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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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7——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共龙山县委、龙山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里耶秦简出土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和龙山县城两地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美、日、韩等国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50余篇，议题广泛。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参观考察了里耶古城遗址和一号井遗迹，并围绕里耶古城的发现研究、里耶秦简、秦代考古、秦史与秦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兹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收获纪要如下。 一、里耶古城的发现研究 湖南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城发现于1996年，坐落在龙山县里耶镇酉水北岸，2002年起，为配合碗米坡水电站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州、县文物部门，对里耶古城及相关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地考古发掘，先后发掘清理了里耶古城遗址、麦茶战国墓地、清水坪西汉墓地、大板汉代墓地和大板东汉遗址、魏家寨西汉城址，发现了里耶古城北城墙、城壕及城内木结构井圈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和秦简等大量重要文物。2006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将这一发掘重大收获结集为《里耶发掘报告》予以公布，从而为人们揭示出一座学术意义重大的古代城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先生( 《关于里耶古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意义》)认为，里耶古城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突出表现四个方面：一是里耶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楚，沿用至晋，时间跨度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进入帝国的时代，作为这个时期的古城遗址，自然就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意义；二是里耶古城从楚国的军事城堡到秦国、秦王朝与汉晋帝国的基层政治中心——县治，其“城” 的功能的这种“变化”实质上是时代历史变化，这在以往的古代城址中是很少见到的；三是以里耶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周边不同等级遗址单位（如魏家寨遗址、大板东汉遗址等）和属于里耶古城的麦茶战国时代与秦代墓地、清水坪西汉墓地、大板汉代墓地等“二元”物质遗存，对认识“县治”与周边“社会单位”关系十分重要，在古代城址考古研究上，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四是里耶古城出土的37000余枚秦代简牍，为解析帝国时代国家基层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控制中心的“县城”，提供了极为丰富、全面、科学、宝贵的考古资料，这在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地处湘西酉水流域及武陵山区，是战国时期秦、楚两国相继开发、对峙、征战的前沿地区，作为秦楚之争的前沿城堡，里耶古城的发现发掘，无疑在秦楚关系研究方面有着重要地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先生（《从里耶古城谈秦楚关系》指出，战国后期，秦对楚的兼并战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湖南的酉水一线，已发现数座战国时期的楚城址，里耶也发现战国中晚期的楚城、楚墓，又发现秦城和秦墓，表明秦楚在这一地区的激烈争夺，特别是里耶秦简的发现表明，秦将张若从南线攻楚取巫郡及江南而设的黔中郡应在湘西北地区，秦代为洞庭郡，汉改为武陵郡。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局龙京沙先生（《里耶古城遗址反映的几个问题》）根据考古发掘的城内、城壕、一号井地层关系及出土物，结合城外麦茶、下码、清水坪、大板四地历年来清理的近七百座战国、汉墓，将里耶古城遗址时代大致分为战国中晚期、秦代、西汉和东汉四个历史阶段，指出里耶古城所发掘的这种地层和遗迹叠压关系表明，历史上的楚、秦、汉政权曾相继入主酉水。湘西是湖南考古发掘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里耶古城及其附属遗址、墓葬的发掘，为湘西地区建立了可靠的考古类型学标尺，也为构建湘西古文化谱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湖南省博物馆刘彬徽先生（《里耶古城一、二期文化内涵的思考》） 认为，里耶古城文化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包含遗址第一期和麦茶墓葬的第一、二期，第二期年代为秦代，包含遗址第二期；里耶古城第一期文化无疑地应以楚文化因素为主，第二期文化从出土秦简看，完全是秦文化，但从出土的器物层面看，又似乎以楚文化因素为主，辅以少量的秦文化和地方土著文化因素，这种情况应和秦王朝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先生（《从里耶古城论秦汉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将里耶古城的秦代和西汉时期遗存进行梳理并同中原地区的同时期遗存比较后认为，秦和西汉时期的物质文化，既有强烈的统一性，又有鲜明的地域性，表现为主体上的一致性和局部上的多样性，其统一性缘于在多民族统一的背景之下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统一和技术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其地域性则缘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固有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有的社会需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柴煥波先生（《里耶古城的发掘与研究》）对里耶古城遗址及其附属墓葬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里耶盆地分布的从商周到东汉各个时期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为武陵山区的考古学文化建立了标尺，这些遗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它们关系的深入研究，将会不断把我们引向历史的幽深处。里耶古城遗址的发掘及秦简的出土，为今天龙山县里耶镇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共龙山县委曹世凯先生（《里耶古城开发探讨》）从里耶镇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里耶古城发现发掘的重大现实意义出发，提出了里耶古城保护开发和加快推动龙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规划，为里耶古城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二、里耶秦简研究 里耶秦简是里耶古城遗址发掘的最重大收获，出土的37000余枚简牍更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为复原秦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截至目前为止，虽然仅仅公布了其中的极少一部分，但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其研究已深入和触及到了秦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成果丰硕。秦统一六国之后，确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度，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里耶秦简作为迁陵县的行政文书，内容广泛涉及秦代职官尤其是地方职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乐贤先生（《读里耶秦简札记二则》）具体考察了里耶秦简中的“职官省称”现象；卜宪群先生（《从里耶秦简看秦代乡里的吏员设置与行政功能》）专就里耶秦简所反映的秦代乡里吏员设置与行政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控制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总趋向是控制力逐渐减弱，中间层次逐渐扩大，乡里社会自身参与的力量越来越多，但是从里耶简来看，国家对乡里的控制还是十分严密的。里耶秦简主要是是秦代洞庭郡属县——迁陵县的官方文书，反映了一系列秦代的文书制度。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汪桂海先生（《从湘西里耶秦简看秦官文书制度》）从文书程序及文书收、发记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秦代官文书制度，并揭示出秦汉官文书制度的渊源关系。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藤田胜久先生（《里耶秦简与秦帝国的情报传达》）通过对已发表里耶秦简样本资料的分析，认为这些文书并非各地通信的公文原本，而是地方行政的资料库，说明2200年前，在秦帝国的县官府中有着能够进行文书传达、文书的处理与保存、以及劳役和财务运营的情报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怡先生（《里耶秦简中几组涉及校券的官文书》）、荆州博物馆彭浩先生对里耶秦简中的“校券”官文书进行了分析探讨。里耶秦简中还保留了不少法制史料，反映了秦代的法律制度。日本埼玉大学籾山明先生（《卒史覆狱试探》）对秦代卒史覆狱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卒史覆狱是秦代监督司法的重要环节。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何双全（《秦律之赀刑与赎行浅论》）认为，里耶秦简文书是秦赀刑和赎刑的具体执法案例，从中可以窥见秦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实际。奴婢问题是秦汉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关系秦与汉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先生（《里耶秦简所见的官私奴隶和刑徒》）根据文书简和祀先农简所记，指出秦代在修筑城垣、官署、运输等大工程或战争中，往往驱使大量刑徒和官私奴隶服役，这时奴隶和刑徒基本上没有区别；私家奴隶大多见于户籍简，推测当时有爵之家蓄养奴婢甚为盛行。里耶秦简中的户籍简牍，不仅是秦朝实物户籍简的第一次发现，也是硏究秦朝户籍制度和家庭历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先生（《试说里耶户籍简所见“小上造”、“小女子”》）认为里耶秦简户籍简牍中的“小上造”、“小女子” 所指代的身份，大致可以与居延汉简所见“小男”、“小女”对照理解，“小上造”身份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所见“小爵”有关，反映“小爵”制度在秦代甚至在战国时期的楚地即已出现，走马楼简户籍资料中出现的未成年人使用“公乘”、“士伍”称谓的情形，或许可以看作相关现象的历史遗存。韩国庆北大学尹在硕先生（《里耶秦简户籍简牍反映的秦朝户籍制度和家庭结构》）认为，里耶户籍中把私家奴婢编排进入主人家户籍的事实，对于理解秦简秦律中“户”、“同居”、 “室人”等法律术语提供了线索；除核心家庭以外出现的直系家庭、联合家庭现象，有可能反映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从未实行过小家庭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张荣强先生（《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认为这批户籍简牍应当是秦代迁陵县南阳里的户版，从其反映的家庭结构、各户家口皆未注明年龄或身高等信息看，应是秦占领楚地后不久之物。此外，香港中文大学黎明钊先生（《里耶秦简户籍简牍的探讨》）、日本学术振兴会广濑薰雄先生（《里耶秦简户籍简刍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黎石生先生（《里耶秦简二题》）等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里耶秦简户籍简进行了研究。里耶秦简中的里程简为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新的史地信息。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庆浩先生（《里耶秦简里程简的内容与秦的地方统治》）认为里程简中的地名反映了秦代京师（内史郡）以东地区的干线道路情况，这应是战国时期贯通燕国至楚国的交通网，其主要作用在于有效防范秦统一后可能发生在各地的叛乱，而位于这条路线最南端的迁陵，是秦在南方地区维持和加强其统治的军事要地。韩国翰林大学金秉俊先生（《秦汉时代的河运——以里耶秦简为线索》）认为里耶秦简中的‘里程表’和借公船的记载等已表明秦代不少的运输使用了河运，所谓“偏远”的概念本身，是从陆路的观点提出来的。通过水路能够解决一些交通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重新理解边疆特别内境与外境之间的地区。实际上，像里耶地区一样，在‘偏远’地区实现了积极的郡县支配的地方不少，马王堆出土《军事图》和放马滩出土古地图的地方都是深远的山林地区，而不是水路交通不便的地方。   里耶秦简中的祠先农简，向我们传递了秦代基层祭祀先农的有关信息。西北大学田旭东先生（《从里耶简“祀先农”看秦的祭祀活动》）认为祭祀典礼时古代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重大内容，祭祀先农一直是国家祭祀的典礼，里耶秦简祠先农简反映了秦代基层的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秦代对礼治的继承，认为秦废除了先秦礼治的看法应当重新认识。此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春龙先生（《里耶秦简中记录疾已等人用餐情况的简牍》）介绍了最新整理的官吏用餐记录的简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先生（《里耶秦简发现与出土的启示》）对里耶秦简多用木简情况予以关注；日本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横田恭三先生（《由里耶秦牍来考察毛笔德性能》）具体考察了里耶秦简文字的不同书写风格与当时使用的毛笔性能的关系；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方北松先生（《里耶秦简脱色脱水效果简介》）介绍了里耶秦简的脱色脱水保护技术。 三、秦代考古、文化及其他 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与千古一帝秦始皇一样，秦代考古与文化，充满神秘色彩备，备受学者关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段清波先生（《秦始皇陵地宫水银及相关问题研究》）针对秦始皇陵地宫中存在大量水银现象，认为秦始皇地宫中的水银是被用来制造秦帝国时期江河湖海地理版图的，秦始皇帝陵墓中以水银来演示江河湖海的水系，是将秦帝国的版图缩放在墓室中，这一构想决然有别于历史上所有在墓葬中使用水银的现象，它既不是财富的象征，也不是用于医疗，更不是所谓防盗、防腐，它不仅开发出关于水银的别种用途，更彰显出秦始皇帝的精神追求，“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将帝国最辉煌的历史以物化的形式载录下来，表现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史诗般的英雄经历，更是对国家未来的深深挂牵，这是秦始皇帝心系天下的表征，也是作为帝国皇帝对国家能得以长久地传承的企盼。秦代考古为了解秦代各项统一措施的实施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先生（《秦各项统一措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指出，考古资料反映秦始皇各项统一措施的实施是全面和深入的，所谓全面，它不仅包括了文字、货币、度量衡、郡县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各项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而且这些措施是在当时秦帝国的整个疆域之内实行的。所谓深入，即指各项统一措施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以后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与秦始皇个人的智慧与胆识有关。以往文献往往过分强调后者，但从考古资料看，恐怕前者所占份量更重。阿房宫是秦宫殿考古的重要收获，使人们认识到了历史的真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先生（《秦阿房宫》）介绍了阿房宫考古队对传统和习惯上认定的阿房宫前殿遗址进行的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资料表明，前殿遗址台基面的东、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三面墙所围区域内既没有秦代的堆积层，没有宫殿建筑遗迹（即阿房宫未建成），也没有发现火烧痕迹。诗人杜牧笔下宏大、雄伟、壮丽的秦阿房，事实上并没有建成。秦代文物是秦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申云艳（《秦代瓦当初探》）认为秦代大兴土木，瓦当的制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遗址、辽宁绥中石碑地和河北秦皇岛金山嘴的秦行宫遗址等秦代建筑遗址中出土了不少能确定为秦代的瓦当，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秦代瓦当在继承了战国晚期瓦当样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石（《秦代墓葬出土漆器概论》）对秦代漆器进行研究，认为秦代漆器承袭战国漆器的传统，又有自己的风格，对汉代漆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秦代漆器上烙印或刻划有制造者标记，汉代工官漆器上内容丰富的制造者标记（铭文）就是这种制度的后续发展。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先生（《入海求仙与穿治骊山》）对秦始皇的生死观进行了研究，透过秦始皇既求仙又预作寿藏这种矛盾生死观的表面，我们看到了其现实一面的本质，入海求仙是巩固政权的手段，与此同时预作寿藏、穿治骊山，对自己死后进行了妥善安排，这是这一举动，才让后人看到这令人叹为观止的秦俑艺术。中国秦文研究会刘福顺先生（《关于秦始皇巡游记功七刻石的复原研究》）介绍了中国秦文研究会复原秦始皇七刻石和集补重写七刻石的秦篆文写本的工作及其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宋艳萍博士对秦简《日书》中“祭”与“祠”反映的地域文化特点进行分析，指出楚人重祭，秦人重祠，两者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即楚文化和秦文化。此外，与会韩国学者还就韩国近年的考古发现、研究情况做了介绍，韩国·东亚细亚文化财研究院李海銖先生（《韩国南部青铜时代环濠聚落研究》）对韩国青铜时代环濠聚落形制和功能进行研究，认为环濠聚落中的环濠具有防御、空间区划与经济生产三项功能，并且随着青铜时代的发展变化，营建环濠聚落的功能、目的也发生了变化；辛勇旻先生（《韩国三国时代封土墓的调查与研究》）根据韩国咸安“道项里第6号墓”调查发掘资料，介绍了韩国三国时代古墓特征和古墓封土筑造过程、技术；崔景圭、金美京先生（《韩国三国时代加耶古墓的特征》）以最近调查发掘的金海市外村里古墓群为中心，探讨了韩国三国时代加耶诸国的竖穴式石椁墓出土遗物的地域性、与其他地区墓葬的交流关系，为了解社会中下层的生活、复原社会上层古墓群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引起与会专家关注，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http://ich.cass.cn/Article_Show2.asp?ArticleID=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