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简书————两千年来伟大的文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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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周简书———两千年来伟大的文化发现

    自甲骨文、两周金文发现以来，这两种文字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殷、商、周的文字，认为这三代人就使用这两种文字，这样的定位虽然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估价过高的地方————没有为简书的发现留有余地。在《比发现甲骨文更为重大的发现——宗周简书的发现》（参见“北大中文论坛”和“（浙大）春秋论坛”）一文中，笔者首次指出湖北郭店等地楚墓出土的竹简文字是“蝌蚪文”，“最迟是宗周简书”。在甲骨文、金文、宗周简书这三种文字中（以其作用来分类），以宗周简书的地位最高、价值最大，因为它是承载文化和思想的文字；而甲骨文是卜筮专用字体，说白了，就是算卦专用字体，文化的含量很有限；金文是具有装饰性的铸钟鼎专用字体，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文化含量也不大。清华楚墓竹简发现后，有学者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与甲骨文、金文相比，说所有战国楚墓出土的简书是“两千年来伟大的文化发现”并无夸大的成分。

                                  一、两千年的待望———宗周简书的发现

    在《比发现甲骨文更为重大的发现——宗周简书的发现》一文中，已经说明汉代是以“古文”指蝌蚪文，“今文”指隶书。秦废除“古文”后，从汉至魏及以后各代，几乎都有人制造“古文”，也就是说，虽然“古文”已经失传已久，读书人仍然对它魂牵梦绕，对它无限的神往，也见出那些用生命保护《诗》、《书》和古文字而被坑埋的秦代儒生的价值。
    将《诗》、《书》和古文字一起根绝，秦始皇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一方面“古文”的废除，为先秦古籍的释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秦法严峻，人们不敢谈论“古文”，到了汉代，秦朝的法律不起作用了，又加上景、武间发现了“孔壁古文”———蝌蚪文，汉代又出现了“古文”热，当时能够看到“孔壁古文”的人很有限，即使看到过这古文字也不认识。由于种种原因，“孔壁古文”后来失传了。于是，便有人动脑筋造假“古文”，书的名字叫《史籀篇》———最早的“古文”伪造者的作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周宣王太史籀撰，姓佚；史，盖官号。张怀瓘《书断》云：‘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汉书.艺文志》‘小学十家’，首载史籀所作也，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在汉、魏几次假造“古文”案中，《史籀篇》的水平最低，属于“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的那种极为繁复的假造文字，没有哪支竹简能够容纳如此复杂的字体，如果商代史官真的用这样的文字“教学童”，学童肯定会发疯的。《史籀篇》的文字是未经使用（也不能使用）、未经流行的假造古文，只“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一句话，就说明《史籀篇》的可信度大有问题。这部伪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的署名；“周宣王大（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说明伪作者还是有一定的文史常识的，即凡周代之“史”必用周代的文字。
   其次是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保留的籀文，据说是《史籀篇》的残存文字，《史籀篇》已佚。《说文》所引籀文比目前看到的《史籀篇》的文字要略为简单一点。如果原来的《史籀篇》确实亡佚，则现在的《史籀篇》为双料假货。
    三国魏正始间，在汲县出土《竹书纪年》等一批竹简，用的是蝌蚪古文，亡佚后，有人要还原这种“古文”，所刻《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也是依据金文，参以蝌蚪文的传说造出来的古文字，这种想象出来的“古文”要比《史籀篇》的“古文”简单合理得多，因而水平最高，是可以使用而没有使用过、没有流行过的人造古文。
    这三种字体，在写法上又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起笔细而尖，像蝌蚪的尾巴，可惜他们却没有造出蝌蚪的嘴、眼、肚子、肠子，因为一个文字系统，是不可能凭个人的想象来还原的。
    一直到宋代还有人在造“古文字”（参见《传抄古文字编》，线装书局，徐在国）。这些现象说明秦虽然禁绝了“古文”，但两千年来人们并没有将“古文”彻底忘怀,还在期盼着有一天“古文”能够重现，能够复活，殊不知这些假古文的流行起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对真“古文”的发现造成了困难，以至于郭店楚墓竹简出现以来,至今尚无一人认为这就是古蝌蚪文。

                二、“古文”、“今文”之变，是两个大一统国家
                                 ———秦对周的文字改革
    秦代的文字改革，秦始皇以“今文”取代“古文”，其实质是以秦代的简书——秦隶，取代周代以来的简书，与战国时期的各国绝无关系。
秦国在下禁书令时，法律极其严酷：“有藏《诗》、《书》者，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者，弃世。”由此类推，使用古文者，罪当与“偶语《诗》、《书》者”同。非如此，“古文”不废，“今文”不兴。秦始皇“焚书坑儒”，根本不是怕他们颠覆新政权，而是不杀他们，禁《诗》、《书》和禁“古文”便不好贯彻，因为他们反对禁“诗”、“书”和禁“古文”，因此这些被坑杀的儒生不仅是古文化的守护者，也是古文字的忠实保护者，他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从文化史和文字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坑杀的儒生是值得尊重的。
    战国时期金文的使用，确实有如许慎所说的“文字异形”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缺乏规范，随意性较大。如目前初中教科书上所举战国七雄的七个“马”字，虽然字型和笔划的多少稍有差别，但并不影响各国的识读，即形、音、义都无本质的改变。近代王国维先生所谓的“六国文字”，实在是夸大了战国七雄间“文字异形”的差别，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承认，从甲骨文到两周金文基本上是统一的，不统一的部分在战国七雄间的墨书文字，这比“六国文字”说又进了一步；现在从出土的墨书文字来看，墨书也是统一的，不存在七国有七中墨书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郭沫若比王国维高明，笔者比郭沫若高明，而是地下出土的资料丰富了，确凿地证明是如此。


                 三、战国时期六国无独立的文字系统

   战国时期六国无独立的文字系统，这一观点在《先秦墨书文字述论》（参见“北大中文论坛”）已论述过。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战国时期各国没有独立的文字系统，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方面的问题，而是自两周以后各国的体制问题。战国时期的各国虽然不再听命于宗周，各自主政，在文化和文字方面一仍其旧，没有哪国要在这方面动些脑筋要自己发明一套文字，宗周的简书，即楚简文字，传抄典籍和日常使用都很方便，铸钟鼎时各国对金文还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异体），简书和金文两套文字使用起来已是绰绰有余裕，没有改变和重造的必要。
    战国时期的各国在铸钟鼎时，用的是两周金文，因为铸造都是用手工操作，又无严格的规范，加之金文本身就具有装饰性的特点，所以就出现了异体字，但这些异体字并不影响识读和流通。目前出土的所谓六国文字，其实都是两周金文一个系统的文字，只是字体稍有不同而已，是可以通用和通识的。
    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简书便是宗周的简书，楚国也不例外。楚国不可能有独立的简书文字系统，在战国时期，如果哪国不用宗周文字，而独立创造文字的话，那将是对宗周的背叛，其余各国将群起而攻之。因此，各国虽然不再听命于宗周，也不愿背上背叛宗周的名声。这里唯一一个例外是秦国，睹落叶而知秋，战国末期秦改造文字，其实是改朝换代的征候。
    话又说回来，如果把郭店楚简算作是楚国简书，那宗周便无简书文字，这是第一条不合情理；周代的重要典籍《易》，周代的诗歌总集《诗》都用楚文字写，是第二条不合情理；老子的哲学著作《老子》，也用楚文字写，虽然老子是楚国人，是第三条不合理，关于这一点，后面将有详细论述。
    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金文，纵有千变万化，皆归宗于两周的钟鼎文；汉之鲁，三国之魏（战国），现代之楚，三国异代，不约而同，出土的简书，皆形如蝌蚪，属于宗周的简书。周代以后，至秦统一，只有金文和简书或墨书这两个大系文字，终整个战国时期，各国皆无独立的文字系统。

                                  四、“周守藏室之史”使用哪国文字？

   《史记.老子列传》曰：“老子者，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周守藏室之史也。”据此，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一职，毋庸置疑。有人将这一官职解释成国家图书馆馆长，周代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使用哪国文字，这实在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过《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太史籀撰”，或“柱下史”，《史籀篇》的作用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也”，《史籀篇》为周代的字书，“周守藏室之史”与“周宣王太史”、“柱下史”是同一个类型的官员，即主管文化的官员，那么老子作为周代的史官，使用宗周的简书便顺理成章，那他的著作《老子》的文字应是宗周的简书，而非楚国的文字。



                     五、宗周简书溯源

     在前一篇文章中，笔者将蝌蚪文定性为“最迟是宗周的简书”，这主要的依据是孔子晚年读的周代的“韦编”《易》和周代的诗歌总集《诗》两部著作而言，简书到了周代已是一种具备了文字的各种功能且书写便捷的、非常完备的文字系统。对于周代，孔子曾由衷地赞叹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虽然是对周代文化和文明的赞美，其中也包括周代的简书文字，也就是说，简书发展到了周代已蔚为大观。
       一种文字的成熟，需要漫长的发展阶段，简书文字不可能一夜之间便在周代臻于完善，它应该是在商代的简书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裘锡圭先生指出：“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筆’，从‘竹’从‘聿’，甲骨文‘聿’字作（），正象手执毛笔形。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无法看到用毛笔书写的商代典册，但是还能在商代留下来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看到少量毛笔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2年，P42）裘先生甚至断言：“简至迟在商初就已使用”（同上，P53）。裘先生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宗周的简书是从商代的简书发展而来。裘先生又说：“甲骨文和上述其他各种文字，绝大多数是用刀刻出来的，少数是用毛笔蘸墨和朱砂书写的。”（同上，P41）殷商时期的人既然能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在甲骨或其他兽骨上写字就一定有可能在竹木片上写字。有人认为：“殷商甲骨文已是发达的文字，在此之前肯定有相当长的发展、继承的历史，这是文字学家的共同的意见”（参见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11月，P98）.周有光先生说的更直截了当：“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老祖宗一定还有老祖宗”（《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P54）。在甲骨文“已是发达的文字”或“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的时候，甲骨文中已夹杂有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写的墨书文字，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简书一定比甲骨文还要“发达”，还要“成熟”，因为在竹简上写字要比在甲骨上刻字要容易得多。由此看来简书不仅与两周金文并行，而且也与甲骨文并行，在殷商时期便已是成熟的文字系统。所谓的“古文”或蝌蚪文，即郭店楚简文字，是殷、商、周三代流传至秦的简书文字，更为准确的定名应该是先秦的简书文字。
    如果简书在殷商时期已形成文字系统，那在这之前一定还有相当长的文字萌芽阶段。简书文字应该是由墨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慢慢稳定下来，形成定式。从书写的材料方面来说，凡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写的文字，不管写在什么物质上面，皆可称为墨书文字；简书文字则不同，它必须是写在经加工后的竹片或木片上，然后可以编联成册。因此，简书前身是墨书，当处于文字萌芽状态，只能是墨书而不是简书。
    在先秦的文字使用方面，墨书或简书以其字型简单（与甲骨文和金文相比）和便捷的书写速度始终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文字史上，长期以来，先秦的文字一直是只有甲骨文和金文，而无墨书或简书的一席之地，是因为出土实物的限制，即没有出土墨书或简书。关于这一点，裘锡圭先生在他的《文字学概要》中说得很明白：“由于简和帛都很容易损坏、腐烂，早期的简帛文字很难保存下来，已发现的简帛文字以战国时代的为最早”（P53）。正是由于有了战国墓葬出土的简书文字，才使我们得以窥见战国以前简书文字的情况。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读的是“韦编”《周易》，那他述《春秋》、删《诗》等工作用字，也应该是简书文字；孔子的学生颜回，跟着孔子学习时连饭都吃不饱，根本不可能天天跟着孔子铸青铜文字，也应该使用这种书写材料易得、书写便捷的简书文字；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车上装的也是简书而不是其它任何形式的书。这就是说，即便在金文盛行的时代，学者们阅读、著述和教学用字都是简书文字。
在周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用字应该是简书或墨书文字，而不是金文；同理，在甲骨文盛行的殷商时期，人们使用的也仍然是简书或墨书文字，而不是甲骨文。一般说来，只有殷商的王，才能使人刻甲骨，显然不是人人都可以称王的。《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铸钟鼎也是王或诸侯，最起码也要是才力雄厚的人家，为了大事———“祀”，才铸钟鼎，不是人人都能铸，也不是人人都能铸得起的。因此，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是具有特殊作用的用字，日常的生活用字，也不是可以抄写典籍的用字。因此，裘锡圭先生说：“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这话是很有见地的，意味着先生承认，在商代，墨书或简书在文字的使用中占主导地位，而甲骨文只是文字使用的一个分支，在周代亦复如此，金文也只是文字使用的一个分支，是具有特殊作用的用字。
在文字发展史中，无论是处于文字萌芽状态，还是处于文字系统状态，墨书或简书文字都起着根和干的作用，甲骨文和金文是在墨书或简书文字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具有特殊作用的文字，是从墨书或简书这根干上长出的两个新枝。

说明：《被扭曲了的中国文字发展史》（《先秦墨书文字述论》）、《比发现甲骨文更为重大的发现——宗周简书的发现》（《再论先秦的墨书文字》）、《宗周简书——两千年来伟大的文化发现》（《三论先秦的墨书文字》）构成了先秦墨书三论，参见“北大中文论坛”、“（浙大）春秋论坛”、“南大中文论坛”。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09-3-12