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简牍研究

作者:  發布時間:2005-11-01 00:00:00

马 彪

　　在日本，中国简牍研究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期大谷探险队（注1）的中国西北边境考古。从那以后，在当时滞留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国学大师的直接启动下，日本的中国简牍研究有着长期、不间断的发展进程。特别是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发现以来的30年中，日本的简牍研究更是有了一个从汉简扩大到秦简，进而扩大至楚简的研究过程。如何总结日本简牍研究的发展历程，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文仅对日本早稻田大学从“秦简研究会”到“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历程这一实例略作分析，以期对日本的中国简牍研究做出些许史学史上的具体探讨。
　　 

一、 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

　　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秦简出土的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日本中国史学界的强烈反响。特别是1976年《文物》第6、7、8期公布《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云梦秦简释文》以后，日本许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很快组织了睡虎地秦簡研究团体。
　　东京大学的池田温氏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唐律》与日本法律史的比较研究会，见到《云梦秦简释文》之后立即将其纳入研究会的内容，吸引了其他学校诸多中国古代史学者的参加。学艺大学的太田幸男氏亦为该研究会骨干。
　　中央大学文学部在池田雄一氏的主持下，成立了“秦简讲读会”。作为成果的一部分，这个讲读会在1978年发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初稿——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律、均工律、徭律、司空律》之后，又于1979年发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初稿——秦律十八种(军爵律、置吏律、效、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效律、秦律杂抄》，1980年发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初稿3南郡守腾文书(语书)、为吏之道》，1981年发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注初稿4法律答问(上)》，1982年发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初稿5法律答问(下)》，1983年发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注初校稿6封診式》（注2）。就这样，这个研究会历时近6年，字斟句酌地通读、注译了云梦秦简中除《日书》之外的全部内容。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特别是领头人池田雄一氏的论文在日本学界向有“可信之研究”的美誉。
　　在明治大学，当时有崛敏一氏率领松崎常子等学者组成的团体，专题研究睡虎地秦简。他们以《骏台史学》与《明大亚洲史论集》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许多对墓主、墓地的专题研究，更在日本学界有着独树一帜的影响。
　　作为本文重点研究对象的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就是在以上背景下产生的。1976年当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古贺登见到《文物》上有关云梦秦简的发掘简报和释文的时候，他说“当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兴奋使我血压升高，即使用药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至少持续有半年之久。”（注3）于是，他在当年秋季组织了早稻田大学睡虎地秦简研究会。当时，这个研究会有研究生崛毅、工藤元男、中国留学生徐世荣、法国留学生D.阿里斯顿（ALLISTONE DENIS）、饭岛和俊、佃幸夫、樋泉克夫等成员。当时研究会订有三个方针：第一，将秦简原文作训读，并译为现代日语。第二，既然是法律条文，应当有体系可言：争取做到条文的解释之间不出现矛盾。第三，每个成员都带着自己的课题研究史料，并与大家进行深入的讨论。鼓励大胆假设，挑战史料。
　　在该研究会在研究过程中，也有过读书、译注原文的过程。他们的译注成果从1988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译注初稿》(一)（《史滴》第9号）之后，于1989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译注初稿》(二)，1990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译注初稿》(一)，1991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译注初稿》(二) ，1992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译注初稿》(一), 1993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译注初稿》 (二)，1994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译注初稿》 (三)，1995年发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译注初稿》(四) 和《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译注初稿》(五)。前后历时8年（注4）。
　　上述这些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学术团体，在当时虽然各有自己的阵地和主张，但又绝对不是相互隔绝封锁的。相反，各个研究会的成员是相互联系沟通的，甚至兼属复数团体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呈现出了成果共享、相互促进的研究风气。以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而言，则更是在古贺登氏的带领下，发挥年轻学者的骨干作用，各自带着课题，边读简文，边讨论，边出成果的。这里仅以古贺登、崛毅、工藤元男三人的研究为例，试做以下分析。

二、古贺氏对历史分期的新研究

　　古贺登氏初见睡虎地秦简时的“兴奋”，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我兴奋地难以自制，可以证明我自身观点的史料接二连三地跳入眼帘。”（注5）这里古贺氏所谓“自身观点”即他当时所持之中国史的历史分期见解。这一点，对该氏大作《中国古代史的时代区分问题与睡虎地出土秦简》（注6）稍加分析则不难明了。
　　在日本关于中国史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两大观点：前者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世，后者以五代以后为封建社会。但古贺氏独树一帜，提出了与中国史学界占主流观点相似的战国封建论。然而，他本人也感到仅仅从现存文献史料立论的话，说服力是有限的。他说：
　　“以上各家观点（即日本及中国之各种历史分期论的观点——本文著者注）虽然大相径庭，但又并非所依据史料不同而观点各异的。史料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些，只不过解释不同罢了。史料不仅是后代人编纂的，而且都是依据零散资料组合而成的。只是由于史观、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时代分期观点，这也许是不得已吧。
　　“但是，这次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是墓主即在鄢‘治狱’的喜这个人物，是他当时使用的包括秦律在内的那个时代的超一级史料。对于这一史料是不存在什么真伪鉴别问题的。总之，以往我们对那个时代历史的理解，究竟与此史料是否相符呢。如果是的，我们就能够重建当时的历史。”于是，他在上述论文中针对以往有关历史分期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究竟战国时期是否出现了氏族社会瓦解的问题、秦国的奴隶主是否真的对奴隶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问题等等，逐一与出土文字资料对照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依据睡虎地秦简，以及今后发现的其他出土文物进行对照研究，一定会一步一步地接近历史真相的。”像古贺这样老一代史学家，就是如此带着使命感看待新出土文字资料的。所以，他们是从文献与出土资料结合入手，解决重大历史课题的先驱。
　　从历史分期问题出发，老一辈学者还利用最新出土资料，进行了一系列诸如土地、家族、村落、城市问题的考证研究。就古贺氏而言，其《阡陌考》、《战国秦汉时代土地、家族、村落都市制度所见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注7）。
　　 

三、崛毅氏的秦汉法制史研究特色

　　崛毅氏是当年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的少壮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很能代表当时日本学界对睡虎地秦简研究的倾向，即侧重利用简中所包含之大量法律内容，进行秦汉法制史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
　　①《云梦出土秦简的基础研究》，《史观》第97册，1977年。
　　②《秦汉刑名考——从云梦出土秦简出发》，《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４，1978年。
　　③《关于秦汉时代的啬夫——出自《汉书·百官表》与云梦秦简的考察》，《史滴》第2号，1981年。
　　④《秦汉刑政考》，《法制史研究》第33号，1983年。
　　⑤《秦汉贼律考》，《庆应义塾创立125年纪念论文集》(庆应法学会,政治学关系) 1983年。
　　⑥《东亚的法与习俗》，《中央学院大学总合科学研究所纪要》3-1，1986年。
　　⑦《秦汉盗律考》，《东洋法史的探究——岛田正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7年。
　　⑧《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
　　 
　　崛毅氏的研究在日本是及早见成果的，早在1977年日本学界有关睡虎地秦简的第一批论文的作者中，就已经有了他的名字。他的法制史研究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对秦汉法律基本概念的严密考证。这一点，从他的论文题目多冠以“考”字即可略见一斑，如“刑名考”、“刑政考”、“贼律考”、“盗律考”皆属此。从内容上看，他对秦之“完”、“耐”（上列论文②）、秦律的各种“贼”（上列论文⑤）、“盗”（上列论文⑦）都有着详尽的考证。
　　关于崛毅氏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收集进了在中国出版的《秦汉法制史论考》一书，其内容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故而本文不再赘述。下面想重点探讨的是与崛毅氏师出同门的另一位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的成员——工藤元男。工藤氏有关睡虎地秦简的论文，后来虽然集结为专著，惜至今尚无中文版问世，所以希望借此机会予以介绍、分析，以便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其出色的研究成果。
　　 

四、工藤氏的古代社会史研究特色

　　1、强调睡虎地秦简社会史的研究
　　工藤氏在专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注8）的序章《睡虎地秦简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指出：“在秦简出土的当时，研究者把兴趣多集中于秦律等法制史料方面，这也许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用简体字以空前的速度迅速发表的释文，引起了人们对秦简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日书》的发表则非常迟缓。致使在中、日、欧美各国，对于秦简的研究都是从法制史研究出发的。然而，这却造成了秦简研究方向上的一种偏差，因为为了将秦简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来使用，首先必须对其史料的性质进行综合地检验。然而，由于最初发表的释文没有包括《日书》，导致研究者把注意偏向于法制史史料的方面。虽然后来《日书》也得以发表，但是几乎仍未能引起关注。”
　　正如工藤氏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最开始时《睡虎地秦简》内容没能完整地发表，而造成了最初研究方向上的一些偏差。好在由于有工藤氏这样学者的及时呼吁，后来在中日两国学术界，情况都有所好转。至少在日本，工藤本人的研究成果，正体现了他利用《睡虎地秦简》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独创性，因而在日本学界他享有“睡虎地秦简研究胜利者”的美誉（注9）。
　　2、官制史方面研究的成果
　　对于官制史的研究，工藤氏继承了早大中国史先驱学者栗原朋信氏早年提出的“秦汉帝国”说，并给以了出土资料的实证研究和新领域的开拓。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先将工藤氏利用睡虎地秦简所做官制史研究的论文列出：
　　①《秦内史——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发》，《史学杂志》第90编，第３号，1981年3月。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大内与少内——围绕秦少府的成立》，《史观》第105册，1981年9月。
　　③《战国秦的都官——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发》，《东方学》第63辑，1982年1月。
　　④《有关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属邦律》，《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1号，1984年6月。
　　⑤《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县、道啬夫与大啬夫》，池田温编《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所收，东方书店，1992年3月。
　　关于“内史”、“外史”职官制度，栗原朋信氏曾根据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指出其在秦汉帝国形成史上的重要历史作用。工藤氏则根据睡虎地秦简的有关内容，针对以往文献中“内史”仅仅执掌京师的记载提出质疑，指出其本来是周代的策命之职，秦国时掌县仓，秦朝才演变为专掌京师之职（上列论文①②。详细内容可参见李守爱的中文翻译《秦内史》，载于《简牍学报——秦简研究专号》第10期，简牍学会，台北，1981年）。
　　至于先秦文献中不存之“都官”，工藤氏指出此乃秦国在统一全国的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置之职掌宗室贵戚“旧邑”和商鞅所创设之军功“封邑”的管制机构。并认为其对汉代的地方诸侯国管理制度亦有重要影响（上列论文③）。
　　如何解释睡虎地秦简出现的“啬夫”，至今仍是个棘手的课题，工藤氏亦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见解。他不同意将《语书》中的“县啬夫”解释为县令的观点，认为秦啬夫当从春秋以来的县大夫分解而来，在秦变法之后曾与中央所派遣的令、丞共同执掌县政，最后仅仅成为残留于乡一级的行政机构。详细论证可参见刘晓路中文翻译《云梦睡虎地秦简所见县、道啬夫和大啬夫》（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所收，湖南出版社，1996年6月）。
　　关于秦简的“属邦”问题，在上列论文④的基础上，工藤氏从睡虎地秦简的复原入手，指出“属邦”乃秦用来统治所占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认为秦在占领巴蜀等少数民族地域后，将当地统治者降格为王留用，并设属邦进行统治：将当地住民纳入秦的爵制秩序，施行律令制管理之后，不久置郡。这一见解不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见解，还为后来该氏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整个长江流域文化研究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3、精神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工藤氏对于精神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此乃该氏研究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著作主要有：
　　①《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平成3、4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1993年3月。
　　②《关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史滴》第7号，1986年1月。
　　③《二十八宿占(1)——秦简〈日书〉札记》，《史滴》第8号，1987年1月。
　　④《被埋没的行神——从秦简〈日书〉出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6册，1988年3月。
　　⑤《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所见法与习俗》，《木简研究》第10号，1988年11月。（参见莫枯《云梦秦简〈日书〉所见法与习俗》，载于『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⑥《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之作为史料的可能性》，昭和61、6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总合研究（Ａ）研究成果报告书《东亚史上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研究代表：福井重雅〉所收，1988年3月。
　　⑦《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所见秦楚二十八宿占——先秦社会文化的地域性与普遍性》，《古代》第88号，1989年9月。
　　⑧《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与道教的习俗》，《东方宗教》第76号，1990年11月。
　　⑨《日书的风景——数据化的先秦社会诸相》，《古代文化》第43巻，第8号，1991年8月。
　　⑩《云梦秦简与〈日书〉》，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
　　⑪《睡虎地秦简〈日书〉之病因论与鬼神的关系》，《东方学》第88辑，1994年7月。
　　 
　　工藤氏关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可谓成果丰厚，概括不易。要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第一，通过对《日书》用字倾向的分析，揭示了墓主喜所接触之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对《日书》中所见先秦社会民间信仰之“行神”进行详细考察之后，复原了当时旅行者之择日、仪礼、归宅全过程之行神信仰的结构。第三，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反映之禁忌、禁咒形式和禹步等行神信仰的要素，与天水放马滩《日书》以及后代道教进行比较，揭示了道教曾吸收《日书》要素的性质。第四，从秦、楚占法原理之异同的考察，揭示了当时秦人占领者与当地楚人如何在对立中融合的历史。
　　用日本另一位简牍学骁将富谷至的评价来说，工藤氏“具有独创性的《日书》研究，实际上奠定了日本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注10），这是一个极为高度而又极为公允的赞誉。
　　 

五、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与现状

　　 
　　1、长江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宗旨
　　关于这个研究所的成立经纬和研究方向，所长工藤氏在该所期刊《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的《创刊辞》中写道：
　　“本研究所，是一所成立于2000年4月，旨在推动尖端研究的为期五年之‘重点课题研究所’的崭新组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长江上流流域巴蜀文化、中流流域楚文化的研究，以长江流域反照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构筑新的中国古代文明论。”
　　“本研究所的研究分野包括：①有关古代西南夷、楚史的文献学研究，②巴蜀史、楚史的考古学研究，③关于四川、湖北少数民族的调查，④楚简、秦简、汉简的研究。”
　　2、该所的研究现状与成果
　　该研究所以早稻田大学为主干，以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为协作单位，网罗了日本各地大学的简牍学专家，形成为一个多层次的研究共同体。在组织上：以工藤元男教授为核心，水间大辅、本间宽之、森和等助手为辅佐。在学术上：时代上溯至楚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下延至秦汉时期；地域上从秦扩大至秦、楚、巴蜀等整个长江流域。研究领域上包括了楚简、秦简、汉简等诸多分野。而最能体现其研究成果的标志，则莫过于迄今已出版刊行的第1、2、3期《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对其内容予以详细介绍，姑且将此三期的目录翻译如下，以便读者对该所的研究成果、动态、甚至学术风貌有一个较为具体直观的了解。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一号（2002年7月）目录：
　　创刊辞（工藤元男）
　　特集：围绕邛、邛都的诸问题
　　“邛”与“邛竹杖”（李绍明著、本间宽之译）
　　蜀布与“邛竹杖”（工藤元男）
　　陷河张亚子说话的历史展开——从邛都夷蛇神至道教文昌帝君（水间大辅）
　　译注：
　　《〈张家山第247号汉墓竹简〉译注》（1）—— 《二年律令·贼律》译注1（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译注》（1）（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调查记：
　　2000年度秋大渡河流域Bon教经典调查日志（工藤元男）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二号（2003年10月）目录：
　　卷头语：
　　入门、预流——楚史、楚简研究经验谈（陈伟，本间宽之翻译）
　　特集：“出土文字资料所见巴蜀、楚地域文化”21世纪CEO规划学术讨论会
　　祝辞（工藤元男）
　　中国古代史之秦、巴蜀、楚——长江流域出土资料与地域文化（藤田胜久）
　　对藤田胜久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战国、秦之简牍文字的变迁及其特色——以楚简、秦简之字形与字体为中心（横田恭三）
　　对横田恭三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古代汉语之地域差异与相互交流——以秦楚出土资料为中心（大西克也）
　　对大西克也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巴蜀符号所见巴蜀文化诸相（小泽正人）
　　对小泽正人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公开讨论会
　　（附论）再论“秦的领土扩张与国际秩序的形成”——围绕所谓“秦化” （工藤元男）
　　论说：
　　关于龙岗秦简第一简的解释及其性质（马彪）
　　关于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汉简所见汉律之贼律、盗律（水间大辅）
　　译注：
　　《〈张家山第247号汉墓竹简〉译注》（2）—— 《二年律令·贼律》译注2《史律》译注1
　（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译注》（2）（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调查记：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2001年度夏期调查报告（森和）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三号（2005年1月）目录：
　　卷头语：
　　“国家”与“地方、边境”——从楚国的中心到秦汉的郡县（李成珪，柳美那翻译）
　　特集：“当前的楚文化研究”21世纪CEO规划学术讨论会
　　祝辞（工藤元男）
　　平夜君成楚简「卜筮祭祷簡」初探——战国楚的祭祀仪礼（工藤元男）
　　对工藤元男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关于子弹库楚帛书资料的性质——占书与历（森和）
　　对森和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早期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王然，本间宽之翻译）
　　对王然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战国楚文化的渊源——楚文化、巴文化同源说?（谷口满）
　　对谷口满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战国时代天下之中的地域特征——从文字与书籍内容的视点出发（平势隆郎）
　　对平势隆郎氏报告的提问与回答
　　公开讨论会
　　论说：
　　上博楚简《恒先》的道家特色（浅野裕一）
　　长江三峡地区考古文化综述（三峡大学三峡文化研究中心杨华著、冈本真则译）
　　中国汉代的羌(一)——生态学的边境与民族的境界（王明珂著、本间宽之译）
　　译注：
　　《〈张家山第247号汉墓竹简〉译注》（3）—— 《二年律令》译注3《秩律》译注1
　　（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译注》（3）（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调查记：
　　司马迁祠墓访问记（小林岳）
　　访郭沫若旧宅（柿沼阳平）
　　3、简牍学新发展阶段的时代产物
　　秦简的出土和研究在学术界至少引发了两个大课题：第一，在秦对楚、巴蜀地区占领之后，本地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是如何发生变化、进而融合并形成统一之秦汉帝国的问题。而这一课题的研究又由于楚简的出土，具体发展成为秦简与楚简的对比研究。第二，在统一各个地域文化基础之上形成之秦帝国文明，后来又是如何递变为汉文化的课题也相应产生了。随着长江流域大量汉简的出土，这一课题又自然地形成为秦简与汉简的比较研究。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的变迁中诞生的。当年“秦简研究会”的少壮学者工藤元男氏也自然地成为了“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
　　从当年的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发展为今天的“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不但在组织上而且在学术领域上都有了可观的扩展。
　　 

六、早大“秦简研究会”与“长江文化所”的典型性

　　日本学界对中国简牍十分重视，研究也相当活跃。从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到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的发展，只不过其中一个典型实例而已。然而，通过这一具体事例的剖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学界在简牍研究方面的现状。此将这早大简牍学研究的特点试归纳如下：
　　1、有领头人，也有梯队。首先，学术研究需要有权威、有组织意识的学术带头人。早稻田大学“秦简研究会”正是在老一辈学者加贺登那样大家的主持之下得以诞生、发展的。其次，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团体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必须有梯队力量。像早大的研究会那样，注意发挥年轻学者崛毅、工藤这样后生的活力，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老一辈学者的心胸和眼力。第三，合理的组织结构，这显然也是他们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学术带头人有学术上之全般驾驭的能力，年轻学者有合理的分工：崛毅氏侧重法制史，工藤氏侧重社会史，这无疑提高了整体的研究实力。
　　2、从注释做起，扎扎实实。靠团体的智慧力量，历时八载逐字研读《睡虎地秦简》，结合其它研究团体的成果，亲自动手考证得出翔实可信的史料依据。这虽说是极其朴实的一步，却又是难能可贵的，没有扎实的耐久力和团结精神是做不到的。不仅是睡虎地秦简，如以上所介绍的那样，同样的方法他们也应用于《张家山汉简》、《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译注等。这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
　　3、有学术传统，也有新分野。早稻田大学中国史研究先驱者栗原朋信先生，乃秦汉史研究大家。其学问传统对今天早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栗原氏关于“古代地域性文化并非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观点（注11），后来成为了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展开”之基本方针。又如栗原氏关于内臣、外臣乃秦汉帝国统治之核心的研究，后来成为该所利用楚简、秦简等分析秦统一帝国形成过程的出发点。换言之，早大“秦简研究会”、“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虽然是以研究最新出土资料为己任的，但他们始终没有丢弃本学派的传统，并竭力使其在自己一代学者手中不断获得研究领域的创新。
　　4、重视国际交流与协作。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增进自身学术能量的重要一环。早大长江研究所的前身本是“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那时他们已经与四川大学哲学艺术学院联合创办了“中日合作研究中心”。随后，他们又以此为基地瞄准我国有特色的文科尖端研究机构，开展了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武汉大学陈伟氏主持的国家重大文科攻关项目的“楚文字与简牍研究中心”等单位，进行合作研究。除此之外，他们还定期要请国外学者来访，召开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既可及时准确地获得学术信息，又可将相互交流长期化、制度化。虽然是做中国史研究，却绝不仅限于对中国学界的交流，还重视其他亚洲及欧美国家学者的往来。
　　5、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综合上述诸项特征，我们不难悟出所谓早大简牍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即他们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他们每周聚在一起，扎扎实实地认真读解简牍文字；一到假期就去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或考古遗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重视与各国学者的具体学术往来，坦诚交流等等，体现的都是一种可贵的实学精神。史学应该就是实学，这是笔者在接触早稻田大学简牍研究者时所获最大之切身实感。
　　总之，日本的中国简牍学研究是广泛而且深入的，本文只是对早稻田大学从“秦简研究会”到“长江文化所”发展的历程，提出一种个案的分析，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管窥的凭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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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谷光瑞（1876-1948），日本京都人。大谷光尊的庶子。曾率探险队赴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西本愿寺门主，法号镜如。
　　2、《中央大学大学院论究》(文学研究科篇)10-1、11-1、12-1、13-1、14-1、15-1。
　　3、古贺登《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1980年，雄山阁，ｐ531。
　　4、早稻田大学《史滴》，第9、10、11、12、13、14、15、16、17号。
　　5、同注3。
　　6、收入《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1980年，雄山阁。
　　7、同上。
　　8、《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东洋学丛书，创文社，1998年2月。
　　9、富谷至《书评：<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东方》，212号，1998年。
　　10、同上。
　　11、栗原朋信《秦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