宋廣西地區的民眾構成：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弊野，以唇舌雜為音聲，殊不可曉，謂之簍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僚者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蜒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
這一記載對於理解漢晉之際長沙郡的居民狀況相當重要。五類欽民中，可直接判定為土著民的有兩類，即土人和俚人。兩者可能種群不同，但更主要的應是文化差異。[73]相對而言，土人是更早被官府編戶化和漢化的，俚人的族群色彩則更顯著。第二類北人即北方漢人移民。射耕人即今所謂佘民，蜒人是水居民，二者是否構成單獨族群暫且不論，但並非當地土著是確定的。以吳簡編戶比較，人口較多的大姓，大多數應屬於“土人”。漢化較淺的“夷民”，可比之為“俚人”，這兩類均是當地土著。部分大姓人口和大量人口不多的漢人常見姓氏者，可能與“北人”關係密切，屬漢人移民後裔；此外，還有少量來自周邊地區的土著民，“射耕人”可視作這種類型。欽民五種中，最為重要的自然是土人和北人。前者人口較多，有土著優勢；後者語言和文化上佔有優勢。
這種民眾構成情況，對於思考長沙大族的變遷也很有啟發。人口上數量不佔優勢的“北人”，完全有可能依據其語言文化上的優勢，而取得地方望族的身份。《隋書》卷29《地理志上》記臨洮等地：“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于農事，工習獵射、于書計非其長矣。”呂思勉先生談到山越時曾認為，進入越人地區生活的漢人，由於“交易之間，多能睃夷人以自利，則致富易而生齒日繁。又文化程度較高，夷人或從而師長之，久之，遂不覺主客之易位。”[74]可見漢人移民在地方成長上，確實享有更多的比較文化優勢。這或者是中古姓氏書中長沙大姓與吳簡大姓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儘管如此，漢人移民在人數上的劣勢卻是很明顯的。人數占優的土人（土著編戶）在地方社會中自有其成長空間。特別是在鄉里支配層面上，土著編戶應當更有優勢。由此推測起來，六朝尾期出現並曾引起學界極大矚目的江南腹地土豪層，所謂“郡邑岩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75]，其興起很可能與秦漢以來南方土著民的持續編戶化關係更為密切。[76]
六、結論
概括言之，吳簡反映出臨湘周邊具有特殊的地域大姓結構。這些大姓人口很多應來自於土著族群的編戶化。與編戶化相伴隨，土著民中大規模推廣使用漢式姓名，從而形成了特殊的地域大姓結構。與此同時，那些沒有被納入編戶系統的土著民，在與漢文化的接觸中也逐漸採用漢式姓名，形成與編戶民類似的大姓結構。吳簡大姓與不少南方少數族群大姓的吻合，就是證明。由此比對，百越族系後裔與吳簡大姓的關係最為密切，人數上似居於主導地位。當然這只是大概而言。古代南方族群的移動、分化和融合相當複雜。姓氏作為一種後起的文化符號，並不能完全說明其本來族源。吳簡所反映出的土著族群編戶化，在南方地區應該是普遍存在的。東漢江南諸郡附籍人口均有較大幅度增長，就應與此有關。而其背後則是朝廷權力向南方地區的逐步滲透。這一過程無疑是複雜而緩慢的。《魏書》卷96《司馬睿傳》：“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龜，嗜欲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睿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直到帝制晚期，這一過程仍在繼續進行。[77]研究漢語方言的游汝傑先生指出：“古代中國南方大致是從一些政治和經濟中心開始逐漸漢化的。這個過程從古代中央政府在南方建置郡縣的情況可見一斑，即從一個較早建立的母縣分出子縣，……漢族的語言和文化不僅隨著縣的設置在南方步步深入，而且也以縣治為中心，逐漸向四周較落後的地區擴散。上述漢化的過程在西南地區一直到今天還在繼續進行。”[78]在此過程中，朝廷權力和教化起到了主導作用，地方官僚則是具體執行者。
在編戶化的過程中，土著族群的自我身份認同會產生分化。《隋書》卷31《地理志下》稱：“（荊州）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居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那些認同于“諸華”的土著編戶民，人口上雖然佔有很大優勢，語言文化上與北方移民相比卻處於劣勢。中古時期的大姓望族，往往並不從人口最多的姓氏中產生，似乎就說明文化的重要性。當然，在地方社會支配這一層面上，人口占優的土著編戶仍具有相當活動空間。
華夏族與南方族群的接觸，土著族群的編戶化和漢化是最主要的趨勢。與此同時，由於與土著編戶民混居的漢人人數上處於劣勢，土著風俗也往往會影響他們，使當地民俗總體上呈現出“蠻化”色彩。宋代成書的《岳陽風土記》中，就記有當地一些特殊民風，如流行招贅婚、婦人持門戶、集會踏歌、雞子占卜法等等，與現代南方少數族群風俗對照，就會發現有相當濃厚的南方土著色彩。[79]前兩者或可視作母系社會痕跡的遺留。與此類似，《隋書》卷31《地理志下》稱豫章諸郡，“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又“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宜春地近長沙，其風習可以參照。[80]可見在長江中游的江南地區，土著族群編戶化以後留下的蠻族風習是很顯著的。[81]由此來說，在華夏族與南方族群接觸的過程中，其文化影響是相互的。正是“漢化”和“蠻化”兩個不同方向的文化滲透和融合，造就了中古以降江南社會的文化面貌。[82]
原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2008年。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8月25日。）
[1]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原刊《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五期，1939年；收入《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6－237頁。
[2]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綜論性著作，如P.Ф.伊茨：《東亞南部民族史》，馮思剛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同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張雄：《中國中南民族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文光：《中國南方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伍新福：《湖南民族關係史》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相关专论主要有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白鳥芳郎：《華南文化史研究》，東京：六興出版社，1987年；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96年；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此外，關於漢魏六朝時期的蠻和山越問題，研究論文數量很多，這裏不詳細列舉。相關學術史梳理和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參看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年。
[3]相關成果綜述，參看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高敏：《从嘉禾年间<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莂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 第1集》，日本長沙吳簡研究會編，2001年，第80－95页。中村威也在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第23回讨论（2002年8月）时，提交过一篇《古代湖南の異民族と長沙走馬樓吳簡》，未见正式发表。此外，相關研究還有高凱：《從走馬樓吳簡吏民田家莂看孫吳時期長沙郡民的起名風俗》，《尋根》2001年第2期；《從走馬樓吳簡看長沙郡吏民的聯姻》，《史學月刊》2002年第9期。他另有《從吳簡吏民田家莂看孫吳初期長沙郡的移民》一文，未見發表。黎明釗：《同鄉、同里與異姓丘里》，《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1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黎石生：《<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姓名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王子今、馬振智：《烝姓的源流》，《文博》2003年第3期。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えみる同姓同名に關する一考察》，《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 第1集》，第68－79页。
[5]馬戎編著：《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5－67頁。
[6]《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東牌樓簡中出現的姓是：周、夏、蔡、陳、唐、李、殷、精、劉、張、番、黃、何、趙、鄧、胡、米、吳、朱、這、常、邵、文、伍、新、范、覃、袁、郭、謝等。其中，李、黃、陳、張、鄧、周、蔡、夏人數較多。
[7]周世榮：《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叢考》，《湖南考古輯刊》第1集，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
[8]釋文參考張春龍：《里耶秦簡校券和戶籍簡》，《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6論文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印，第512－521頁。
[9]《隸釋》卷4《桂陽太守周憬碑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6頁。題名中含洭長蒼陸籍屬南郡，工師王遷來自南陽，可以排除。另有故湞陽左尉一人，籍零陵泉陵，姓名殘缺。
[10]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J4三國吳簡》，《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168頁。
[11]區星，《三國志》卷46《吳書·孫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版）；區景，《廣韻》卷1虞部“區”，（《四部叢刊》本）；鄧騫，《晉書》卷70《鄧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鄧粲，《晉書》卷82《鄧粲傳》；陳平子，《後漢書》卷81《範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桓雄、易雄、韓階、虞悝，均見《晉書》卷89《忠義傳》；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劉壽、徐韋、桓龍，均見佚本《長沙耆舊傳》（參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126－127頁）；王毖，《北史》卷85《劉子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古初，《後漢書》卷29《郅惲傳》。潘濬，《三國志》卷61《吳書·潘濬傳》；潘京，《晉書》卷90《良吏傳》；廖立，《三國志》卷40《蜀書·廖立傳》；伍朝、龔玄之，均見《晉書》卷94《隱逸傳》；李娥，《後漢書》志17《五行志五》；黃道真，《方輿勝覽》卷30引《武陵記》；黃蓋，《三國志》卷55《蜀書·黃蓋傳》；劉巴，《三國志》卷39《蜀書·劉巴傳》；蔣琬、劉敏，見《三國志》卷44《蜀書·蔣琬傳》；觀鵠，《後漢書》卷8《孝靈帝紀》；周服，《論衡》卷19《驗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谷朗，《金石續編》卷1《吳九真太守谷朗碑》（《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張熹、蘇耽、成武丁，均見佚本《桂陽先賢畫贊》（參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第56－57頁）。
[12]高敏：《從嘉禾年間<吏民田家莂>看長沙郡一帶的民情風俗與社會經濟狀況》，《中州學刊》2000年第5期。
[13]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289頁；呂名中：《漢族南遷與嶺南百越地區的早期開發》，《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4]《史記》卷113《南越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967頁。
[15]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莂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第85页。關於南方民族姓氏，參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05－262頁。
[16]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還提到一種《蠻夷律》，《張家山漢墓竹簡[243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35頁。
[17]王素：《東牌樓東漢簡牘釋粹》，《文物》2005年第12期。相關史料編年，參看王素：《漢末吳初長沙郡紀年》，《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第40－86頁；關於武陵蠻的活動，參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第11－56頁。
[18]王素：《說“夷民”》，《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19]《華陽國志》卷1《巴志》，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頁。另外，《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還有一種說法：“羅、樸、督、鄂、度、夕、龔。”（第2842頁）此說當是依據《華陽國志·巴志》， “督”或為“咎”之誤。
[20]關於南蠻姓氏，參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第205－229頁。
[21]童恩正：《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係》，《南方文明》，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第338－361頁。学界对南方族群分类有很多不同观点，具体参看白鳥芳郎：《華南土着住民の種族＝民族分類とその史的背景》，《華南文化史研究》，第324－345页。
[22]W•エバ-ハルト（Wolfram Eberhard）：《古代中國の地方文化（華南•華東）》，白鳥芳郎監譯，東京：六興出版，1987年，第34頁。
[23]關於現代南方諸族群的姓氏情況，除特別注明者外，均參考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不詳出注。
[24]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長水粹編》，第238－255頁。
[25]伍新福：《苗族文化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4－225頁；關於苗族姓氏，另參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第112－133頁。
[26]容觀敻：《試論馬王堆一號、二號漢墓的族屬問題》，《容觀敻人類學民族學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27]苗族姓氏在不同地區有較大的差異。如黔東南有王、白、田、潘、雷、楊、石、龍姓；黔西北、滇東北和川南有楊、熊、王、馬、李、古等姓；滇東南和滇南有陶、吳、龍、張、熊、李等姓。參伍新福：《苗族文化史》，第224－225頁。
[28]淩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八，1940年，第93頁。
[29]白鳥芳郎：《傜族の移動經路と種族史》，《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志》，東京：講談社，1978年，第67－97页；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金少萍、朱贵昌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
[30]胡耐安：《中國民族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
[31]史圖博、李化民：《浙江景寧縣敕木山佘民調查記》，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六號，1934年，第38頁。
[32]翁家烈：《仡佬族的社會歷史分期及其與越的關係》，朱俊明主編《百越史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4－367頁。芮逸夫認為：“仡佬語在結構上似以屬漢藏語族（如果承認之一語族）的可能性較大。若再由詞序上看，似更近於侗泰語和苗瑤語。”《仡佬的族屬問題》，《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第235頁。
[33]《文獻通考》卷331《四裔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98頁上。
[34]如岡田宏二總結宋代溪峒蠻代表姓氏，有彭、田、舒、向、秦、譚、龔、魏、覃、羅、蘇、楊、黃、蒙、鄧、唐、盤、房、鍾、雷、姚、吳、李、陳、駱、區等，《中國華南民族社會史研究》，第437頁。這些姓氏就雜有土家、苗、瑤等現代多種族群姓氏成分。
[35]南方諸族群的姓氏有其歷史延續性。其中，明代的情况参看白鳥芳郎：《華南·東南ｱｼﾞｱにおける權力構造形成の基盤——種族集團と民族系譜》，《華南文化史研究》，第394－444页。該文重點研究了《明實錄》所記的大量土司姓氏，與現代族群姓氏頗可參照。
[36]吳永章：《佘族與苗瑤比較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頁。關於苗、瑤起源及其種族關係，學界也有不同觀點。相关讨论另参白鳥芳郎：《華南少數民族の生業形態の分析と類型》，《華南文化史研究》，第290－309页。此外，關於瑤族族源的研究概況，可參岡田宏二所作的綜述，《中國華南民族社會史研究》，第60－66頁。
[37]蒙默：《蒼梧、西甌與滸——侗族遠源探索》，《南方民族史論集》，第324－349頁。
[38]傅舉有：《關於湖南古代越族歷史的幾個問題》，《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33－148頁。
[39]楊啟乾：《常德市德山夕陽坡2號楚墓竹簡初探》，《楚史與楚文化研究》，《求索》雜誌社，1987年。
[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
[41]《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68頁。
[42]李敬忠：《揚雄<方言>中的少數民族語詞》，《語言演變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43]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第29－56頁。
[44]童恩正：《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係》，《南方文明》，第338－361頁。
[45]參看蒙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南方民族史論集》，第273－305頁；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第81－111頁。
[46]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第338－361頁。
[47]李海勇：《楚國對南方的經略》，碩士學位論文（未刊），武漢大學歷史系，1999年；關於楚國在江南的活動，另參顧鐵符：《楚國民族述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60頁。
[4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
[49]張榮強：《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戶版》，《中日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論文集》，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2007年8月，第10頁。
[50]胡紹華：《漢代的初郡制度》，《中國南方民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記載：“蒼梧縣反者，禦史恒令南郡復。義等戰死，新黔首恐，操其叚兵匿山中，誘召稍來，皆搖恐畏，其大不安，有須南郡復者即來捕。”《張家山漢墓竹簡[243號墓]（釋文修訂本）》，第103頁。学者对苍梧所在有不同意见，或以为即长沙。不管如何，蒼梧在江南，江南諸郡與南郡的關係是相當特別的，參看陳偉：《秦代蒼梧、洞庭二郡芻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1]李成珪：《虛像的太平：漢帝國之符瑞與上計的造作——從尹灣簡牘<集簿>的分析說起》，《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4號，臺北：蘭台出版社，2002年，第255－315頁。
[52]伊藤敏雄：《中國古代における蠻夷支配の系譜》，《堀敏一先生古稀紀念文集——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眾》，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第11－33页。另參黃今言：《秦漢少數民族地區的賦稅和貢輸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1期。
[53]漢代地方官員在推進土著民編戶化的同時，也使儒家的禮法文化得以傳播，參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9－216頁。
[54]李廷貴等：《苗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89頁。
[55]《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73頁。
[56]羅新：《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57]呂思勉：《讀史劄記》乙帙“山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8]以往對山越種屬有土著越族和逃亡漢人兩種意見，具體參看呂春盛的相關綜述，《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但正如呂春盛所說，不管山越種屬中占主導的是什麼，在官方認同上均屬於“蠻夷”。关于此点，另参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455－466页。
[59]《道藏》第32冊，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年，第207頁；參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60]賈從江：《兩漢時期西域人漢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61]关于蛮族官印及其民族史意义，参看谷口房男：《<華陽國志>中の非漢民族官印》，《東洋大学ｱｼﾞｱ·ｱﾌﾘｶ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34，2000年。
[62]Stubel.Hans , Die nichtchinesischen Volker Cinas , Soziologus , 2(2):84-117。原文未見，轉引自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第200－201頁。
[63]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第201頁。
[64]納力戈日碧：《姓名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張錫祿：《白族姓名初探》，《民族學研究》第5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頁。
[65]錄文和相關分析，參看王仲犖：《鵲華山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28－460頁。
[66]拙撰：《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 2002年。
[67]吳簡所錄民戶性質，學界有編戶和民屯（或稱“國家營田”）兩種看法。這帶來對民戶聚居形態的理解差異。前者表明並非大族聚居，而是多姓混雜，某幾姓人口佔有優勢（秦暉：《傳統中國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傳統社會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35頁）。東漢洛陽出土的“父老僤”就是如此（刑義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秦漢史論稿》，臺北：大東圖書公司，1987年）與此同時，孫吳初期臨湘確有屯田，已發表竹簡有很多證據。如簡《壹》1719提到“黃龍三年屯田貸米三百七十斛”，簡中還多次出現一個屯田司馬黃升。如果民屯組織大量存在，“丘”就可能是政府依據需要臨時編成的，其內部姓氏構成就不具有聚落意義。比較起來，編戶說是主流意見，相關成果參王素先生的綜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簡研究》第1輯，第1－39頁）。屯田說主要可參孟彥弘：《<吏民田家莂>所錄田地與漢晉間的民屯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2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80頁；曹硯農：《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看吳國在長沙郡的國家“營田”》，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74－76頁。
[68]相關觀點的總結和討論，可參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里”“丘”關係再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
[69]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里”“丘”關係再研究》，第22頁。
[70]关于嘉禾四年、五年田家莂姓氏在不同丘内的出现情况，参看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莂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第87－90页。
[71]費子智（C.P.Fitzgerald）：《五華樓：關於雲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劉曉峰、汪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6－77頁。
[72]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第201頁。
[73]出於對漢文化的認同心理，較早接觸漢文化的蠻人，往往會自稱是漢人，而在漢化更深的人看來，他們仍是蠻人，參看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74]呂思勉：《讀史劄記》乙帙“山越”，第578－579頁。
[75]《陳書》卷35卷末“史臣曰”，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90頁。參看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13－119頁。关于蛮汉豪强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466－480页。
[76]其中，关于本籍长沙临湘的欧阳氏，参看吉川忠夫：《嶺南の歐陽氏》，谷川道雄编：《中国邊境社會の歴史の研究》，1988年，第48－53页。
[77]关于六朝时期的相关情况，参看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蛮の漢化について》，《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413－442页。
[78]遊汝傑：《中國南方語言裏的鳥蟲類名詞詞頭及相關問題》，王士元主編：《漢語的祖先》，李葆佳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32頁。
[79]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8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80]大理周邊直到近代，女性持家、招贅婚等風氣仍很盛，參看許琅光：《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王芃、徐德隆譯，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第47－92頁。
[81]关于南方族群风俗习惯的留存，Eberhard（W•エバ-ハルト）有详细梳理，《古代中國の地方文化（華南•華東）》，白鳥芳郎監譯，第34页。
[82]南方漢語的形成就是一個例證，參鄧曉華：《試論古南方漢語的形成》，鄒嘉彥、游汝傑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6－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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