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文淇吴静安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纳西索斯

当前学术界阅读和使用的《左传》，最通行的本子是1981年出版、1990年修订的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书功力深厚，博采前说而又能善作裁断，裨益后学实非浅显。不过杨著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 开论述，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难以满足需要。也有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使用的是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前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其中“清《十三经注疏》”中的《左传》就是洪书。因为洪书是《左传》清代注释中完整又较佳的本子。 　　其实，现在学界更期待的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及吴静安的续作。 　　刘文淇，江苏仪征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91），卒于咸丰四年（1854）。刘文淇家境贫寒，一生时间大都消磨在课徒游幕之中。他研精古籍，尤致力于左氏学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左传旧疏考正》、《楚汉诸侯疆域记》等，代表作则是未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刘文淇之子刘毓崧，道光庚子优贡生，自幼随父客游四方，协助其父校勘书籍，继续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 　　刘毓崧长子刘寿曾，同治甲子、光绪丙子两中副榜，继承祖、父遗愿，发奋继志，以述事为己任，撰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至襄公五年而卒。 　　刘毓崧次子刘贵曾的儿子刘师培，光绪壬寅举人，习三世传经之业，一生著述丰瞻，但未能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完成书。 　　从学术上看，刘氏一门四世都精于经史研究，对《左传》杜注、孔疏的研究、纠补，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 　　吴静安，1915年生于江苏仪征。其伯父吴遐白、父亲吴粹一均从学于刘氏门下，刘文淇的曾孙刘师苍(寿曾的儿子)和刘师培，都是他们的老师，而吴静安早年随伯父吴遐白学习，承受了他们的衣钵，幼年即攻读《左传》。自1936年以来，先后写成《广春秋世族谱》、《春秋地名今释》、《三传徵礼》、《春秋地名解诂补》、《世本集解》、《纪年集解》，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的写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自1957年“错划”以后的几十年间，吴静安虽然也遭遇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然是“独抱遗经，无间寒暑”，潜心研究左氏学，“其艰苦有人所不能堪者”。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完成了刘氏一门四世百年未竟的事业。 　　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仅写到襄公五年，没有完成的内容差不多还有一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是书于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根据稿本整理标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没有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较多的注意。 　　吴静安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继承了刘氏文风，沿着刘氏的注疏体例，承袭了刘氏的书法、义例。今人徐复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仪征刘文淇集众家之大成，益以粲备。”“（吴静安）君既究心左氏，又秉承家学，思衍扬州之绪，而有赓续之作。其书博采章太炎、刘申叔二先生之说，以为矩范。复循刘氏注释体例，以礼、例、事三者为宗，汇典章制度、义法、史实为一编，可谓博瞻详审，有功后学者矣。”着重表彰了仪征刘氏《疏证》和吴氏《疏证续》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清代训诂学家，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对于唐宋旧疏，意见颇多，遂思作新疏。当时训诂考据之学大兴，音韵小学，超过前人。刘文淇的疏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清人治学，以求实为本。刘文淇有感于宋元以来学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的空谈之风，认为要光大文化遗产，必须从实际工作入手，以改变学风。就《左传》来说，“注”本杜（预）注，“疏”本孔（颖达）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袭取旧说又加以取舍之弊，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是将孔疏中应用前人“旧疏”者，一一考出，从中考稽出“旧疏”的真实面貌。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则是为“惩杜氏之失”。杜注对待前人“旧注”，有“排击”、“剿袭”、“沿用”三大过失。刘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一一疏记。”第二步工作是“博采众长”。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从违”，最后达到“俾左氏之大义柄然著明”的目的。 　　从中可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工程是浩大的，同时，也由于他迫于生计，常年从事校刻、编撰以养家糊口，致使《疏证》花了40年，还只是“长编已具”，并未最后写定。后来，其子毓崧、其孙寿曾虽然发奋继志，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卒业，期间将近百年。直到今日，其续作由刘氏“隔代传人”吴静安完成，“左氏学”终于得以完璧！ 　　从今天完整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及《疏证续》的成书经过及义例看，其成就是很高的。杜预在作注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汉注进行了取舍，期间又经过历代政治、文化变动，至今许多的汉注已不为学术界所了解。《疏证》及《疏证续》收集、辑佚了杜预以前的汉代旧注，主要是郑玄、贾逵、服虔、许惠卿等的注释，疏、注兼治，例精义博，以汉诂为宗，“一扫空言说经之弊”。在疏证过程中，不仅解释了历史史实，更将重点放在“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贯彻“诂定而义以显”的朴学宗旨，为今人提供了以前湮没了的资料。从《疏证》到《疏证续》，刘氏一门和吴静安先生肆力为之二百年，他们善于吸取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不以己蔽人，对于后人之治古史者，颇多帮助。李学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对此作了公允的评价：“（《疏证》）和清代许多著作一样，不能摆脱门户之见的束缚。当时学者风气崇尚汉学，刘文淇接续了沈钦韩《左传补注》，力求返回贾、服，贬斥杜注，这是不够公平的。其实，杜解于汉注之上多有发展，历史的功绩不容抹杀。”“吴静安先生的续作，时代背景全然不同，便没有了这种有失客观的弊病了。”http://www.gmw.cn/01gmrb/2005-11/03/content_3257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