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簡所見“事”義臆說

作者:孟彥弘  發布時間:2009-11-13 00:00:0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吳簡出現了“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簡文，我們先例舉其中不同類型的簡如下：
　　簡4994：凡口九事七  筭四事三  中訾  一  百
　　簡4950：凡口八事七  筭五事四  訾  一  百
　　簡4947：凡口五事三  筭一事  訾  五  十
　　簡7813：凡口二事　筭二事一　訾　五　十
　　簡10510：凡口三事  筭一事  訾  一  百
　　簡10092：凡口二事一　訾　五　十
　　簡4946：凡口二事  訾  五  十
　　簡10243：⊙凡口四事三  筭二事復  訾  五  十
“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是最為完整類型，其他則是或者在口若干的“事”字之後沒有數字，或者在算若干的“事”字後沒有數字，或者在口、算的“事”字後均無數字，有的甚至是只有“口若干事”而未及算。目前所見的所有這類簡，均有貲數。
　　吳簡整者推測“事”指簡，若干事即指使用了若干支簡。對此，王子今、張榮強、於振波等先生都作了辯證，否定了事與簡數之間的關係。這一否定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這兩個“事”都與役有關，但具體含義卻並不相同。子今先生認為前一“事”指按規定服役的人數，後一個“事”指實際服役的人數。[1]榮強先生則對此意見進行了論證，指出“前一個‘事●’指課役口數”，“後個‘事’指徭役”；即“前一個‘事●’與家口總數結合，後一‘事●’則與繳納算賦的人數結合”。[2]振波先生的意見也大致如此，認為“前一‘事’當指有勞動能力的人，包括成年男女及有一定勞動能力的未成年男女（或次丁），而後一‘事’則表示服役的人口”。[3]
　　我對這樣的理解還有些疑惑。前後兩個“事”均與役有關，前一“事”指應服役人數，後一“事”指實際服役人數。但是算卻未作這樣的區分。既然有總的口數，又有實際服役的口數，那麼，登記應該服役的口數就意義甚微。如果所有的戶在役的方面作了這樣的區分，為什麼在算的方面卻又未作這樣的區分呢？
　　近見胡平生先生文，他引江陵鳳凰山漢墓A類簡牘“能田若干人、口若干人”的記載，認為“口若干、事若干”之口是指口食，即吃飯的人口；事指作事，指幹活的人口。又引B類簡牘的文例，認為“筭若干、事若干”之筭指口算錢份額，事指可服勞役的人數。[4]但我認為江陵漢墓出土的A、B兩類簡牘與長沙走馬樓出土的“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簡文，性質不同，作用各異，不能簡單類比。
　　首先，據裘錫圭先生的研究，鄭里廩籍是貸民種食的記錄，貸穀資料田畝數而定，畝貸一斗，而“能田”者與負擔算賦的人是一致的。[5]換言之，登記“能田”是為了確定算錢，而長沙走馬樓簡的這類簡中，已經明確登錄了“算若干”。那麼，在戶籍簡中登錄能幹活的人，意義何在？其次，走馬樓簡中，“口”與“口食”並不相同。戶籍簡至少有三類，一類結句簡作“口若干、事若干，算若干、事若干”，另一類作“右某家口食若干人”。[6]政府官文書中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辭彙，表達的是不同的意思。胡先生將“口”理解為“口食”（即吃飯的人），並以此為前提，將“事”理解成了與“口食”相對舉的幹活的人；一旦這一前提不妥，其結論就難以成立。第三，江陵漢墓A類竹簡是“鄭里廩籍”，即貸民種食的記錄，B類竹簡大概與徭役有關，但其意義並不很清楚，而長沙走馬樓的這類簡是戶籍簡，二者有實質性的區分。同時，A類竹簡的廩籍與B類竹簡的徭役徵發、算錢徵收的記錄，又是性質不同的兩類記錄。用性質不同的兩類記錄同時與一種戶籍簡進行比對，極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換言之，A類簡鄭里廩籍中的“能田”未必即上舉長沙走馬樓戶籍簡中的“口若干、事若干”之“事”，對徭役徵發記錄的B類簡也未必就是上舉長沙走馬樓戶籍簡中“算若干、事若干”之“事”。第四，長沙走馬樓簡中的這類簡，只是長沙走馬樓所見的戶籍簡中之一種，並非所有的戶籍簡均屬這一格式。[7]那些不屬此類的戶籍簡，又如何與江陵漢墓的A、B類竹簡進行比對呢？換言之，為什麼有的戶籍簡登錄了口若干、事若干，算若干、事若干，而有的卻未予登錄呢？
　　以上諸家所徵引的相關文獻和簡文資料都已相當豐富，我也只能就這些資料作些解說，以求教于諸家。

一

　　榮強先生的大作中已經指出，“‘事’本義為‘役使’，漢代賦役史料中的‘事’指徭役外，也泛指役使人身的各種名目的賦役”。“‘事’泛指賦役外，也單指口賦或算賦”。[8]關於“事”的這個意義，《漢書》中有條十分典型的史料。賈山在孝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中談到：“陛下即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顏師古注稱：“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9]同一“事”字，既指徭役，又指算錢。換句話說，“事”是指政府向百姓徵收賦稅、徵發力役，包括百姓應當完成官府所要求他們負擔的種種義務。
　　與“事”的這個意思密切相關的，就是復除。《史記》、《漢書》中用“復”來表示復除，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泛言“復”，二是具體地規定了所復的內容。[10]比如漢高帝二年二月癸未下令，有“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11]蜀漢民和縣三老，都明確了所復除的內容，而關中卒從軍者，卻只籠統地說“復家一歲”。《史記》在記載漢初復除時，也常常有這種泛稱“復”的情況。比如，漢高帝在打敗項羽之後的五年五月，下領兵罷歸家，《史記》載：“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12]《漢書》記載了這一詔書，則作：“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諸侯子在關中者所享受的“復”，與非七大夫以下所享受的“復”，因為後面有“勿事”二字，似乎不易理解，於是應劭稱此復為“不輸戶賦”，如淳稱“事謂謂役使也”，顏師古則說“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13]其實，如果不明確標明“復”的內容，則它應包括租稅和徭役；聯繫上引賈山《至言》中所及之“事”，可知所謂“勿事”實是對復的強調，並不專指徭役。
　　既然“事”的內容如此寬泛，其具體所指又當如何確定呢？我想，首先，這些賦稅、力役等是制度所正式規定的，臨時性或額外的攤派或徵發，則不能稱之為“事”。其次，“事”的具體內容，是由與它配合使用的賦稅或力役來決定。談的是算賦，則“事”的具體內容即指算賦；談的是力役，則“事”的具體內容就是指力役。比如上引賈山所言“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前一句與丁聯繫，則指出力役；後一句與算聯繫，則指納口算。明乎此，則吳簡中所出現的“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或可得一通解。
　　漢代百姓應向國家承擔的義務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土地稅，即所謂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實際則是按畝徵收，並非按比率徵收）；（二）是人頭稅，即謂算賦、口錢；（三）力役（包括兵役）。[14]孫吳的具體情況，我們知之不多，但就目前走馬樓所出吳簡的簿籍來看，除這些之外，還增加了財產稅。至於其他種種苛捐雜稅，則不在稱作“事”的範圍。在這個大前提下，我認為所謂“口若干事若干”，即指該戶有多少口，其中有多少口服力役；至於這個口數是指全家的總人數，還是其中符合某些條件的人數，我們不得而知，但我認為屬後者，這也正是吳簡中“口食”與“口”的區別，即“口食”是指戶內所有人口，而“口”則指其中的某一部分人數。所謂“算若干事若干”，是指應繳納多少算而實際要繳納多少算。

二

　　如果我的認識不誤，則需要解釋（一）為什麼在一戶之內會要如此之多的服役人數？（二）從漢代的賦役制度來看，一戶當中，符合徵收口算的人數，要比符合徵發力役的人數為多，因為即使不成丁，亦可徵收口賦；而只有成丁，才可能被徵發力役。但吳簡中的這些簡所反映的，為什麼卻恰恰相反，在一戶中，服役人數要多於納算人數？
　　我認為這不是普通的民戶，而是吏戶。
　　《晉陽秋》在記載孫吳滅國時稱：“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人。”[15]特別標明了吏、兵，雖然學界對此處所標明者系戶抑或口，還有不同的理解。永安元年（258）十一月壬子頒布的一道詔書中，也提到了吏：
　　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憫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16]
這道詔書是研究孫吳吏役最為重要的一條史料。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吏以“戶”（家）為單位，所以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換言之，走馬樓吳簡中的“戶人”下標明為“吏”者，並不是說戶人一人是吏，而是該戶為吏。我們將這種簡所登記者，稱作“吏戶”。在八月案比時，對他們的情況要單獨上報：
　　東鄉勸農掾殷連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輒科核鄉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戶民自代。謹列年紀以（已）審實，無有遺脫。若有他官所覺，連自坐。嘉[禾]四年八月破莂保據。（J22—25430）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紀為簿。輒隱核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聾頤病，一人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隨本主在官，十二人細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給縣吏。隱核人名年紀相應，無有遺脫。若後為他官所覺，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據。[17]
“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條列州吏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紀”，都說明吏是以戶為單位的。即戶籍上所標明的“戶人”即戶主為吏，則該戶均為吏的身份，要服吏役。廣成鄉勸農掾區光所列出的“州吏七人”，即“戶人”下標明為吏者共七人，即七戶；這七戶共有父兄子弟廿三人，並一一說明了他們的情況。其中“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給縣吏”正是上引詔書中所謂“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的情況。正因為吏戶是以戶而非以人為單位來服吏役，才有“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為重役”的情況，即一戶內服役人數較多。這也正是上引“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簡中，服役者人數較多的原因。當然吏役之重，一方面表現在一戶內服役人數較多，同時還表現在服役遠近、所服之役的性質等。比如，父兄至都，則子弟在郡縣服役即可，不能讓父兄子弟皆至遠處服役；而在所役之役中，可能以參加軍事行動（即“軍出又從”）為最重，因他們本身不是兵，所以在一戶五人中三人從役的情況下，可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行”——言外之意，如不屬於這種情況，則不能享受這樣的優待。
　　最近黎虎先生撰文，根據走馬樓所出吳簡的材料，否定了當時吏戶的存在。他的根據主要兩點，一是當時吏、民戶籍是混合編制的，同為編戶齊民，並不存在獨立於民戶之外的吏戶；二是當時吏戶的地位，不僅不比普通百姓低，甚至還高過普通百姓。[18]我認為這兩點與吏戶存在與否都沒有必然的關係。
　　判斷是否存在吏戶，最重要的根據是當時人的看法；如果史料不足以說明當時人的看法，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今天的眼光來審視，當然首先要確定判斷的標準。我認為，判斷其是否為吏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標準應當是它是否具有身份性，乃至世襲性。從走馬樓吳簡來看，這一時期的吏具有身份性（戶主為吏，則該戶所屬人丁即為吏），這樣的戶，我認為就可以視作“吏戶”。戶籍的編排形式只是一個形式問題，身份性才具有本質意義。在中國歷史上，身份性的戶籍制度最為典型的是元代，稱為諸色戶計。[19]以其中的軍戶為例，一經征點為兵，不僅要終身服役，而且具有世襲性。但漢軍的戶籍卻可由當地地方官兼管。[20]換句話說，這些軍戶的戶籍是在當地官府存放的。我們現在從走馬樓吳簡中的戶籍資料來看，其中既有普通民戶，也有標明為吏的戶。因為編繩已斷，這些戶籍是混合編排的，還是分別編排後存放在一處的，我們現在還不能肯定。如果是混合編排，這可以糾正以前學術界通常所持的“吏戶”是與民戶分開、單獨編制的認識，但不能據此而否定吏戶的存在。
　　吏戶地位的高低與吏戶是否存在，也是兩個問題，其間並無必然的關係。同時，吳簡所反映的吏戶的地位，也並不等於魏晉南北朝的吏戶的地位；不能用吳簡的材料來概括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情況。從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來看，吏的地位在逐漸卑微化，恐是不爭的事實；[21]吳簡所反映的情況，可能正處在兩漢時期吏的地位較高，向兩晉南北朝時期吏的地位卑微化的轉折時期，這表現在（一）吏具有了身份性，（二）它的官僚色彩正在淡化，而它的力役色彩卻正在加強，所以地方官才要不斷地查核其人數，以保證吏役的徵發。

三

　　“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屬總結簡。屬於同類性質的簡，還有其他幾種形式。一種是“右某家口食若干人，其若干人男若干人女”，如：
　　簡6：右禮家口食合四人  其三人男一人女
　　簡9：右馬家口食合五人  其二人男三人女
　　簡934：右鄉家口食七人  其四人男三人女
或是不標明男女，如：
　　簡1619：右銀家口食二人 【注】『右』上原有墨筆點記。
或者還標明了貲。如：
　　簡2931：右厚家口食七人  訾  五  十
　　簡9324：右隆家口食九人　訾　一　百
　　簡9094：右熙家口食八人　訾　三  百
　　簡9109：右顏家口食十六人  訾　二　百
在原來的簡冊中，與這些總結簡相對應的是什麼簡呢？汪小烜先生認它它們系戶籍簡冊的結句簡。[22]我非常同意這一認識；可以補充的是，不同的結句簡，它們所對應的戶的性質也不相同。所謂“家口食”是指該戶共有多少人，對應的是一般的民戶；所謂“口若干事若干”是指該戶有多少可服役的人、實際應被徵發服役的又有多少人，所對應的是吏戶。從上引嘉禾四年東鄉和廣成鄉的勸農掾所條列的“父兄人名年紀”、“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紀”來看，政府重視的是吏戶中的父兄子弟，而非全戶的人口，因此，“口若干”之“口”恐怕不是全戶之口。這也正是“口食”與“口”的區別。
　　在目前已知的長沙走馬樓簡中，只有以“戶人”開頭的簡才應當是戶籍簡。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收輯的共約一萬餘枚簡中，這樣的簡共計近390枚。其中標明為“真吏”者約23枚；標明“算一給州吏”者，約6枚；標明“算一給縣吏”者約6枚；標明“算一給郡吏”者約8枚，標明“算一給軍吏”者，約4枚；標明“算一給縣卒”者，約1枚。只有明確標明“真吏”或“吏”的戶籍簡，才是吏戶，共計48枚。另外，只標明“戶人某，年多少”而未標算及身體特徵者，約29枚；只標明“戶人某、年多少，妻某、年多少”而未標算及身體特徵者，約9枚。標明“戶人某”或“戶人某、年多少”之後已殘者，約65枚。幾類相加，共計103枚。以“戶人”開頭的簡應當是該戶籍簡冊的第一枚，所以，有多少枚這樣的簡，就說明有多少戶。換言之，在這390餘戶中，明確標明為吏戶者約48戶，不明戶屬有103戶（這其中既可能有民戶，也可能有吏戶）；即使將這不明戶屬的103戶全部視作吏戶，則吏戶共計為151戶。
　　如果以明確標明吏戶的48枚簡視作48戶，以“戶人”起首的近390枚簡中，減去這48枚，則屬民戶者約為350戶；吏戶與民戶之比約為1：15。如果將上引孫吳滅國時的“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中的“吏三萬二千”視作戶數，“戶五十二萬三千”視作民戶（它與“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對應，與戶均4—5人亦相合），則吏戶與民戶之比約為1：17。兩個數字之比頗為接近。
　　作為吏戶簡的結句簡，“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簡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中，共有約180餘枚。也就是吏戶應是180餘戶，與這批簡中，明確標明為吏戶的近五十枚起首簡相差甚大。若將不明戶屬者全部視作吏戶（共150餘戶。當然這不可能），二者頗為接近。
　　由於現在公布的材料有限，而且對這些現已公布的材料，我們又無法排除它們屬於不同時期的可能性（起首簡與結句簡可能分屬不同時期，即使同一時期也可能分屬不同的戶），因此，上面的統計意義不大。

四

　　從漢到三國，百姓向政府承擔正式義務，泛稱作“事”，而至遲到了北朝，下及隋唐，此“事”就為“課”所取代，有所謂課口不課口、課戶不課戶之稱，所指內容則一。[23]其轉捩點，或許是西晉的占田課田制中“課”的使用。如果這個變化確乎存在，這是否表明了民眾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至少在意識上）呢？——“事”更多地賦有民眾主動或本應向政府承擔的義務，而“課”則強調了政府似乎理所當然地要向民眾徵收和徵發賦稅力役，國家的強制力似乎在增加，而民眾的主動性似乎在被弱化。從另一方面來看，漢代的國家或政府對民眾具體的生產事務介入較深，月令詔條或可為佐證；漢代以後，這種介入在逐漸淡化，乃至完全流於形式或成為儀式。這是不是意味著國家對民眾的控制或干預逐漸從具體的生產生活，淡化為主要只關注向民眾徵收、徵發賦稅·力役呢？漢代對土地兼併十分敏感（其時人與土地的關係遠沒有到十分緊張的程度），後代又有所謂的占田、均田；這都是國家力圖對農民生活干預的表現。雖然在占田、均田制下，其著重點並非田制本身，而在於對賦稅、力役的徵收和徵發——田制不過是國家實現其向民眾徵收、徵發賦役的工具或條件——但畢竟對土地的轉讓、典貼有一系列的制度約束。到了宋代，國家則連這樣的“工具”也不再表示關心，而只是關心其賦稅的收入——國家對土地轉讓並不進行嚴格限制，它關心的是在土地轉移之後仍能保證賦役徵收。元代元貞二年（1296）五月，在有關站戶消乏、將元簽當站田地典賣的處理中，有關部門強調如站戶確系消乏，田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讓，但“務要隨地當役，苗米不失元額”[24]明代對土地轉移後的推收過割極為重視，在洪武二十四年攢造黃冊格式中明確規定：“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25]保證“不失原（元）額”，才是重中之重。
　　 
　　（原刊《吳簡研究》第2輯，崇文書局，2006年；）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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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子今：《走馬樓“凡口若干事若干”簡例試解讀——以對“事”的理解為中心》，未刊。
[2]張榮強：《說孫吳戶籍簡中的“事”》，刊《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出版，分見其第二節、四節及第216頁。
[3]於振波：《“算”與“事”——走馬樓戶籍簡所反映的算賦和徭役》，刊《漢學研究》（臺灣），第22卷2期，2004年11月出版，第205頁。
[4]胡平生《〈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釋文校證》“口若干，事若干；筭若干，事若干”條，刊《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第123—1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5]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見其《古文字論集》，第545頁、554頁，中華書局，1992年。
[6]參汪小烜文《走馬樓吳簡戶籍初論》已指出有三類戶籍簡的總結簡，刊《吳簡研究》第一輯。
[7]汪小烜《走馬樓吳簡戶籍初論》已發現有三類戶籍簡的總結簡。這說明至少有三類戶籍簡。
[8]張榮強：《說孫吳戶籍簡中的“事”》，刊《吳簡研究》第一輯，第212—213頁。
[9]《漢書·賈山傳》，8冊2335—2336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
[10]相關史料，可參馬怡、唐宗瑜編《秦漢賦役資料輯錄》第二章“復除”，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漢書·高帝紀上》，1冊33—34頁。
[12]《史記·高祖本紀》，2冊380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
[13]《漢書·高帝紀下》，1冊54—55頁。
[14]參韓連琪《漢代的田租、口賦和徭役》，載其《先秦兩漢史論叢》，齊魯書社，1986年。
[15]《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裴注所引，第1177頁。
[16]《三國志·吳書·孫休傳》，第1157頁。
[17]《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第32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
[18]黎虎：《“吏戶”獻疑》，刊《歷史研究》2005年3期。
[19]關於元代的諸色戶計，可參黃清連《元代戶計制度研究》臺灣大學文學院；陳高華、史為民《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第十三章第二節“諸色戶計”，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
[20]參陳高華《論元代的軍戶》，見其《元史研究論稿》，中華書局，1991年。
[21]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學界已有了較為充分的研究，唐長孺先生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視，參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吏役》，載《江漢論壇》1988年8期。
[22]參汪小烜文《走馬樓吳簡戶籍初論》。
[23]參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第五章第三節“計賬上的課、不課與見輸、見不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24]《元典章》卷一九“典賣·站戶典賣田地”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景印元刻本，上冊754頁。
[25]《（萬曆）明會典》卷二〇“黃冊”，中華書局1989年景印萬有文庫本，132頁。另參《後湖志》卷四“諸司職掌·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關於明代田地轉移之後推收過割等事的分析，可參王毓銓《明朝田地赤契與賦役黃冊》，刊《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