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學概論——饒宗頤學術思想研究》出版
作者:與聞  發布時間:2023-02-06 10:46:31

  陳民鎮先生著《饒學概論——饒宗頤學術思想研究》,2022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承作者慨允,茲將該書書影、内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録、序和後記等信息介紹如下。

書影

  

饶学概论封面


內容簡介
  本書對饒宗頤先生(1917—2018)在史前文字學、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經學、上古史、地域文化、中外交流史、古典文學、楚辭學、宗教史、藝術史十二個領域的成就與學術思想作相對綜合的介紹,以期勾勒出“饒學”的概貌。本書力圖將“饒學”納入20世紀以來的學術史之中,一方面藉此窺及學術史的源流與嬗變軌迹,另一方面亦藉此凸顯“饒學”的特殊意義。  
作者簡介
  陳民鎮,男,1988年生,浙江蒼南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訪問學者。現爲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出土文獻、先秦史、中國古代文體學等領域的研究。著有《有“文體”之前:中國文體的生成與早期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等書,論文見於《文學評論》《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哲學史》《泰東(Asia Major)》《新華文摘》等處。獲北京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入選國家級青年人才計劃、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  
目録
  緒論
    一、饒氏的治學內容與“華學”主張
    二、饒氏治學歷程簡述
    三、饒氏治學取徑管窺
    四、饒學研究的現狀與本書的設想
   
  第一章 “史前文字學”的設想及實踐
    一、“史前文字學”的設想
    二、破譯半坡系刻符的新途徑
    三、“從世界觀點出發”
    四、漢字的始源問題
    五、東南地區史前刻符的探索
   
  第二章 甲骨之選堂:饒宗頤與甲骨學研究
    一、“甲骨第五堂”
    二、甲骨學基礎材料的整理與匯集
    三、《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的意義
   
  第三章 簡帛重光:饒宗頤與簡帛學研究
    一、楚帛書研究
    二、楚簡研究
    三、秦漢簡帛研究
   
  第四章 饒宗頤的敦煌學研究與敦煌書畫
    一、研究歷程
    二、研究內容
    三、從學術到藝術
   
  第五章 構建“新經學”:饒宗頤與經學研究
    一、“新經學”的構想
    二、出土文獻與經典異文
    三、“禮”本位與殷禮鈎沉
    四、考古發現與易學的突破
   
  第六章 走出“古史辨”:古史觀念的轉向
    一、從《古史辨》第八冊說起
    二、從“三重證據法”到“五重證據法”
    三、古史重建:反思“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四、新“古地辨”:反思“古史中地域的擴張”
    五、結語
   
  第七章 從鄉邦文獻、地方史地到地域文化
    一、《潮州藝文志》:鄉邦文獻與饒氏學問的起點
    二、從潮汕史地研究到“潮學”
    三、地域文化研究的開拓
   
  第八章 異域之眼:饒宗頤與中外交流史研究
    一、傳播還是比較——“第五重證據”的迷思
    二、“絲綢之路”研究
    三、中國與周鄰的關係研究
   
  第九章 文轍心路:饒宗頤的古典文學研究及創作
    一、古代文論研究
    二、詩學研究
    三、詞學研究
    四、選學與賦學
    五、小說、戲曲及其他
    六、詩文創作
   
  第十章 饒宗頤與二十世紀楚辭學
    一、新觀念與新材料:“楚辭學”的提出
    二、楚辭學的構成
    三、《楚辭書録》:楚辭目録學的奠基之作
    四、《楚辭地理考》與《楚辭》歷史地理研究
   
  第十一章 文化史視野中的宗教史研究
    一、中國早期宗教研究
    二、道教史研究
    三、佛教史研究
    四、宗教與文學史、藝術史、語言學史研究
   
  第十二章 學藝相須:饒宗頤的藝術史研究與藝術創作
    一、國畫史研究
    二、書法史研究
    三、音樂史研究
    四、學藝會通  
  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陳民鎮博士的《饒學概論》付梓在卽,因爲這本書的主角是饒宗頤先生,而我作爲饒先生的學生兼長期的助手,加上這本書又是我組織出版的《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饒學研究叢書》裏的其中一種,所以他一定要我爲他這本著作寫篇小序,在這些情況底下,實在是不能推辭的。
  陳民鎮比我年輕三十歲。我與民鎮在2010年8月於敦煌結識,轉眼也已十二三年了。當時是中央文史研究館、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聯合主辦了一個慶祝饒先生九十五歲華誕的大型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百餘人,其他賓客六百餘人,堪稱一時盛會。饒先生親臨大會,與衆同樂;而民鎮乃當時參會學者中最年輕也是最特別的一個。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有幾點:一、他雖然很年輕,當時他剛大學本科畢業,但在學術上已表現出他的勇氣、理性和不卑不亢的態度;二、他求上進和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志向是非常清晰而堅定的;三、他是真的非常尊崇饒先生的學術(這一點與很多趨炎附勢的小人是不一樣的)。因此,我與民鎮成了朋友,此後一直保持了聯繫。他後來在煙臺大學追隨江林昌先生讀研,再後來又考進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讀博,再之後又到了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了饒先生的好友李學勤先生的最後一位博士後。看着他一步一腳印地茁壯成長,真的很高興。博士後出站後,他去了北京語言大學工作,我們也開始在饒學這個範疇有所合作。本來《饒學概論》是我計劃中想寫的一本書,但民鎮率先提出來了,基於我對他的學術能力的信心和肯定,我心想我就讓賢又何妨?那我今後就多寫一些研究饒先生方方面面的專題小論文好了。於是就有了現在擺在我面前民鎮的這本書稿。
  “饒學”,顧名思義是以研究饒先生的方方面面爲對象的一個專門之學。這其實是學人研究和學術發展史的範疇。之前也有以一位學人作專門之學的,如廈門大學鄭朝宗先生創立的專門研究錢鍾書先生的“錢學”。近數十年來也有很多學者研究王國維、陳寅恪等等大先生,出了不少相關的專著。從這些先例看來,饒先生不只應該研究,還更有條件成爲專門之學:饒先生在文學(舊體詩詞、駢散文諸體文學創作)、藝術(中國傳統書畫創作和古琴音樂等,曾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和學術研究(中華古典學術和古巴比倫學、古印度的梵學和吠陀學、古埃及等等古文明之學)這三大方面都有所建樹或涉獵,足以名家,堪稱一代“文藝學”大師,方面比較王、陳、錢等諸位前輩,只有更廣博,而成果豐碩,尤有過之。因此,饒學方興未艾,本來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在有些饒先生的晚輩學界名家(很多是我的同代人)中,他們一方面批評說這提倡饒學是在搞個人崇拜,很不以爲然,但另一方面又打着與饒先生各種或真或假的關係作爲名堂,不停地謀取學術文化小圈子內的各種利益,如此東食西宿的言行,我真感到十分莫名其妙,深爲不齒。民鎮的這本《饒學概論》,來得正是時候,或可使一些人從此正心誠意起來,亦未可知。
  饒先生生前唯一答應過並出任了黑龍江大學國學院的名譽院長,因此還曾命我要抽出時間協助該學院的學術發展。現在黑龍江大學國學院已率先在碩博士生的課程中開了饒學這門課,民鎮此書雖尚未面世,但我已向該院推薦它作爲這門課的教科書,試用之下反應很好,衆皆稱便。這本《饒學概論》最大的好處在於綱目清楚齊全,一卷在手,已如出入饒先生八十餘年經歷過的各個領域:史前古文字學、甲骨學與殷商史、簡帛學、敦煌學、新經學、古史觀及方法論、地方史與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學史、文選學、楚辭學、宗教史、語言學史、國畫史、書法史、音樂史、文學創作和書畫創作等等,可具見饒先生一輩子立足中華傳統文化本位,而以世界的觀點作爲高度的,文史哲藝不分家的學藝雙攜之路。大體上,讀民鎮這本書,應已可洞見饒學的綱要了。因此,我相信民鎮此書,作爲學術史上第一本《饒學概論》,是個饒學重要的綜合性成果,會是一本極好的饒學的案頭必備之書。

鄭煒明
  2022年4月23日下午,謹記於香港寓廬
後記

  2010年的夏天,我結束了本科階段的學習。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瞭解到“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卽將在敦煌舉行。我已經記不清自己是何時開始成爲饒公的“粉絲”的,只記得在當時,我大有追星族的狂熱。看到這則會議消息的感受,正如少男少女得知自己的偶像卽將舉辦演唱會時那般激動。
  我當時心想,如果能親眼見見自己的偶像,該有多好!於是我不知天高地厚,給主辦方寫了一封郵件,稱願意去會議做志願者云云。不曾想敦煌研究院的張先堂先生給我回信了,他說,會議不需要志願者,但我如果能提交會議論文並且通過審核,可以給我發會議邀請函。
  對於敦煌學,我素無研究,因此我最終提交了一篇討論饒公敦煌學貢獻的文章(此外還有一篇在饒公研究的基礎上討論“三危”的文章),這也是我第一篇研究饒公學術思想的論文。由於時間倉促,再加上手頭資料匱乏、對敦煌學一知半解,那篇小文自然極不成熟。不久,我收到了張先堂先生的答復,告知我的論文通過審核,我到時可以參會。我自然喜出望外。
  浙江與敦煌相隔數千里,但卻有着不解之緣。浙江走出了不少敦煌學家,至今仍是敦煌學研究的重鎮。跟前輩們一樣,我從浙江出發,一路向西,這也是我的“追星”之路。
  2010年8月8日,我22周歲生日這天,敦煌九層樓前舉行了慶賀饒公95歲華誕的晚宴。如此規格爲一位學者慶壽,世間罕有。
  在壽宴開始之前,有一個饒公敦煌書畫展的揭幕環節。在揭幕儀式上,許多人拉着輪椅上的饒公合影。饒公就在我面前,我離自己的偶像如此之近,但卻沒有合影的衝動,只是在心裏爲一位耄耋老人感到心疼。饒公雖然高壽,但由於曾因過度勞累而罹患中風,因此晚年的健康狀況並不十分理想。
  壽宴之後的第二天,學術會議正式開始。我有幸作爲最年輕的主題報告發表者,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這是敦煌學的一次盛會,群賢畢至。我清楚地記得,柴劍虹先生在會上對我說:“浙江的敦煌學後繼有人了!”慚愧的是,我至今也不曾真正與敦煌學打交道。此番經歷,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並非具體的知識,而是治學態度。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真正意識到學問之海的無涯與自身的淺薄。
  不久,我便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本科階段雖然我也寫了不少文字,但由於基本是自學的狀態,走了一些彎路。在碩導江林昌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訓練。當時我所在的煙臺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恰好有一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這是我之前所未能接觸到的。趁此機會,我將饒公文集通讀了一遍。饒公治學廣博,許多內容於我而言實在隔膜,因此,雖說是“讀”,但文集的許多內容,我不過是囫圇吞棗,並不能真正消化。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將饒公的論著一一作了歸類,並做了不少筆記。有感於饒公學問之博大,而當時學界又缺乏綜合討論饒公學問的著作,世人對饒公之學亦缺乏切實的理解,於是我萌生了系統研究饒公的想法。趁此機會,我將之前提交“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作了全面修訂,後來發表於韓山師範學院饒宗頤研究所主辦的《饒宗頤研究》第2輯。不久我又收到韓山師範學院的會議邀請,參加了2013年7月舉行的“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當時提交的論文是《饒宗頤先生與二十世紀楚辭學》。在此前後,我陸續寫出了多篇討論饒公學術研究的文章,本書的雛形在碩士期間已經基本形成了。
  2015年12月,“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大學隆重召開,當時還是博士研究生的我有幸參會,見證了饒公的百年華誕。在會議期間,我曾將本書的初稿面呈沈建華、鄭煒明、鄭會欣幾位老師。在此後的數年中,本書的一些章節陸續修訂、發表。2019年底,經鄭煒明老師推薦,本書被納入出版計劃,我也開始對本書進行全面的修訂。但修訂書稿的過程並不十分順利。不少人或許會有這樣的體會,那便是寫書或寫文章時充滿鬥志,不知疲倦,而改書、改文章時則不免束手束腳。書稿的不少文字寫作較早,時過境遷,事後看來頗不滿意,甚至面目可憎,但推倒重來,無疑工程浩大。此外,饒公的正統論研究等內容,也想撰成專章加入。但時間倉促,一些設想並未能實現,惟有對舊稿稍作粉飾,算是11年來的一份初步答卷。進一步的研究,只能俟之異日。
  饒公治學之廣博精深,我輩難以企及。現在想來,我當初欲對饒公的學術作綜合性的研究,顯然是自不量力。研究的過程不免留下遺憾,而通過這一課題的探索,我自己也獲益良多。2012年,李學勤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一次講演中曾提出這麼一個建議:
  我今天在這裏給大家大膽地提一個建議:將來能不能下一個決心,讀一個著名學者的全集……你真正能把這個全集仔細讀一遍的話,特別是你連書信啊、日記啊什麼的都讀了,你可以看清這一個人的一生,他的整個學術生命道路你都看見了,他的長短你都看見了,這樣對我們每一個做學術工作的人都特別有益。
  就個人體會而言,我在多次通讀饒公著作的過程中的確收穫頗豐。饒公討論的一些問題,我可能並不熟悉,爲此我需要查閱大量的文獻,從中可獲得不少新知。記得最難啃的骨頭,莫過於饒公的悉曇學研究了。饒公的論著是寶山,愈入其中,愈覺其雄峻巍峨。隨地拾掇的礦石,便可提煉出真金。我後來的不少文章,便是在饒公論著的啓發下寫成的。如順着饒公“發問文學”的思路去討論上博簡《凡物流形》(見拙作《楚辭還是黃老——略說上博簡〈凡物流形〉的性質》,《文史知識》2015年第12期),如受饒公啓發關注宇宙生成論(見拙作《上博簡〈恆先〉所見宇宙生成論重探》,《孔學堂》2021年第1期),如探討饒公所論述過的祝辭、小說、辭賦等文體以及秦世之文(見拙著《有“文體”之前:中國文體的生成與早期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再如在饒公研究的基礎上討論早期絲綢之路(見拙作“The Time before Silk Road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Iran,” in Seyyed Ali Mazinani et al. eds., Two Sides of the Horizon: An Investigation on 2100 Years of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China along Silk Road, Mashhad: Katibeh Publication, 2020, pp. 37-58.),這些都可以看出饒公論著所留下的烙印。
  本書的出版得到鄭煒明老師的大力推薦。在2010年的“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與鄭老師初步建立了聯繫,在書稿的修改過程中曾多次向他請益。沈建華老師一直關心拙著的寫作與修訂,並提供了無私的幫助。鄭老師和沈老師都是饒公生前的得力助手,通過他們,我也得以更多地感受到書本之外的饒公。此外,曹錦炎、陳偉武等先生,亦曾爲我提供過重要的資料。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韓山師範學院饒宗頤研究所等機構,爲本書的寫作和部分內容的發表提供了莫大的支持。在書稿的寫作和修改過程中,我還曾得到同窗康舒、師弟劉子珍、友生劉威、學友吳麗婉的幫助。宋燕鵬等先生爲本書的出版付出了極大心力。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2018年2月6日,我驚悉饒公仙逝的消息。我收到了鄭煒明老師的信息:“昨早上我還去探望,一切都似很好的樣子。”我不禁黯然。當天我寫了一篇文章(《最能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去了——悼念饒宗頤先生》,《中華讀書報》2018年2月14日,第7版),文中提到,“饒公所鑄就的豐碑,並不會因肉身的殞滅而崩塌”。在浩瀚的星空之上,有一顆小行星被命名爲“饒宗頤星”。我曾經所“追”的“星”,真正將名字鐫刻於星空。而在綿長的學術史上,饒公也是極耀眼的星辰。謹以此小書,獻給最敬愛的饒公。  

2021年8月21日初稿
  2021年8月30日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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