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跋

卡桑

郭沂一我是从思考哲学问题然后进入哲学史领域的。我早已从教科书里得知，思维和语言是内核与外壳的关系，那是斯大林的观点。一九八五年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一篇谈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文章。作者和题目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基本观点却难以忘怀：思维和语言之间没有关系。当时我心中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意念：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事实应该是，语言是一部分思维的外壳，而另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没有关系的。为了证实这种看法，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涉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记得一九八一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罗杰·渥尔考特·斯佩里对大脑半球的研究曾给了我许多启发。结果问题越来越多，我的探索也一发不可收拾。我竟为此投入了数年的时间和精力，写出了十几万字的东西。其主体部分就是后来发表在《青岛大学学报》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的长文《重新考察思维、认识、意识诸问题》，可惜由于内容性质的关系不能收入本书。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激起了成千上万莘莘学子的一腔热情，我也不能例外。这股文化热的主流，是痛斥传统文化，认为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罪魁祸首。受其影响，我写了《孔子的思维结构及其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一文，发表在一九八六年的《齐鲁学刊》上。这是我的处女作。但我很快转入了理性的思考，进一步探讨文化现象的根源，这样就把思维和文化两个领域联系在一起了。我至今保存着当时画的一个粗略的草图。这个草图的基本部分是三个世界：自在世界→思维世界→文化世界。我意识到，所谓自在世界是需要多年的学术积累才可研究的，不如暂且从形而下入手。刊登在一九八九年《哲学研究》上的《从文化生成机制看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就是当时思考的一点结果。正如本书《绪论》所说，人心包含认知之心和生命之心两个层面。八十年代，我从思维、认识、意识诸问题入手，主要探讨认知之心。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侧重点逐渐转移到生命之心。而对人心的叩问，必然要追究到人性问题。后来偶读宋明理学著作，发现己见多有与古人暗合者。如关于心性的关系，我曾归结为“性体心用”，这确属“自家体贴”出来的，甚至还在一九九二年初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津津乐道。原来，八百年前朱子和胡宏对此早就有所讨论，并已经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使我既感高兴－－过去的想法并非荒唐，又觉惭愧－－竟连中国思想史上的常识都不知道。从此，我痛下决心仔细研读宋明理学，以为心性之学莫盛于斯矣。但我很快发现，理学乃中国哲学之流。欲明此流，必先通其源。于是，我回到了孔子，回到了先秦。当我对中国哲学与思想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后，便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门古老（中国传统的道脉在此，看起来已经被历代学者研究得烂熟了）而年轻（引进新的方法并名之曰中国哲学史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的学科状况堪忧。除了下面还将谈到的典籍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等问题外，从文本理解到思想阐释，以至历史分期等等，都存在严重问题。至于西方中心论的泛滥所导致的结果，对于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趋势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其功绩在此，其弊病亦在此。引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当然是正确的，它确实令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研究面貌一新，功不可没。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由此造成的弊端，主要是在引进的同时取消了自我。曾几何时，学者们将西学奉为圭臬，生搬硬套，几使中国哲学与思想面目全非。中国历史和文化是沿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演进的，有自己的特点，万不可绳之以西方模式。在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时候，要把中国哲学与思想作为主体，目的是为了厘清其本来面貌，切不可以前者去生硬解释甚至支解后者。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对西学的引进太多了呢？恰恰相反，不是太多，而是太不够。我们对西学的吸收，仍常常出现生吞活剥的现象，尚未将西学与中学融会贯通，纳入新的哲学体系，就象宋明理学家吸收佛学那样。因此，从胡适先生以来的传统需要反省，中国哲学与思想史门学科需要重新梳理，而走出西方中心论乃当务之急。这正是九十年代初我选择《尽心·知性·知天－－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其贯通》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背景。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兴趣转移到《中庸》和《大学》。本书可以看作我试图重新梳理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阶段性成果。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我对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再认识，借助于现代新儒学。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但抖落了第一代新儒家著作的封尘，而且也送来了流落海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新儒家的气息。从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到牟宗三、徐复观，以至杜维明、成中英，无不给我以深刻的启示。或读其书，或见其人，我的心灵常常受到强烈的震撼。正是他们，帮助我对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真相和价值有所了解，对其在世界学术系统中的地位与未来前景有所认识。二也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开始点校整理清人孙星衍辑录的《孔子集语》，从而引发了我对先秦文献的探索。孔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圣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翻一翻汗牛充栋的中国典籍，随处都可找到孔子的印记，而明确载有孔子言行的经传，也蔚为大观。然而，有关孔子的史料，一直没有得到全面清理。六经以外，古人基本上是根据《论语》来理解孔子的。当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受到质疑以后，研究孔子的可靠史料，大致就剩下一部《论语》了。一九八六年，朱维铮先生在《孔子研究》创刊号发表《〈论语〉结集脞说》，更进一步对《论语》的可靠性也深表怀疑。看来，孔子史料到了非全面客观地研究不可的时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在完成《孔子集语校补》书稿的基础上，选了《孔子文献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后来刊于《孔子研究》一九九O年第四期的《〈论语〉源流再考察》一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该文的主要结论是，不但今本《论语》确为先秦旧籍，而且西汉以前文献中连续记载孔子言行的史料，也和《论语》一样，乃昔日孔门笔记。这批史料，当时我称之为原始《论语》佚文，后来改称《论语》类文献。这种判断，势必引起对一系列包含《论语》类文献之典籍的重新审视。九十年代中期，我考察的重点是《中庸》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大学》。原来《中庸》包含两部分，一为《论语》类文献，二为子思著作。在本书中我进一步认为，前者就是原本《中庸》的遗章，而后者可命名为《天命》。至于《大学》，本含两篇，乃是对《中庸》修道论的阐释发挥，其作者早于孟子，当为子思门人。这之后，我又花了很大的力气钻研《易传》和《孝经》。我既不同意《易传》晚出的说法，也不赞成全书作于孔子的观点。事实上，此书出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但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一是成于孔子之前的易学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二是孔子易说。《孝经》一书虽然篇幅简短，内容浅显，但其复杂的程度丝毫也不逊色。它是孔子和曾子对话的忠实记录，由曾子口述，弟子乐正子春编辑成书，当然也属《论语》类文献。这样一来，就需要对若干先秦旧典进行重编，而在有些人看来改动经文是犯大忌的。应该如何对待经典，中国学术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经典是神圣的，后人万不可改动，而擅改经文（他们把改动经文称为“擅改”），乃学者之大忌。这种盲从甚至迷信古人的态度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新的研究和新的情况对经典进行整理改编。其实，改动经文有悠久的历史，至迟是孔子以来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性的治学态度。孔子整理六经，“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这还不是“擅改经文”？经秦代焚书之祸，汉初学者更是大规模地整理改编先秦旧籍，多有删改分合，这还不是“擅改经文”？但是，他们对经文的改动，被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到了宋代，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学者又提出了一些调整先秦经典的方案，其中不无道理，却遭学者诟病，让人难以理解。至于历代大量考据学著作纠正了经典中无数错讹，也可以看作对经文的改动。诚然，这些考据学著作中也存在不少对经典误改的现象，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辨别。郭店竹简出土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批文献本身，至少我们还可以从中获得方法论上的启示。一方面，这批竹简出土时业已散乱，需加整理，不可以原状公之于世，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汉初经传散乱之状况。另一方面，虽经专家悉心释读和编联，仍难免误读和错简，由此可以想见汉人在整理先秦文献时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例如将郭店简本和今本《缁衣》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今本的第一章在简本中不存在，而含有“缁衣”字样的第二章为简本首章，这充分说明经汉人整理的今本第一章确系错简。所以，我们根据新的研究对一些先秦经籍加以改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我们对经文的改动要有充分的根据，切忌望文生义。三一九九八年四月中旬，我幸运地收到由庞朴和姜广辉两教授操办的国际儒联首次楚简研讨会邀请函和楚简儒家部分释文复印件。我立刻被这批稀世珍品迷住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在五月二日的会议上我谈到的基本意见是：从思想和概念看，这批儒书和《中庸》、《大学》、《孟子》血肉相连，所以属于思孟学派文献。从对一些问题的论述看，当早于孟子。具体言之，当成于子思及其后学之手。这批文献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它对先秦儒家所提出的问题和范畴进行了新的论述，在心性情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极其重要的命题。总之，在学术思想史上它补上了思孟之间的链环。当然，这也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尤其令我高兴的是，窃以为这批竹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自己先前的看法。例如，全篇载孔子语的《缁衣》的出土，基本上否定了汉代文献中孔子语为后人假造或假托的意见，从而为我的《论语》类文献之说增添了铁证。再如，这批儒书的思想、概念乃至语言风格皆与《学》、《庸》相似，它们当属同时代的作品，表明过去对二书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并非天方夜谭。又如，我曾著文反对李镜池、郭沫若等先生六经概念晚出的观点，指出先秦确有六经之说，只是由于孔子早年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经传中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今观郭店竹简，有多处将六经并称。这无可辩驳地证实，六经实乃先秦成说。国际儒联会议两天后，也就是五月四日，正当准备将会议发言整理成文的时候，我得到了郭店简全文。于是，简本《老子》象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我全然吸引过去了，儒家竹书只好暂置一旁。不出一周，得出基本结论：《老子》简本早于今本，前者出自老聃，后者出自太史儋，竹简被盗之说并不可信。至月底，已写出一篇两万余言的论文。受篇幅所限，《哲学研究》九八年第七期只能登出删节本，全文后来刊登在《中国哲学》第二十辑（只删掉附录《简本与帛本、王本文字主要差异对照表》）。六月初重返儒简，主要工作是调整《成之闻之》简次。在六月十日北京炎黄艺术馆《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完成《〈成之闻之〉疏证》一文，所以在会上我除了谈老子之外，还大体介绍了此文的内容，有些看法得到了李学勤教授的肯定和指教。四从九八年下半年，我开始将郭店竹简与过去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对先秦学术思想史作整体把握，着手结集撰写本书。其基本思路，曾在九九年春讲演于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哲学所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并以《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为题刊登在四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报》上。至六、七月间，完成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初稿。至于第一卷，基本上是在去年底至今年初完成的。至六、七月间，完成本书的初稿，并交出版社。后与出版社协商，对原稿又进行了大幅度的增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一卷的内容。这样，一直拖到今年六月，才将定稿寄往出版社。所以，这本书算是我十五年来学习研究先秦文献和先秦思想的总结，吸纳了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包括硕士论文《孔子文献研究》、博士论文《尽心·知性·知天－－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其贯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四书究原》和《从〈易经〉到〈易传〉》、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课题《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近期有关郭店竹简的所有已刊和未刊稿等等。本书所讨论的固然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学术思想世界，但如果因而认为这个精彩恢宏的世界只是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巨大博物馆，那就大错特错了。先秦学术思想是历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它仍然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对此，我曾著《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一文详加论证。现特附该文于卷末，以资参考。我总觉得，宋明学者为我们当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乃至信仰体系的建构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至少他们的三项工作值得我们借鉴。一是重新诠释传统文化，尤其那些经典著作；二是充分吸收并消化外来文化（当时的外来文化为佛学）；三是在进行这两项工作的同时，创建了一套新的哲学范式，即理学。这个新范式既融入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又不同于传统哲学和外来哲学。如果可以类比的话，本书便属于第一类工作。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由于每个专题的问题性以及我对它们研究程度的不同，所以本书对它们的论述也各有深浅详略，甚至有的只在《绪论》中提及。其次，由于书中内容成于不同时期，所以各章的文风有时稍有差异，思想境界也不完全一样。另外，全书三卷的主题和性质各有不同，第一卷为文本考释，第二卷和第三卷为专题研究。后两卷为了论证不同的问题，有可能会运用包括第一卷在内的相同的原始资料与考证分析。对此，这两卷多注明互相参见，尽量避免重复现象。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涉及的范围又较广（尤其象郭店竹简这样的新领域），加之水平所限，所以一定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企盼批评指正。五（略）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gdzjyxqxssxb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