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漢簡《質日》初讀

张宇鑫

小議“臘”、“可臘”與“出穜（種）”

在14年的質日記録中，只有後元三年質日未見“臘”、“可臘”與“出穜（種）”，其餘13年每年都有1次“臘”或“可臘”的記録，其中有8年在“臘”或“可臘”後一日均記録“出穜（種）”。可見，“臘”、“可臘”與“出穜（種）”關係密切。如《十年質日》簡13-14有“戊戌可臘”、“己亥出穜（種）”。

整理者認爲“出穜（種）”大概是與準備糧種有關的儀式。“臘”或“可臘”指臘祭，獵取禽獸祭祀祖先，整理者引《禮記》“臘先祖五祀”，並引孔穎達疏“獵取禽獸以祭祖先五祀也”。除“臘祭”外還有“蠟祭”，指拿出穀物的種子祭祀農神。《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蠟八。”鄭玄注：“蠟祭有八農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禮記·郊特牲》又云：“蠟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何和平先生指出“臘祭”與“蠟祭”日期接近，均在十二月，很可能同日異時。且指出“臘祭”每年舉行，又據《禮記·郊特牲》“八蠟以祭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蠟乃通，以移民也”指出“蠟祭”是否舉行取決于當年是否“順成”。[1]

所以《質日》中的“出穜（種）”很可能指拿出穀物的種子祭祀農神，即指“蠟祭”。一，“出穜（種）”語義合“蠟祭”“祭百種以報嗇”；二，“出穜（種）”與“臘祭”日期接近，均在其後一日，且二者均在12月；三，“出穜（種）”在14年質日中出現8年，符合“蠟祭”並非每年舉行而是根據當年是否“順成”決定。

何和平先生指出，“臘祭”與“蠟祭”在先秦時期區別嚴格，到秦漢混淆，“臘祭”包含了“蠟祭”。從《質日》來看，至少在漢文帝後元七年及以前，二者是有清晰區分的，“臘祭”在“蠟祭”前一日舉行。

有學者據《禮記》孔穎達疏和唐代徐堅《初學記》認爲“蠟祭”在前而“臘祭”在後，筆者認爲這有待商榷，這與時代更早的《質日》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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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和平：《臘祭、蠟祭之辨證》，《現代語文》2023年第12期。

张宇鑫

睡虎地漢簡《質日》的“出種”爲“蠟祭”，周家台秦簡提供了又一個比較有力的證據。“臘日”、“出種”還見于周家台秦簡《病方及其他》簡347-353：“·先農：以臘日，令女子之市買牛胙、市酒。過街，即行拜，言曰：‘人皆祠泰父，我獨祠先農。’到囷下，爲一席，東鄉（向），三腏，以酒沃，祝曰：‘某以壺露、牛胙，爲先農除舍。先農笱（苟）令某禾多一邑，先農㮓（恒）先泰父食。’到明出種，即□邑最富者，與皆出種。即已，禹步三，出種所，曰：‘臣非異也，農夫事也。’即名富者名，曰：‘某不能腸（傷）[①]其富，農夫使其徒來代之。’即取腏以歸，到囷下，先侍（持）豚，即言囷下曰：‘某爲農夫畜，農夫笱（苟）如□□，歲歸其禱。’即斬豚耳，與腏以并涂囷廥下。恒以臘日塞禱如故。”

臘日這一天進行臘祭， “人皆祠泰父，我獨祠先農”，可見全社會在臘日這一天都祭祀祖先，但本簡的主人公卻要進行“蠟祭”——祭祀農神“先農”，這是特殊的，説明秦代“臘祭”與“蠟祭”仍然區分清晰，只不過出現了不循常規的個例。

“到明出種”表明在臘日的第二天出種，即“臘祭”後一日爲“蠟祭”，與《質日》相合。周家台秦簡略記了“出種”的情况，“即□邑最富者，與皆出種”、“即已，禹步三，出種所”，一群人包括本邑的最富有的人一起拿出種子到一個祭祀場所“種所”祭祀農神，完畢出門時要“禹步三”。

周家台秦簡也爲先“腊祭”後“蠟祭”提供了證據。同時也可以發現秦代開始二者有混淆的趨向，在“臘祭”當天的臘日進行“蠟祭”，雖是個例，但是已經顯示了二者混淆的趨勢。“先農笱（苟）令某禾多一邑，先農㮓（恒）先泰父食”、“臣非異也，農夫事也”，此人解釋自己與他人不同，首先進行“蠟祭”而後進行“臘祭”，是更尊重農神爲祈求豐收富足。秦以來，淡化對祖先的尊重而重視對農神的祭祀，很可能基于現實物質的需要，希望農業豐收、家庭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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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辛丑、林慧二先生釋文將“腸（傷）”改釋爲“勝”。

张宇鑫

“出種”可能指“蠟祭”又添一條證據。文帝後元三年質日無“出種”，甚至無“臘”或“可臘”的記載，可能與自然災害有關。《漢書·五行志》：“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絶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文帝後元三年，漢水決堤，漢水流域一帶受重大洪澇災害影響，房屋毁壞、人員受災，農業收成可能不好。所以位于漢水流域的安陸縣也可能受災嚴重，糧食歉收，不進行“出種”，所以安陸縣的“越人”在後元三年質日中未記載“出種”，結合《禮記·郊特牲》記載的“蠟祭”是否舉行取決于當年是否“順成”（八蠟以祭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蠟乃通，以移民也），所以“出種”可能指“蠟祭”。似也可解釋十四年質日中唯獨後元三年質日無“臘”或“可臘”的記載，重大災害的年頭，生存困難，可能可不進行臘祭。

张宇鑫

《質日》中的“出種”可能與《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中的“臘明日”“占種”有關聯。《史記》、《漢書》相關内容基本一致。《漢書·天文志》：“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壹食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而漢魏鮮集臘明日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宫，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

王鑫淼先生指出“臘明日”即臘日第二天，臘日之時是一年溫度最低之時，第二天溫度上升，冷陰熱陽，所以臘日第二天“發陽氣”。[1]漢代的占候者魏鮮在正月臘日的第二天集中進行八風占、雲風日結合占等，來推測今年的氣候、收成、災害、疾病、戰亂等。在這一天，根據不同時辰的雲、風、日的狀態推測不同作物的收成，如“旦至食”推測麥的收成，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則“深而多實”，這段時間有雲、風、日光，那麼種麥則根深、收穫多，其他作物、其他天象以此類推。“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可以稱之爲“占種”，通過占候來判斷今年適宜種植何種作物。《史記》、《漢書》則未見在臘日第二天“出種”。

所以秦漢時期，臘日第二天的農業習俗，可能由“出種”向“占種”演變。秦至漢文帝時期，臘日第二天進行“出種”，拿出種子祭祀農神，只祭祀不占候。睡虎地漢簡《質日》的“出種”應與周家台秦簡一致。而後，“出種”可能演變爲“占種”，最晚至武帝時期，出現了在正月臘日第二天進行的“占種”，非正月臘日第二天可能並無任何農業習俗。原來的“出種”又稱“蠟祭”可能已經融入“臘祭”之中，在臘日進行。至東漢，在正月臘日第二天的“占種”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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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鑫淼：《漢賦的歲時秩序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第41-42頁。

张宇鑫

张宇鑫 發表於 2024-8-27 18:17
“出種”可能指“蠟祭”又添一條證據。文帝後元三年質日無“出種”，甚至無“臘”或“可臘”的記載，可能與 ...

本條解釋有誤，還請方家海涵。《漢書·五行志》：“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絶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水流域的洪澇災害在文帝後三年秋，而文帝後三年《質日》無“臘”、“可臘”或“出種”，即使有，也應當在十二月，武帝改曆之前，十月爲歲首，十二月在秋季七、八、九月之前，當年《質日》無“臘”、“可臘”或“出種”與此次“漢水出”無關。

张宇鑫

何和平先生指出“臘祭”基本每年舉行，不論年成好壞。[1]而睡虎地漢簡《質日》14年的質日記録中，後元三年質日未見“臘”、“可臘”，其餘13年每年都有1次“臘”或“可臘”的記録。後元三年質日十二月的三個“戌日”都無任何記載，“戌日”相應記録該日活動的簡面是空白的，並無任何殘留字跡，所在簡亦不殘斷，原簡有“臘”或其他字的可能性小。所以從《質日》來看，“臘祭”也並非每年都舉行，可能受某些因素的影響，一些年份可以不舉行。不進行“臘祭”的原因，需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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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和平：《臘祭、蠟祭之辨證》，《現代語文》2023年第12期。

张宇鑫

再論《質日》的“出穜（種）”

睡虎地漢簡《質日》並非每年都記録“出穜（種）”。武帝改曆以前，歲首爲十月，“出穜（種）”的記録在十二月，那麼是否進行“出穜（種）”只能根據前一年的收成情况來決定。“出穜（種）”可能與前一年收成不好有關，如自然災害影響，《史記》、《漢書》記載的文帝前元九年至後元六年的水、旱、蝗災以及減免田租都可以反映收成不好，減免田租可能間接反映了收成不好。《史記》、《漢書》所記文帝時期的災害、減免田租情况與《質日》“出種”的對應關係如下：

1.《漢書·文帝紀》：“九年春，大旱。”《十年質日》簡13-14：“戊戌可臘。己亥出穜（種）。”

文帝前元九年春大旱，九年收成不好，則十年十二月記録了“出種”。

2.《十二年質日》簡6-7：“庚戌臘。辛亥出穜（種）。”《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税之半。’”

十二年十二月記録“出穜（種）”。十二年三月之後，文帝下詔“賜農民今年租税之半”，認爲“民有飢色”、“吾農民甚苦”，可能十一年收成不好，十二年冬進行“出穜（種）”、十二年三月之後下詔減租。

3.《漢書·文帝紀》：“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税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税。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三年質日》無“出穜（種）”，文帝十三年免租，“詔”並没有提自然災害、收成不好，免租的理由是“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是爲勸課農桑、提高農業地位使其高于商業而免田的租税，前一年收成可能正常或者豐收。

4.《漢書·文帝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十六年質日》與《元年質日》無“出穜（種）”，後元元年文帝在“詔”中提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可能是對之前若干年考核不增長、水旱災害的論述，而非前一年或當年。“間者數年”可能指隔幾年收成增長，隔幾年不增長歉收。“數年比不登”可能指之前的十三年、十四年歉收，因爲《十四年質日》、《十五年質日》均記録“出穜（種）”。

5.《漢書·五行志》：“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絶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四年質日》簡11-12：“戊戌可臘。己亥出穜（種）。”

文帝後三年秋，漢水流域發生嚴重洪澇災害，屋毁人亡，处于漢水流域的安陸縣可能受災，收成受到影響。所以後四年十二月安陸進行“出穜（種）”，安陸縣的越人如實記録。

6.《史記·孝文本紀》：“後六年……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又《漢書·文帝紀》：“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七年質日》簡22-23：“壬戌·臘。癸亥出穜（種）。”

文帝後六年夏四月，全國大旱，有蝗災，收成不好。文帝免除諸侯進貢、允許在山林水澤獲取食物、自身厲行節約、裁撤官員、開倉賑濟、下令可以賣爵。所以《七年質日》記録了“出穜（種）”。

所以，前一年有自然災害或者其他原因使收成不好，第二年的《質日》中就會記録“出穜（種）”，“出穜（種）”指蠟祭，拿出種子祭祀農神祈求豐收。而前一年没有自然災害，收成正常或者豐收時，則第二年《質日》就不記録“出穜（種）”，收成正常或豐收，民間無需進行“蠟祭”。《文帝紀》、《孝文本紀》所記自然災害和減免租税應當是全國性的，所以也可以反映安陸縣的情况。《漢書·五行志》中的“漢水出”更縮小了地域範圍，安陸縣就在漢水流域，更具説服力。

《禮記·郊特牲》：“八蠟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蠟乃通，以移民也。”鄭玄注：“其方谷不熟，則不通于蠟焉，使民謹于用財。”孔穎達疏：“‘八蠟以記四方’者，言蠟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者，謂四方之内，年谷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蠟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蠟乃通’者，因四方之内有順成之方，其蠟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蠟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以往有學者據此認爲“順成”進行“蠟祭”，“不順成”不進行“蠟祭”。

筆者認爲《禮記·郊特牲》此段的釋義可能需重新考慮。《質日》、《史記》、《漢書》中的史料似可證明“不順成”才進行“蠟祭”，“順成”則無“蠟祭”，這符合正常的邏輯。“順成”後人們希望來年也“順成”而進行“蠟祭”，似可说通。但“順成”之後人們可能享受豐收，可能會忽視“蠟祭”，反而“不順成”時，人們會非常重視“蠟祭”。相反，“不順成”時，人們不進行“蠟祭”祈求今年豐收，更不合常理。所以應當是“順成”時不“蠟祭”，“不順成”時“蠟祭”。《禮記·郊特牲》這段話可重新理解，“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以謹民財也”，不順成之時，謹慎地使用財物，不浪費、不漫無目的地使用財物，把財物用到真正需要的、重要性高的地方上去，而“蠟祭”祈求豐收正是不順成時迫切需要的，拿出種子祭祀農神符合“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蠟乃通，以移民也”，可理解爲，順成時，農業豐收，財物就會轉移到人民手中。不順成時，人通過拿出種子祭祀農神，財物種子轉移到了農神，農神使農業豐收，到順成時，收成好，財物又轉移到人民手中。

綜上，在漢文帝時期，前一年有自然災害或者其他原因使收成不好，第二年進行“蠟祭”，《質日》中就會記録“出穜（種）”。而前一年没有自然災害或其他使收成不好的事件，收成正常或者豐收時，則第二年不進行“蠟祭”，《質日》就不記録“出種（種）”。

张宇鑫

整理者認爲《質日》終于文帝後元七年可能是因爲記録者越人卒于當年，其他文書、薄籍也無後元七年後的記録。筆者認爲除越人死亡之外，還可能因文帝崩，景帝即位，《質日》也需終結。《史記·孝文本紀》：“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文帝崩于六月，《七年質日》在六月後的七月、九月仍有記録，可能是需記録完一年。越人卒于當年，可能只能卒于當年最後一天，因爲《七年質日》最後一天仍有記録：“〖丙申〗 卌一少半”。且從筆跡來看，《七年質日》最後4天均有記録，最後4天的文字字體似與前幾年的字體無明顯區别，他人代筆的可能性小。所以越人卒于當年的可能性較低，卒于下一年初的可能性高。

张宇鑫

《質日》中的“出穜（種）”均在亥日，8次出穜（種）均在己亥、癸亥、辛亥、乙亥日，這與《日書》中的“禾良日”、“五穀良日”、“禾吉日”有關，“出穜（種）”需要定于糧食作物的吉日。睡虎地秦簡《日書》與孔家坡漢簡《日書》均有記載：

1.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17正叄：“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

2.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64：“五穀良日，己□□□□出種及鼠（予）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予）。子，亦勿以種。”

3.孔家坡漢簡《日書》簡453-454：“始耕田之良日，牽牛、酉、亥。辰、巳不可穜（種）、出穜（種），乙巳、壬不可予、入五穜（種）。五月東井利澍（樹）藍、韭，司清。  己亥，癸亥、丑、酉，皆禾吉日也。”

從圖版看，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缺字最後一字可能爲“亥”，整理者標注了4個缺字，實際上該簡在缺字處已斷，缺字字數並不能完全確定，應標注“……”，從斷裂的長度來看，缺5字亦有可能，對照其他文獻，嘗試補爲“己【亥、丑、酉、癸亥】”或“己【亥、酉、丑、癸亥】”。

张宇鑫

對《質日》“出種”的進一步討論

睡虎地漢簡《質日》之後的《曆日》、《曆譜》類文獻也有“臘”和“出種”的記載：

1.孔家坡漢簡景帝後元二年《曆日》在十二月末的“戊戌”日記録“臘”，在正月初的辛亥日記録“穜（種）”，二者中間相隔12天。且《曆日》除此之外只記録了大小月、立春、夏至、冬至、初伏、中初〈伏〉。[①]此處的“種”應和“出種”同義。

2.銀雀山漢簡自名《七年□日》記載的是武帝元光元年的曆譜，在十二月的“戊戌”日記載“臘”，在同月“辛亥”日記載“出種”，二者中間相隔12天，此外還記載了反、立夏、中伏、後伏、冬日至。[②]

3.尹灣漢簡《元延元年曆譜》是漢成帝時期曆譜，在十二月庚戌日記載“臘”，無“出種”的記載，還記載了初伏、後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等。[③]

4.尹灣漢簡《元延二年視事日記》記載了墓主師饒該年的工作記録，主要記載一日住處和活動，如三月“丁卯  日中至府。宿舍。予房錢千。”《元延二年視事日記》在十二月庚戌日記録了“臘”，無“出種”，還記録了後伏、冬至、秋分、一月朔日等。[④]

《質日》的“臘”、“可臘”固定在“出種”前一日，而《曆日》、《七年□日》的“臘”與“出種”相隔12天，《曆日》中的“出種”更在正月而非十二月，《元延元年曆譜》、《元延二年視事日記》更是只有“臘”而無“出種”。結合周家台秦簡、睡虎地漢簡《質日》的“出種”在“臘”後一日，可知，從秦至漢武帝七年，“出種”一直存在，只不過從秦至漢文帝時期，“出種”固定在“臘”後一天；而最遲到漢景帝後元二年，“出種”與“臘”相隔12天，這種情况一直持續到武帝七年。從武帝七年一直到漢成帝元延元年，“出種”在此期間可能消失，後來不再記録“出種”。“出種”與“臘”間隔日期變長可能反映了文景之際曆法、祭祀的變化，值得深究。

筆者在論壇之前的帖子中提出“出種”就是“蠟祭”，結合《曆日》、《曆譜》等文獻，“出種”常與“臘”、三伏、冬至等其他節氣同時出現，應當是和“臘”、“三伏”一樣的時令，但不是冬至等節氣。“出種”當天進行“蠟祭”，“臘”當天進行臘祭。“出種”與“蠟祭”的關係不是等價，前者是時令、後者是該時令當天的習俗、行爲，二者仍然密切結合。到成帝時期“出種”不再出現，可能就是“蠟祭”已融入“臘祭”之中，都在“臘”當天進行，“出種”已無記録的必要。“蠟祭”與“臘祭”融合于一日，可能是在武帝元光元年至成帝元延元年之間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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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91-193頁。

[②] 吴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3-234頁。

[③] 張顯成、周羣麗：《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頁。

[④] 張顯成、周羣麗：《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6-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