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中国讲座和早期中国研究（2002-2005）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and Early China Studies, 2002-2005

李　峰

　　緣起
　　早期中國（Early China）是西方漢學（Sinology）中長期形成的一個學術範疇，主要指漢代滅亡（公元220年）以前中國的研究，或者説是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研究。由於這一時期的資料（特別是地下出土資料）和其研究方法有其特殊性和延續性，故在西方漢學中可以説是自成體系。這一概念的確立以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教授創辦Early China雜誌為標誌；這本雜誌從1975年到現在發表了數以百計的研究漢代暨以前的文章，為早期中國這一學術範疇的發展和定型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過去雖曾有像Burton Watson這樣西方翻譯中國古典的大家，也曾有過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的研究，對於先秦時期歷史和考古的研究是近年才開始。
　　2001年7月，專門研究西周時期歷史和考古的李峰（Li Feng）博士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助教授，開始在東亞語言和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教授先秦時期的歷史和考古課程。李峰深感校内乃至整個紐約地區早期中國研究活動的不足，也有感于哥大出於美國文化最發達的東岸中心並有紐約交通樞紐之便，隨即萌發了創辦一個早期中國論壇的念頭。出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紐約市内尚有幾位研究早期中國的學者，包括專門研究哲學思想史的馬絳（John Major），羅慕文（Moss Roberts）, 研究美術史的江伊莉（Elizabeth Childs-Johnson）和研究文學史的Gopal Sukhu等。2001年先後由江伊莉和李峰組織開過兩次非正式的小組討論會。但是，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已有一個傳統中國講座（Traditional China Seminar），主要側重宋代以後的研究但在邏輯上也包括漢代以前，屬學校資助的七十多個講座之一，因此要另起爐竈，再辦一個早期中國文化方面的專門講座並非易事。
　　2002年2月，李峰以中國考古發現的實例及其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迫切性成功地説服了學校主管講座事務的Robert Belknap教授。於是早期中國講座正式列入哥倫比亞大學講座辦公室的資助名單，編號為 # 691。同時，李峰也得到當時任東亞語言和文化系系主任並兼位于東亞系的蔣經國基金中國文化和制度史研究中心（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主任的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教授）的大力支持。於是，在兩方面的共同資助之下，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講座（Early China Seminar）正式成立。
　　 
　　活動形式
　　經過2002年夏天的運籌，早期中國講座第一次大會（成立大會）于9月21日在哥倫比亞大學肯特大樓（Kent Hall）正式舉行。會議由李峰主持，王德威教授致開幕辭，並由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普明（Michael Puett）教授和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Queens College）的Gopal Sukhu教授發表首場專題講演。在此后的三年中，講座一直採用了每場兩個講演者的組織方式，並且會議全部安排在星期六，主要是考慮到很多參加者來自市外，需要節省交通時間，這樣便於大家參加，也來有所值。在可能的範圍内，我們盡量安排兩篇内容相關的文章，一片由本講座成員提供，另一篇則一般由特邀自地區外的客座講演者提供。另外，早期中國講座還積極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學者，特別是來訪美國的考古學者與會並發表講演。所有文章都事先在成員中傳看，在講演以後進行認真和有準備的討論。
　　參加講座的學者來自哥倫比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美國東岸十餘所學校，包括近二十名正式註冊的成員，並常有非正式成員和各校的研究生參加。這一點也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其他講座很不相同。講座基本上囊括了美國東岸地區研究早期中國的所有學者，可以說反映了美國漢學界的基本學術生態。這其中包括了很多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是或者哲學史，特別是新出土的簡牘文獻的學者。其他學者則分屬歷史、考古、美術史、文學和語言諸學科，並有個別研究天文史或音樂史的專家。講座的内容可以説是多學科的，這當然也反映了早期中國研究多學科的性質。
　　三年以來，早期中國講座也成爲美國漢學界最爲常規性的一項學術活動，當然也成爲東岸地區最爲重要的一個早期中國論壇。早期中國講座的一大特點即是給與講演者以充足的時間（約一小時）來系統地講述自己的觀點，這一點與一般的學術年會，譬如說每年一次的全美亞洲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有很大不同。講演之後，則有幾乎同樣長的時間供與會者充分討論和與講演者交換意見。因此，對與會者和講演者來説這都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和學習機會。除了兩月一次的學術講演外，早期中國講座也為本地區内外學者提供了一個定期聚會和交流的場所，在促進了學術發展的同時也增進了學者閒的友誼，因此它廣受大家的歡迎和支持。講座的第一年由李峰擔任主席，第二年由紐約華美協進社（The China Institute, New York）的馬絳（John Major）博士擔任主席，第三年則由李峰和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林德威（David Branner）教授擔任共同主席至今。
　　 
　　主要成果
　　在過去的三年中，先後曾有三十三位學者受邀在早期中國講座發表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說早期中國講座是美國漢學的一個重要窗口，從中可以看到很多最新的研究動態。以下，我將分學科對三年來在早期中國講座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章作一選擇性地簡略介紹（對講演以後已經在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的文章，已下將註明出處）：
　　 
　　哲學思想史：中國哲學和思想史的研究歷來是西方漢學的強項。特別是隨著近幾十年來戰國時代哲學著作的不斷出土，研究者更是有增無減，人才輩出。首先，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2005年3月12日所發表的《上海博物館竹書周易初讀》（A First Reading of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Strip Manuscript of the Zhou Yi）一文充分表達了這種對新資料的關心。夏含夷此文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中新發表的《周易》文本的體例和内容進行了全面考察。與上海簡的原編輯者意見不同，夏文通過對相鄰簡的分析，認爲公元前四世紀所見的這本《周易》，其内容和組織已經與我們今天所見的傳世本非常接近。此文可説是西方漢學家對近出戰國本《周易》的第一篇研究（將刊于Early China 30）。在2002年9月21日早期中國講座的成立大會上由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普明（Michael Puett）發表的《破壞性的誤讀：詮釋淮南子的宇宙觀》（Violent Misreadings: The Hermeneutics of Cosmology in the Huainanzi）一文則是對《莊子》和《淮南子》哲學思想的聯繫進行了研究。普明認爲：《淮南子》一書往往引用《莊子》並對其進行有意識的和破壞性的誤讀。這種誤讀的目的在於證明宇宙中的萬物歸根結底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強加于它們人爲的區分。這一點《莊子》已經發現，但是因爲它沒有《淮南子》那種普遍聯繫的宇宙觀（Correlative Cosmology），從而不能證明它。《淮南子》的作者則是從宇宙起源論的角度對“始與未始”、“有與無”的關繫進行進一步論證，説明宇宙萬物從起源上來說本來就是聯繫在一起的（已刊于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72 (2000): 29-47）。對儒家哲學進行研究的有維薩學院（Vassal College）的Bryan Van Norden。他的《道德倫理和儒家》（Virtue Ethics and Confucianism）一文中（2003年5月10日）對儒家的倫理學進行了系統探討。他將倫理學分爲四個方面：1）對理想人生的描述；2）達到理想人生所需道德的描述；3）為取得這些道德所進行的倫理培養的描述；4）一個解釋人性的哲學人類學來説明人可以達到理想人生。從這四個方面，Van Norden對儒家的倫理學和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傳統西方倫理學進行了系統的比較研究，認爲在很多方面儒家的倫理學對西方傳統倫理學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和有挑戰性的另類選擇（已刊于Bo Mou,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shgate, 2003], 99-121）。
　　 
　　歷史：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劉雨（理海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訪問教授）于2003年1月18日于本講座發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射禮》（The Archery Ritual in the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對靜簋和鄂侯馭方鼎等器中所記載的鄉射之禮及其政治意義進行了系統探討。此文在摒棄《周禮》的傳統記載，從西周金文中恢復真正的西周禮制的探索上頗有示範之意。在同一次會議上，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前系主任，韓國史專家Gari Ledyard 發表了《東方之Dirrs：漢代以前的東夷》（The Dirrs of the East: The Dongyi before Han Times） 的長文，對東夷一詞的形成和變遷作了全面地探討。他認爲所謂東夷的祖先很可能是龍山文化先民的一部分，並可能與商人同源。在商周時期東夷部族一直活動在山東一帶，並在東周時期建立起很多小國。對於東夷与韓國史的聯繫，一方面他認爲韓國古代的很多生活和宗教習慣確實与中國文獻中有關東夷的記述相像；另一方面，任何聯繫至少必須建立在對“東夷”一詞在中國史中的形成變遷過程的正確認識之上，因爲在韓國的歷史傳統形成之前東夷不管是作爲一個歷史範疇還是實際部族在中國史上早就存在並發揮了很大作用。因此，我們不應該像很多韓國學者那樣把東夷和韓國史簡單聯繫起來，認爲東夷即是檀君的臣民。在本講座發表的研究漢代歷史的主要有兩篇文章。密執安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董慕達 (Miranda Brown) 的《朋友還是下屬？東漢時期的政治關繫和喪葬》（Friends or Subordinates? Political Association and Mourning in the Eastern Han）（2004年1月24日）一文以對東漢墓碑和墓誌的匯集和分析為基礎，探討了東漢時期環繞喪葬禮儀活動所形成的社會關繫網絡。通過對42塊有捐贈者名錄的墓碑的綜合分析，她認爲漢代人不僅以下屬的身份對死者進行哀悼，在更多情況下他們其實是以同僚或朋友的關繫對死者進行哀悼。這説明在漢代除了以國家權力為框架的政治關繫之外，一種新的社會關繫已經形成並起著重要作用(將刊于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Mark Byington 在其《漢玄莵郡及其与夫余和高句麗的關繫》（Han’s Xuantu Commandery and Its Relations to Puyo and Koguryo）（2004年11月13日）一文中則是從歷史地理角度對漢玄郡的歷史,組織結構和地緣政治進行了系統的探討。首先，他認爲《漢書》中記載的玄菟郡的人口比漢代任何邊郡都大，這主要是當時高句麗首領以其所轄高句麗村落人口註冊于玄菟郡所致，這反映了玄菟郡的特殊管理方式。進而，文章介紹了作者對玄菟郡三個主要縣址—高句麗、上殷台和西蓋馬—的實際考古調查，認爲這三個縣址可分別被定在永陵、新賓和赤柏松三処遺址。這樣，所謂的玄菟郡實際上是延蘇子河河谷由遼東郡向東一線延伸， 並進入蓋馬國範圍的渾江流域。玄菟郡的建立實際上是將北方的夫餘和南面的高句麗從中分開，從而漢可以有效的控制兩者，並以此來確保遼東郡的安全及其梁貉部族對漢的忠誠。
　　 
　　考古：2003年3月15日，來自哈佛大學的李潤權（Yun-Kuen Lee）在本講座發表《建構空間：仰韶社會中的結構和主軆》（Configuring Space: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Yangshao Society），以姜寨遺址為例，用人類學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中的“結構--主體”概念對仰韶文化的居住空間進行研究。從這點來看最有趣的現象是姜寨的聚落結構在三個不同的時期保持不變，均為成自然組的房址圍繞中心廣場環形展開，説明這是一個人爲有意識建造的整體空間。聚落中參加建築的每一個人都通過自己的行爲實踐了一種社會意義，而生活在這個環境中的人們則是通過他們每天的交流重建了一種社會結構和社會分支原則。芝加哥費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的文德安（Anne Underhill）在其《探索中國北方龍山時期居址和經濟組織中的變化：山東大學和費爾德博物館魯東南項目》（Investigating Change i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China: The Shandong University-Field Museum Project in Southeastern Shandong）一文中（2003年5月10日），對她與山東大學歷史系于山東日照地區展開得的爲期五年的聯合調查進行了總結。經過五個季度的工作，聯合調查隊全面調查了日照地區700平方公里的面積，並揭示了龍山時期的四層聚落結構，其中心遺址兩城鎮的面積達2400,000平方米。文德安認爲這樣複雜的聚落形態過去在龍山時期是不見的，因此兩城鎮社會究竟是一個酋邦還是國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2004年9月25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鄭若葵作了題爲《三峽考古：巴文化的新發現》（The Three Gorges Archaeology: The New Discovery of the Ba Culture）的講演。鄭若葵講述了三峽考古工作的背景和現狀，系統介紹了三峽地區年代相當於中原商周時期的考古遺存的面貌和性質。通過對有關早期巴人的文獻記錄的整理，鄭對這些文化遺存和巴人之間的可能聯繫作了探討。關於商周時期邊遠地區文化的研究還有蓋底兹堡學院（Gettysburg College）的孫岩（Sun Yan）發表的《西周早期燕囯的文化和政治控制》（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一文（2005年1月22日）。此文對燕國的物質文化進行分析，以圖了解燕國在北方邊遠地區所建立的政治統治的結構和與西周王室的關繫。通過對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青銅器和喪葬習俗的分析，孫岩認爲與西周中心地區的緊密文化政治聯繫是燕國在北方維繫其統治的基礎。同時，琉璃河燕國墓地中有很多商文化因素，從銘文和葬儀也可知當時有大量的商人人口。而周人與商人的政治聯合是燕國維持其對當地人口進行統治的主要策略（此文另名發表："Bronzes, Mortuary Practice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the Yan in North China", Antiquity 12, 2003: 761-770）。漢代考古學方面，有來自日本東亞大學的黃曉芬于2004年3月27日發表的《西漢都城和帝陵的南北中軸綫》（The North-South Axis of the Western Han Capital and the Imperial Tombs）。在這篇文章中，黃曉芬結合以前陝西考古學者的研究，揭示西漢長安城的主要建築採用了準確的天文學軸綫。這條天文軸綫延伸74.6公里之長，從渭北的三原縣一直延伸至長安城南中南山的子午谷口。在這條軸綫的北段則有所謂的“五星”和“中井”，由現位于三原縣城北黃土臺地上的五個夯土台基和一個巨型圓坑構成。這説明漢代長安城的設計充分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美術史：在2004年9月25日發表的《商王方鼎和王室鼎祀》（The Royal Tetrapod Ding and the Royal Ding Sacrifice）一文中，紐約的江伊莉（Elizabeth Childs-Johnson）通過對甲骨文中“鼎”字的分析，認爲在商代圍繞青銅鼎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祭祀，可稱“鼎祀”。江伊莉進一步按照鼎的級別，認爲方鼎在商代一般多屬於王室所有，是商代王權的一種象徵。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的孫志新（Jason Zhixin Sun）在其《中國早期文化中的玉器璋》（The Jade ‘Zhang’ Blad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s）一文中（2004年1月22日），則是對多有爭論的玉璋的起源和流傳進行了系統探討。孫志新首先認爲過去定爲最早的所謂山東龍山文化的玉璋其年代可能並不早，且其來源很可能與陝西神木一帶出土的玉璋有關。根據其表面的刻槽的形態，這些玉璋應該都是青銅時代早期的產物。四川三星堆發現的大量玉璋與神木的玉璋應該大致同時或更早，並且明顯有聯繫。由於三星堆的玉璋極可能為當地生産，在同遺址中又出土手持玉璋的青銅人像，三星堆遺址在青銅時代早期的玉器製造和傳播網中應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文學：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柯馬丁（Martin Kern）于2002年11月16日作了題爲《有關文本差異分析的方法論回顧和早期中國文稿的生産方式》（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的講演。這篇文章所作的是對分析文獻特別是出土文獻之文本用字差異的方法進行標準化界定工作。根據柯馬丁的意見，文本差異可以分爲九种情形：同字異體、形聲變化、同義同聲或近聲假借、異義同聲或近聲假借、異字語法代用、近體假借、同義假借、異體異聲異義無由代用、缺字衍字和錯位。根據對雙古堆、馬王堆、郭店和上博《詩經》文本的統計，其用字差異的比率高達三分之一，並且在大多情況下這種差異只能從語音學的角度來解釋。柯馬丁認爲：當我們看到不同類型的用字差異時，我們必須考慮其所反映的文本傳承形式。如果大多數的差異是形體上的，而在發音方面則是相同或近乎相同，那麽其傳承則很可能受到口頭的影響，而不是從現有的文本上拷貝出另一個文本（已刊于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4 (2002): 143-81）。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Queens College）的Gopal Sukhu以研究《楚辭》為專長。他在于2002年9月21日早期中國講座成立大會上發表的《古文學派，王逸和離騷的變遷》（The Old Script School, Wang Y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 Sao）一文中批判了《離騷》是屈原生活的自傳性寫照的傳統説法。與此相反，他認爲《離騷》描述的是靈君從天上的薩滿教式的一種降臨。但是在漢代古文學家建立了只有劉氏家族獨佔從天而降的正當權利之后，這首詩原有的薩滿教傳統與主流思想明顯出現了矛盾。因此，這首詩就被王逸世俗化爲屈原的自傳了。
　　 
　　語言和音韻：2003年11月22日，早期中國講座迎來了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的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在他的《日本·高句麗語系的民族和早期中國》（The Japanese-Koguryoic Peoples and Early China）一文中，白桂思回顧了有關高句麗人和日本人之關繫的語言學證據。根據這些證據，他提出古代日本人（倭）和高句麗人的共同源地可能是在面向渤海的中國遼西地區；之後這個人群的一支向東越海到達日本，而過了幾百年後另一支則向東北遷徙，形成了高句麗人。只有這樣才可能解釋高句麗語和古代日本語的聯繫（本文内容發表于白氏新著：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Koguryoic Languages, 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rchaic Northeastern Middle Chinese. Leiden: Brill, 2004）。2004年11月13日，我們迎來了另一位語言學家，密執安（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學的白一平（William Baxter）。他的《出土文献和上古汉语的构拟》（Excavated Text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一文以簡要易懂的方式解釋了語言學中先秦漢語的復原研究這一難題，並通過若干實例具體講述了近年來考古發現的竹簡文書對先秦漢語復原的啓示和意義。他建議，先秦漢語的重建工作最好是被看作一些假説的構造，而非是一個整體的系統重建。比如説他本人所主張的“六元音假设”即可以這樣看。舉例來講，傳統的“文部”在“六元音假设”中可被分爲“文1”（*-ən；如門）和“文2”（*-un；如聞、問）二組，其在《詩經》中本不相混。聞、問兩字從“門”似乎与此區別不符，但是《說文》和郭店竹簡證明兩字的古體正是從“昏”（*-un），屬於“文2”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