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簡儒籍考論》出版

　　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所梁靜副教授撰著的《上博楚簡儒籍考論》2022年12月由科學出版社。該書定價198元。承蒙作者慨允，茲將該書書影、內容簡介、目錄、自序、後記介紹如下。

書影

　　上博儒籍是上世紀末上海博物館入藏的一批戰國竹簡中與儒家學派有關的簡文，包含《孔子詩論》《性情論》等十九篇，除《緇衣》《民之父母》等少數幾篇以外，都屬於傳世文獻中未見的佚籍。本書是在傳世文獻相關記載的基礎上，對十九篇上博儒籍的系統研究，分上、下兩編進行。上編是對十九篇簡文的文本校讀，包括綜合前人意見確定竹簡編連，疏通簡文大意，參考竹簡形制和字跡特徵，恢復每篇簡文原始的篇卷狀態等。下編為綜合研究，結合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對簡文涉及的深層問題進行探討，分為“上博儒籍與孔子”“上博儒籍與七十子”和“上博儒籍與儒學文獻”三個主題，挖掘出土佚籍為早期儒學史研究帶來的新知，探討早期文獻流傳中的各種現象，反思對於出土文獻學派屬性判斷的標準等問題。

　　凡例    i
　　自序 出土文獻與早期儒學  iii
　　緒論 上博儒籍的研究  (1)
　　一 篇卷分合   (2)
　　二 內涵研究   (6)

　　卷一 《性情論》  (17)
　　　一 概況  (17) 
　　　二 校讀  (20)
　　卷二 《子羔》  (29)
　　　第一節 《子羔》  (29)
　　　　一 概況  (29)
　　　　二 校讀  (30)
　　附論 禪讓思潮與相關文獻  (34)
　　　第二節 《孔子詩論》  (38)
　　　　一 概況  (38)
　　　　二 校讀  (39)
　　　第三節 《魯邦大旱》  (50)
　　　　一 概況  (50)
　　　　二 校讀  (51)
　　卷三 《弟子問》  (54)
　　　一 概況  (54)
　　　二 校讀  (55)
　　卷四 《君子為禮》  (63)
　　　一 概況  (63)
　　　二 校讀  (64)
　　卷五 《孔子見季桓子》  (73)
　　　一 概況  (73)
　　　二 校讀  (74)
　　卷六 《史蒥問于夫子》  (81)
　　　一 概況  (81)
　　　二 校讀  (83)
　　卷七 《緇衣》  (88)
　　　一 概況  (88)
　　　二 校讀  (90)
　　卷八 《相邦之道》  (103)
　　　一 概況  (103)
　　　二 校讀  (103)
　　卷九 《仲弓》  (106)
　　　一 概況  (106)
　　　二 校讀  (107)
　　卷十 《顏淵問於孔子》  (114)
　　　第一節 《顏淵問於孔子》  (115)
　　　　一 概況  (115)
　　　　二 校讀  (116)
　　　第二節 《民之父母》  (119)
　　　　一 概況  (119)
　　　　二 校讀  (120)
　　　第三節 《武王踐阼》  (129)
　　　　一 概況  (129)
　　　　二 校讀  (130)
　　　第四節 《子路初見》  (135)
　　　　一 概況  (135)
　　　　二 校讀  (136)
　　卷十一、二 《天子建州》  (138)
　　　一 概況  (138)
　　　二 校讀  (139)
　　卷十三 《內禮》  (147)
　　　一 概況  (147)
　　　二 校讀  (149)
　　卷十四  《子道餓》  (157)
　　　一 概況  (157)
　　　二 校讀  157)
　　卷十五 《從政》  (160)
　　　一 概況  (160)
　　　二 校讀  (161)
　　卷十六 《季康子問於孔子》  (173)
　　　一 概況  (173)
　　　二 校讀  (174)

　　第一章 上博儒籍與孔子  (185)
　　　第一節 從政仕魯  (186)
　　　第二節 周遊列國  (191)
　　　第三節 晚年歸魯  (198)
　　第二章 上博儒籍與“七十子”  (204)
　　　第一節 德行——顏淵、仲弓  (207)
　　　第二節 言語——宰我、子貢  (217)
　　　第三節 政事——子路  (226)
　　　第四節 文學——子游、子夏  (231)
　　　第五節 其他——子張、曾子、子羔  (238)
　　第三章 上博儒籍與儒學文獻  (244)
　　　第一節 彙集與整合  (245)
　　　第二節 流動與凝固  (252)
　　　第三節 書寫與閱讀  (260)
　　　第四節 《論語》的成書  (273)
　　　第五節 對文獻學派歸屬的反思  (293)
　　結語 文獻流傳與文化記憶  (297)
　　參考書目  (300)
　　已發表的相關文章目錄  (320)
　　後記  (321)　　

　　先秦時期是子學時代。在先秦諸子的研究中，早期儒學——即以孔子和孔門弟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學派及其學說的研究，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不僅由於儒家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及其在後世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先秦諸子中，儒家保存了更多關於早期面貌的記錄。有關孔門師弟生平事蹟言行等記載，散見於春秋到秦漢的古籍之中，既包括“六藝”之書，又包括儒門傳記及儒門後學的著作（如《禮記》《孔子家語》），還包括其他諸子的稱引、評論和史書記載等儒門之外的材料（如《莊子》《墨子》《史記》《漢書》等）。
　　這些記載非常豐富，孔子給學生“上課”的內容和方式，師生關於為政、理想和人生的討論，孔子一生的重要事件，對時人及先賢的品評等，孔門“七十子”的名籍等，基本都被記錄在案[1]。與之相比，其他學派的早期傳授往往不夠明晰，若干代表人物之間常存在斷層。因而，在先秦學術史的研究中，儒家正好可以作為一個範本，讓我們得以管窺先秦學派樣貌之一斑。
　　然而關於早期儒學的系統研究，雖然自司馬遷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來從未中斷，卻多集中於孔子。對於孔孟之間的“七十子”，則正如李零所說，“太不重視，認為《禮記》是漢代文獻，《論語》以外，免談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講早期儒家，把本來最重要的一段給忽略掉了。”[2]究其原因，恐怕與三個因素分不開。
　　首先，是“道統”說的影響。“道統”之說，源出《孟子·盡心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文中雖未明確提出“道統”一詞，但儒家推崇的“道”自堯、舜、湯、文王、孔子的傳授過程，已見端倪。
　　孟子最後的一句“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應看作是孟子對孔子之後儒學傳承的憂慮還是自視為孔子的傳人，舊注雖然並未統一，然而後世儒學將孟子地位提升到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卻無可懷疑。宋冬梅指出，孔、孟並稱由魏晉始，中唐時期韓愈在孟子思想中發現了很多與孔子相合並且有利於抑制藩鎮割據和佛教發展的作用，首倡“道統學說”，對於確定孟子作為孔子之道正統繼承人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3]最具標誌意義的事件發生在南宋，朱熹彙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四書”並為之做注，成為士人必讀必考的儒學經典，“孔——曾——思——孟”的“道統”脈絡正式建立起來，後人又接續以周敦頤、二程（顥、頤）、張載、朱熹等。[4]就這樣，每隔數百年便有儒學之集大成者出現，道統一脈從此便源源不斷地流傳下去。
　　不可否認，孟子的“升格”是基於中晚唐的社會現實，當時確實存在積極的作用。然而就如顧實指出的，“唐以前，周公、孔子並稱，宋以後孔子、孟子並稱，此中國文化一大升降之機也。周公、孔子皆集前古獻典而制經，孟子則發表其一己所欲言而已。故自孟子之說橫流，而文化偏趨於簡單”。[5]就早期儒學的研究來說，自道統確立以來，孔門弟子的地位漸漸發生了變化，曾子這位並未列入“四科十哲”的孔門弟子越來越受重視，“思孟”學派的“心性”之學亦如此；而對於孔門其他弟子，甚至最為重要的“四科十哲”，關注度卻遠遠不夠。
　　其次，是受到了辨偽的影響。古書年代久遠，大多來歷不明，對文本真偽的考辨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前提，必不可少。然而傳統的辨偽主要在於辨別題名作者的真偽，“所謂真，是指古籍與作者或成書時代相符；所謂偽，是指其傳聞者和它確實的作者、成書時代相乖，甚至有附益的篇章和文字”[6]。而很多古書內容雖源自先秦，定型卻要到秦、漢甚至更晚的時代，難免摻雜著後人的印記。若按照這個標準，就是妥妥的“偽書”了。
　　辨偽依據的另一個標準是文本思想與作者學派的一致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實際操作中，卻更容易依據學派的核心概念對文本進行片面地判斷。例如《禮記·孔子閒居》和《孔子家語·論禮》被認為不可靠，雖然主要的原因在於它們的來源，但其中出自孔子之口、卻更像道家思想的“三無”之說，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如此辨偽之下，大、小戴《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儒門傳記都成了“偽書”。研究早期儒學可以依據的材料，幾乎只剩《論語》。楊朝明談到：“關於孔子遺說的許多問題，早期記載本來比較清晰，但由於對這些記載的解釋不當，有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後置，古書序列混亂；有的被定為偽書被棄之不用；還有的連學派屬性也被誤指（如《易傳》）”。[7]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第三，當今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偏愛理論性、系統性比較強的著作，而比較容易忽略記言記事的零散篇章。早期古書多由零章碎句構成，隨作隨傳，常常缺乏統一的結構[8]。孔孟之間的傳世文獻記錄，以及出土發現的簡帛佚籍，也多是這類零散的言行故事。忽視這些材料，直接造成資料的缺環。“七十子之徒”幾乎成了虛無縹緲、無跡可尋的傳說。
　　早期儒學研究的契機來自于簡帛古書的發現。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簡帛古書被發現。它們的數量非常龐大，內容相當豐富，其中很多與儒家學派有關，可與《論語》《禮記》《孔子家語》《說苑》等傳世文獻對讀。[9]茲選取其中主要的幾批材料，按所屬年代順序進行簡要介紹。
　　 
一 戰國早中期——安大簡
　　安徽大學2015年初入藏，經過年代檢測，基本可以判定為戰國早中期，由黃德寬、徐在國為首的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整理。竹簡編號有1167個，形制不一，最短約23.5釐米，最長約48.5釐米。內容包括《詩經》、楚國歷史、孔子語錄、楚辭等多種佚書，有些見於《論語》和《禮記》。[10]
　　經過整理，第一冊安大簡已於2019年出版，內容為《詩經》。完簡長48.5釐米，寬0.6釐米。竹簡下端有編號，極大地方便了編連。現存93支，57篇，為《詩經·國風》部分，次序不同于《左傳》《毛詩》和鄭玄《詩譜》所記。篇題應與《毛詩》相同，具體的詩句則存在大量異文。[11]
　　 
二 戰國中期偏晚——郭店楚簡
　　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一號楚墓（頭箱），共804枚，其中有字簡730枚。據發掘者推測，墓葬年代為戰國中期偏晚，竹書抄寫年代當在此前[12]。
　　簡文中與儒家學派有關的共有十三篇。李零根據竹簡形制與字體，將其分為七卷：一、《緇衣》《五行》；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四、《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五、《語叢三》；六、《語叢一》；七、《語叢二》。[13]
　　《緇衣》與今本《禮記·緇衣》章節次序不同。《五行》即為《荀子·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子思、孟子的“五行”學說。《魯穆公問子思》記載了魯穆公、子思和成孫弋關於“忠臣”的對話。《窮達以時》與《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在厄》、《韓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所載孔子困于陳蔡時答子路問的一段話類似。《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形制相同，內容相關，由人的性情，講到教化。《語叢》三篇都是短劄，很像摘抄，內容多見於其他文獻，如“強之樹也，強取之也”（《語叢三》簡46），相近的語句除見於《性自命出》簡8以外，還見於《荀子》和《大戴禮記》的《勸學》篇；簡50、51“志於道，狎於德，依于仁，游於藝”，也見於《論語·述而》等。
　　 
三 戰國中晚期——上博楚簡
　　上博楚簡是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回的一批竹簡，共1200多枚，相傳出自湖北。抄寫年代可能在戰國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之前[14]，屬於當時的楚國。最初主要由李零整理，後由馬承源、李零、李朝遠、濮茅左、張光裕、陳佩芬、曹錦炎等分別撰寫釋文和注釋。自2001年開始，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形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冊出版，目前已經出版了九冊[15]。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與孔子和孔門弟子有關，包括《孔子詩論》《性情論》《緇衣》《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仲弓》《內禮》《相邦之道》《季康子問于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天子建州》《武王踐祚》《子道餓》《顏淵問于孔子》《史蒥問于夫子》十九篇。
　　據李零介紹，未發表的部分還有若干篇與儒家學派有關。[16]其中的《子路初見》篇，鄔可晶征得上海博物館葛亮的同意，公佈了李零所作的最初釋文。[17]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10支戰國楚簡，與上博楚簡屬於同一批[18]，其中也有可與上博儒籍綴合的殘簡。
　　 
四 戰國中晚期——清華簡
　　清華大學2008年受贈的一批流失境外的戰國中晚期竹簡，2388枚，由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負責整理。[19]自2011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出版以來，已經陸續出版了十冊。[20]清華簡保存狀況較好，內容亦精，是繼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
　　清華簡中數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尚書》類文獻，包括《保訓》《耆夜》《尹至》《尹誥》《程寤》《金縢》《皇門》《祭公》《說命》《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赤鵠之集湯之屋》《厚父》《封許之命》《命訓》《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殷高宗問于三壽》《攝命》等篇，有的與今本《尚書》篇目有明顯不同；有的引詩甚眾，對於今本《詩經》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筮法》一篇則與《周易》有關。
　　 
五 漢初——馬王堆漢墓帛書
　　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位於該墓東邊箱的一個漆盒內，共十二萬多字。與儒家學派有關的有：《五行》經傳、《德聖》《周易》經傳（《六十四卦》《二三子問》《繫辭》[21]《衷》[22]《要》《昭力》《繆和》，共7篇）。
　　《五行》經傳和《德聖》是同出的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的第一篇和第四篇。出土時卷在長條形木片上，壓在兩卷竹簡下邊。抄寫年代約在西元前206——195年。這兩篇帛書的釋文和圖版，發表于《馬王堆漢墓帛書（壹）》。《五行》經傳共181行，5400多字，經文又見於郭店楚簡。內容主張“性善”，可能是子思、孟軻學派所傳。《德聖》共13行，約400字，綜述“五行”和德、聖、智的關係。
　　《周易》經傳由同一個書手用隸書抄寫在兩張黃帛之上，折疊成長方形放在漆盒下層的一個格子裡，抄寫年代約在文帝初年。《六十四卦》（即易經）與傳文《二三子問》抄在同一件帛上。前者93行，卦序與今本不同。《二三子問》36行，後接於《六十四卦》，只談德義，罕言卦象、爻象和筮數。《繫辭》《衷》《要》《昭力》《繆和》抄在另一張黃帛上，後四篇記有尾題和字數。《繫辭》47行，缺少今本“大衍之數”等若干章節。《衷》存45行，《要》存24行，記錄了孔子與弟子關於卦、爻辭含義的討論。《昭力》14行，《繆和》約70行，內容是“昭力”“繆和”等人向“先生”請教“易”的談話記錄。雖各自名篇，但實即一體，猶如上、下篇。[23]
　　 
六 漢文帝十五年以前——阜陽雙古堆漢簡
　　1977年雙古堆西漢一號墓出土，墓主為汝陰侯夏侯灶。出土簡文的抄寫年代當在其卒年即漢文帝十五年（西元前165年）之前。其中跟儒家學派有關的有《詩經》《周易》以及一塊篇題木牘。
　　《詩經》包括《國風》與《小雅》，現存長短不一的漢簡170余支。《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共65首。《小雅》則僅存《鹿鳴之什》中四首的殘句。每首詩後有題記曰“此右某詩若干字”，每國詩後又有題記曰“右方某國”，題記單獨占一支簡。
　　《周易》有殘簡752支，包括四十多卦。每卦的卦畫寫在簡的上端，空一個字再寫卦名，之後依次寫卦辭、卜辭、爻題、爻辭、卜辭。爻題前有圓點隔開。
　　木牘所記皆為篇題。其中的1號木牘保存完整，正反兩面各分三行書寫，存篇題四十多條，內容多與孔子及門人弟子有關，如“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歎”“衛人醢子路”等等，類似於今本《孔子家語》所記故事。[24]
　　 
七 西漢武帝後期——北大漢簡
　　2009年北京大學獲贈的一批從海外搶救的漢簡，共3300多枚，抄寫年代約在西漢武帝後期。內容全部為古代書籍，包括《蒼頡篇》《老子》等二十種文獻，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原主人很可能是王侯，與定州八角廊漢簡、阜陽雙古堆漢簡墓主人為同一級別。[25]
　　屬於儒家類的是發表於第三冊的《儒家說叢》。經過整理者的拼合共9支竹簡，完簡長30.1-30.3釐米，寬0.8釐米。現存三章，其中兩章開頭有分章符號“·”，內容類別似《晏子春秋》《說苑》《韓詩外傳》等所記的儒家故事。[26]
　　 
八 漢宣帝（前59年）——海昏侯墓漢簡
　　2011年出土於南昌海昏侯墓葬，包括5200多枚簡牘，大多數都為典籍類。海昏侯簡牘還在整理之中，根據陸續公佈的介紹可知其中有一些文獻與儒家學派有關。
　　《詩經》竹簡約1200枚，多殘斷，是目前發現的存字最多的西漢本，篇目與正文分開書寫。《禮記》類竹簡約300枚，內容見於今本《禮記》的《曲禮》《祭義》《喪服》《中庸》，以及《大戴禮記》的《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曾子大孝》《保傅》等篇。《論語》類竹簡500多枚，目前發現的篇題包括“雍也”“子路”“堯”“智道”等，很可能屬於《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齊論》。此外，還有數百枚竹簡內容見於今本《春秋》和《孝經》。[27]
　　 
九 漢宣帝五鳳三年以前——定州八角廊漢簡
　　1973年出土於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由於該墓早年被盜、被焚，竹簡殘損嚴重。墓主為西漢中山懷王劉修，竹簡年代當在其卒年即漢宣帝五鳳三年（西元前55年）之前。與儒家學派有關的有：《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和《保傅傳》，尚未完全發表[28]。據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已就八角廊漢簡的整理工作達成協議，將採用紅外線掃描與照相技術對這批漢簡進行重新整理。[29]
　　定縣《論語》今存620多枚簡，大多殘斷。錄成釋文的共7576字，不足今本《論語》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是《學而》，僅20字；最多的為《衛靈公》，存694字，達今本的77%。
　　《儒家者言》包括《明主者有三懼》《孔子之周》《湯見祝網者》等二十七章。多為孔子及弟子的言行故事，論及商湯、周文王、樂正子春等明君賢人。
　　 
十 王莽時期——武威磨咀子漢簡
　　1959年武威縣城南十五公里處的磨咀子王莽時期墓葬六號墓出土《儀禮》部分篇章，共469支，27332字，墨書頗精，“首尾完整，次第可循”。整理者參考《後漢書》所記臨終遺令寫《堯典》同葬的周磐，認為墓主可能為教授《儀禮》的經師，活動于宣帝以後的西漢晚期，可能屬於今文後氏“禮”的慶氏學。
　　簡上寫有編號，以形制分為甲、乙、丙三本。甲本內容最多，包括七篇，並書有篇題：士相見之禮第三、服傳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禮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乙本內容為《服傳》。丙本為《喪服》經、記。與今本大略相同，但存在異文。甲、乙本《服傳》相同，為《喪服》的經、記和傳，經、記有刪節，與今本差異較大。丙本《喪服》有經、記而無傳（“單經本”），與今本大致相同。武威漢簡《儀禮》的發現在經學史上的價值很大，即發現了“服傳”這一在經學上被遺忘的篇名，又有助於理解“禮”在漢初被稱為“禮記”的原因。[30]
　　 
十一 西漢中晚期以後——居延漢簡
　　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和瑞典等國科學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長城居延段發現的大量漢代簡牘（“居延舊簡”），以及新中國成立後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發現的“居延新簡”。主要為文書，也有少量的六藝諸子類古書，如《論語》等。[31]
　　肩水金關建于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至太初三年（西元前102年），此處的漢簡肯定不早於這一時期，但時代跨度比較大，具體晚到什麼時候，還是個未知數，此處暫列於最後。居延舊簡大部分收藏於臺北中研院史語所，相關研究自勞幹開始一直在進行。[32]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出土發現的簡帛類儒學文獻數量非常龐大，內容也相當豐富。既包括“六藝”經典，即：《詩經》（安大簡、阜陽漢簡）、《尚書》（清華簡）、《儀禮》（武威漢簡）、《周易》經傳（上博楚簡、阜陽漢簡、馬王堆帛書）等；也包括儒門傳記，如郭店楚簡《緇衣》《五行》，上博楚簡《子羔》《內禮》，北大漢簡《儒家說叢》，阜陽漢簡《儒家者言》，居延漢簡中的《論語》散簡等等。可以說，出土發現讓人們看到了儒學文獻從先秦至漢晉漫長演變過程中的若干片段，從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研究方法上，簡帛古書引發了人們對古書辨偽方法的重新思考。余嘉錫曾指出，傳統的辨偽“乃執曹公之律令以案肅慎氏之不貢楛矢，先零之盜蘇武牛羊也”[33]，並不適用於對先秦古書的研究。雖然獨具慧眼，但這一論斷以往並沒有足夠的、直觀的材料去證實。而大量可與《禮記》《說苑》《孔叢子》等傳世文獻對照的戰國簡帛儒籍的發現，直接向人們證明，過去被人們懷疑的“偽書”很多都有著較早的來源。李學勤提出要對古書進行“第二次的反思”，並通過對比大量簡帛書籍和現存古書，總結出古書產生、流傳過程中十種值得注意的情況[34]。李零進一步指出先秦古書年代的問題實際上是源於“著作權”不清晰，古書由於形成過程較為漫長、定型較晚、往往是集體長期創作的結果，傳統辨偽的標準對於先秦古書來說“大多不能成立”，對古書的辨偽應該轉變為年代學研究。[35]
　　隨著方法的進步，研究材料也得以大大擴展。一方面，研究早期儒學可利用的材料除《論語》《孟子》《荀子》以外，大、小戴《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等，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雖然在具體使用中尚需進一步甄別，但已不似以前那樣簡單地認定其為後人偽造。出土文獻中的“七十子”佚篇，本身也為早期儒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資料和更豐富的細節。就拿郭店楚簡來說，根據李學勤的觀點，其中的《性自命出》《魯穆公問子思》等篇很可能屬於佚失的《子思子》[36]；《性自命出》等篇則揭示出先秦儒學中“心性”一派；其中的《語叢》為摘抄的短劄，其中不乏《論語》之言，為進一步探討此書的形成提供了直觀材料。[37]
　　另一方面，出土發現使我們直接看到了儒學文獻的早期形式，為進一步勾勒其形成和流傳的大致路徑提供了可能。比如安大簡《詩經》為戰國早中期的版本，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版本，對瞭解《詩經》的編纂、傳播、異文等相關問題都有重要意義；清華簡的“書”類文獻，為今人認識《尚書》的真實面貌提供了千載難遇的機會；定縣漢簡保存了西元前55年之前的《論語》，篇幅至少為今本的二分之一以上，而居延《論語》散簡的發現則表明出此書內容在漢代就遠播邊塞地區。[38]
　　綜上所述，這些出土儒家文獻，由於可確定屬於先秦時期，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後人偽造”的疑慮，進而重新發現了“七十子”的世界，使得從現存的吉光片羽中探尋孔孟之間成為可能。
　　在這些數量龐大的出土儒學文獻中，本文討論的上博儒籍是非常重要的一批材料。從內容上說，上博儒籍非常豐富。除少數見於傳世文獻外（如《民之父母》見於《禮記·孔子閒居》，《武王踐阼》見於《大戴禮記》等），大多數簡文都是佚籍，前所未見。文本形式也十分多樣，既有記錄孔門言行故事的簡文，又有理論性較強的《性情論》《孔子詩論》《天子建州》等篇。如果說郭店楚簡讓我們看到了儒家早期關於“性”與“天道”的一面，那麼上博楚簡則讓我們看到了儒家思想中關於禮制與從政思想的一面；而大量孔門師弟傳承的言行記錄，涉及了很多人物（如孔子、子貢、子夏、曾子等），情節生動、細節豐富，又為研究孔門學案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對於探討孔子的生平、思想，孔門弟子的關係、分派等問題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從年代上來說，上博儒籍為戰國中晚期，比同樣記錄孔門言行事蹟的馬王堆帛書、阜陽漢簡、北大漢簡、定縣八角廊漢簡都要早。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主要依靠傳世文獻的記載，而傳世文獻中最“原始”的就是由以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整理和傳播的六藝經典和傳記。戰國時期正是這些原典流傳、定型的關鍵時期。可以說，上博儒籍的發現讓人們看到了儒學文獻濫觴期的一個“局部”。通過寫本學、文獻學及文字學等方面的考察，應可窺探原始儒學文獻的流傳、改編和彙集的大致過程，進而在更普遍的意義上獲得早期文獻形成、流傳與改編，甚至古人書寫與閱讀的認識。[39] 
　　上博楚簡最早的一冊出版於2001年，立刻吸引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第二年，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的論文集《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問世[40]，正式拉開了對上博楚簡的研究序幕。此後十幾年中，有“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輔仁大學聯合舉辦，2002年）、“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哈佛大學、武漢大學聯合主辦，2006年）等多次學術會議圍繞上博簡召開，多部專著問世，而發表在相關學術期刊和“簡帛研究網”“簡帛網”等專業網站上的論文更是不可勝數。正如王國維所言：“新發現”真正引領了“新學問”的蓬勃發展。“簡帛學”也日益成為一門綜合了寫本學、語言學、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顯學”。[41]
　　然而一方面，由於近年來“新發現”層出不窮，清華簡[42]、北大漢簡[43]、岳麓秦簡[44]等新材料先後公佈，學術界的關注點不斷被牽引和轉移。如今距離上博楚簡中最新一冊（即第九冊）的出版也已逾十年，上博楚簡帶來的研究熱潮已經漸漸冷卻，但它給我們帶來的更深層的認識卻還沒有得到充分揭示。
　　另一方面，簡帛學這一新興學科尚處於發展階段，知識更新非常迅速，近十年來的新材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認識，簡牘的“同篇異制”、一篇多（書）手、收卷方式、閱讀痕跡等都是以前研究中較少注意到的現象，簡帛學的研究方法和專業知識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因而，在更新的知識背景下再來反觀上博儒籍的研究，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這正是本書寫作的動機。　　

　　2010年6月，我在李零老師指導下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上博楚簡儒籍考論》順利通過答辯。本文就是在此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的。
　　俗話說“十年磨一劍”。然而從博士畢業到最終出版的這十一年，不得不說，並不是百分之一百地用在打磨這把劍上。十一年間的日常瑣事之外，將論文修訂出版，是一直縈繞在我心頭的第一要務。跟隨李老師讀書時，就常見他催促已經畢業的師兄師姐把論文整理出版。所以，這是我欠李老師的債。當然，更是我欠自己的債。只有完成這件事，我才能真正進入學術研究的“自由王國”。
　　與原稿相比，此次出版主要有兩個變化。一是增補了2010年以後出版的新材料。包括《上博八》《上博九》中的《史蒥問于夫子》《顏淵問於孔子》《子道餓》三篇和只見釋文的《子路初見》，前七冊中的《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武王踐阼》《天子建州》五篇，原稿未作校注，這次也一併補入，同時也包括學者的相關討論。
　　二是調整結構。原稿首先系統考察了傳世文獻中的早期儒家概況，對簡文的研究則主要模仿了李老師《郭店楚簡校讀記》的做法，先做文本校注，每篇簡文後的“餘論”部分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原稿本來叫“上博楚簡儒籍考”，也是模仿李老師《中國方術考》和胡蘭江學姐《七十子考》之命名。參加預答辯的張鳴老師覺得我的“余論”其實是“正論”，建議改為“上博楚簡儒籍考論”，才有了現在的書名）。後來在《文獻》《考古與文物》《簡帛》等刊物發表時（詳見篇尾“已發表的相關文章目錄”），也保持了這樣的模式。這次出版徹底打破了原來的結構，對簡文的校讀全部放在上編，而對簡文內涵的討論，除個別針對單篇簡文的仍放在每卷後的“附論”以外，進一步提煉出“上博儒籍與孔子”“上博儒籍與‘七十子’”和“上博儒籍與儒學文獻”三個主題，形成了下編的三章內容，試圖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理解上博儒籍在早期儒學史和早期儒學文獻流傳的研究中，能夠提供的新線索。
　　在研究方法上，還借鑒了近十年來簡帛研究中對寫本字跡、墨識符號的考察，盡力挖掘上博儒籍所承載的古人書寫與閱讀資訊。引入“文化記憶”的理論，試圖解釋早期文本中人物混淆的現象等。雖然離完美還有不小的距離，只能說學有所限，生也有涯，在上博儒籍的研究中我已經盡力了，該開始新的探索了。
　　人生的選擇與際遇往往充滿了偶然。能夠進入出土文獻的研究領域，始於2005年我的考博決定（詳細經過已寫在《我和李零老師的師生緣起——我的考博記》，《傳記文學》2017年12期）。再往前找，又始於2003年我獲得推免的機會成為李天虹老師的碩士研究生， 2000年填報的高考志願，1998年初夏的文理分班，1993年老梁給我擇定的中學。這一系列的因果鏈無論哪一個出現差異，恐怕結果都不會是今天這樣。當然，量子力學告訴我們，每一種選擇事實上都已發生，無數種不同的結果已然存在於我們身邊的無數個平行宇宙之中。
　　由於種種原因，當年畢業後我沒能如願以償地進入科研單位。這份失落，我曾如實地寫在博士論文的《後記》中：
　　由校園走向社會的過程，其實更多的是對人情商的考驗。
　　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找工作佔用了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為了工作，我頻繁地往返於京漢之間。每次坐在320上望著窗外的中關村越來越遠，我都在心裡默默地對自己說，是的，我愛北京，是的，我也愛武漢。然而這世上究竟有什麼辦法能把你所熱愛的一切都拴在身邊，永不散去？每個人所能擁有的，終究還是有限的吧。得到的同時往往也意味著失去。
　　求職過程中遭遇的挫折，曾使我一度無法專心於論文的寫作。正是因為此，才讓我體會到絕糧七日仍能弦歌不輟的背後，是多麼強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撐。求職面試，被問起從《論語》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是什麼。我說，匹夫不可奪志。是的，不管將來從事何種工作，我都不會放棄對世界的認知和對人性的思考。
　　現在回過頭來去看自己最初的年少輕狂與不切實際，心中竟然對這段日子充滿了感激。不是因為最後的苦盡甘來，而是因為苦難本身對人意志的磨練。希望今後在面對人生的種種變故時，能夠表現得更加從容和坦然一些。
　　 
　　讓我沒想到的是，在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十年之後，又有了重返研究領域的機會。更巧的是，博士論文正式出版之際，我又處於工作變動之時。從剛畢業的即將而立，到現在的已逾不惑，有沒有更加“從容和坦然一些”呢？如果說“從容和坦然”意味著在人生重要事件發生時情緒的毫無波動，那顯然我是做不到的，不只現在做不到，以後恐怕也做不到。然而現在的我，能夠明白強烈的情緒因何而生，並且能夠“坦然”接受，在我看來，已是成長了不少。十一年的光陰，並未虛度，沒有白活。
　　回顧自己這半生的經歷，能夠從寒門子弟成長為初具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個人的堅持不懈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老師們的培養也至關重要。感謝李天虹、李零、陳偉三位老師在碩士、博士、博士後階段對我的悉心指導。如果說，跟李天虹老師讀碩士是我人生道路選擇的起點，那麼跟陳偉老師做博士後就是我職業生涯正始開始的標誌。而作為一個研究者，學術趣味和研究能力的形成，世界觀、人生觀的建立，基本上是在跟李零老師讀博士的過程中完成的。我是李老師的學生，更是他的讀者。他的廣博、敏銳、高效、自律，讓我欽佩不已，“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同門之中，韓巍、蘇曉威、林志鵬師兄博學、友善，王睿師姐大氣、爽朗，菁菁、田天、瑩瑩聰穎、勤奮，後來的政富、馮坤也各有所長，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學習之餘，同門相聚，談天論地的歡聲笑語，就是困頓生活裡的糖。
　　感謝唐曉峰、沈建華、林梅村、張鳴、劉玉才、趙超、陳平諸位老師在我中期考核、開題、預答辯、答辯時的寶貴意見。劉國勝老師雖然不是我的導師，卻經常鼓勵和指點我。老師們的恩情我都銘記在心，作為受惠者，自然也當將這份光和熱傳遞下去。
　　感謝有祖、文愷的陪伴和鼓勵。缺乏安全感、沒自信又暴躁的我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人，他們比誰都清楚。感謝爸爸媽媽和公公婆婆的支持，你們的健康是我們最大的財富。
　　感謝國家社科基金批准“上博楚簡儒籍研究”課題立項（12CZS007）。評審專家的批評和意見給了我很多啟發。
　　感謝科學出版社的王光明和郝莎莎老師。書稿拖欠太久，給他們添了麻煩。
　　能夠進入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感謝陳偉、李天虹老師的推薦，文學院與古籍所各位領導、老師的認可與接納，還有國際教育學院領導的理解與成全。從未曾生活過的學生，到初具經驗的教師，是我在國教院獲得的寶貴成長。惟願世界早日走出新冠疫情的陰霾，國際教育事業得到更好的發展。
　　感謝曾經一起工作的夥伴們。他們會掏腰包為學生墊付學費，會聯繫身邊的廠家為疫情中的學生寄去口罩，會在學生的作業旁寫上溫暖的話語，為雨中的女孩畫上一把傘……雖然重歸學術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但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沒想到竟然會有這麼多的眼淚和不舍。親愛的妮妮、姝、熊、靜、萍萍、田田、大拿、周大……你們的通透、優雅、熱情、真誠、智慧、幽默、博識，都是令我豔羨的品質。能夠在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中遇到你們，是我最大的幸運。在票圈日復一日地關注、點贊、貶損、祝福，就是我們對“人已走，茶不涼”的踐行。
　　最後，感謝簡帛中心資料室的郭老師。重返學術圈的惶恐與不安，在觸手可及的知識寶庫中得到了最大的安撫。
　　在人生這條單行道上，感激每一程的相遇、相知和相伴。
　　路還長，必須滿懷希望。　　

[1]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2]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2頁。初以《重見“七十子”》為題發表於《讀書》2002年4期，37-42頁。
[3] 宋冬梅：《儒家道統中的孟子升格與孔孟之道》，《中國文化論衡》2017年2期，53-65頁。
[4] 武勇：《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道統論之發展》，《湖北社會科學》2016年第8期，91-94，185頁。
[5]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0頁。
[6] 鄭良樹：《古籍辨偽學》，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Ⅰ頁。
[7] 楊朝明：《〈論語〉成書及其文本特徵》，《理論學刊》2009年第2期，99-104頁，128頁。
[8] 李零：《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1期，27頁。
[9] 可參看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3年；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帛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駢宇騫、段書安編著：《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駢宇騫：《簡帛文獻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10]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書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54-59頁。
[11]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中西書局2019年。
[12]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7期，35-48頁；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4-6頁。
[14] 李學勤：《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6輯，2005年6月。
[15]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九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2003、2004、2005、2007、2008、2011、2012年。為行文簡潔，按照學界慣例將之簡稱為“《上博一》”等。
[16] 見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6-47頁。包括：可能與《民之父母》、《武王踐阼》合抄一卷的簡文，與子路有關，還有寫在《君子為禮》、《弟子問》背面的《齊師子家見曾子》，一種與季桓子有關的簡文、一種跟曾子有關的簡文、一種自題為“殷言”的簡文。
[17] 鄔可晶：《〈孔子家語〉成書考》，中西書局2015年，59頁。
[18] 參見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
[19] 李學勤：《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5-6頁。
[2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拾冊），中西書局2010、2011、2012、2013、2015、2016、2017、2018、2019、2020年。
[21] 廖名春指出，此篇結尾處有殘損，在相當於尾題的地方尚餘兩個小墨點，應該是尾題第一字殘餘的墨痕，因而此篇帛書可能像大多數帛書一樣原有尾題及字數的記錄，其尾題雖然不一定就是“繫辭”，但名為“繫辭”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氏著：《〈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年，178頁。
[22] 原補題“易之義”，廖名春找到尾題殘片才知其自題為“衷”。參廖名春：《詩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周易研究》，2002年5期，3-9頁。
[23]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9期，40-44頁。《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1974年9期，45-57頁。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3期，1-8頁。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3期，9-14頁。於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3期，15-24頁。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年。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全七冊），中華書局2014年。
[24]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8期，12-31頁；文物局文獻室等《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2期，21-23頁；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詩經〉》，《文物》，1984年8期，1－12頁；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簡論》，同上，13－21頁；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胡平生：《阜陽漢簡周易概述》，《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國文物研究所古文獻研究室等《阜陽漢簡〈周易〉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三聯書店2000年，15-62頁；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題〈春秋事語〉章題及相關竹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按：此處的“儒家者言”是指阜陽漢簡1號木牘。
[2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年6期，49-56頁。
[26]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7] 楊軍等：《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論語·知道〉簡初探》，《文物》2016年12期。72-75，92頁；朱鳳瀚主編、柯中華副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28] 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儒家者言釋文》，《文物》，1981年8期，13-19頁。另，《中國簡牘集成》（第18卷）也有部分內容。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編：《中國簡牘集成》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
[29] 參見《我院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就合作整理定州八角廊漢簡簽署框架協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網站2019年11月27日。
[30]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考古》，1960年5期，10-12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年。
[31]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1期，10頁。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貳、三、肆、伍（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2016年）；劉嬌：《居延漢簡所見六藝諸子類資料輯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79-326頁。
[32]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49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44年四川南溪石印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貳、三、肆，中研院史語所2014年、2015、2016、2017年出版。
[33] 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6頁。
[34] 這十種情況分別為：一、佚失無存，出土發現的簡帛古書是不見於傳世文獻的佚籍，如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二、名亡實存，簡帛古書雖然前所未見，但某些內容仍保留在後世的書裡，如馬王堆帛書《胎產書》；三、為今本一部分，如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四、後人增廣，古書最初內容較少，傳世既久，為世人愛讀，學者加以增補，內容加多，如定縣漢簡《儒家者言》；五、後人修改，古書多賴師傳，有時僅口傳，因而弟子常據所見，加以修改，如馬王堆帛書和張家山漢簡的《脈書》；六、經過重編，如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七、合編成卷，如馬王堆帛書中抄寫在同一卷上的《老子》乙本、《五行》、《九主》、《明君》、《德聖》；八、篇章單行，如定縣漢簡的《保傅》；九、異本並存，如上述《脈書》；十、改換文字，古人流傳書籍為實用，有時會將原來艱深的文字改為易懂的同義字。詳參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5—21頁。
[35] 他的歸納是：一、古書不題撰人；二、古書多無大題，而以種類名、氏名及篇數、字數稱之；三、古書多以單篇流行，篇題本身就是書題；四、篇數較多的古書多帶有叢編的性質；五、古書往往分合無定；六、古書多經後人整理；七、古書多經後人附益和增飾；八、古人著書之義強調“意”勝於“言”，“言”勝於“筆”。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2—57頁；《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198頁。
[36] 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2期，28-30頁；《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又龐樸：《孔孟之間——郭店楚簡中的儒家心性說》，並載《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 如李零認為《論語》可能就是從這樣的東西裡編寫出來的，參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36頁。
[38] 根據我們的研究，其中有些可能屬於已經佚失的《齊論語》（詳參後文《出土〈齊論語〉與漢代〈論語〉版本的合併》）。
[39] 前人已有詳盡的論述。參李學勤：《重寫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中國出土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16頁；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8年。
[40] 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41] 關於簡帛新資料的發現與簡帛學的發展，有駢宇騫《簡帛文獻綱要》、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等做過梳理，最近的為李均明、劉國忠、劉光勝、鄔文玲合著《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1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
[4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2011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中西書局2012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中西書局2013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中西書局2015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中西書局2016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中西書局2017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中西書局2018年。
[4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4]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岳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岳麓書院藏秦簡（三）》，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岳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